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7日 星期四

莫斯科档案《李大钊同志传略》的幽深处


——从任应岐烈士到中共党史上的神秘电台


    1934年11月24日,任应岐、吉鸿昌二将军同因“参加中共,危害民国”之罪名在北平被蒋介石杀害,一享年42岁,一享年仅39岁。不同的是,吉鸿昌烈士以民族英雄,优秀(中共)党员载入史册,而任应岐烈士的名字七十年里湮没无闻。

    由于历史原因和出于对革命先烈的景仰,更为早日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笔者自上世纪70年代,即开始关注任应岐将军的有关史料。80年代后期,与任将军的遗腹子任中华取得联系后,在史料方面取得一定进展,进而以《爱国将领任应岐》为题整理成文,于2004年在著名学者杨天石教授的支持下得以在《百年潮》第12期上发表。但由于当时资料所限,文章仍有一定局限性,尤其是在任将军由旧军人改信仰共产主义后的组织线索上未能有所突破。

    时间过去了七年,终于传来了好消息。2011年6月29日《中华读书报》所刊张晓、胡泊《莫斯科档案〈李大钊同志略传〉的背后》(简称:《档案背后》),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该文不仅提供了许多史料,而且为任应岐的中共党籍问题以及他忠诚地为实现党所赋予的战略任务而忘我战斗之事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追述。笔者愿根据有关资料,循着张晓、胡泊二位作者的思路,对有关情况做些补充。并就我掌握的情况,对中共早期党史上曾起到重要作用却秘密藏匿在国民党反蒋派“西南驻津办”的电台予以披露,提供线索,希望引起更多熟悉情况的同志的重视和探讨。

任应岐进入李大钊视野绝非偶然

    在莫斯科沉睡了70余年,2009年7月由河北乐亭李大钊纪念馆带回国内的珍贵档案——《李大钊同志略传》是一份誊清稿,全文1760字,无疑为当年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高层人员所撰写并经审定。全文全面、精准地表述和评价了李大钊光辉的一生,特别提到他在统战及军事方面的建树,《档案背后》作者认为,李大钊烈士的独特品格和统战思想,是留给后来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遗产”。

    作者注意到档案中关于李大钊“领导北方群众进行反奉系的斗争,同时并联合北方一切进步的实力,如国民军的旧部,任应岐烈士的部队等,实行反奉的军事行动”这段表述,是全文中唯一地、指名道姓地举出的具体事例,更特别将原来已经写上的“师长”改为“烈士”。作者认为,“由旧军队‘师长’特意改为‘烈士’,是严肃的政治断语,使原用语性质改变并且突出,显然是因为当时有着深刻的某种必要,例如要明确表达不能淹没中共烈士的事实、明显含有对烈士的敬意等。”

    《档案背后》作者考证,《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五卷的“附录”中有1926年10月1日的北京通信《北方军事政治状况》一文,其中可以找到有关任应岐及其部队的两则资料,说明此时任应岐的活动,已经纳入了李大钊的观察视野。但任应岐开始进入李大钊视野的时间,似应早于1926年10月。

    1923年9月,直系军阀吴佩孚为遏制南方革命,派樊钟秀为援粤豫军司令,率部7000余人自河南南下江西,执行援沈(鸿英)攻粤任务。樊钟秀及其主要助手任应岐早就心悦诚服地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并早在“护法”时期就率部加入了以于右任为总司令、张鈁为副总司令的陕西靖国军。遂在率部进入江西吉安后,立即派出副官李肖庭和刘觉民前往广州面见孙中山,汇报部队现状,并表示愿效前驱。孙中山听后,当即亲笔复信,将樊、任所部编为豫军讨贼军(后为建国豫军),委樊为总司令,后又委任应岐为副总司令、前敌总指挥。

    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樊、任所部在由赣南向赣粤边转移过程中,两度粉碎了蔡成勋、方本仁、邓如琢等部北洋军的围追堵截。于11月6日到达赣粤边大余县,樊通电宣布脱离北洋军,效忠南方革命政府。11月9日占领粤北重镇南雄。11月12日进驻韶关。樊、任所部在韶关休整不足两天的14日晚,就接到大元帅府“情怳危急”令豫军讨贼军火速驰缓的加急电报。樊、任所部遂立即南下广州解救危局,与滇军第二军范石生部密切协同,拼死冲杀,成功击退陈炯明叛军,使大本营转危为安。此后豫军讨贼军愈战愈勇,沿东江连续追击,先后收复广九车站、石牌、增城、石龙、博罗等要地,直至把陈炯明叛军赶回惠州老巢。12月2日,樊、任所部自东江返回广州,受到孙中山、廖仲凯等人的热烈欢迎。12月4日孙中山在大本营二楼举行盛大庆功酒会,对豫军大加赞赏。

    在此后的大半年时间里,豫军东征西讨,连续作战,表现出超强的战斗力,成为孙中山和革命政府统率下的滇、粤、湘、赣等部讨贼军中的一支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的重要力量,得到孙中山高度信任,在广州军民中享有极高赞誉。1924年年中,为执行大本营北伐计划,豫军讨贼军于9月初自韶关出发北伐,于1925年初回到河南。

    而李大钊同志,正是在此期间的1924年1月20日至30日来到广州,参加实行三大政策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李大钊正是在本次大会上当选为由24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樊钟秀当选为由蔡元培等5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此时广东各地对豫军超强战斗力的普遍赞誉,孙中山及于右任等人对樊、任的高度评价,不可能不为李大钊所闻所知。因此两年多之后的1926年10月1日,李大钊在其《北方军事政治状况》一文的《河南军事调查表》中,将樊、任所部列为“最与民党接近者”,不是偶然和没有根据的。

烈士遗墨

    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同胞书》发表后,为坚决反对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缓解江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危局,上海中央局军委特科根据周恩来等中共高层的战略意图,领导展开了一系列秘密工作和特殊战线的斗争,任应岐、吉鸿昌积极参与筹划的“中原大暴动”就是其中之一。

    为加强对大暴动的领导,上海中央军委特科曾组成以南汉宸为书记的五人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宣侠父、柯庆施、朱其文、吉鸿昌。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随后在南汉宸前往泰山拜会冯玉祥时所议定。计有:冯玉祥(徐维烈代)、李济深(任应岐代)、方振武、方本仁、吉鸿昌、张砺生、邓哲熙、宣侠父和南汉宸。南为秘书长。在此期间,南、宣、柯、朱、吉、任根据上级指示,积极筹备并在天津密议,计划先拉出吉鸿昌在江西剿共前线的旧部撤至中原,再联合在豫西的樊、任旧部,组织十万人的大暴动。暴动成功后,将部队转移豫陕边与杨虎城会合,开创轰轰烈烈的西北反蒋抗日新局面。

    发动中原大暴动是党中央的决策,直接关乎江西中央苏区的安危,任应岐遂竭尽全力促其实现。他做到了完全彻底、不遗余力,将个人和家属的生活乃至生命安危置之度外,现有任应岐的遗墨为证。

    遗墨一:《致王兰生函》。写于1934年5月21日,即军委特科议定发动中原大暴动具体行动方案的初期。任应岐毁家纾难,特将仅存4.5万元积蓄全部充作经费,并派副官李肖庭赴河南联络樊、任旧部。函称:

    兰生兄大鉴:

    刻肖庭兄赴防,请将四万五存折交肖兄提出带去为祷。此致大安。

    弟瑞周,五(月)二十一日

    遗墨二、三:均写于1934年11月24日中午就义前,分别为写给任夫人及其前岳母刘老太太。

    《致任夫人函》称:

    妻鉴:

    先父灵要设法与先母合殡。小梅、来源、岫霞要尽力照管好好上学。诸事难为你了。再与来源姥姥说明,天津不能久住,因无钱之关系。家眷仍回河南为佳,与姐姐均住一处。

    夫应岐

    十一月二十四号

    《致刘老太函》称:

    刘老太鉴:

    我死后因无钱,家眷不能在津久住,非回家不可。回家时你同来源均到河南居住。无论如何,事到如今请你原谅为盼。此话。

    婿任应岐

    十一月二十四日

    后面又补充写有:“日后返里诸事要请大哥、二哥多多关照为盼”、“妻你身体不好,要保重为盼。”

    这两份遗书再三叮嘱其遗属:“因无钱之关系”、“天津不能久住”、“家眷等仍回河南为佳”,再次证明任拿出的4.5万元积蓄充作发动中原大暴动之经费,已是倾其所有,真正做到了“毫无保留”、“完全彻底”。同时,也充分地表明了他执行中央和军委特科的战略决策的坚定决心。任壮烈牺牲后,其遗属立即陷入家无隔夜粮的地步,从天津返回河南只能靠乘独轮车加步行两个多月才回到鲁山。

    遗墨四:写给原49师军需处长李子重函。函称:

    子重兄鉴:

    外头所欠之账,仍请子重兄办理,并照看子女上学为盼。

    此致。

    瑞周拜

    二十四号

    李子重又如何办理呢?只有天知道。这也从另一角度再次证明,任的“倾其所有”“完全彻底”和“不遗余力”。

    再从当时在敌人控制下的新闻媒体的报道中,也能看到有关实情。例如天津《觉今日报》在事发后的第4天,即11月28日第四版所报道:据闻吉在天津,除有楼房一座外,尚有现款四万余元,身后殓葬事宜,与妻孥生活,可望无何问题,吉之友人对吉子女教育婚嫁费,将代谋可靠办法。至于任之身后,因无恒产,在在均为可虑。

    正如《尧山大丈夫——任应岐将军传》作者张耕铸所言:“大同盟四处募捐,但结果不容乐观。‘西南’为大同盟提供了一些援助,杨虎城如前所述捐资一万大洋,吉也捐出一万大洋,但这远远不够。看到经费匮乏,任很着急。……还有一点,吉以前曾两次尝试拉回旧部发动兵变,都失败了,这次困难也很大,没有多少成算。相对而言,任的计划成功可能性更大一些,因此,他肩负的担子更重……为此,他把自己仅有的四万五千元存款全部拿了出来……他的这个表现在所有人中是最突出的,也是最值得赞叹的”。

鲜为人知的“西南驻津办”

    张文中提及的“西南”,即国民党反蒋派“西南”驻天津办事处(以下简称:“西南驻津办”,任应岐为其重要成员)。在其存续的1931-1941年10年间,“西南驻津办”曾经三易其名。一是1931年夏至1932年的“广州非常会议驻天津办事处”阶段,即从开办至正常运转阶段,包括电台的投入使用;二是1932年夏,适逢以胡汉民为中央干部主席、以邹鲁为中央书记长的“新国民党”在广州成立,“西南驻津办”遂成为其除驻加拿大的海外党部和负责长江流域等省党务的上海党部外的另一国内党部,即负责北方七省(陕、晋、冀、鲁、豫、绥、察)三市(京、津、青岛)以及东北、义勇军等的北方党部。然而,“新国民党”并无“党部”正式名称,电文上常用的多称“干部”,相当于“委员会”或“支部”。1933年底“新国民党”整顿党务,邹鲁专电“天津干部”,明令“取消干部,改设交通处”(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三联书店2003年9月版)此后则停用“干部”,而改称“交通处”。但在其内部行文中,为简便起见,仍有使用“津部”者,胡汉民本人就曾如此;三是“华北各党派党政军联合办事处”阶段,1936年5月胡汉民“逝世”,“新国民党”自行解体后,刘承烈、刘人瑞遂在总部设在上海的“全国救国会”下属组织的名义下继续从事反蒋抗日活动。其中,刘承烈是《档案背后》中提到的“任应岐身边密友”,“著名的民国老人、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央特科的老朋友”,而刘人瑞,正是先父。

    “西南驻津办”设于天津英租界伦敦道(今成都路)47号路永定里30号(今威海卫路55号)。是1931年夏用非常会议期间提供的倒蒋经费所购买。房主人刘承烈(字劭襄),曾是非常会议驻华北代表。家居北京,较早在北方从事反蒋活动,并曾与周震鳞、黄一欧(黄兴长子)在天津创办反蒋杂志《坦途》周刊的刘人瑞,在广州非常会议期间被委为驻北方特派员,遂与刘承烈在上述三个阶段共同主持“西南驻津办”常务工作。

    “西南驻津办”实际上是一个秘密机关,设有电台,曾长期为中共服务。驻津办始终没有人来人往等张扬景象,既使在充当“华北党部”的第二阶段也是如此。楼内设有专门会议室、办公室。“新国民党”华北书记长曹任远及其他重要成员,除刘人瑞外,都很少出入于此。秘密电台设于小楼的二层半。院内除电台报务兼机务、秘书兼译电人员外,多为料理日常起居的厨师、保姆、锅炉兼勤杂等服务人员。表面上就是住宅,同租界内的寓公、失意政客住所并无区别。刘承烈夫妇均吸食大烟,很少外出,不公开露面,连胡汉民治丧活动都不署名、不出席。加之一系列掩护措施,机关一直比较安全,从未发生过意外。为确保机关和电台安全,办事处还有其他几处租用房舍,做为接待来津人员以及随时疏散转移之用。为压低电台声响,还特意购置一台英国产电冰箱,每当电台工作都同时启动电冰箱。为防止国民党特务系统破坏,还对电报局长、电话局长,尤其英、法租界的工部局长给予特殊“打点”。

“西南驻津办”与中共

    “西南驻津办”的第一部电台,是1931年从海路运来天津,随机还配有电台工作人员。第二部电台是“察哈尔抗战”正式发动前的1933年春,即刘承烈、刘人瑞二人唯一一次同时先后离津南下粤港期间所带回。由邹鲁主持配备,由陈济棠提供。第二部电台发挥了相当优越的通讯效能,并长期为中共服务。不仅如此,在经济方面、情报方面,以及为中共要员(如柯庆施)离津办理相关证件、川资、车船票等方面都尽可能提供便利。“西南驻津办”的所有“物质资源”、“社会资源”都毫无保留地为中共军委特科以及后来的中共北方局驻天津机构提供全方位服务。

    在“西南驻津办”存续的10年间,在中国北方至少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是1932-1933年的察哈尔抗战。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西南”和中共都参与其事,但至今未发现其间有“横”的联系。后两件是:1934年组成“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计划组织发动中原大暴动,和1938年夏秋中共以“华北人民自卫会”名义在冀东组织发动秋收武装起义(又称“冀东暴动”),“西南驻津办”都曾给予大力协助,在情报、通讯等方面予以支持配合。既是“西南驻津办”重要成员又是中共党员的任应岐,从与南汉宸议定组织发动“中原大暴动”的第一时刻起,就义无反顾地、竭尽全力地投入到具体谋划、组织、发动的工作中去,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

    《尧山大丈夫——任应岐将军传》中还记述有任应岐和李振亚在“天津国民饭店事件”前的一段对话。从中可以看出在事发前,任应岐已经在其寓所周边发现了异常情况。但任没有多想,为实现发动中原大暴动,他与吉鸿昌都已经达到了忘我乃至无我的地步,随时准备为之献身,当天他们都必须到位于法租界的国民饭店,会晤胡汉民派来的代表刘少南。(目前已知,刘至少携有1934年9月21日《胡汉民致于学忠函》,于系时任驻天津第51军军长的原东北军高级将领;刘少南此前确已履行“新国民党加盟手续”)结果真的出事了,命运的作弄,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但当时如果对这些异常重视起来并提高到警觉的程度,既避免了意外的发生,又能保障大暴动得以实施,那将是对蒋介石的沉重打击,并可相应缓解江西中央苏区的危局。为此,近半个世纪后,时年90多岁的“新国民党”华北书记长曹任远,每当提起任应岐,都倍觉惋惜,而潸然泪下。

    1938年夏秋,以“华北人民自卫会”名义发动冀东秋收武装起义前,刘承烈被中共内定为冀东抗日政府主席。同年9月,由其女刘甲樱与中共代表朱其文(解放后首任驻越南大使)假扮夫妻,护送刘承烈经唐山古冶矿区转赴滦县赵各庄参加冀东暴动。刘人瑞则留守京津。1939年3月下旬,刘承烈父女由肖克所派姜时喆(朝鲜族,解放后在北京公安局工作)护送自平西解放区返回北京。时住北京西城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20号的刘人瑞为确保姜的安全,特将姜就近安置在自己对门22号即熊希龄宅第院内(20号、22号在同一死胡同内),并筹办一批药品安全带回平西解放区。待姜由刘人瑞管家王文章(解放后在北京铁路局工作)护送过西郊青龙桥至安全地带,刘人瑞、刘承烈才离京赴津。不幸的是,抵津后的第二天,即4月6日下午二时,刘人瑞竟因脑溢血(一说系投毒遇害)逝世于天津,年仅47岁。

    从“护法”前就并肩战斗,后又结为续谱兄弟,并长期在北方坚持反蒋抗日斗争,刘承烈与刘人瑞个人关系非同一般。刘承烈比家父年长9岁,故我称其为“伯伯”。刘承烈之子女——刘仲容、刘甲樱分别比我年长31岁和20岁,我称他们为二哥、二姐。

    从我手头现有的刘仲容自传(复印件)看,他加入党组织和作情报工作是从1933年在洛阳经其前岳父赵守钰介绍与刘子华相识开始的,进而与谢甫生、刘秉琳(曾任山东省副省长)、向明等建立联系。但因在当时白色恐怖下只能单线联系,而且只能“他找你,你不能找他”,更因刘子华1935-1936年间离香港赴法国(原说去苏联)而“脱党”,刘仲容“因受他直接领导,也失去党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刘仲容“对党的工作关系很密切,从未间断过”。后又长期在周总理、李克农部长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在其逝世10周年后的1990年4月5日,平杰三、罗青长以《真诚的朋友 智勇的战士》为题,全面肯定了刘仲容在情报、统战等方面,乃至“极机密复杂的查证工作”(如1934年4月,对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后是否叛变的查证),都从不辜负党中央的信任,出色完成任务和不断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为了说明天津电台工作的可靠性,同时也证明“西南驻津办”对中共驻天津有关组织毫无保留的支持,不能不提及这部电台曾长期为中共通信联络服务的事实。

    1949年7月青岛解放,刘承烈父女根据周恩来指示来北京路过济南时,康生请吃饭。座中陈雷、向明、刘贯一谈到红军初到陕北时,电源缺乏,但收听天津电台是很清晰的。刘贯一还说,他在张家口工作时,遇有重要的事,都派人将电稿送到天津,通过谢甫生,到刘家电台发出。等到回电再带回来。这部电台一直使用到1941年,即珍珠港事件爆发,美英正式对日宣战,天津租界区失去屏障作用为止。姚依林还特地在同一份证明材料上加写了一段话:“我没有直接参与情报系统的工作,但当时我在天津工作,以后在河北省委和冀热察区党委工作,知道这件事情,可以证明。姚依林1982年5月12日。”

    1939年6月,毛泽东在其《反投降提纲》一文中,赞扬宋庆龄、任应岐等14人“坚持革命,没有叛变”。若将“坚持革命,没有叛变”作为一项标准和衡量尺度,用到“西南驻津办”的重要成员身上,也是完全符合的。“西南驻津办”在其存续期间,实际上是中共驻天津机构和组织的当之无愧的最真诚的合作者和支持者。

    “西南驻津办”的重要成员,除任应岐(1892-1934)、刘人瑞(1892-1939)及诞生于1871年的孙丹林先后离世外,多数都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李锡九(1872-1958),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熊观民(1886-1953),历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民革山东省主委、山东省文史馆馆长;裴鸣宇当年负责《民风日报》,后续情况不详;刘承烈(1883-1952)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秋冬,在南京参与策划在东北地区收编部分伪军、成立东北自治政府、与东北来人恰谈,并得到当时在南京的董必武当面肯定和支持,将付诸实施时被国民党特务系统侦知,遂被以“意图隂谋窃据国土罪”,先后与其女刘甲樱扣押于沈阳“东北行辕看守所”和南京“首都特种刑事法庭”。直到淮海战役后期,该“法庭”撤消结案才得以释放。当年参与策划其事的王炳南同志,于1982年5月在刘甲樱申办离休待遇的报告上,连同她于1940年在重庆曾当面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冀东暴动”前后情况等,所签注的意见是:“所写的情况是实在的,我证实。”建国后,刘承烈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室参事。

    国民党元老谢持的女婿、曾一度担当“西南驻津办”主要负责人的曹任远(1893-1991),除20世纪30年代初在北方从事反蒋抗日活动外,还有两段历史有资料为我们展示。一是1947年成都市“六·一”大逮捕时,曹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唐新民通风报信,转移了多名中共地下党员,并以老同盟会员的特殊身份成功营救过多名中共地下党员。二是为配合解放大军进军西南,1948年秋后,曹老被民革中央委为民革川康分会常委,与同期被委为负责人的周从化(后为邱翥双。周从化于重庆解放前被国民党杀害于白公馆),在中共所派党代表唐新民的参与下,共同组织领导川康人民自卫军。在川西解放战役中,配合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雷波、马边、三合、新津等县和新津机场。并协助对邓锡侯等部,以及入川国民党军、师单位进行策反工作。成都以西地区战事结束后,曹老立即返回四川大学任教。笔者手头有在川民革中央委员赖西夔证明材料(复印件)可以证明。1951年高校院系调整,曹任老改到北京工业学院(今理工大学)任教。

    在曹任老辞世前的10多年间,“西南驻津办”还有两位重要成员他从未提及,却在(美)哈佛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中有所反映。即负责“政治问题”的张岱岭,和负责“民运工作”的蒋景瑞。此二人的后续情况不详。曹任老未曾提及的原因,或可从胡汉民本人对曹的批评中看出端倪。如1934年1月14日胡致邹鲁函所指:“对四勿(曹任远字)不满意者不仅津部中人”( 《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

    诞生于1893年的曹任老,在“津部”(胡汉民函电中用语)人中,是最长寿的一位。解放后也曾受到过不公正待遇。先被划为“右派”,清理出高校,下放北京化工厂,“文革”初期两度迁赶宁夏。改革开放后,经胡耀邦同志批示落实政策回到北京,被选为民革中央团结委员。1985年曹任老以其92岁高龄,用了半年多时间,写成8000字长文《忆战友刘人瑞》(未刊),既激活了他的记忆和思绪,也使我理清了英年早逝的父亲的有关历史脉络。

    1991年5月4日,曹任老中午的食谱是“鸡丝面”,下午3时冲澡,下午5时坐在藤椅上无疾而终。临终前的10多年,时刻想到国家民族的美好前景,他天天都美滋滋的。

刘绍韬,《中华读书报》2013年06月26日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明鏡新聞 - 歷史

明鏡雜誌 - 歷史

明鏡博客 - 歷史

明鏡出版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新史記雜誌社

明鏡電子書 - 歷史/傳記

明鏡雜誌 - 新史記

明鏡雜誌 - 名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