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问历史和学人的良心：左翼文学问题

    ●鲁迅与左翼文学的关系贯穿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纠结七八十年至今说不尽。

    ●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论为理论基石，却在中国有着“脱胎换骨”般的转变。

    ●秉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中国作家遇到了难题，写什么和怎么写才是“真实的”？

    ●“红色三十年代”已成历史，如今一批年轻学者不满于这种“定型”的历史，他们的研究冲破了既定的“历史”。

    素以中国古典学术研究见长的《文史哲》近年来闪射出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窗口——“左翼文学问题”。这个栏目的特色就是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冷峻的理性拷问。

说不尽的鲁迅

    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的关系问题几乎是贯穿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问题，是纠结了七八十年风雨历程至今仍然说不尽的问题。

    关于鲁迅的“向左转”，若干年来，传统的鲁迅解释框架皆遮蔽了诸多认知视野，同时也把鲁迅的一次历史选择当作终极选择。青年学者张宁在《转而未变》（《文史哲》2007年第2期）一文中则排除了左翼论和启蒙观的二元对立，采取让鲁迅和“左翼”相互注释的方法，重新回到瞿秋白、王任叔、舒芜等提出的既有命题，认为“转变”和“不变”，在鲁迅那里以不同形态同时存在着，变化的是某些实体性思想，不变的是一种思想结构或主体性结构。

    当年的鲁迅的确是“左联”左翼作家的盟主，但他始终不曾排斥“同路人”。因了政治斗争的历史纠结，鲁迅与“同路人”关系问题尚存许多误解，所以也就无法廓清鲁迅的言说以及鲁迅“横站”姿态的历史价值。学者赵歌东则在《横站的“同路人”》（《文史哲》2012年1期）一文中分析了鲁迅对于“同路人”态度，肯定了鲁迅“横站”的姿态，他指出：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而鲁迅“横站”的姿态所秉持的人格精神，也成为影响深远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财富。

    1936年，鲁迅去世了，但鲁迅的精神还活着，鲁迅的问题也没有完结。到了30年代末和40年代的延安，鲁迅成了“新文化的旗手”，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就不能不说到毛泽东。多年来，鲁迅与毛泽东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是一体之两面。研究者多是在毛泽东“我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这句话指引下探讨毛泽东与鲁迅“相通”或“相同”的一面，证明的是二者的一致性。但自2001年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抛出著名的“毛罗对话”之后，使上述结论遭遇到空前挑战。如果毛泽东在精神价值上与鲁迅存在根本冲突，为什么还要封他为“新文化的旗手”呢？学者田刚先后推出了《鲁迅与延安文艺思潮》（《文史哲》2011年2期）和《毛泽东与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文史哲》2012年2期）两篇长文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毛泽东对鲁迅的理解是按照“六经注我”的方式，从革命家或政治家的价值立场出发。毛泽东视域中的“鲁迅”，是一个具有“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的“鲁迅”。毛泽东与鲁迅，两者对于中国历史、现状和出路、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等方面的看法和主张，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鲁迅所谓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毛泽东在延安充分借重了“鲁迅”这一思想资源，并按照自己的话语方式，实现了对鲁迅及其作品的新阐释。毛泽东之选择鲁迅，是为了统一思想的历史需要。无视这一基本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和存在，把毛、鲁视为一体，是非历史的、更非理性的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上世纪50年代，鲁迅的故事又有新篇章。尽管在阶级斗争中鲁迅的弟子们纷纷倒下，但鲁迅的旗帜没倒。最有代表性的要数鲁迅弟子胡风了，早在1949年即高歌《时间开始了》开创当代“颂歌”先河的胡风，对鲁迅的继承早已大打折扣，但胡风毕竟不赞同为政治需要而改写五四传统，不赞同文学为获得大众喜闻乐见而在价值和形式上全面迎合大众，也不赞同以民族风格和民间形式复活五四所竭力抨击的旧传统。他的文艺思想是要保留一点鲁迅所代表的五四传统，保留一点启蒙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风的命运也就是鲁迅精神的命运。但是，如果从时代的文化表层考察，情况却完全不同：胡风被反复批判，最后作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而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鲁迅却依然大写在新时代的文化旗帜上，作为偶像被顶礼膜拜。考察当年对胡风的批判，学者李新宇在《1955：胡风案中的鲁迅》（《文史哲》2009年第1期）一文中发出惊人之语：在当年对胡风的批判中，鲁迅实际上是一个缺席的被批判者！是时代做出了富于智慧的选择：清除胡风而保留了鲁迅。

受难者与胜利者

    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理论基石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这个理论在它展开的中国历史里有何变异？学习并运用这个理论的作家们究竟创作出了怎样水平的文学作品？

    在20世纪的“红色三十年代”浪潮中，中国左翼运动是一支气势磅礴的力量，是世界左翼文学的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们依据翻译来的阶级斗争理论重新认识中国现实，站在弱势群体、受压迫阶级一边，为他们呐喊。但是进入40年代的延安，这批知识分子发现只是在理论上翻译介绍还不够，只是启蒙大众的阶级觉悟还不够，还必须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来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变”，使自己的思想观念、价值立场以及艺术创作实际行动来一个根本的转变：原先的启蒙者和被启蒙者如今必须调换座位。学者方维保对阶级话语与“人民”的关系有着清醒辨析，他认为：中国左翼革命文学是建构在伦理和道德化的“人民”和“人民性”的阶级话语基础之上的。另一位学者黄科安也注意到了与此相关的问题，那就是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中国的“文艺大众化”问题，他认为这是知识者探求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和实践活动。因而，对于这个议题的清理和辨析，必然涉及到“文艺大众化”最基本的相关要素，而透过这些相关要素的勾连和清理，会发现其间隐藏着复杂的内在生成机制——“大众”身份由“底层阶层”向“阶级属性”突进，知识者的立场由“启蒙的大众化”向“革命的大众化”转换，大众化的“民族形式”演化为以“民间形式”出现。透过这些线索的梳理与追问，我们就能发掘出“文艺大众化”的具体内涵、文本形式以及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启蒙 革命 规训》，《文史哲》2012年第3期）。

    如果说，方文、黄文都是文学外部研究的话，那么青年学者李跃力博士的论文则是文学内部研究的力作，他深入到革命文学作家对于革命信仰的书写与强化中去探寻《精神秩序的整一化与革命历史主体的诞生》（《文史哲》2011年第1期）的问题，他看到：革命文学试图将革命信仰深植在个体灵魂深处，以此达成再造历史主体的宏伟目标。一方面，革命文学通过对“转换”模式的反复书写，借助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这一宗教形式来凸显革命信仰拯救灵魂的神奇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对革命仪式的精心描摹或仪式化场景的刻意营构，为获得了革命信仰进而成长为革命英雄的个体提供神圣性的确认，展现出在集体暴力作用下个体社会地位的“逆转”。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成为个体心灵深处坚不可摧的“信仰”，固然有助于革命目标的实现；但当社会历史层面的“革命”结束了，个体精神中的“革命”冲动却与人的言谈举止、思维方式融为一体、难舍难分，甚而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要清除它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这正是历史带给现代中国革命的深层悖论。

颂歌悲情与重回“底层”

    上世纪50年代后，没有了鲁迅开辟的乡土文学，而成了农村题材文学或“工农兵文学”。这给了工农兵以尊严，不容作家们再轻易“诋毁”，写农民也就没有了“奴役的疮伤”，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已经翻身得解放，以阶级分析的眼光来看，他们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文学家需要歌颂他们身上表现出的无产阶级优秀品质。

    秉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中国作家们是要“写真实”的，作家们遇到了难题，这就是被誉为“赵树理方向”的赵树理走在方向上的困惑，就是被称为“问题小说”家遇到的隐含悲情的问题。学者们要问：新中国历史写什么和怎么写才是“真实的”呢？同样是土改，即使在今天，面对张爱玲笔下的土改、丁玲笔下的土改以及周立波笔下的土改，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呢？为什么到了今天，一些作家还在称自己所写的“十七年”是“真实的”呢？仅就《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真实性》（《文史哲》2012年第1期）问题，青年学者林霆作了这样的辨析：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与现实之间的确存在着深刻的裂隙，如果简单地以“不真实”概而括之，必将对17年文学的生态环境，以及作家、读者等群体的精神状况造成深度的遮蔽。立足于17年文学复杂的政治文化场域，结合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回到历史现场的方式，来探讨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真实性问题，可以见出有三种层面的真实性表现形态，即话语建构层面的真实、未经教化的真实和被教化的真实。或许林教授对17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真实性的分析同样可以适用其他题材作品的分析。但对待同一历史事件，当事人和后来者两代作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那么，哪个声音是真实的呢？例如对于40-50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简称“土改”），文学史上就先后诞生了两批“土改”小说。前一批是当事人作家的土改小说，代表作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到了80-90年代，又一批“土改”小说涌现，如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张炜的《古船》等。这批作家并没有经历“土改”。那么，该怎样看待前后两种类型的土改小说呢？学者张全之等在《中国两类土改小说比较研究》（《文史哲》2012年第2期）中说：前者记述历史进程，而对历史进程中被挤压的个体的命运则缺乏必要的关注，后者以史料和文献档案为基础，冷静地谛听、考辨与重建历史，具有很强的私人性和个体性。

    阶级斗争使中国历史上诞生了一个群体——“四类分子”， 它是共产党建国初期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统称。进入历史新时期后，作家们开始关注这个群体，人性化地写他们的命运。青年学者庞秀慧感到了作家们关于写《四类分子子女题材小说的价值困惑》（2010年第6期），作了这样的分析：阶级话语不但使四类分子们成为乡土社会的劣等人群，还迫使他们的子女们在成长过程中饱受苦难，形成他们的怨恨情结。虽然1979年之后国家取消了对四类分子子女们的政策歧视，但是怨恨情结使得他们寻求价值观和现实利益的双重补偿，某种程度上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如何叙述他们的怨恨情结，则对文学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作为“四类分子”的一个大类，“右派分子”这个群体里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作家、艺术家、教育家，而其中“文革”后复出的作家王蒙可以说最有代表性，他对苦难创伤理性反思的深度以及文学的表现超出了一般受难者。但青年学者王爱侠认为，王蒙的反思仍然没有“触底”，王爱侠在《无法触底的创伤记忆》（《文史哲》2012年第5期）里这样分析：王蒙是一位经历过“五七”之难的右派作家，在文革结束后复出文坛，最初，他把笔下的右派形象定位为坚定的革命者，将灾难视为磨练意志的一种方式，以革命化叙事策略屏蔽了历史创伤。1990年代以后，他重新审视历史，其笔下的右派形象不再具有坚定的革命性，而是在惶恐不安中失去了自我身份认同。王蒙多次提及苏联文学对他的影响，但他并没有承袭来自俄罗斯思想中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王蒙后期所塑造的右派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创伤记忆，但他并没有将苦难进行到底，这种态度无疑影响了他问难历史的深度。

    近年来，大陆文坛兴起了一股新的文学思潮，被命名为“底层文学”。据作为倡导者的作家和批评家解释，以往的“先锋文学”、“新写实”、“新生代”均以“纯文学”为旨归，这次则重新强调文学与社会学的融合，强调现实主义写作方法。作品主要表现下岗工人和进城打工农民的生活、命运与抗争。其中一些启用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资源的作品（如《那儿》、《问苍茫》）被评论界命名为“新左翼文学”。研究早期左翼文学的著名学者张宁关注了左翼思潮的流变，写出长文《命名的故事：“底层”，还是“新左翼”》（《文史哲》2009年06期），他认为：这些“新左翼”作品及相关评论既包含一些新的因素，如从前国家意识形态里汲取抗争性资源，又往往非历史、非逻辑地解释中国左翼文化传统，导致“新左翼”狭义化。但使“新左翼”狭义化的还有对“左翼”价值持怀疑、否定的论者，在他们的意识里，阶级论和阶级分析本身就是虚幻而荒谬的。随着所有制改革、政府减轻财政负担的政策调整，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急剧分化，贫富差距日益加大，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已形成。这给已经习惯于“纯文学”写作的文学界带来道德压力。或许，不是从文坛既有问题，而是从“底层”、“新左翼”所粘合的“问题状况”着眼，新的可能性才会被发现。

还原真相——冲破历史壁障

    “红色三十年代”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它似乎已经被政治被社会“定型”为“历史”。可贵的是如今一批年轻的学者们不满足这种“定型”，他们的研究冲破了既定的“历史”。

    “左联五烈士”事件不仅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世界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件大事。左联五烈士柔石、胡也频、殷夫（白莽）、李伟森、冯铿五位左翼革命作家的群体雕像已经成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史上的一座丰碑，史书似乎也已经为“左联五烈士”定型。但学者们发现文学史教科书上所描述的左联五烈士事件多有失实与误导，他们对于左联五烈士被捕、牺牲的背景和经过，众说纷纭。青年学者赵歌东以详实的资料梳理辨析了这《雕像是怎样塑成的》（《文史哲》2009年第1期），他认为：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发生不是一个纯文学事件，而是一个包含多重政治因素的历史事件。左联五位作家本来是由中共党内宗派矛盾斗争的牵涉而去开会的，和当时的“左联”无关，当作家死后，左联对这五烈士的纪念和宣传，使这一事件由一个党内宗派斗争导致的政治事件转化为一个左翼文艺运动反抗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文艺事件，相应的，左联五烈士的历史定位也由党内宗派斗争的受害者转化为革命文艺运动的前驱和烈士了。

    马列主义的传播多来自苏俄和日本文字的翻译。而翻译文字则因译者的价值立场不同导致他们在翻译什么和怎么翻译的问题上各有不同，从而导致其传播影响是相异的。青年学者刘中望在《文学与政治的博弈》（《文史哲》2012年第6期）中以瞿秋白和鲁迅、冯雪峰同为翻译普列汉诺夫著述为例这样分析：瞿秋白对待普列汉诺夫的态度与鲁迅、冯雪峰差异很大。在翻译篇什的择取上，鲁迅、冯雪峰翻译的普列汉诺夫《艺术论》、《艺术与社会生活》，致力于艺术起源、艺术作用等方面的学术探讨；瞿秋白翻译的《易卜生的成功》、《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唯物史观的艺术论》，更多强调文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相对而言，鲁迅注重翻译文学规律研究著述，瞿秋白侧重翻译文学理论正确与否的驳论。在翻译接受上，鲁迅设定目标读者为有志于革命文艺创作和批评的作家，最起码也是有志于此的青年，而不在于普及大众；瞿秋白看重的恰好是理论的大众化、普及化，注重发挥其宣传、鼓动、感染价值。在翻译目的上，鲁迅始终坚持文学家的身份、立场、眼光，强调文学推动现实斗争和社会改革的责任。瞿秋白视俄苏理论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探讨文学理论本身远不如发挥它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重要，服务政治、助益革命的追求远多于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考量。对于普氏的评价上，比照列宁评价普列汉诺夫，鲁迅认为：列宁是政治实践家，普列汉诺夫是思想理论家，二者不同，各有其用。普列汉诺夫是伟大的思想家，是“俄国社会主义的先进，社会主义劳动党的同人，日俄战事起，党遂分裂为多数少数两派，他即成了少数派的指导者，对抗列宁，终于死在失意和嘲笑里了”。政治命运与现实归宿令人叹息。但普列汉诺夫的理论研究贡献巨大，他“用马克思主义的锄锹，掘通了文艺领域的第一个”，不能否定其巨大价值。与鲁迅不同，瞿秋白从文艺与政治功利、阶级本位、哲学观念等关系维度，深入批判了普列汉诺夫文学理论，对其否定远多于肯定。究其原因在于，30年代苏联开始的意识形态整顿中，普列汉诺夫被严重贬低，普列汉诺夫的文学眼光受到主流政治形态的排斥，这些语境指涉直接生成了瞿秋白对普列汉诺夫文学理论的评价立场。

    如果说瞿秋白的翻译是因了政治的需要有意的拣选和侧重，而另一类外来左翼文化的传播则是有遮蔽的，例如对于美国左翼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既是如此。青年学者刘林在《美国“红色三十年代”左翼小说论》（《文史哲》2011年第4期）中这样分析美国的左翼，也提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问题：美国“红色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在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观念影响下表现出明显的“向左转”倾向，同时延续了此前现代主义文学倡导形式创新的艺术追求，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与前卫形式相融是其显著特点。美国主要左翼作家和批评家在30年代后期批评了左翼小说中流露的“口号化”、“政策工具论”、人物形象重复单调等弊病；而且他们警觉到了左翼文学作为“阶级的文学”开始沦为“党的文学”了，作家就开始放弃了写作，这也正是美国左翼文学衰落的原因。美国左翼小说创作对中国的影响颇巨，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积极参与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斯诺夫妇借用美国“红色三十年代”文学的理论框架观察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颇有心得。但美国本土左翼作家的警觉和左翼文学衰落失败的原因，在中国谈不到重视和研究。

新学人、新方法与老问题新收获

    近年来《文史哲》已经完成了作者队伍的更新换代，由老人名家为主体的作者群变为以青春“小人物”为主体的作者队伍。“左翼文学问题”栏目所刊发的文章的作者，除了少数几位“50后”名家外，大都是中青年学者，他们不满足前人的结论，能够活学活用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去分析文学现象，去回答老的学术问题，从而得出新结论。这里仅举一例：“80后”青年学者耿宏伟以精神分析方法，运用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理论、精神层次理论和心理人格理论对“样板戏”的意识形态机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样板戏中普遍存在着俄狄浦斯情结，通过俄狄浦斯情结，样板戏中的政治系统和伦理系统借助力比多贯注被嵌合在一起。在样板戏中，政治系统被赋予比伦理系统更高的价值，同时又在潜意识状态下从伦理系统吸取情感能量。从伦理系统到政治系统的基本机制是隐喻……（《样板戏中的俄狄浦斯情结》，《文史哲》2011年第6期）。

    拷问历史，实际上是在拷问学人的良心，对一个杂志来说，则是拷问学术良心和胆识。《文史哲》创刊60年来，都是学者出任主编，以学者办刊、以学术为本是杂志的传统。学人的良知无须多说，说到学术胆识，30年前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初期，有知识分子上书胡耀邦总书记，希望在倡导“解放思想”的同时不要忘记“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胡耀邦回复说：最需要“思想改造”的应该是领导者，而不是知识分子、不是群众。领导需要改造僵化的思想，方能跟上改革的步伐，方能领导改革。一个杂志办得有没有学术价值，应该说主要拷问的是主编的学术良心和胆识。

    贺立华，《中华读书报》2013年05月29日，原标题为《拷问历史：左翼文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