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中苏关系史新说

　　2013年初，著名学者、中苏关系史专家沈志华一气推出了8种著作：《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上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包括《冷战的起源》《冷战的转型》《冷战在亚洲》《冷战中的盟友》《冷战的再转型》，九州出版社），《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珍藏本），《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个学者如此集中地推出这么多学术著作，并不多见。

　　沈志华称，《无奈的选择》是自己20年来中苏关系研究的结晶，提出了十大新说。“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这一套书，主要是自己多年来研究冷战的论文集，有些内容不无重复，但是，对同一问题在不同年代研究所反映出来的细微变化，恰恰伴随着俄、美、中档案文献不断解密和公布的过程，对于做历史专业的学子和研究者而言，又有着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是其成名作，此次的珍藏本不仅增补了大量文献档案，而且在写法上变化较大，几乎重写了一遍。而《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则将中共的整风、反右与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以及斯大林去世之后的中苏关系等联系起来研究，本书对毛泽东在1956-1957年这段时间的政治选择作了新的解读。近日，记者采访了沈志华。

　　中美关系vs.中苏关系

　　读书报：你强调，1944年到1946年，毛泽东曾经想依靠美国人的帮助，但这个机会因为美国国内原因而失去了。此前，我们习惯性地认为，苏中两国共产党是天然的盟友。那么，毛泽东想得到美国人的帮助，究竟是策略上的从权，还是真心希望美国人帮助自己？

　　沈志华：其实，研究中美关系史和国史的人，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更详细的论述。美、英、苏、中结盟以后，中国的地位有了很大提升。1943年，美国开始重视中国，苏联反而对中国不是很感兴趣。本来开罗是四国首脑会议，结果分两次开成了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英、美、中开一次，英、美、苏开一次。为什么？这里涉及到苏联跟日本的关系。斯大林就是不想跟蒋介石坐在一起，他看不起蒋介石还在其次，主要是怕刺激了日本人。也正是因此，1941年他跟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

　　1944年的时候，美国人在华人员中有很多人都是中国通，比如谢伟思、戴维斯等。这些年轻外交官的父辈都是传教士，中文说得好，长期在中国，所以他们对中国的事看得比较清楚，认为国民党现在开始腐败，共产党是一支新兴的力量。他们写的报告，尽管都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但是，这种情绪和认知，对中共是非常有利的。

　　其次，美国基本的政治理念是反对独裁，它希望中国像美国一样，也是两党竞争制度。谁能跟国民党竞争呢？共产党。史迪威和蒋介石闹矛盾，原因之一就是史迪威认为，蒋介石从美国获得的租借物资应该给所有的抗战部队，包括新四军、八路军，不应该只给国民党军队。从美国的政策角度讲，有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空间和可操作性。

　　毛泽东1944年对美国军事观察团有几个讲话，我认为是真诚的。如果是策略，他不会反复讲。而且，他很有逻辑，一层一层推进。毛泽东说，我们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中国人，我们是共产主义者，但是我们目前不搞这个，我们现在的政策你们都能接受。毛泽东还跟美国人说，共产党实行的措施不算什么，任何一个美国企业家都能接受。当时宣传的是新民主主义，和美国没有矛盾。美国人问他，那你为什么不靠苏联。毛泽东认为，帮助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苏联的实力不够，而且苏联在战争期间的损失太大。

　　毛泽东甚至提出，在中国应该实行像美国的那种政治制度，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做到这一步对中共是很有利的，因为从当时的情况看，共产党将来能不能生存是一个问题。所以，毛泽东希望美国人的帮助合情合理。

　　读书报：那当时中共与苏联的关系，真实情况到底如何？

　　沈志华：当时，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恰恰关系不很好，在几个重大的问题上，他们都有冲突。长征的时候，毛泽东就对苏联有不满。1940年的皖南事变之后，毛泽东忍无可忍，认为必须在军事上、政治上全面反攻。中共刚开完会，苏联大使就在重庆召见叶剑英和周恩来，反对毛泽东的意见，说政治上可以反攻，但军事上坚决不能动，即便政治上反攻，也不能点蒋介石的名字，因为要保证统一战线。毛泽东第二天开会，口气就变了，说政治上反攻，军事上静观其变。这是中共中央作了决定后，被迫采纳莫斯科的意见，毛泽东心里非常不高兴。我利用俄国档案材料，对这一段做了研究。

　　从这几个方面分析，我就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确实是想先依赖美国，先跟美国搞好关系。但是，到了1945年初，由于美国的人事变动，把那些年轻的外交官都调回去了，史迪威也撤回去了，换了一个魏德迈，还来了赫尔利，他们都是反共人士，更支持蒋介石。所以，毛泽东七大的时候才讲，还是得跟苏联，尽管苏联不好，也得靠它。为什么？它必须得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它不帮我，国际主义跑到哪去了——这不是说从我们的关系推导出来的，而是从理论上推导出来的，苏联必须得援助中共。

　　读书报：《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写到，国共两党在东北决战的时候，林彪的部队几次都被杜聿明赶走了，退回到苏联那边。1947年春夏，美国决定将重点放在西欧的重建上，法国官员在德国与英美结盟并革除了巴黎统治联盟的共产党，杜鲁门于1948年早期改变了对日政策，斯大林也改变了对华政策，他告诉毛泽东的特使，他们如今可以依靠他了。正是在这年（1948年）秋天，林彪在获得苏联大量援助的情况下，集结了75万人发动辽沈战役并最终获胜。斯大林在支持中共的问题上几次反复，原因是什么？

　　沈志华：实际上，1945年8月20日苏联占领了旅大（大连的前称），而且划了条约区，咱们叫苏占区。当时旅大地区非常大，这一块都是苏军布防，有高炮，飞机场有好几个。问题在中长路（中长铁路），这条铁路从齐齐哈尔，满洲里下来，这是苏联的运输线，要往这儿运兵，运物资，都得通过中长路。当时苏联想继续控制中长线，还想把整个东北控制起来。蒋介石没有满足苏联的要求。

　　而且，苏联认为美国人不应该再插手这个事。国民党用美国飞机和军舰运兵到东北，这都刺激了斯大林。而且，苏联要求只能双方合作，不许有第三国。但蒋介石迟迟不跟苏联签经济条约，这一点是斯大林非常不满意的。

　　东北1945-1947年的情况比较复杂，变来变去。为什么这样？因为它涉及到种种关系，一个是有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要保证把权力归还给中华民国政府。再一个，它涉及到跟美国的关系，因为美苏谁也不愿意得罪对方。苏联能够跟国民党达成协议，它就不会支持共产党。达不成协议的时候，苏联就通过共产党给国民党施加压力来控制它，所以才出现苏联对中共的政策忽左忽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其实，苏联的目的一直没变，就是维持苏联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和掌握。

　　中美卷入朝鲜战争并非斯大林预谋

　　读书报：从你接触的资料来说，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和中国的相继卷入是斯大林事先预谋的吗？

　　沈志华：这个观点是斯大林自己讲的。2005年，苏联解密了一个文件，1950年8月27日，斯大林给捷克和斯洛伐克总统发了一个电报，电报里就是这么说的。有俄国学者也这么认为。当时很多人都质问，为什么朝鲜战争爆发，苏联外交官不去联合国安理会，不投否决票？因为苏联没去，所以造成联合国出兵这一系列问题。所以，斯大林做了这个解释。在我看来，这个解释完全是牵强附会，是为了给苏联的行为找一些借口。

　　为什么？从历史研究来讲，决策动机的判断需要非常小心。研究美国的决策动机比较容易，它的文件非常清晰，动议是什么，各家的意见是什么，讨论的分歧点在哪，最后各家争论，总统为什么决定采用这个方案，一清二楚，你只要把材料都找出来，一看一分析就清楚了。但是，苏联就不是这个情况，往往没有讨论的过程，有讨论也不一定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也不肯公开，所以研究起来比较困难。但是，对于一些重大决策，你又不能不分析它的动机，它为什么这样做，那就得靠推断。在我们的研究中，靠什么来推断，有两个原则是不能违背的：一个原则就是你的推断不能和已知的基本的史实相违背；第二，不能违背人基本的行为逻辑。

　　如果说，斯大林事先就设计好了要打这场战争，设计好了要让美国参与，然后让中国参与，这跟基本的史实不符。

　　读书报：为什么？

　　沈志华：我们知道，在1950年1月31日斯大林同意金日成访问莫斯科之前，斯大林是不赞成金日成发动这场战争的。所以，在此之前他没有这个设计，否则，他干吗老拦着金日成呢？在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之前，斯大林对中国几乎是有求必应，主要目的就是想让毛泽东继承1945年那个条约。但是，最后毛泽东还是逼着斯大林把1945年的条约废除了。重新签订的条约完全是新的内容，从这以后，斯大林开始变了。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他原来一直不同意金日成进攻南朝鲜，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怕美国参与。到了1950年1月底，斯大林同意金日成来讨论这件事，到6月大概有四五个月的时间策划这场战争。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他就想好了让美国参与进来，然后再让中国参与进去？也没有。这个也跟基本的史实不符。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里头有两条，斯大林和金日成的会谈记录，包括后来的一些间接的文件的反映，斯大林当时对金日成还是有一个担心，就是如果你不能很顺利很快结束战争，美国要参与怎么办？金日成说，美国不会参与，我速决战，闪电战，几天结束，南朝鲜有20万共产党人里应外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米高扬后来说，当时苏联获取了美国的一个情报，如果朝鲜南北双边发生战争，美国不会干预，再加上艾奇逊也公开这么说了，所以斯大林的担心就减少了。如果情况是这样，你说斯大林希望美国人参与进来，那正好相反。

　　读书报：斯大林在给捷克和斯洛伐克总统电报中的说法，还有哪些与史实不符？

　　沈志华：再一个史实不符是关于中国的，斯大林有没有设想让中国参与进去呢？有可能。但是，他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设定的，如果北朝鲜出兵不利，如果美国参与，就让中国帮助顶一下，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一开始就想让中国参与这场战争。很明显的史实就是，从1950年7月份到9月17日的两个多月时间，毛泽东三次提出出兵，金日成转达给斯大林，都被斯大林否定了。中国的部队至少8月份已经调到东北了，为什么斯大林不同意呢？所以，它跟这个史实又不符。

　　实际上，我们反过来可以解释，为什么斯大林不想让中国出兵——是因为他要控制朝鲜半岛，如果中国去了，几十万人参战，战争打赢了，那谁控制朝鲜半岛？等于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是那种结局，苏联既丢了旅顺港，又得不到朝鲜的港口。所以，他是不想让中国出兵的。

　　读书报：所以，斯大林的那封电报，是为了掩盖自己原来决策的失误？

　　沈志华：对。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苏联为什么失误——当时为什么不派代表团在安理会投否决票。如果在安理会投否决票，苏联就不好办。因为当时苏联特别谨慎，美国仁川登陆以后到中国出兵之前这段时间，美国飞机两三次越境，还有一次袭击了苏联的机场，苏联都没反应，就软弱到这种程度，生怕卷到这个事情里头去。在这个事上，苏联犹豫不决。因为你一投否决票，你就跟美国公开站在对立面了——不是背地，背地早就是对立了——等于是撕破脸了，这是斯大林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如果你不投否决票，投赞成票，那不等于把中国跟朝鲜都卖了吗，那你还能当社会主义的领袖吗？大家还认你吗？所以，这个事斯大林没法办，干脆就不去了——我觉得，这样对历史的解释比较完整。

　　中苏之间的互动

　　读书报：在《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里面写到，波匈事件发生之后，毛泽东1957年年底去莫斯科开会，你简要说了毛泽东的某些行为很不合适，他当时那样做，是因为已经萌生了赫鲁晓夫不堪大用的想法吧？

　　沈志华：对，应该是到1957年底，连续三件事。从1955年中苏之间的电报，信件往来的写法就能看出，口气全变了。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前，都是毛泽东亲自出面写信，不是周恩来或者其他人。毛泽东写信的语气是，赫鲁晓夫同志，我们想怎么样，你看这样可以吗？能否派谁来帮助？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这种信就没见着了，不再请示了，口气也变了：我看了你们起草的文件，90%是正确的，就是太啰嗦，要删掉一半，还有什么问题就不要讲了。不看内容，光看形式就能看出他的心态的变化。

　　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赫鲁晓夫连续失误，毛泽东就看不上他了。他说，赫鲁晓夫这个人哲学学得不好，缺乏政治经验。

　　第二就是波匈事件，赫鲁晓夫处理得非常仓促，也是中共帮忙处理的。

　　第三就是苏联的政变，毛泽东去救了赫鲁晓夫一把，所以他们俩的地位就开始发生了转化。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特别感激，他决定给中国原子弹技术，但是没过一年就反悔了。这个人毛躁，做事没有长远考虑。

　　读书报：你在著作里面说到，毛泽东是要争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导权。但是，主导权到底意味着什么？有那么重要吗？

　　沈志华：有。在毛泽东看来，只有按照他的思路走，解放全人类，社会主义运动，才能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他认为赫鲁晓夫搞错了。中苏出现分歧的时候，就涉及到谁听谁的，按什么路线走。比如对外你是缓和呢，还是紧张？对内你是激进呢，还是保守？因为毛泽东相信自己的路线和想法是正确的，而赫鲁晓夫在苏联搞的那一套将使共产主义走向灭亡，所以毛泽东一定要争领导权。

　　读书报：“结构失衡”是你解释中苏关系的重要概念，这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沈志华：中苏之间产生的分歧和差异，可以举出很多，比如民族性格问题，文化问题等等，我觉得那都不是核心要素。核心就是两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有30年的时间差。因为事实证明，30年以后，苏联想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都想到了，苏联想做的事中国共产党都在做了。  比如1956年赫鲁晓夫的改革，与我们在1980年代开始做的双轨制、利润挂帅、成本核算等等，内容很相近。所以，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双方认知上的差异，造成了政策上的分裂。

　　读书报：我们看到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走向分裂，而西方国家组成的的集团虽然也有分歧，但是没有导致分裂。为什么？

　　沈志华：因为西方国家之间讨论的是利益问题，利益就可以让度，你大点我小点，反正咱们共同体存在。但是，中苏之间讨论的不是利益问题，是主义问题，你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我是马克思主义，你是正确的还是我是正确的，这是不能让步的。一旦让步，全盘皆输，这种冲突没有一个调和的余地。

　　如果谁承认错了，那不仅意味着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当中没有威望，没有地位，而且在自己的党内也完蛋了——这是他不能设想的一个结果，所以他不能让步，明知道最后的结果是分裂也只能走下去。这就像兄弟俩一样，其实他们都知道，如果分家，这个家庭的力量就削弱了，但是问题是两人都要当家，最后不得不分家，这正是中苏同盟的结局。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是从党的关系演变而来的，而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的政治结构、政治准则是完全不一样的。党的关系就要讲谁是马克思主义，就要讲统一性，就要讲领导和被领导。党际关系里头不能有主权，必须是全世界统一的，必须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而国家之间要讲平等，讲独立，讲主权。所以，它整个关系结构都不一样。

　　读书报：刚才你说到，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斯大林秘密报告、波匈事件出来以后，中国发表了一些评论，明显给苏联解了围，而且，中共提出的理论确实有很强的说服力，这是因为中共的理论能力高于苏联，还是其他原因？

　　沈志华：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对列宁主义，包括对斯大林的理解，我觉得苏联的学者做得比中国深，比中国透。不但有语言文字的问题，还有环境、文化背景等因素。但是，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形成，和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系，他们当时生活的时代就是革命和战争的年代，他们认为要通过战争促进革命，通过革命解放全世界，这样一个逻辑思路。所以，他们的著作，都是以战争和革命时代为背景写的。中国领导人认为，现在所处的仍然是革命和战争的时代，所以应用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得心应手。但是苏联认为，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很多现在的问题，马克思的书都解释不了。但是，苏联又不能说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说错了，那不就真的成了修正主义吗？所以，苏联领导人和学者想方设法从中找出一些缓和、妥协的理论和字眼。恰恰这些内容都是从策略的角度出发，这一点让毛泽东抓住了，马克思、恩格斯说过这类的话，那都是策略而已。

　　读书报：也就是说，像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在意识形态上追求根正苗红，这一点涉及到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沈志华：没错。苏联共产党先树了旗子，他就永远不能说这个旗子错了，因为这个旗子一错，其自身存在合法性和正统性就没了。

　　读书报：对于大跃进，你的解释是毛泽东为了争当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为了加强国家实力而发动的。根据何在？

　　沈志华：其实，大跃进在1955～1956年就有苗头，然后在1957年反右以后出现。从根上讲，毛泽东想用搞政治运动和军事运动的方法来搞经济。

　　第二，从愿望来讲，毛泽东一直想在他有生之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因此希望快速发展。原来说60年超过英国，后来改50年，后来改15年，后来说三五年就行。

　　在莫斯科会议上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社会主义阵营以谁为首，当时就有人提出要以中国为首，毛泽东说不行，主要就是因为中国第一没有原子弹，第二是经济实力不如苏联，美国不怕我们，怕苏联。什么时候让美国怕我们了，那会儿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当领袖了。

　　读书报：1956年的时候，毛泽东提出要快速发展经济，然后冒进情绪在中共党内已经泛滥开了，而且很难改变。

　　沈志华：因为我们很多工作都是靠群众运动搞起来的，爱国卫生运动、土改……群众运动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过犹不及，就是要超前，一个比一个激进，这种方式决定了它是这个结果。

　　毛泽东1956年的做法是，他找二十几个部委谈，找这个部说，那个部已经提出了什么什么目标，他再找那个部谈，大家谁也不想落后，于是大跃进的指标一路攀升。指标不是按照科学性、计划性的理性分析制定的，而是互相攀比，这就是群众运动的特点。

　　沈志华、特约记者楚原，中华读书报 2013-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