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与大跃进研究——兼评中共对之处理手法与解释逻辑

　　一、前言

　　历数中共建政后所曾发动的群众运动，开展过程最波澜壮阔、引发后果又最令人惊心怵目的莫过于大跃进运动。运动迄今相隔时间愈益久远，徒然增加对此历史陌生、淡化其中所得教训的可能与风险，如何加紧、加强相关研究成为一个不甚显眼却不失重要性的任务和课题。

　　在有关大跃进的官方档案资料仍未公开的情况下，资料的来源与取得，始终是进一步开展大跃进研究所须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作为一手史料的回忆录，乃是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回忆录的价值，虽受到一些主观、客观因素局限的影响，然由于传主自身的代表性、内容的新奇性以及写作背后的弦外之音，每多引起相关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视。本文旨在对现有关于大跃进的回忆录进行内容检视与特色分析，并讨论其对大跃进研究的意义与作用。最后，则将从中共高干回忆录中对大跃进的相关记载与陈述，探究中共官方对该历史的处理手法和解释逻辑。以下的章节安排，即据此展开。

　　二、大跃进相关回忆录之检阅

　　对现有的有关大跃进的回忆录加以检阅与整理，既有益于讨论回忆录对大跃进研究的意义与作用，此所做的全面的初步性介绍，亦或对此段历史有兴趣者进一步选择、研析以及理解相关回忆著作，提供些许建议和方向。

　　有关大跃进的回忆录包括：以大跃进为主题或以该运动期间的重大事件作焦点的回忆录，另一则是在传主回顾生平的回忆录中对大跃进的相关记录。总体而言，如前者的专题式回忆录少，在回忆录中以专章或专节表现者虽较多，但详简不一，本文挑选检视的取舍标准，概以其是否直接论及大跃进本身，而不是以连带提及或回避的方式对待该运动。

　　有关大跃进的回忆录的分类，主要依据传主在当年运动期间的工作职务、政治处境与身份地位。据此可划分为“中央任职官员”、“地方领导与执行者”和大跃进期间公开被视为反面人物的“右倾异类分子”。另外，再加上领导人之亲属与身边工作人员的“近身关系者”，以及处于政治权力圈外的“政治外围者”，共计五类。

　　（一）、中央任职官员

　　此乃在大跃进期间任职于北京的中央层级官员。其中又以担任实务工作者为主。由于他们居于负责推动国家事务正常运转的位置，当家的务实作风乃为其特色与倾向。50年代中期开展的“反冒进”即为其集中的表现。中共发动大跃进的背景是立基于所谓的“反反冒进”。意即对“反冒进”的严厉批评，正为启动大跃进创造了思想基础和环境氛围。

　　这些原先持“反冒进”主张或被视为具有此等“嫌疑”的人士，在毛泽东意志益趋垄罩的党内，承受了极大的压力，除夜不能寐外，被迫在大、小会议上反复检讨，感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甚而提出辞呈意欲“南山归蔽庐”。其后，夹杂如“小学生”般对伟大领袖长年英明、战无不胜的崇信，以及在唯恐落于人后、不进则退的政治竞争生态下的利害计算，不能“巧于”生病者，泰半重新思考、极力想通，转而成为党国机器中驱策跃进的组成和操作角色之一。晚年白首忆往，对自身在运动高速加热中曾多少“略尽绵薄之力”地搧风、加油，亦多不免感怀、愧惭。他们一时“唯上重于唯实”的跟风，在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残酷现实与严重后果浮现后，因收拾危急、难堪局面的急切需要，不得不加以收敛，进而重拾尚实求是的工作态度。事实证明，若干人等在恢复国家凋蔽经济、社会面貌上，发挥关键的影响与作用，似有力挽狂澜的治国能力。回顾这些中兴能臣在大跃进前、中、后行径作为的曲折，固然要体认其所处时空下身不由己的局限性，仍不禁令人心生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之感。

　　这类回忆录的例子主要有：当时主管工业交通方面工作的副总理薄一波、担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专职秘书与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薛暮桥，以及主持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宣传工作的吴冷西。1

　　（二）、地方领导与执行者

　　在推行大跃进上，除了中央主动的加温发热和对地方的耳提面命与鞭策，地方要员的窥伺层峰与揣摩上意，进而将若干“发明创造”反馈中央，对于推进运动朝更激进的方向发展亦有不容忽视的影响。2

　　大跃进的推行主要是透过各级、各地的党政代理人与分支机构的领导与擘划来加以实践。权力的下放伴随运动的发展。拥权一方的地方领导，既要对中央精神妥善解读、适当诠释，如何因地制宜地与当地具体情况结合，更是检验其工作成绩的关键标准。这些身为运动一线执行者的方面大员，一方面有对上负责的重任与迎上所好的利基；另一方面存在同侪环伺竞争的压力。两相挤压下，“形势逼人”是在运动高峰中“父母官”心理共同的感受，“沈不住气”、漫天喊量、争速则是他们不约而同的反应。实践证明，地方一把手在大跃进期间的狂热与躁进，与运动在当地所造成的后果有强烈的关连性。欲了解一地在该时的跃进情形、程度以及后果，当地领导的自我相关记述无疑是一重要锁钥。属于这类的回忆录有：大跃进前期任职“第二机械工业部”负责研发原子弹，运动后期转任东北局第一书记的宋任穷；时任江苏省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与省长惠浴宇、分管福建省经济工作的该省委常委兼副省长的梁灵光、主管黑龙江省财经工作的杨易辰、广州市委分管工业书记的曾志，以及“受命于危难之时”由“南海舰队”副司令员调任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的曾生。3

　　（三）、右倾异类分子

　　中共惯于并擅于在发动政治运动的过程中，划分、树立反面个人或团体，目的在于营造同仇敌慨的气氛以激励人心；也藉以昭示公众，违者将遭受高度的代价与惩处。综观整个大跃进时期，并不是不间断地鼓劲笔直向前，事实上其显现的是“跃进─休整─再跃进”的小马鞍状。前、后两次猛然催促阔步的号角响，皆与对“算帐派”、“观潮派”的严厉斥责声（当事人通常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相辅相成、互为依托。

　　运动中间以一系列检讨会议的召开为代表的一段休整期，常被视为以毛为中枢的中共当局实时“纠左”的自觉与自为。原定在江西庐山举行的“神仙会”正为其顶峰。然而，由于历史的意外与不合逻辑，彭大将军的“万言书”扭转了方向，促使形势急转直下，不但结束短暂的自省，反而加剧了主观的自我。较诸前一回鼓吹跃进的幅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因为1959年庐山会议造成的颠倒效果与戏剧张力，此会议中的主要批判人物和相关“集团”共犯，常成为后人关注的对象。

　　他们对情势益加恶化的忧虑竟被构陷成居心不良；出于欲使运动健康发展的本初愿望，更遭诬赖为预谋进攻。这种如山倒海的莫名指控与无限上纲，虽使他们百口莫辩、难以招架，但是“顾全大局”的“道德劝说”，则多是令其放弃最后的抵抗束手就擒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类传主多反映出此般冤屈与无奈。相关的回忆录包括：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部部长黄克诚、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国家科委副主任万毅，以及毛泽东个人秘书与水利部副部长的李锐等。4

　　（四）、近身关系者

　　多数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因保密需要、事属敏感或撒手人寰的缘故，并未留下属于自我的回忆著作。但所幸与之生活相处的伴侣与晚辈，以及在其跟前服务的工作人员的相关追忆与遥想，多少弥补这方面数据的缺憾。一些中共重要人物在大跃进期间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或可从中拼凑成一个概貌。例如：在庐山“倒了大霉”的张闻天之妻刘英、朱德之妻女康克清与朱敏、对人民公社化持有疑虑的王稼祥之妻朱仲丽，以及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等，都有关于其近身领导人在此一时期的活动纪录。5

　　接近一面倒的情形是，现存的家属回忆录，几乎都是“右倾”、偏右或较早认识到左的危害的“革命家”妻儿。他(她)们对于自身伴侣和长辈的“先知先觉”感到骄傲，但对其在运动期间或之后所受到长期的不公平对待则觉得委屈、不平。从党的角度观之，相关的记载显示在运动狂热、气氛高压之时，党内仍不乏冷静明智、稳健有识之士，足资证明党在失误中仍有理智的成分和健康的力量。

　　（五）、政治外围者

　　具有一定社会地位与声望的若干名人闻士，其生平境遇向来受到各界注意与好奇。然而，大跃进期间，殊异的个体遭逢运动的“全民大办”浪潮，身处于大型群众动员下的广漠人海，势难避免成为无所区别的无数“小螺丝钉”之一。正因如此，传主的相关自况即存有一些适足反映该时代的“共性”所在。

　　究其内容，以当事人与中共政权属性、关系的远近为主要依据的出身背景与政治前途，影响了其本人对于参与大跃进的动机与心态。“红朝”新人憧憬运动背后编织的宏景，相信组织决策的正确性与贯彻完成的领导力，自我牺牲奉献在所不惜。旧社会菁英历经此前数年政治运动的“洗礼”，正可藉此努力投入、争取表现，以资自我证明洗心革面的决心与殷勤。6两者的“殊途同归”，正折射出当时中国大陆形如铁板的社会潜在的人为裂隙。前者如：大跃进前后犹为外交部年轻干部，后来见证中共与美国关系突破，成为中共驻英国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7后者如：在“反右”中被打入另册的“社会贤达”与“民主人士”徐铸成与潘大逵。8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中、小知识分子在回忆大跃进时，不同于其忆及文革时所表现的义愤填膺、咬牙切齿；他们对于大跃进的种种，固然觉得荒谬，但毕竟在城市里仍享有农村所没有的最低生活待遇，并赖此捱过“瓜菜代”的惨淡日子。犹有甚者，他们甚至认为中共在运动中的若干荒唐主张与奇思幻想，简直是农民社会主义的具体写照。9由此看待大跃进不但为相关探究设限，也多少减损他们替那些脚踩黄土、背晒烈阳的农民寻讨历史公道的同理心。相对地，农民作为大跃进最直接的受害群体，却因基本书写能力不足，至多仅留下在邻里坊间相传的插曲与轶事。

　　三、回忆录对大跃进研究之意义

　　本节将讨论有关大跃进之回忆录，对于大跃进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

　　（一）、透露权力生态与决策过程内幕

　　众所周知的，大跃进运动为中共自上而下地发动与操作。但中共党内菁英，特别是高级领导人，在大跃进前后并不全然持有高度共识，相反地乃处于一个不断随着运动和情势发展而变化的磨合过程。中央高层对相关议题的立场分野和议决情形，以及连带的权力关系重组与消长，对于认识、了解进而掌握该运动至为重要。然而，这正是外人无得与闻的黑箱作业。在这方面，属于一手史料的回忆录，提供了甚具价值、意义的线索与讯息。

　　首先，它揭示在封闭性金字塔尖端内，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心理动向、态度立场和言行举止，例如：毛泽东在大跃进前夕变得骄傲、形成个人专断的思想变化过程，以及只争朝夕、“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豪情壮志。刘少奇在经济上欲反“左”但政治上又不得违逆毛所表现出来的为难与反复。10回忆录亦能呈现党内人际互动的复杂和倾轧，比如：“左王”柯庆施在与毛脾胃相符、意气风发之时，甚至敢抨击副主席陈云“老右倾”。长期以来与毛并提、虽无实权但地位崇隆的朱德，不满大跃进的相关政策，在庐山批彭时还曾公然遭受毛比手画脚示其“隔靴搔痒”的嘲讽，对情势发展实感无能为力，仅能沈寂以对。11

　　此外，回忆录中对在大跃进前后数场具有关键性地位与深远影响的重大会议之场景与实况所作的描写，更让后人与研究者得以一窥其堂奥之秘。例如：党内主管经济的政务系统人士遭“左”焰压制得难以喘息的批评“反冒进”会议；总路线、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三面红旗”酝酿、出台的会议经过和若干文件、决议的形成过程；以及令人觉得政治风云变幻无常，政治斗争残酷无情的庐山会议详情等。

　　（二）、突出政治体制与行为特色

　　外界一般看待毛泽东在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角色与地位时，多认为中共官方常为毛的罪责开脱或掩饰；但是这种指称又常会流于另一个极端，亦即过度强调毛泽东个人的作用以及其主体能动性。在探讨大跃进上亦有相似的情形。因为单单指责毛泽东，反而会阻碍反思中共政治体制与制度的性质，此乃因该运动是多面向的事件，必须以多重角度、不同层面加以分析与反思。12易言之，不应仅将视角集中于高层政治斗争，特别是毛个人身上，更须探究深一层的政治结构动态以及其下容易生成的政治行为取向和模式。

　　大跃进可简单化约为上层心急躁动、中层加码添醋以及底层的唯首是从。在中共分明、森严的阶层式政治体系中，普遍、充斥的政治行为模式与倾向乃是：适时揣摩上意，竞相表达积极性，以证明自身政治忠诚与敏锐，并希冀能因及早表态与殷勤作为而获得上级的赏识与奖励。13在此种“代偿式政治表忠”(politicsofloyaltycompensation)心态的作祟下，既怂恿高居庙堂的达官显要见机而作(多是逢毛之好与对“逆鳞”者的落井下石)，亦刺激了地方领导人推行公共食堂和其它激进政策的力度，进而导致各地饥荒灾情的殊异。14“风马牛”(迎风、拍马、吹牛)干部不但在基层大量存在，在中、高层干部中更是屡见不鲜，达到习以为常的程度。

　　“有血有肉”的回忆录，其具有的丰沛人事见闻和细节，既可为欲分析中共政治发展与行为的相关理论和假设，供以实证的经验与例子；对于意图从表面上繁杂、无序的政治现象中归纳出内在运作规律与因果关系的学术性尝试，除能提供朴质的材料外，亦或可触发相关研究的灵感与启发。

　　（三）、提供条条块块之政策推行情况

　　一般对于大跃进的印象，通常环绕在人力浩大的大办水利工程与熏烟冲天的大炼钢铁等场面。亩产万斤以上的卫星通告、人民公社的挂牌成立以及按需分配的公共食堂亦是该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重要象征之一。按照官方唯物主义的解释，生产力的跃进，生产关系亦须相应改变，为前者扩张创造更好的条件；下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嬗变，必定对上层建筑的改造提出要求，既要适应下层经济惊人的演变，更是为其进一步发展供以空间与诱因。易言之，大跃进实乃“四面八方出击”含括各领域、各层次而连动奔驰的大规模运动。因人而异的回忆录，从不同的工作事务角度反映大跃进的各种侧面。

　　例如：在各部门方面，在利瓦伊汉的回忆录中，可窥见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中共统战工作的情形，从运动初始针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以及工商业者提倡“自我改造”的大跃进，到困难成形后大抓形势教育和思想教育的过程。15一九五八年中共军内的“反教条主义”的主要受害者萧克，（无巧不成书地，加害者彭德怀隔年在庐山即成为另一场权力斗争的败将。）转任农垦部副部长见证了橡胶种植的高指针和农垦系统国营农场在浮夸风下造成的巨额亏损。16在地方上，透过前述当地省级领导的回忆，将有助了解地处沿海的闽、粤两省、华东的江苏以及东北黑龙江，各自如何响应中央对大跃进的号召并加以具体执行和实践的情况，对各地大跃进的横向比较，提供初步的认识基础。

　　四、官方处理手法与解释逻辑

　　从回忆录探索其对大跃进研究的意义与作用，除了上述三种史料取材价值外，自相关回忆的份量比重和字里行间，观察传主如何看待大跃进相关的历史，并界定组织与自身在运动中的角色与责任，进而掌握从中反映出来的中共官方对该历史之处理手法和思维方式，亦是经由回忆录研析大跃进的另一含义与尝试。易言之，当事人对大跃进历史的谈或不谈，如何谈或不谈，皆具值得注意的“弦外之音”。

　　（一）、人欲静而史不止

　　一些中共重要人物的回忆录，对于大跃进时期的历史采取的是绕道而过、能闪则闪的处理方式。亦即其含括时间范围不是仅述中共建政过程经历的“革命回忆录”，对于建国后的情形虽仍有着墨，却对这段动辄“六亿人民”皆上阵的历史，徒留空白或仅寥寥数句。

　　1、避而不谈的跳跃式回忆

　　此即对大跃进历史不欲涉及、不予置评的方式。例如：在中共建政初，从军队转至经济建设战线工作的程子华，他回忆录中有关建国后部分的两章：“建国后的合作社运动”、“国民经济建设”，乃从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一跃至1961年其转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后的经历。17大跃进到此时已寸步难行，甚而至不得不退够的田地。程在大跃进前后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的工作经过和所遇状况，竟只字未提。相似的情形还可见官封上将、长期担任福建第一把手的叶飞，叶在大谈金门战役的万炮齐发以及炮战背后“绞索政策”与“联蒋制美”战略上的高超、高明，18却将其本人于大跃进期间在地方的相关作为“灰飞烟灭”。

　　另外，在写作回忆录的中共要人中，军人将领是数量最多的一类。对于“枪杆子出政权”的政党而言，横刀立马、奔驰沙场的峥嵘岁月乃是值得歌功缅怀的题材。俟中共坐拥江山后，众所周知的，军人并未退出政治舞台，对于国家各方面事务仍多有介入与参与。热火朝天的大跃进运动，军方自不会袖手缺席。事实上，军方对于运动带来的不良效应与后果甚为关注；以组织见长的军队在赈灾救援中势必扮演重要的角色，并实地目睹各地惨况灾情。19然而，在将领的晚年回忆中，不但鲜见类似的记载，对这段历史驻足不提的更比比皆是。在中共军委分工中主管民兵工作的元帅徐向前，只谈在“经济困难的非常时期”，由于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与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使得加强民兵工作甚为迫要，却无提造成困难的大跃进之过程与情形。20

　　2、简单带过的背景式回忆

　　扣紧业务，不及其余，亦是中共党人处理大跃进过往的一种普遍方式。例如：在曾为邓小平称赞的《聂荣臻回忆录》，聂帅在记述1956年至1966年其分管全国科学技术工作的专章里，“大跃进”仅是一无特别指涉、内容空洞的时间代名词，至多只“在其位论其事”地指出：“在科研单位中同样有不同程度的浮夸风和瞎指挥风，科研工作的客观规律得不到尊重”。21相较于聂之后畅谈的坚持科研攻关、研发“两弹”，真的是“相形见绌”。50年代中期起至文革爆发期间，主管中共地质部门工作的何长工与石油部门业务的余秋里，亦复谈本行乐此不疲，化跃进为边缘、无形。22

　　以跨越跳跃或淡化稀释的方式处理大跃进，在保存历史上直是一大损失，亦可见中共党人对相关历史的避讳。然而，在个人回忆录中模糊、空白大跃进的做法，其所得的仅是欲盖弥彰的反效果。如此更会启人疑窦，何以不在少数的中共党人对该历史讳莫如深、置若罔闻？无论是有意地维护党的威信和光荣或是无意地体现特定价值体系的判准与规范，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中对大跃进历史出现的噤语现象，既不能否定该历史事实的存在，更难以阻止、根绝欲对之进一步认识、了解的意图与权利，适得其反的是，这种集体失忆现象反倒成为大跃进研究之章外章。

　　（二）、批评与自我批评

　　此处将讨论正面触及该历史的回忆录(亦是首节检阅的对象范围)之立论观点和处理模式。然为了有效反映、直接突出官方对大跃进的立场与态度，选样焦点集中于“中央层级官员”和“地方领导与执行者”。至于当年对运动的搞法不表赞同，并为此付出政治代价的“右倾异类分子”，“因祸得福”地与此人为重大疏失脱离干系，没有“洗不清”的问题与困扰；风行草偃下的“政治外围者”，唯有奉命照办、埋头苦干一途，无须别有用心地解释，并承担所谓的政治责任。

　　持平而论，这些从中央到地方推动暨执行大跃进的党国要员(一般而言，其回忆录面世在时间上相较晚近)，不同于前述对大跃进避而远之的做法，较为坦然地面对他们曾作为相关运动与政策承上启下的齿轮角色，有不再顾左右而言他的进步的一面；他们对大跃进的回溯，亦为吾人检视中共官方史观提供具体而鲜明的例证。

　　1、对运动之总体评价

　　综合中共耆宿回忆录中对大跃进的评价，无外乎以下三种观点：

　　一、好心办了坏事。中共向来强调，“三面红旗”的高挂扬起，既是其遂行其献身革命追求“强国富民”、“康庄大道”的衷心举措，亦是体现“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的顺民作为。在党之耆老的陈述中，正因党心民心相通，运动启动时上下一体、党群一致；遭遇困难后官民仍能戮力与共、同舟共济。如此说词下，大跃进纵有错误，也是“集体共犯”结构下的产物，按传统标准亦享有“法不责众”的待遇。

　　二、内错外误交相所致。对于横亘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之“困难时期”的成因，中共当时归咎于风雨不顺、苏联撤援逼债以及执行政策的偏差与不力，后者特别怪罪基层干部的问题与作风，并成为后来轰轰烈烈“四清”运动的起源。23事过境迁后，中共党人改将之归纳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之故。亦即工作失误的人祸是困难发生的内因，天灾、“苏修”则是困难加剧的外因。24从“三位一体”到“内外轻重有别”的调整痕迹，可在其党人的回忆录中略现端倪。亦即从对该历史漠视不提、抽象指陈肇因，至开始出现描述运动之过程和细节，不啻为一正面的松动与转变。

　　三、曲折的发展。“前途虽光明，但通往的道路却坎坷而不笔直平坦”常为中共理解情势发展的基点。在中共成功地“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开始着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三面红旗”被事后诸葛地视为螺旋式上升的迂回期、波浪式前进的低潮点，为进一步的升华、下一阶段的迈进，提供了经验、教训甚至于激励。依此逻辑，“急于求成”的躁动以及经验、认识的不足，使大跃进失误似不可免。此外，“一分为二”、“正反两面”的“两点论”也有发挥的余地：饿乏其身，学到了“建设经验”；劳其筋骨，锻炼了意志。不但“坏事变好事”，有失亦有得。

　　以上散见于中共高干回忆录中对大跃进的观点与看法，也可见诸于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事实上，一方面，《决议》中有关大跃进的部分，正作为中共高干述及此历史的指导性文字；另一方面，当初《决议》相关内容的拟定，也必参考衮衮诸公对大跃进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所提炼、总结而成。

　　2、个人角色与作为

　　回忆录的个人色彩乃为其特色，亦是局限所在。中共高干不同程度上对大跃进皆有所涉足，晚年回忆时如何看待自身或亲属的行径，因人因事而异，难以一概而论。例如：薛暮桥试图表明其当时因立场“右倾”而遭受为难，但即便逢场作戏，薛亦曾有“风”言疯语；25在地方官中举止乃属稳健的江渭清，对于运动败象显露后被视为救急良方的包产到户予以禁止一事，略去不提。26曾志不讳言自己在大跃进的错误，但值得玩味的是，曾志详述其夫陶铸在文革成了“最大的保皇派”的经历，何以“厚此薄彼”地不见其记载大跃进期间身为广东一把手的陶铸的作为与对当地的影响。但若认为中共高干只是一昧避过掩饰也有失偏颇。薄一波以硕果仅存的大老地位，直言自身在南宁会议上倡议“两本帐”，“以钢为纲”的口号乃为其即兴之作，并坦承自己“逢君之恶”的行为“有失风格”。27如此自白确实需要巨大的勇气。

　　3、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对于大跃进政策与后果承认错误、表示负责并不是一件新奇的事。在“七千人大会”上，极力维护“三面红旗”的毛泽东说过党中央与其自己要负责云云等表态；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更被视作率直的举动。邓小平后来在《历史决议》草拟期间，也说时任常委除陈云没说话外皆有责任，头脑都发热的话。28事实上，举凡回忆录论及大跃进的中共高干，无不表示自己从中有责、心有愧憾。然而，衍生的另一问题是：开口请罪、口头示责就滮F事？

　　在承平时期，平白发生死亡数以千万计的人为惨事，已是史无前例；主政团队与政党不但未因此交出政权，还从扭转困局中证成自我、稳固地位，恐怕亦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啧啧奇事。为应付大跃进所带来的危机和困局，中共全员确实齐心齐力、竭心竭力，稳住局面而不垮，并对于后来未竟全功、甚至发生文革抱憾。只不过何已中共在铸成前所未有的重大错误下，犹能安然执政，继续坐享治国的机会？

　　一方面，运动酝酿之初，中共以形似科学、“颠扑不破”的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规律作为号召；在运动问题丛生后，又以最能代表先进阶级与人民利益的“先锋队”自命匡难济世。在如此兼具“科学”与“民主”的说理与诉求下，“历史选择”的领导集体与政党，勇于“下罪己诏”，敢于“一肩挑起”，甚而成为中共自我宣传其能“愈挫愈勇”的历史事迹。

　　另一方面，按照中共官方口径，大跃进及其后之困难时期，中国大陆“上下一心、共赴国难”，全党全民凝聚共识，在组织的领导下转危为安，予人保持稳定的印象。实际情况却不尽如此简单。在大跃进期间，中共透过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组织措施贯彻政策，党国权力在此过程中急速扩张，向城乡全面渗透，在社会生活所有领域都建立、巩固和强化其权威与控制力。29其后因决策失误和执行偏差为主造成的饥荒与干部作风问题，导致了社会上小规模骚动、不满以及抢粮事件的层出不穷。30中共倚赖运动期间确立的严密社会箝制和对骚乱、犯罪施以迅速、严厉的处治，乃是使情势不致失控的重要原因与手段。31

　　与之相关的信息控制方面，可以国家威权与语言禁忌之间互为依靠、相互支撑的关系来表现。例如：因饥馑蔓延造成的大量死亡，在官方报告仅称之以“非正常死亡”。32高干回忆录中论及“非正常死亡”数字总是模糊不清，从未明确交代，最常出现的1960年较前一年“少一千多万”的说法，然其来源出处至今不明外，时间也未含括整个困难时期。33

　　卸下刻意的渲染与虚构，中共藉由意识型态的合理化和党国权力的压制，“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地在大跃进的破局中“乱云飞渡仍从容”。从大跃进的案例，可见中共斯时治国虽无方，事后治史确有其道。

　　五、结论

　　大跃进研究的迟滞、牛步，一方面与视之为陈年往事、迄今已远的心态有关；另一方面则可归因于相关资料的尘封和稀缺。就前者而言，历史的价值乃是主动从中汲取经验、探索教训，藉以资政和育人，若只将眼界囿于特定的时、空、人、事、物，无论是拘泥史实而与现实脱节，或呆板地认为历史不会原封重现而弃之如敝屣，都有违读史的意义并坐失“以史鉴今”机会。例如：中国大陆现今经济社会严峻的“三农”问题，其中农民负担过重、农村干部工作作风争议等，皆或可从大跃进中找到类似的病原。中共当年发动大跃进时“气可鼓而不可泄”的经验，参照当下中共高调国家复兴和崛起以及相应对民间社会舆论的导引，不正有立即而深刻的学习价值和必要性。

　　就后者而言，大跃进历史在现阶段未能完全公诸于世，或基于“为尊者讳”和“多说无益”之政治需要。然而，这不能成为对相关研究望而却步的借口，开发、挖掘新的、未面世的史料固然重要，如何珍视既有、现成的史料亦不能忽略。回忆录对大跃进研究即存有辅以探究、左证和充实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有关大跃进之回忆录，不宜因之相关记载的零散不完整而舍之不用，反而要在对其的使用和运用上，提出更高的标准，仔细分类爬梳、小心慎比善对；也无须为中共高干未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等闲视之，如能望文生义、由表及里，剖析中共官方对历史的处理手法与解释逻辑，将可更进一步地发挥回忆录的阅读意义和研究价值。

　　注释

　　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薄一波宣称此书乃“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主要写的是1949年到1966年文革前“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253-291。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

　　2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下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页724-725。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总第四十八期，页37-47。

　　3 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二版(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页337-390。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419-463。惠浴宇口述，俞黑子纪录，《朋友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203-223。梁灵光，《梁灵光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页344-408。杨易辰，《杨易辰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页99-209。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421-431。曾生，《曾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页642-718。

　　4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265-289。黄克诚，《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46-270。洪学智，《洪学智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页675-689。万毅，《万毅将军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页253-264。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年)。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页64-147。

　　5 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页212-227。康克清，《康克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页445-464。朱敏，《我的父亲朱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351-365。朱仲丽，《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自传三部曲》，第三卷(北京：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4年)。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349-396。

　　6 Lynn White, Policies of Chaos: The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e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48-152.

　　7 冀朝铸，《从“洋娃娃”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242-253。

　　8 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台北：台湾商务，1999年)，页299-305。潘大逵，《风雨九十年──潘大逵回忆录》(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页164-172。

　　9 陈永发，〈评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丁抒著: 《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李锐著: 《卢山会议实录》、李锐著: 《大跃进亲历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7期，民国86年6月，页322。

　　10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5-16。

　　11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页359。

　　12 杨大利，〈从大跃进饥荒到农村改革〉，《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总第四十八期)，页4。

　　13 Avery Goldstein, 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olitics in China, 1949-197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42-53.

　　14 杨大利，〈从大跃进饥荒到农村改革〉，页9-10。

　　15 利瓦伊汉，《回忆与研究》(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页845-875。

　　16 萧克，《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页461-480。

　　17 程子华，《程子华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页403-407。

　　18 叶飞，《叶飞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页643-683。

　　19 1960年10月21日，陈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即指出，各地缺粮严重，若再有灾害更会恶化情况，人民甚为疲劳困苦、情绪低迷，“需要我们军队帮一帮”。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270。

　　20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页807。

　　21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香港：明报出版社，1991年)，页735、750-751。

　　22 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以记述大庆油田的开发历程为重点之余秋里，《余秋里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

　　23 高华，〈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总第六十期)，页55-68。

　　24 造成中国大陆一1958年至1961年大饥荒的起因，学界纵有不同看法：过量的粮食统购、人民公社化或是设置公共食堂产生非理性的消费行为(consumption irrationality)。亦皆属于人为政策的产物与范畴。龚启圣，〈近年来之1958-61年中国大饥荒起因研究的综述〉，《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总第四十八期)，页14-20。

　　25 薛暮桥在运动高潮时，即曾公开对统计工作做出“政治领导业务”、“方向道路是主要的，业务是次要的”指示。赵胜忠，“跃进型『统计』体制的形成及其后果”，《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总第六十期)，页48-52。

　　26  1959年庐山会议后，江苏省内有一些地区自发实行包产到户，江渭清发现后即予以禁止；同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曾向全党批转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或包产到户的通知》。高华，“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二十一世纪》，1998年4月号(总第四十六期)，页73-74。

　　2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页706、723-724。

　　2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260。

　　29 高华，〈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总第四十八期)，页50-53。

　　30 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社会动荡及控制〉，《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总第六时期)，页37-40。

　　31 此外，中共相应地经由对农业、农村政策的松绑与惩处不得人心的基层干部等方式，使局面得以维持。同前注，页42-44。

　　32 “非正常死亡”乃是一个不精确、又是涉及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广泛使用的概念。有论者将之界定为：一、直接因饥荒饿死的人口。二、直接由饥荒产生的五病(浮肿、干瘦、小儿营养不良、非正常闭经、子宫脱垂或肝病)而死的人口。三、被迫害致死的人口。四、由于饥荒导致身体抵抗力下降，使流行病严重爆发而死亡的人口。五、工伤意外死亡人口。六、食物中毒死亡人口。七、其它被公认为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其中，前三项可明确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结果所致；其它类在任何时期虽都存在，但在此一时期中明显加剧的情况，亦反映出其增长与大跃进运动和政策之间的关连性。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原因分析〉，《二十一世纪》，2002年8月号(总第七十二期)，页60-62。

　　33 同前注，页59。

　　 钟延麟，《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