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8日 星期五

民国议会梦的破灭,与老百姓的素质毫无关系


在民国议会历史上,有三个人物是绕不过去的,一是宋教仁,二是汤化龙,三是吴景濂。如果用一个简单的词去描述这三位复杂的人物,我认为宋教仁是理想主义者,汤化龙是现实主义者,吴景濂是机会主义者。

宋教仁其实并没有真正参与国会的选举,因为国会成立时,他已经死了。但他与民国国会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是他一手创立的。宋教仁接触的现代政治理论,虽然大部分是经过日本转手的二手货,但他天资聪颖,有着非常敏锐的直觉与理解力,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愿意身体力行。

对革命党来说,革命是其天然属性。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要继续存在,唯一的理由,就是说革命尚未成功。但宋教仁的眼光,显然比他的同志更加远大,他意识到,真正为同盟会好,是实现国内的政治和解,把同盟会转型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在宪法框架内,通过国会参与政治,这才是让政党生命长存的唯一办法。再无须去革别人的命,也不必担心被别人革自己的命。

可惜,不是人人都抱有这样美好的理想,更可怕的是,很多人不相信这个社会有共同遵守的底线,他们坚信别人的底线一定比自己更低,从而形成一种往下拉低底线的竞赛。最后,为防止自己的底线没别人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对手杀掉。还有什么底线能比暗杀对手更低呢?

当宋教仁改组同盟会时,从他昔日的同志之中,各种各样恶意的揣测都出来了,有说他出卖革命的,有说他自己想做总理的,有说他要篡夺同盟会领导权的,但几乎没有人说他是为了推动中国走上民主共和之路。于是,宋教仁便注定要为自己的理想流血了。

宋教仁之死,是一个谜,到底是谁杀了他?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目前的结论,大抵都是建立在对蛛丝马迹的推理之上。以我的推理,陈其美或是幕后主谋,亦有很大的可能,但也只是推理而已。很多人说,假如宋教仁不死,中国可能走上另一条道路。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但光靠一个“假如”还不行,还要有很多个“假如”,互相配合,才能实现。“假如”太多,便成演义了。

汤化龙在清末立宪运动中,已经是一位风云人物。他有个外号叫“宪迷”,可见对立宪、议会是如何热心与执着了。说他是现实主义者,是因为他能坚守原则,认准宪政目标,坚持不懈,不向恶势力屈服。他的朋友刘以芬有一段十分到位的评论,不妨引用在此:“(汤化龙)在政治上奋斗已历十余年,虽所蘄求之宪政,迄未实现,终于赍志而殁。然洪宪、复辟两役,统率全党,声讨致罪,保全共和,功在邦国。其在议会与国民党对峙,旗鼓相当,亦颇能树立两大政党风范。”

对于汤化龙的人品性格,刘以芬也有评说:“先生小事或糊涂,大事则极有分际,与袁(世凯)、段(祺瑞)均曾一度携手,方其合也,不即不离;及其去也,不随不激,始终处之裕如,不贻拖泥带水之讥。于国民党,虽有见仁见智之不同,然一遇国家安危所系,立即释嫌言好,戮力同心,真不失大政治家风度。综观先生生平,与其谓为阴谋家,毋宁谓为书生本色,尚较适当。”

就是这样一个谦谦绅士,最后仍难逃刺客的一颗子弹。杀他的人是个理发匠,理由是“不忍坐视亡国”。汤化龙活着与亡国有什么关系?八竿子也打不着,还不如说为了保卫地球所以要杀汤化龙呢。宋教仁不能见容,汤化龙又不能见容,劣币驱逐良币,成了常态,议会政治的江河日下,也就势所难免了。

吴景濂是一位机会主义者。这个“机会主义”倒也不是贬义词,他为了维持议会,能屈能伸,广东有句俗话叫“跪地饩猪乸”,意思是只要能让猪多吃快肥,哪怕跪在地上喂它也没关系。吴景濂就有这样的修为,只要能让国会生存,他不怕委曲自己,吃耳光、挨老拳、被唾面,都无所谓。受着军阀呼来喝去之气,如丧家之犬到处流浪,他都能忍辱负重。直到最后,国会的宪政精神,已丧失殆尽,沦为行政附庸,甚至只剩下徒具形式的躯壳,而吴景濂仍昂昂然坚持到卷堂大散的一刻,大有“我不自杀,我就等你来杀我”的气概,也算有一股难得的韧劲。

然而,吴景濂有时为了国会的生存,不惜向行政权屈服,向刺刀屈服,甚至不惜违法,说得好听,是为国会争一线生机;说得难听,或有保个人权位之嫌。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难免落下一些可供人讥议的瑕疵。

这三个人,是民初国会历史的三座里程碑。宋教仁代表了政党政治、代议政制的肇创期,这时的中国政治充满生气,充满希望;汤化龙代表了国会的奋斗期,虽然屡遭斩斫,但国会仍有个国会的样子,就算被军阀驱散,仍不失一种“烈士”的尊严;而吴景濂则代表了国会的没落期。这时,国会已不像个国会,议员也不像个议员,七零八落,斯文扫地矣。整个兴废过程,不过十七八年时间,看着他盖高楼,看着他宴宾客,看着他楼塌了,殊令人感慨叹息不已。

民初国会,以失败告终。与老百姓缺乏民主训练、素质较低,没有丝毫关系,所有造成失败的病毒,都是来自“素质较高”的官僚政客那儿。宋教仁最大的盲点,就是忽视了地方自治。所以我在读史之余,常常掩卷沉思,假设那时中国没有内乱,由宋教仁在顶层设计,由陈炯明在地方推动自治,两人合作,南北呼应,中国当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局面,可惜,历史有太多可惜。

叶曙明,《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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