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毛泽东为什么支持打倒杨、余、傅？

　　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突然发布命令，宣布：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同日，又发布命令，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任命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这三位在军内担任如此要职的将军一夜之间作了阶下囚，他们所犯的“严重错误”究竟是什么呢？当天深夜的中央碰头会上，林彪向毛泽东汇报杨成武的问题归纳为五条：一、杨成武拉拢余立金整吴法宪，两人勾结起来，要夺吴法宪的权，把空军的王飞、何汝珍、周宇驰、于新野打成反革命；二、杨成武批判罗瑞卿时掉了泪，说“可惜、可惜”；开会时又反对开除罗瑞卿的党籍。因此，林彪说：“杨成武实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罗瑞卿分子。”三、杨成武搞宗派主义，搞晋察冀“华北山头主义”。他写的所谓“大树特树绝对权威”，实际上是要大树特树他自己的绝对权威；四、杨成武勾结傅崇碧，利用北京两大派的矛盾，分裂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企图搞垮谢富治，篡夺北京市的领导权。五、杨成武在总参整了林彪办公室秘书郭连楷的老婆，影响了林办的工作。

　　明眼人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打倒杨余傅，是林彪进一步清除他在军内全面夺权的障碍、排除异已、安插亲信的重要步骤。然而，林彪为杨余傅罗织的如此荒唐的罪名，其政治动机十分露骨，却不仅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而且立马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当场送了两个顺水人情，一个，林彪提出让黄永胜当代总长，毛泽东提议去掉代字，就当总长，理由是黄永胜秋收起义时是武汉警卫团的；另一个，毛泽东当场向吴法宪表态：我支持你。（以上引文见纪希晨《尘封岁月》217至218页）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如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支持打倒杨余傅，还情有可原，一来杨成武文革两年来一直是毛泽东的随身信使，往往能在第一时间从毛泽东那里得到最新信息，而且杨成武的政治立场无论对于林彪集团还是对中央文革小组，似乎都有点不即不离，有点超然，像周恩来一样只听毛泽东的，这不仅引起林彪的不安，也激起江青康生等人的嫉忌；二来杨成武对军内如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保守”势力的态度十分暧昧，并时有偏袒；三来像余立金、傅崇碧确有“冒犯”江青等人之举。因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林彪集团在杨余傅问题上一拍即合，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毛泽东的一反常态，他不问情由地赞成林彪对三位将军的陷害，并如此神速地作出处理杨余傅的决断，难道真是因为他在后来的一个批示中所解释的，是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辞？是他弄错了？

　　先说杨成武。杨成武以代总参谋长的身份、后又以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1967年8月由周恩来提议、中央决定）身份成为毛泽东的贴身信使，表明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和了解。但是，杨成武的地位和威望远不能和周恩来相比，他的政治经验也十分欠缺。因此，当他在第一时间内从毛泽东那里得到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中包含了对党内派别斗争非常敏感的内容时，如何传递、处理这些信息，就显得至关重要，稍有不慎，就会四面树敌，留下祸根。杨成武并不愚蠢，并十分谨慎。但在十分复杂、十分微妙的政治处境中，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他仍然时常把握不准分寸。

　　如1967年7月，毛泽东视察汉口时，针对两派斗争越演越烈的形势，召集杨成武等随行人员作指示。毛泽东说，95%以上的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泽东随即又谈到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他诙谐地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文化大革命要在1968年春天结束，或者迟一点，接着开“九大”，不能再搞了。（纪希晨《尘封岁月》第221页）两段话，两个意思。第一段话，是毛泽东针对派性斗争的处理原则，非传达不可，但后一段话，是推测，且是诙谐之言，形势变幻莫测，拿不准的，且对文革中持各种立场的派别都十分敏感，是否传达，向谁传达，其中利害关系是非常微妙的。

　　杨成武则认为，这是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理应传达，便立即用保密电话向北京的周恩来如实汇报了毛泽东的原话。这正中周恩来的下怀，他立即将毛泽东结束文革的指示，迅速在副总理一级的高级领导干部中作了传达。试想，由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关于尽早结束文革的指示，在文革中还远远没有达到夺权目的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林彪集团成员得知后会作何感想？而其时毛泽东在处理武汉“7.20”事件中深感事态严重，文革的阻力十分强大顽固，他要达到的政治目标还不能顺利实现，此刻听到有人大张旗鼓地宣扬他关于文革鸣金收兵的即兴之谈又会作何感想？

　　再比如，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毛泽东当着杨成武的面对关于林彪“四个伟大”的即兴调侃、毛泽东从杨成武的汇报中得知有人要把建军节日期改为秋收起义之日后所作的指示、以及毛泽东对朱德、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贺龙等人的正面评价等，杨成武都基本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但在向林彪汇报时，却隐瞒了其中某些具体内容，从而引起林彪强烈的不满。

　　其实，在林彪所列举的关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所犯“严重错误”问题上，毛泽东当时就清楚这三人是冤枉的。比如1967年11月国内几家主要媒体发表杨成武署名文章《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问题，毛泽东亲自过问，他明明知道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始作俑者是林彪、吴法宪、叶群，文章署杨成武的名也是林彪的提议，杨成武是代人受过；而毛泽东未看杨成武送来的此文稿件就批给陈伯达、姚文元“酌处”，最后陈伯达又成了替罪羊，被毛泽东骂得狗血喷头。

　　在此事的处理过程中，毛泽东态度始终很明确：这是陈伯达的事，不是杨成武的事。既如此，当林彪把这件事作为杨成武的罪状之一加以坐实时，毛泽东为什么不站出来讲句公道话呢？至于余立金在皖南事变中的问题，组织上早有结论，林彪在没有新的证据的情况下就诬其叛徒，其用心昭然若揭。其实余立金是红二方面军的干部，对贺龙当然有感情，对林彪也时有不买账之处，如他公然不同意关于对林彪“光辉榜样”提法，认为林彪“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中的后两条完全是对立的”，林彪提出“四个念念不忘”之后，余立金又加了一个“念念不忘战备”。总之，和吴法宪平起平坐的余立金已成为林彪夺取空军全部大权的最大障碍，成为林彪在空军的心腹吴法宪的死对头。

　　林吴把余立金搞掉的政治用心像1+1=2 那样简单明了，在党内权力斗争中一向老谋深算、洞察入微的毛泽东岂能不清清楚楚，他怎么可能被林彪蒙蔽了？至于傅崇碧和江青、林彪发生的冲突，毛泽东更清楚，他不止一次站到了傅崇碧一边。比如，文革初期北京市委瘫痪后，红卫兵大量进京，为维持北京秩序和解决北京煤粮供应问题，傅崇碧和他的卫戍区部队立下了汗马功劳，得到了周恩来毛泽东的赏识。在卫戍区部队支左的问题上，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和支持。再比如，1967年春傅崇碧奉周恩来之命对在京的30多名省委第一书记和部级高干实施保护救援，事情做得很漂亮，自然也触怒了林彪、康生、江青等人。

　　毛泽东得知后当面连声夸赞傅崇碧这件事做得好，做得对。在江青指控傅崇碧带人“武装”冲击钓鱼台这件事上，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又一次当面支持傅崇碧：“你卫戍区司令的车，哪里都可以去。”可见，毛泽东对傅崇碧的所作所为是了解的，支持的，对他的忠诚也是信任的。但是，毛泽东明明知道杨、余、傅并无大错，林彪、江青等人强加给他们的是莫须有的罪名，他为什么要顺水推舟，趁势把这三位在军内重要且敏感岗位上任职的将军打入牢狱呢？看来只有一种解释：这是党内权力斗争的需要。因这种需要，杨余傅是必须牺牲的筹码。

　　依笔者所见，这种需要大抵可作如下解释。一、搞掉杨成武，是这次政治事件的核心。作为毛泽东的随身信使，杨成武可在第一时间得到毛泽东言行的各种信息，并可随机处理这些信息，这对党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和较量干系重大，而杨成武本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让人捉摸不定，但其倾向已日趋明显，即倾向周恩来，倾向党内保守势力。这已经引起了中央文革和林彪集团强烈的不满和担忧，这两个集团已容不得杨成武在毛泽东身边，尤其是杨成武身任军队代总长，身居如此要位，牵一发而动全身，使林彪猜疑日重，极为不安。为了笼络这两个在文革中互为毛泽东左右手的政治集团，毛泽东必须“割爱”，牺牲掉杨成武。另外，毛泽东本人也许并不乐意杨成武这样的角色过于接近周恩来，周恩来在思想感情上倾向于党内保守势力，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再给他留下一个耳目，会使毛泽东在处理党内各派关系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处于被动，这样的局面，毛泽东是不愿看到的。
　　 抓王、关、戚，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干将们来说，是一个重创，之后一系列的“治乱”措施，给了党内保守势力抬头的机会和借口。为防止政治力量对比的失衡，有必要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安抚、补偿，对党内保守势力进行警告、压制，借杨余傅事件，可以把这方面的文章做足。

　　 三、搞掉杨余傅，在政治上得到最大最实惠利益的是林彪集团，在空军，搬掉了吴法宪的绊脚石余立金，在京城，换掉了“九门提督”傅崇碧，在中央军委，黄永胜取代了杨成武军委办事组组长的位置，这些对林彪来说真是凯歌阵阵，整个军队的大权已牢牢在握。而中央文革小组的干将们虽然在这件事上和林彪集团可谓是“同仇敌忾”，但他们从中得到的仅仅是毛泽东的支持和出了一口恶气而已。这笔账，毛泽东难道不清楚？他为什么如此痛快地让林彪占这么大的便宜，甚至还显不够，趁势再送两个顺水人情？这正是毛泽东的老谋深算之处。

　　当时在毛泽东的构想中，当年就要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就要把新的中央领导班子的基本格局定下来，以便在党的“九大”上通过。而在新“班子”中，取代刘少奇位置的理应是林彪，毛泽东已经准备把林彪集团作为组建党的新的领导核心中 的主导和骨干力量进行扶持和“培养”。从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集团的“团结”状况来看，前者虽然充当了“配角”，但两者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大概能搭起一个比较稳定的、对毛泽东绝对忠诚的班子。为此，毛泽东不得不以牺牲杨余傅对林彪作出让步，并尽量满足林彪的政治野心，让他了却把持军内大权的心愿。为了笼络一方政治势力对自己的支持，帮助对方消灭政敌作为利益交换的筹码，哪怕对方的政敌就是自己的朋友，也在所不辞，这样的权术在中国皇权时代的政治斗争中已屡见不鲜。

　　大海之聲，共识网 2013-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