2013年6月19日 星期三
毛泽东与毛家“小灶”(下)
说毛、江分食可以“节约开支”,太不靠谱。
吴连登说过,毛泽东思想很开通,与江青在饮食上实行“AA”制。这个“AA”制是什么时间开始实行的,笔者认为是在发生了“红烧肉事件”,两人分食以后。此前,如果毛泽东每次都在餐桌上先与江青说清楚,这条鱼你付款,那盘红烧肉我掏钱,然后再动筷子,说出去就是个世界级笑话。分食后,廖炳福师傅专做江青的饭,哪样食材是为毛泽东准备的,哪样食材是为江青准备的,一清二楚,才可以算账。至于毛、江分食为什么会“节约开支”?笔者愚笨,打破脑袋了也想不明白。想来想去,只找到一条--节约了毛泽东的开支。分食后,毛泽东原本每月100元左右的伙食费,不必再负担江青那一份,可以更从容安排。从容的是管理员,倒霉的却是公家。只要智力正常的人都不难明白,为毛泽东夫妇共同炒菜做饭,与为毛泽东和江青分别烹饪在劳务支出、水电柴火方面哪样儿省钱,哪样儿费钱?江青搬到钓鱼台后,自己建立一个厨房,油、盐、酱、醋、柴都要另买,又需要额外增加一笔日常经费。这个钱谁来掏?只能是中南海管理部门。
再来看看孩子们与“小灶”的关系。
父母与子女一起用餐是体现中国家庭亲情的最常见方式,在中央领导人聚居的中南海也不例外。据曾经在中南海生活了15年的陈伯达之子陈晓农回忆:三年困难时期之前,中南海“特灶食堂”西楼餐厅是允许领导人各家大人孩子一起用餐的,刘少奇、朱德、杨尚昆全家每天直接去西楼餐厅用餐,陈伯达一家则把饭打回家里吃(《陈伯达之子忆中南海日常生活》)。不过,在“三年困难时期”,当时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领导人的孩子们,除“寄宿在学校,或在学校定餐的孩子还在学校吃饭外,原先平时在家吃饭的孩子,大多在家长的命令下,到大灶食堂和机关干部、工作人员一起吃饭”(《红墙记忆》下册,第503页)。
卫士长李银桥说,毛家子女早在战争年代就与警卫人员一起吃大灶食堂。1950年毛岸英在朝鲜牺牲,毛岸青一直在外养病,两个女儿“考上大学后,吃住便都在学校里”(《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十六章)。女儿能不能与毛泽东夫妇一起享受“小灶”?吴连登说还是可以的,“他们家一个星期团聚一次,周六晚上团聚,主席的子女不是那么好做的,主席严格要求他们。每次吃饭时,在社会上听到什么要讲给爸爸听,读了什么书也要讲出来,如果主席有看法就交流一下,紧接着布置任务,还要读什么书,下个礼拜再来讲。这顿饭一般吃的时间比较长。”(吴连登口述、宋美娅整理《毛泽东“管家”吴连登:主席工资404.80元》,《中国妇女报》2003年12月23日)除此之外,“主席爱喝猪骨头炖汤,五六斤的猪骨加上一只三四斤的老母鸡,汤可以做菜,也可以调汤。熬到一定程度,拆下骨头上的肉,鸡拿出来炸成香酥鸡,孩子们回来就可以美餐一顿了。”“江青怕胆固醇高,吃鸡蛋不吃蛋黄,主席就让做饭师傅把蛋黄留起来,等李讷来了,拿它给李讷炒饭吃。”(欧阳海燕、陈焱《吴连登:给主席管家》)
吴连登所说是否为其亲见亲闻?笔者以为有的确可能是他亲眼所见,有的则是听来的。其中关于李讷的说法还是可信的。吴连登1964年10月才到毛家工作,此前一年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已搬出中南海另住,回菊香书屋这个家常常被“挡驾”,想与父母周末一起吃饭并非易事。所以吴连登到毛家后,他能见到的与毛泽东共餐的“孩子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单数,即只有李讷1人。李敏大学毕业到国防科工委工作;1964年李讷在万里妹妹万云领导下参加“四清”,1965年夏天大学毕业。按毛泽东的意思,子女有了自己的一份工资,就要自食其力,不再继续资助费用。所以从这时起,李讷到中南海大食堂吃饭属于正常现象,和父母一起吃“小灶”则超出了毛泽东原先规定的范围。
值得指出的是,“孩子们一个星期也只能跟主席吃一顿饭,平时只能吃食堂”(欧阳海燕、陈焱《吴连登:给主席管家》)只是吴氏个人的说法。其他当事人并不这样说。
从1954年起担任毛家“小灶”厨师的韩阿福说:“我为主席做饭,有时只给主席一个人做,有时给主席一家人做。像周六、周日孩子们回来,都要我来管。”(《毛泽东健康饮食生活》,第18页)
1960年10月到毛家“小灶”工作的苏林发说:“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提出中央带头‘以素代荤’。当时毛主席家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婿和□□。毛主席在家里做出一个规定:子女不许在家吃,只能跟大家一样到大食堂去吃,只有周末,允许全家开一顿小灶(徐海峰《毛泽东的私人厨师谈毛泽东-关于毛泽东的虾》)。
1971年冬,中南海门诊部护士长马晓先曾照顾过从五七干校回来的李讷一段时间。李讷告诉她:“如果韩师傅做好了饭,给我送来的红烧肉里肥肉多,我就特别高兴。”因为送到保健医生不让多吃肥肉的毛泽东那里的肥肉就少了(王凡、东平《红墙医生》,第312页)。李讷如果去大食堂排队打饭,自然无缘品尝毛家“小灶”厨师韩阿福的手艺,她碗里的红烧肉也与父亲碗里的红烧肉搭不上关系。只有韩师傅做出来的红烧肉同时供应毛泽东与李讷二人,才会产生“谁的肥肉多,谁的肥肉少”的问题。
一般来说,回忆文字大都要符合亲见、亲闻、亲历的原则。对于毛泽东日常饮食,谁的话更可信,更权威?厨师程汝明的看法是:“李银桥在写书的时候有很多菜单,是有主席喜欢吃什么的内容。可规规矩矩地讲他也不知道主席吃的菜范围有多大,面有多宽,因为他是卫士长,他的工作是保卫主席,饮食这方面的事情他过问的不算多。”(《毛泽东的健康饮食生活》,第3页)可见他认为专门做某方面工作的人更了解内情。
如果亲手做饭的厨师韩阿福、苏林发的话可信,那么星期六、星期天孩子们确实吃到了“小灶”,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才与中南海其他领导人的孩子一样去大灶食堂吃饭;如果亲耳听说的护士长马晓先的话可信,那么从外地五七干校返回北京后的李讷于1971年依然在吃“小灶”伙食。
三、毛家“小灶”与百姓甘苦
吃“小灶”的毛泽东怎样了解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甘苦?换句话说,毛泽东能不能通过畅通渠道得知百姓的真实餐饮情形?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介绍,当年为了防止消息渠道被下面各级部门阻塞,毛泽东曾嘱咐挑选警卫战士时,每个地区挑一名,让兵源遍布全国,也好让他们把自己家乡情况及时反映上来。
由此引来卫士长李银桥所讲述的两个卫士探亲返队,给毛泽东捎来窝头的故事:
大约是1957 年的12 月,卫士马维同志回家,带回一个窝头,又黑又硬,掺杂大量粗糙的糠皮。马维说:“乡亲们就是吃这个东西,我讲的是实话。”
毛泽东的眉毛一下子拧紧,耸高,他的震动显而易见。接过窝头时,我看到他的手有些抖。他很费劲才掰开那窝头,将一块放人口中,他才嚼了几口,眼圈就红遍了,泪水一下子充满眼眶。第一口咽下,泪水哗地淌下来,用决堤的水来形容一点不过分。
“吃,你们都吃,都要吃一吃。”毛泽东一边流泪一边分窝头,分给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我接过一块窝头时,那窝头已经沾了毛泽东的涕泪。他哭得很厉害。说话声音很大,又常常哽塞,断续道:“吃啊,这是农民的口粮,是种粮的人,吃的口粮??。”
我们都吃了。真难下咽.又不能不咽。泪水涌溢的毛泽东直视着我们。特别看了看为他制定食谱的保健医生。因为毛泽东饮食-直是粗茶淡饭,粗粮为主,不肯吃保健医生为他制定的富于营养的高级食品。我想起毛泽东敲着他那装着红糙米和小米的饭碗说:“全国农民如果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了??。”
“1959 年底,几名休探亲假的警卫战士,奉命调查和汇报农村实情。他们带回来农民吃的糠菜窝头。一路上窝头已经捂馊,交到毛泽东手中时,毛泽东受到震动。他用颤抖的手掰开窝头分给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吃,这是农民的口粮,我们每个人都要吃??。”(《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五章)
还有另一个故事。网友丁东引述肖冬连所著《求索中国》中的故事,说彭德怀等人庐山会议被打成反党集团以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高层无人再敢口吐真言。然而,大饥荒毕竟是严酷的现实。就连毛泽东的家乡湖南湘潭也不能幸免。
毛泽东的两个亲戚站出来了,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一个是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东仙。毛泽荣说:现在干部群众都怕讲话,只有我们直接向主席三哥报告才行。文东仙也说:1954年1月我在北京见到主席,他找我了解农村情况,反复叮嘱我要讲真话;如今问题这样严重,只有直接向他汇报才行。
(1960年)9月下旬,毛泽荣、文东仙二位老人一道进了北京。当时正值国庆前夕,进京已三天,毛泽荣没能见到毛泽东,便来到王季范家里(王季范是毛泽东的姨表兄,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王季范把他反映的情况作了文字整理,说:“我愿意作你们的参谋,我们一起去面见主席。”
过了国庆节,他们催了一遍又一遍,毛泽东还是没有接见。毛泽荣见毛泽东心切,再三催请主席秘书约时间见。秘书见催急了,就说:“主席很忙,他现在确实没有时间见你们,材料由我们带去,好不好?”“不行!不见主席三哥,我们不交材料。主席三哥说过,乡里来了很多信他收不到。”毛泽荣语气很坚定,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天,秘书来到毛泽荣、文东仙住的招待所,对他们说:“请两位老人体谅,主席还是没有时间接见你们。”“他没有时间,我们自己去找他。”等了这么多天未能如愿,脾气有些暴躁的毛泽荣已有些不耐烦,他说着站了起来,说走就走,拉着文东仙到了中南海警卫局,请接待室的同志打电话找毛泽东。毛泽东正在开会,闻讯嘱咐接待人员安排两位老人在中南海接待室住下来等候。又过了几天,毛泽荣终于和文东仙、王季范一道见到了毛泽东。
他们根据王季范的整理,毛泽荣、文东仙两人一共向毛泽东反映了10个方面的问题。
……
最后,毛泽荣补充道:“主席,这些情况,干部都不敢给你汇报。你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你得管一管呢!”
这番陈词,触动了毛泽东,影响了决策。很快,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3日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规定12条政策,开始纠左,让老百姓松了一口气(丁东《亲戚告御状与书记吐真言》)。
3个故事都很令人感动。它们都建立在一个共同假设之下,即毛泽东因各级干部封锁消息,对广大农民普遍缺粮甚至饿死的情况一无所闻,他们想方设法要让毛泽东了解实情,促使他改变决策,拯救农民于水火之中。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据学者杨奎松研究,1949年以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大陆各地农村因灾荒缺粮而饿死人的情况十分清楚。例如1954年的全国性灾荒,导致许多省份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其后各地出现的“春荒”情形也不少。对于这些或大或小的饥馑灾情,各级干部往往倒果为因,说“农民闹粮”,推卸自己应负的责任。中央却很少处分相关干部。1958年,中国掀起“大跃进”高潮,大刮浮夸风,亩产超万斤的报道比比皆是。毛泽东本人在吃了卫士马维从家里带回来的“又黑又硬,掺杂大量粗糙糠皮”的窝头之后的5个月,“1958年4月25日中共中央转报办公厅所得各地的消息称,安徽有130万人缺粮,流浪到外省的农民有几千人。河北4个专区农民外出讨饭的有几万人,已发现12人因饥饿难耐而自杀。山东全省有67万人断粮,逃荒要饭的有15万人之多。广西壮族自治区29个县965个乡缺粮缺钱的困难户超过120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16.2%,已经断粮的就有5.7万人。广东省50个县、市统计,因春荒断粮的近百万人,已知饿死7人,因饿病水肿的69人,卖孩子的10人,讨饭的66人”。
1959年“1月中下旬已经有14个省报告因水旱灾害,有些地方减产,甚至绝收。山东省委即报告称,馆陶、金乡两地从中秋节到这时一直没有粮食吃,‘吃地瓜、吃红薯渣,有的连地瓜、红薯渣都吃不到。’谭震林派人去查,证实2万人逃荒,已经饿死了23人”。
“2月底,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接连发表谈话,承认自己过去鼓励农民一天吃五顿之类的说法有问题,说:‘去年大丰收,使我们麻痹了,粮食问题十年也不要说解决了。每人每年有三千斤粮食也不要说解决了。要大反浪费,生产永远也不能满足浪费的需要。’”
“根据粮食部报告称,按照1959年度(即从1959年7月到1960年6月)的征购计划,不过半年时间,即到1959年12月25日,就已经完成了计划的94%了。加上1960年5月-6月会征购到的新夏粮,肯定将要超额完成计划。粮食销售计划的执行也十分稳定,1959年7月至12月仅销售了401亿斤,比1958年同期减少了42亿斤。同样,粮食出口供应计划也顺利完成,而且超额。报告说:‘从以上情况来看,多购少销,争取粮食工业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招已经做到了。’”
粮食部的报告是1959年送给毛泽东独特的生日礼物,让他悬着的那颗心放了下来。
1960年初,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反映一些比较真实的基层情况。如江苏、甘肃、湖北、宁夏、贵州等地出现农民断粮逃荒、浮肿干瘦、非正常死亡、弃婴死婴、妇女子宫脱落,乃至于人吃人的事件。但毛泽东更乐于相信来自中共中央和各地党政领导人的形势判断,愿意听到“形势很好”的判断。5月,全国性的粮食紧张已十分明显。7月,副总理李先念向中央告急,说北京、天津的库存粮食只够销售4天,上海只够销售两天,连毛本人的餐桌都受到了威胁。9、10月间,毛泽东终于顶不住了。其后,他撤了几个饿死人较多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大幅度调低1961年粮食征购数,动用国家黄金、白银储备从国外购入上百亿斤粮食,压缩城镇人口,即使这样,饿死人的情况又延续了一年多终于结束(以上均引自并参见杨奎松《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即使毛泽东充分了解广大农村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他会立即改变既定农村政策,满足农民吃饱肚子的愿望吗?答案是否定的。
在日常生活中,毛泽东是一个很容易动容的人,见不得别人流眼泪,就连看《白蛇传》也会哭出来。笔者断定李卫士长讲的毛泽东吃糠窝头的故事不假。但如果以为他会把个人情感孱杂到重大政治决策之中,未免过于天真。
从政治高度看,利用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从广大农村获取原始积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毛泽东早已确定的国家方针,其他的按照“革命牺牲”的哲学可以忽略不计。这一态度他在政协会议上与梁漱溟辩论时已有清楚说明。当时,梁漱溟认为中共靠农民打天下,但解放后农民地位过低,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不能得了政权就不管农民了”。毛泽东很生气,说“有人认为农民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道的施仁政的意思吧。仁政有大仁政,有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有人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的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基础是不容分裂的,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在1958至1960年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始终贯彻了这一方针。
1958年1月1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要求全国必须用时间全部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出的各项任务和指标,随后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泛滥,高指标、强迫命令、虚报浮夸之风盛行。
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根据华东等地的经验,提出5年内全国人均粮食2000斤的任务,有可能在3年顶多4年之内完成。
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掀起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当年的钢产量被定为1070万吨,比前一年翻了一番;各级党的主要领导被要求把精力放在重工业上;大批农业劳动力被动员参加各种工业“小土群”劳动,人数最多时达到6000万人;2000多万农民上山挖煤,导致农业生产力严重不足,在丰收年景里很多粮食收不回来,烂在地里。
北戴河会议上同时做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毛泽东于会后在河北、河南和山东视察人民公社建立的情况,盛赞公社“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他甚至想到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主张实行耕地轮作,农民干半天活,种树,等等。
11月,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提出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运动存在问题。同月举行的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也谈到这些问题,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纠左”。
1959年3月,毛泽东在上海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人民公社整顿问题,对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进行了一些调整。
7月,中央在庐山举行会议,毛泽东不允许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更不允许说指导思想上有什么错误,彭德怀等一批持反对意见的领导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分子,接着在全国各地开展反右倾运动。毛泽东基于“气可足,不可泄”的考虑,继续“大跃进”,特别是在当年农业实际总产值比前一年下降13.6%的情况下,国家又提高粮食征购指标,比前一年多征购14.7%,占粮食实际产量的33.7%。这些新增的征购粮食是从农民本已“半年瓜菜半年糠”的嘴里挖出来的。
1960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1960年还将是个“大跃进”。
毛泽东把牺牲农民利益视为中国高速发展经济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那个时代中国农村普遍贫穷的重要原因。但在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和出现全国性大面积灾荒的情况下,数以千万计的农民饿死,则与他长期把饿死人现象归结于干部官僚主义作风和局部春荒的认识有很大关系。
自1953年中国大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以来,农民口粮一直被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各地因自然灾害大都出现过农民缺粮断粮现象,中央没有从当地有关部门的领导责任上进行追究。灾情较重的1954年,不少省份都饿死了人,并没有领导人因此受到处分。1958年云南省几个月间差不多饿死了近4万人,甘肃徽县饿死800人,毛泽东也没有批评两省领导人,没有要求惩处徽县干部,甚至还表扬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检查报告写的好,表扬甘肃省委在救灾问题上态度积极。“三年困难时期”之前,因饿死人被查处的仅有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等人一个例子。他们应对1955年、1956年连续两年广西大批农民逃荒,甚至饿死负责,中央给予查处的理由则是“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下情”的官僚主义作风。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相信了大刮浮夸风的各级干部虚报的粮食产量,进一步加大了粮食收购的数量,加上大办公共食堂所造成的巨大浪费,农民们能吃到嘴里的粮食越来越少,缺粮现象已由季节性春荒发展为常年状态,由个别收成不好的地区扩大到全国诸多省份,因为得浮肿病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
被林彪称为“抝相公”的毛泽东对其一生重大政治决策从未认过错。他之所以从1958年4月便陆续听到农村饿死人的消息,却一直坚持了近1年半的时间而不改弦易辙,就是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是他1949年后所做的4件大事之三,另一件是文化大革命)道路,这是他一生都难以解脱的心结。1960年9-10月间可能是毛泽东最痛苦的时候。被他讥为“杞人忧天”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及其他部门负责人汇报说,如今连以牺牲大批农民兄弟生命为代价而力保的城镇人口主副食供应也难以为继。毛泽东本能地感到,曾经奚落过“大跃进”的赫鲁晓夫及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反动派知道了这个情况,不知道会高兴成什么样子。但是,“连城镇居民也没有吃的”这一严酷现实又迫使他不得不紧急“刹车”!但他并不服输,坚持高举“三面红旗”,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坚持出口粮食猪肉换取工业装备,坚持不压缩对外援助规模,尽管苏联已表示同意中国延期归还贷款仍坚持提前偿还所有债务,坚持继续办人民公社大食堂,等等。
在1958-1959年中国大陆遍及每个角落的政治、经济风暴中,处于台风眼之中的毛家“小灶”却是波澜不惊。
从目前所见到的资料看,毛家“小灶”的情况与前几年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其间出现的唯一问题是从1957年6月起担任毛泽东保健医生的李志绥改变了其前任徐涛医生与毛泽东达成的限食肉、动物内脏和鸡蛋的协议,决定“饮食不再禁食鸡蛋、动物内脏等(包括肚子、肝子、腰子等)”。“食物中未加特殊限制,目前食用油均为猪油”(《历史的真实》)。1959年5月医疗专家为毛泽东会诊后,认为对健康不利,开始重新执行徐涛在任时的限食规定。毛泽东在饮食上是相当率性的,随后他到湖北、湖南两地巡视时,当地提供的肉类、鸡蛋及动物内脏等又多了起来。仅举两例:
1959年6月24日午后,毛泽东的专列抵达长沙。湖南省委在湘江船上接待吃晚餐。主菜有安东子鸡、炒牛百叶、烧狗肉、烧牛筋、清汤水鱼、炒苦瓜、炒小白菜、炒木耳菜;小菜有炸臭干子、炒小鱼、蒸腊肉、炸鳅鱼;主食有米饭、稀饭(《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19页)。
1959年6月26日晚,毛泽东在故乡韶山招待乡亲,凉菜有香肠、咸蛋、卤味;热菜有杂烩、木耳炒鸡、回锅肉、炒鸡杂、烧鲜鱼、烧丝瓜、炒豆角、排骨等(《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36页),不计凉菜,热菜为8个。从《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书中所附模糊不清的菜单影印件来看,主副食及饮料不下50项。
1959年6月30日,毛泽东上庐山。庐山会议期间,每位居住在别墅的首长食品上都有专门供给,由各家厨师分开做饭,需要什么蔬菜和物品,一般头天订单(《庐山档案》,第25页)。毛泽东在此期间请越南劳动党领袖胡志明吃饭,上了庐山特色菜香辣石鸡和石鱼爆蛋(《庐山档案》,第81页)。会议结束时,江西省委领导请毛泽东等人吃饭,上了他爱吃的兴国米粉肉、萍乡辣椒、九江胖头鱼煮豆腐等,喝了赣南产的冬酒(《毛泽东在庐山》,第215页)
8月28日,毛泽东的长女李敏结婚。毛泽东在颐年堂准备了3桌酒席,与蔡畅、邓颖超、王季范、王海蓉、孔从洲等同坐一桌,喝了好几杯红葡萄酒。毛的女儿说,席上的菜就是鸡鸭鱼肉以及一些蔬菜之类。
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上海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其间叫上柯庆施、杨尚昆及工作人员,一起为卫士沈同办了婚礼,还请了几桌婚酒(《在毛泽东身边》,第142-144页)。
3月19日,毛泽东在上海市政协文化俱乐部(今属锦江饭店)宴请工人代表,席间上了东坡肉、鱼、海蜇皮卷辣椒、蛋清豆腐汤等菜(《毛泽东在上海》,第211页)。
7月,毛泽东家里请客,“主席说:‘吃来吃去就这几个菜,是不是今天弄几个新花样出来?’当时毛主席并不知道大厨房来了个上海厨师。于是从上海锦江饭店新调来的厨师苏林发就被派去掌勺。苏林发回忆说:“那天我做了两只特色菜,一个是冰糖肘子,一个是烙草(青)鱼。毛主席吃得很开心,吃完后他问侍卫:‘今天的菜是谁做的?肘子很好吃的嘛,鱼也很有特色。’侍卫说:‘是服务科调来的上海锦江饭店小厨师做的。’毛主席笑了。”(《厨师忆1960年毛泽东赞扬其厨艺:肘子很好吃嘛》)
1960年9、10月间,毛泽东宣布不吃肉。这是笔者唯一见到的毛家“小灶”受外界影响的例子。
写到这里,不禁又想起前面提到的两位“皇亲国戚”告御状之事。这是个真假掺半的故事:说是1960年9月下旬进了北京城的毛泽荣、文东仙等了好多天,终于在国庆节后得到接见,两人的话“触动了毛泽东,影响了决策”。可惜这只是编故事的人“一厢情愿”的臆想。
原来,还在二人赴京之际,毛泽东已经做出对农村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决定,9月26日有关部门因此发出干部降薪的通知,毛本人也说了“不吃肉”的话。此时要不要听毛、文的 “状辞”已不重要,故亲戚见面一节被拖延许久。毛、文二人挺身“告御状”的义举令人钦佩,对毛泽东的决策则确实没什么影响。
毛泽东用不着任何人为他捎来糠窝头,也用不着任何人来京“告御状”。对几亿中国农民手里捧的那只饭碗到底装了些什么,他清楚的很。
历史不能假设。假如真的可以,笔者好奇的是,如果毛泽东直到1960年秋冬仍然坚持不调整既有农村政策,坚持继续搞“大跃进”,坚持在普遍饥馑的农村大反“瞒产私分”,坚持把强行征购的粮食送到国外去换机器……,那么,他最终会与两位大老远儿跑来的亲戚见面吗?见了,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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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那段时期毛主席的一张张光彩照相,真是饿殍遍野我独肥,举国饥苦我独欢。数千万人民已经饿毙了,上海天津也只有两天供粮了,还要外援不减,大量出口粮食农产品,以便能从苏联东欧换买进二战后停产了的兵工厂。因为发展重工业,军工业,称霸亚洲,才是他毛泽东的真实心愿和雄心壮志。遍布全国各地的61座行宫也是那段时期建的,平均每座2亿元,小灶又算得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至今都不能认真清算毛泽东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这难道是我们的民族性?我们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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