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陕西工作一百天又挨批一百天

　　赴陕西临危受命 立壮志苦干五年

　　1964年11月30日，胡耀邦度过49岁生日后20天，他轻装简从，带秘书戴云，于一片静寂之夜，到达古都西安，走马上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他任职200天，实际做工作100天，靠边站、挨批斗100天。

　　当时，陕西省医治“大跃进”创伤的经济恢复工作落后于其它地区。粮食总产量1956年曾经达到108亿斤，1964年只有86亿斤。多种经营，被“以粮为纲”和“割资本主义尾巴”挤掉和割掉了。耀邦亲自调查的兰田县一个生产大队，400户社员只养了25头猪；农村集市贸易实际上被取缔了；工业生产也不景气，可以说是百业萧条。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方面，总的指导思想本来就“左”，西北又比其它地区“左”的程度更胜一筹。例如，1964年，长安县受处分的区委书记、区长占58%，公社书记、主任占45%，支部书记被撤换的占76.2%。长安、延安、西乡三个社教试点县，选拔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要查三代和五夫（舅父、姑父、姨父、姐夫、妹夫），有些生产队户户要“退赔”，连上山砍柴和进城镇当保姆的收入也要退赔。陇县受到批判斗争的215人中有40%挨了打。有些高等院校在学习“九评”中批判学生中的所谓修正主义思想，西安市有的大学生因此自杀，有些中、小学在学生中“树立贫下中农优势”，批判学生中的“小地主”、“小富农”，以致有些中学生离家逃亡。理论界、文艺界、学术界，也在批判所谓修正主义观点和“反党文艺”、“反党党史”。干部、党员和群众几乎人人自危，惴惴不安。

　　胡耀邦属“知天命”之年奔赴陕西，在这之前，他任湖南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近两年，他对实际情况是有深刻了解的，他这次走马上任来陕西是胸有成竹的，是立志改变山河而来的，他先定下专心干五年的盘子。他那以改变陕西落后面貌为己任的赤子之心，是由来已久的。他是吃延安小米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陕西父老总是一往情深，时思报恩。1958年初我谪放边陲，离京前夕，他饱含深情地说：“我主张你下放米脂去干几年，务必认真研究改变老区落后状态的方针、政策和有效措施。”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去看他，交谈中他又一再强调要改变老区穷困落后面貌。我说：“如果再派我去陕北当县委书记，我要达到让群众每天吃三餐干饭。”（当年县委机关日食一稀一干）他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连连说道：“应该，应该。”两年之后，我在四川农村搞“四清”运动，得知他去陕西主政，心中升起这位共产主义政治家知难而进的动人形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有胆有识出政策 无私无畏反“左”倾

　　胡耀邦到达西安，首先集中研究农业为什么上不去？他说：“无农不稳，民以食为天，想陕西太平，要粮食领先。”他一接触到这个问题，展现出来的是陕西公购粮任务太重，无论和南方各省比还是和自身库存量比，都显得重了，他说“陕西人老实，都不说话”。他提笔起草电报曰：“总理、先念：请求先减公购粮四亿斤，暂时退下来，让农民缓过气来，过几年再加上去，会给国家做出更大贡献。”周恩来总理立即批准，复电同意。

　　关于生产建设，耀邦同志着重强调发展生产力。1965年2月上旬到中旬，他在陕西安康地区各县反复强调：“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各项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的标志。”2月14日，他从安康向各地、县委发出的《电话通讯》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才能称得起是为人民忠诚地服了务。”2月17日，耀邦在汉中地区城固县五级干部会议上又反复强调了这个意思。3月，陕西省委办公厅发出的一个通知中用了耀邦的两句话，即：“这样成绩那样成绩，把生产搞上去就是最大的成绩；这样错误那样错误，生产搞不上去就是最大的错误。”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耀邦注意放宽政策，减轻负担，加强领导，增加投入。他在多次讲话中一再强调：要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大一些，要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宽一些，要在经济政策方面搞活一些。大、宽、活，就是耀邦治理陕西的三字箴言。

　　什么是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大一些？耀邦指出：在干部问题上“（一）不要着重历史问题，而要着重现在的表现；（二）不要着重‘洗手洗澡’中已经交待出的问题，而要着重今后‘将功补过’；（三）不要着重枝节问题，而要着重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什么是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宽一些？他提倡“一手抓粮食生产，一手抓多种经营。”他还主张：“不但要注意增加生产，而且要注意为生产服务的商业、交通问题。”

　　什么是在经济政策方面搞活一些？耀邦提出：“（一）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改进商业部门的工作；（二）把集市贸易搞活，不能把投机倒把与农民之间互通有无混为一谈，防止又乱没收；（三）很好地组织短途运输，人力、畜力短途运输不是什么剥削，是一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必须有报酬，要下决心把山区交通运输搞起来；（四）必须有计划地解决城镇就业问题，在小城镇，最大的出路就是发展手工业，然后在手工业的基础上，慢慢变成地方工业。”

　　在生产队的经营管理方面，耀邦1965年2月18日在同汉中地委领导人谈话时说：“目前经营管理上有三大问题：一个是作业组，一个是定额，一个是分配办法。要发动群众讨论讨论。我们要学会科学计算，要学会现代化的科学的经营管理。”在口粮分配方面，耀邦同志提倡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办法。

　　耀邦到处提倡植树造林。他编了一段生动通俗、便于记忆的造林方针：“植树造林，育苗先行；一队一亩，专人经营；谁种谁有，不搞平分；开山育林，不断更新。”

　　根据耀邦建议，省委和省政府从省、地、县三级抽调了二万多名脱产干部到基层，参加生产和领导生产。

　　增加农业投入。耀邦亲自给中央和国务院写报告，争取到3万多吨化肥；并创建陕西省第一批化肥厂。

　　关于社教运动，耀邦认为社教运动应是一次教育人、改造人的运动，而不是整人的运动。1956年1月22日，耀邦在陕西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惩办是个必要的不可少的方法，但惩办人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改造人，改造社会。”他还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界定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做官当老爷”，这样就把工作中的不同观点和作法排除在外了。

　　基于上述指导思想，针对当时陕西社教运动中“左”的倾向，耀邦到陕西半个月之后，就建议省委作出决定：抽人暂时停一下，但仍须打击现行破坏活动和清理积案；“双开”（既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暂停一下，留待运动后期处理；面上“夺权”暂时停一下。在“廿三条”公布之后，耀邦提出“四个不反”，“六个不查”。即：不反社员，不反工人，不反学生，不反一般干部。不查阶级出身，不查一般工作作风，不查一般男女关系问题，不查瞒产私分，不查小偷小摸，不查小额贸易。1965年2月14日，耀邦在从陕西安康县发出的《电话通讯》中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条意见，他说：为了正确地贯彻执行“廿三条”中关于干部问题的政策，应该向到会同志明确宣布：（一）凡属从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二）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作结论；（三）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已经交待过的在职干部（包括脱产和不脱产的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既往不咎；（四）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人，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在这些问题上，耀邦同志用生动的语言，讲了许多精辟的观点。例如：1月19日在西安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大会，20日在西安市中等学校教师大会上，耀邦说：“查什么男女关系？男女之间就是有关系嘛。我们反对的只是道德败坏。……对于事实没搞清楚的不要主观臆断。领导干部道德败坏影响到党的威信的，要检查、批评甚至处理。但对社员、工人、知识分子中的男女关系问题，一般不查，主要是教育问题。”1月29日在陕西省和西安市文艺工作者大会上，耀邦说：“要分清什么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生活作风上的缺点，不要把缺点当做道路问题。大题小做不对，小题大做也不对。”讲到这里，他顺手拿起讲台上一只有缺口的茶杯说：“缺点，缺点，只是缺了这一点。这个茶杯还可以用嘛！我们不能因为缺了一点就把它扔了。

　　对于当时名为“集中训练”实为“隔离审查”和变相监禁的人，耀邦说，拿“廿三条”给他们看，让他们讨论，不要虐待，不要当犯人看待。“有老婆、孩子的人，你不让他回家过年，人民不同情，老太婆不同情，娃娃不同情。”

　　在思想文化工作上，耀邦特别注意“解放思想”，着重强调保护知识分子。

　　1965年1月28日，耀邦在同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曹廷甫谈话时说：“只要合乎社会主义方向，合乎党的政策，合乎党对青年的要求，应该解放思想，放手大胆地工作。”2月上旬到中旬，耀邦在对安康地区七个县领导干部的谈话中一再说：“现在有不少干部思想不解放，精神不振作，整天愁眉苦脸，提心吊胆，挺不起腰杆。要教育干部立大志，鼓干劲，往前奔，往前赶。”

　　1月22日耀邦在陕西省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很丰富，我觉得重要的、对实际工作有巨大意义的有两条：一条，什么事情都要加以分析；一条，领导大家向前看。”耀邦说：“许多事情，从时间上来讲无非三个：过去、现在、将来。……我们要立足于现在，面向将来。过去的事情，有些弄不清楚，我的意见停下来，不要争了。留下来，待历史去解决，恐怕更稳妥。”耀邦在安康地区视察时，又反复强调“抓关键，向前看”，并把这句话写进向全省发出的《电话通讯》里面。

　　谈到林彪，耀邦除了讲过林彪会打仗，有赫赫战功以外，对林彪的某些错误观点他也曾提了不同看法。他风趣地说：“不能样样事都突出政治，比如游泳的时候就要突出鼻子，不突出鼻子就会被淹死。”他在1月22日的讲话中讲到，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是片言只语地学，而是要全面领会，活学活用。”本来下面还有一段话，他的助手在整理纪录稿时，建议他删掉了。那段话的大意是：我不赞成学毛主席语录，我主张学原著。因为毛主席的话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针对一定的情况和问题讲的。语录把历史背景和针对性抽掉了，只留下几条结论，容易助长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

　　耀邦本人勤学好问，博闻强记，才华横溢，思如涌泉。他不仅熟读毛主席著作，通读过已经翻译和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每篇著作，而且读中国的历史著作和诸子百家，读中外文学名著，读一些自然科学的普及读物，就连佛经、道典和医、卜、星、相之类的书，他也要翻一翻，他的家里就像一个小图书馆。他的记忆力很强，听下级汇报，他常常要求汇报者合起本本来讲。有时谈到某些数字，汇报者记不清楚，他代汇报者回答，汇报者惊讶地问：“胡书记，你怎么知道这些数字？”他说：“我是听你讲的嘛。”他能够背诵许多诗词。陕西省委机关位于大雁塔之侧，有一天，他让身边工作人员背诵元八咏大雁塔的诗，这位同志背了一半接不下去，他接着背诵下去，并且说：“你是西安人，又住在大雁塔旁边，怎么连咏大雁塔的名作都记不完全呢？”在汉中，同当地干部谈话，讲到萧何月下追韩信，追到褒城县韩溪边，由于韩溪水涨，韩信过不去，萧何才追上他。耀邦问：“古人咏韩溪有两句好诗，你们谁记得？”在座的汉中干部都答不上来。耀邦说：“那两句诗是：若非一夜韩溪涨，焉得汉家四百秋。”他又说：“我也是现炒现卖，我是从你们《汉中志》上看到的。”耀邦擅长心算，我们的笔算和珠算都赶不上他心算的速度。耀邦在视察水利工程时，还能对设计、施工的技术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当时，陕西省委有的同志说，耀邦有“三个不断”：“读书不断，思考不断，议论不断”。这个概括是准确的。

　　正因为他自己有渊博的知识，是杰出的人才，所以，他非常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在1965年春节前的十几天中，先后同新闻界、文艺界、大学师生、中学教师、党外民主人士见面，并发表讲话，受到热烈欢迎。2月下旬，他去武功杨陵镇，向西北农学院和陕西农业科学院等单位的农业专家请教，请专家们为陕西农业的发展出主意。他一进大学，同学们就把他围起来，无拘无束地问长问短，谈天说地，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走出重围。

　　耀邦在对文艺界的讲话中，提出在文艺界如何搞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他主张进行正面教育，并且以繁荣创作为目标。他说：“同志们要勇敢地创作，创作出好东西来，演出好节目来，这是为工农兵服务的第一个标志。”当时，报纸上正在批判现代戏《蟠桃园》。耀邦风趣地说：“蟠桃园不好，指出它的缺点，要作者另写一个‘樱桃园’嘛，不要再批了。”主管部门确定的下一个批判对象是文艺评论家胡采。耀邦说：“你们把胡采也解放一下嘛。他的观点，是学术、艺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对于批判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老诗人柯仲平的所谓“反党史诗”《刘志丹》（未完成未发表的草稿），由于耀邦无力抵制强大的压力，他告诉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同志：“先拖一下，实在拖不下去了，开一个小会，找文艺界少数同志批一次，然后给上级写一个报告，说明我们已经批过了。”

　　一代人民政治家 公正无私好公仆

　　胡耀邦是一位好公仆。他胸怀天下，民主，淳朴，平等待人。他每天吃6两粮，睡6个小时觉。除了读书、议论、吸烟、吃辣椒、吃腊肉，几乎没有别的嗜好。他每天6点起床，常常走出屋子同省委大院的花工一起聊天、散步。中午不睡午觉，晚上加夜班，节假日也很少休息。有时在完成当天任务以后，还要同身边的几个助手聊天。聊的内容，从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街谈巷议，直到青年时交女朋友的经历。他风趣地说：“我们在集体办公以后还要集体谈私呢。”1965年2月，他去陕南和关中西部视察，只带了三个工作人员（包括警卫员）和一辆老式北京吉普，没有前呼后拥。

　　耀邦总是把自己看作一个有优点和缺点的凡人，经常公开讲自己的缺点。1965年1月22日，他在陕西省委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我这个人的片面性很多，今天的话里就有很大的片面性。”他说：“我们陕西党的组织能否听坏话、反对的话，就是民主能不能过得硬的标志。我现在来代理第一书记，‘湖南蛮子’是有名的，讲话嗓子那么大，也是个纸老虎就是了。你们以后就把我看成个纸老虎，不对就给我提意见嘛。”“你说不敢说，说了一定挨批，我看也不一定。你写信告到毛主席那里去，可能把你表扬哩。”耀邦不仅能这样说，也能这样干。1965年4月西北局转来陕西留坝县委办公室干部王瑜琨向中央反映耀邦缺点的信，批评耀邦“忽左忽右”。耀邦刚看到这封信不大高兴，他说：“我正在挨批，他又来火上浇油。”他身边一个工作人员说：偏僻山区的一个县委干部怎么知道你在挨批？你的《电话通讯》刚发下去又被迫停止执行，在不知内情的人看来，不是‘忽左忽右’吗？”耀邦说：“你的分析有道理。这个人敢讲真话。”

　　耀邦性急，容易激动，有时批评人过分尖锐，叫人受不了。但是，知道他脾气的人，可以反驳他，顶撞他。他不仅不“秋后算帐”，还会当面认错。他的秘书小李写了一段关于社教的稿子，耀邦不满意，发脾气说：“你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总是怕右，我的家很穷，我就不怕。”当天晚上，两个秘书一起对耀邦提意见说：“小李这一段文章写得不好，你可以批评，但这和人家的家庭出身有什么关系？我们两个出身也不好，你为什么要用呢？”耀邦一时想不起来，他说：“我没有说过这个话。”两个秘书说：“你就是说了！我们都听见了。”耀邦说：“要是说了，这个话不对。”接着，他就找小李去道歉。警卫员也可以批评他。2月中旬，耀邦在汉中凤县视察时，中途停车去打山鸡，打完山鸡，一上车就催驾驶员：“开车，开车。”他的警卫员小解批评他：“你这个人真自私！沙处长还没上车呢。”耀邦回头一看，老沙正在上车，就说：“对，自私！自私！”当晚，耀邦请凤县县委的大师傅把他打下的11只山鸡煮了，同随行人员和县委的同志饱餐一顿。

　　耀邦有种刚毅、乐观、敢说敢干的革命英雄气概。他常说：“干部就要干，战士就要战。”他自己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边，身先士卒，率领大家实干、苦干，创造性地干。他有一种抓住真理所向披靡，刚毅坚韧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思想和行动，不论千难万险，别人不敢说的他敢说，别人不敢干的他敢干。他的讲话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如迅雷疾风，席卷千军；如民间议论，妙趣横生；如亲友谈心，亲切动人。他常常吟诵白居易的《李都尉古剑》诗：“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愿快直士心，将断佞臣头。”这几句诗，正是耀邦个性的生动写照。

　　耀邦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常常宣传毛泽东同志所讲的“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1月22日，他在省委工作会议上说：“消极的话不能讲得太多！我同意守一同志的意见，消极话不能讲得多了，你的头低一寸，他的头就要低一尺。”他不喜欢情调低沉的歌曲，他说：“凄凄惨惨，软绵绵的，有什么好？”

　　耀邦办事雷厉风行，明快果断，注意速度，讲求效率，说了就干，干了就要真正解决问题。1965年2月16日，在汉中地区城固县、区、社负责干部会议上，他当场回答和解决了38个问题。这里摘录其中的一部分对话：

　　区、社干部说：油菜产量下降，主要原因是粮、油争地。

　　耀邦回答：有四条原因，省上解决两条：征购粮过多的减少；今后从省到公社不再下达粮油种植面积的指标，由生产队自行决定。其它问题地方自己解决。

　　区、社干部提出：山区交通不便，要求修架子车路。

　　耀邦回答：同意修路。修路的人每天补助一斤半粮、二角钱菜金；省上再给你们分配一点炸药和钢钎子。

　　区、社干部说：夏粮征购时间正值收麦和插秧的大忙季节，为交粮荒了田。

　　耀邦在商量后回答：按你们的意见办。今后，夏粮征购推迟到7月下旬至8月完成；秋征推迟到11月下旬到12月完成。

　　区、社干部提出：农田普遍缺肥料。

　　耀邦回答：一种苕子，二种油菜，三种胡豆、豌豆，四种满园花，五种一点大麦。没有化肥，我们自己造，今明两年全省建立几个总共年产7.5万吨化肥的化肥厂。还要种绿肥，发展养猪，山区搞草木灰。

　　区、社干部说：化肥调拨迟，影响生产。

　　耀邦问：什么时候调拨好？干部七嘴八舌闹嚷嚷地进行讨论。最后耀邦回答：按大家意见办。一年拨两次：一次在打春前；一次在6月份。区、社干部提出：汉江大桥低，河床抬高了4尺，淤田20余万亩。

　　耀邦回答：在安康、石泉、城固修三座汉江大桥，陆续上马。后来，耀邦指示省级主管部门对三座汉江大桥立项筹措资金，并进行勘察设计。这三座大桥在“文革”期间完工。

　　耀邦同志这种雷厉风行、明快果断的工作作风，深受陕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和赞扬。一些基层干部说：“胡书记下乡，真正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自古忠良多磨难常使壮士志难酬

　　胡耀邦在陕西的100个日日夜夜，他把“知天命”的年华、智慧、精力、才干，全奉献了出来，他将马列主义理论与陕西社会实际紧密结合，提出一系列的新思想、新政策、新办法、新措施，创造性地贯彻执行着党的方针、政策。

　　当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人应当与他同心同德，共挽狂澜。可惜，他们错误地认为胡耀邦“右倾”了，与“阶级斗争为纲”不对路，发生了立场、观点上的政治问题，于是搜集耀邦100天中的言论，暗中准备批判大会，于1965年3月11日发动进攻了。胡耀邦从此日此时起，实际上被解除了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只能天天等待挨批斗，一直到6月19日人离开陕西，刚好又是一个100天。

　　胡耀邦是具有“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品格的共产党人。他的心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不赞成那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格言。因此，既无害人之心，又乏防人之术。当着“机关枪、迫击炮”已经轰鸣起来，他还不信水火如此无情，仍然相信有关领导当面讲过的话。他说：“某某同志肯定了我的五条成绩，只讲了一条缺点，就是办事急了一些，他说话是算数的。”当这个希望破灭之后，他又把希望寄托于毛主席。他说：“主席是了解我的，他不会不管我。”他万万没有想到，当中央制止对他继续批判以后，有关领导竟然不顾中央指示，坚持残酷斗争。他头一天在受审会上挨批判，被打得毛焦火辣，回到住所坐立不宁，走来走去，自言自语：“这么整，蛮不讲理下去咋办？我15岁参加革命，家是贫下中农，我长征都没有动摇，居然这几天说我动摇了，立场有问题。”由于思虑过度，3月18日突患大脑蜘蛛网膜炎，医生下令他住院治疗，他在病床上继续写检讨。

　　在医院治疗两个月后，医生说仍要继续休养，不能多看文件，不能过多地思考问题。但是那些“左”得出奇的人，在西北局某些领导人的指使下，又开起了批判会。

　　耀邦在挨整的100天中是怎么度过的？他在想什么？此人是学而不厌，手不释卷的。他从受批判之日起，就爱吟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这首诗。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青天外，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耀邦吟诵这首诗的心情，显而易见，特别是这首诗的后两句，他反复吟诵，这里的长安在他心里指的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北京城。他相信浮云不会遮住太阳，他盼望毛主席党中央会为他主持公道；另一方面，邪臣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不仅使他饱受冤屈，更为紧要的是中央方针不得贯彻，“左”家人物一手遮天，使他满怀愤慨。

　　1965年6月，叶剑英元帅和张爱萍等同志到了西安，下榻丈八沟招待所。耀邦对自己的遭遇只字未提。张爱萍同志发感慨了：“我进了潼关以后，看到关中麦子长势喜人，看来今年要大丰收噢！陕西肥了，耀邦瘦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劳的啊！”这位功臣瘦成个什么模样了呢？当时团中央有一位去看望过他的干部对我说：“耀邦坐在沙发上瘦得面目全非了！”

　　叶帅同耀邦有个简单对话。

　　叶帅：“我听贺老总说，陕西这个地方在整人。”

　　耀邦：“这句话我没敢说，我在会上检讨六次都没过关。”

　　叶帅：“老弟呀，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啊！你在西北谈不清楚回北京谈吧！”

　　耀邦：“我走不了噢，不叫走呵！”

　　叶帅：“跟我一道走。”

　　6月20日上午，耀邦上了叶帅的飞机，冉冉升空，向北京飞去。

　　为什么能够让不正确的人当道！陈毅同志针对耀邦挨整的事情说道：“唉，党内斗争的是非一下搞不清楚，过去饶漱石整我也是一时搞不清嘛，看来是党的体制把人卡死了，一级党委就把你搞得没有办法。”

　　张黎群，《炎黄春秋》1998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