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中共建党初期革命活动经费从哪来（上）

　　近些年来凡关心中共历史者，都会关注来自苏联的经费援助的问题。这是因为，以往的中共党史研究几乎不会提到这方面的情况。直到今天，在纪念中共诞生90周年之际，还是有一些文章或影视作品会刻意淡化这方面的情况。他们引用最多的，就是中共“一大”会议参加者包惠僧晚年的一些说法。中心意思就是强调说，陈独秀自建党之日始，就“坚决主张”“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不能受制于人”。由此演绎出来的更为夸张的说法是，不仅是陈独秀，包括李达、李汉俊等，“一大”前后得知共产国际会派代表来参加中共的会议，都不能接受，甚至反对参加共产国际，要求和俄共（布）建立平等关系云云。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1979年5月，《“一大”前后》（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84页。

　　很多年来，由于革命和战争等原因，涉及这方面情况的大量中共历史资料未能有效保存下来，加上政治上的种种禁忌，这一问题的研究自然备受限制。即使是改革开放后，政治上的限制大大减少，涉及这一问题的讨论，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中共党史学界中众多坚持“独立自主”论者的质疑和反对。在他们看来，至少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亦即毛泽东在党内开始取得领导地位之后，不能说莫斯科给过中共多少实质性的援助了。因为，毛泽东本人就讲过，抗战期间，共产国际只给了延安一些马列书籍和少量药品，大部分援助都给国民党了。

　　历史研究不仅要反对简单化、概念化，而且要从常情常理和基本逻辑出发。笔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基于一个常识性的判断。即中共建党之后，多数共产党人都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成为了职业革命家。这些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危险事业之中的共产党人，他们靠什么租房办公、发行杂志、印宣传品、召开会议、组织工会、举办夜校、去全国各地活动串联……以及靠什么维持自己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日常生活呢？

　　还在1980年，国内就公开发表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1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份报告。同时，包括包惠僧在内，其1979年的回忆中，也不经意地透露了一些情况。这些微小的细节也加深了笔者的疑问。因为，马林在报告中明确讲到，1920年春天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代表维经斯基（又称威金斯基，中文名吴廷康）来到上海之后，“中国共产主义者已在陈独秀同志——他主编《新青年》杂志多年——的领导下形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在七八个城市有小组……但自威金斯基离华后，经费无着，不得不停止”《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1年7月11日，《“一大”前后》（一），第421页。。

　　包惠僧在回忆中也印证了这一情况。他谈到，1921年上半年，因陈独秀应广东陈炯明之请去了广州，维经斯基很快也离开了上海，代理书记的李汉俊马上就无法开展工作了。他告诉包惠僧说：“人都走了，经费也没了，没办法干了。”包惠僧想去广州找陈独秀，也因为筹不到区区十几元的路费而不能成行。后来他还是靠了朋友的赞助，才走成的。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1979年5月，《“一大”前后》（二），第383页。

　　应该了解的是，早期共产党人中虽然大部分是青年学生或毕业不久没有固定职业和收入者，但其中还是有一些人做着教授、编辑之类的工作，尚未全职从事党的工作。个别人还有不菲的收入，如陈独秀、李大钊。因为当时的教授收入较高，杂志办得好还能挣钱，因此，那个时候同仁共同出资合伙自办杂志的情况也很普遍，早期中共用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新青年》杂志，就是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教授创办起来的。但问题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党的一分子，多数成了职业革命家，旅行、开会、办刊、办外国语学校、办工人夜校，包括印刷各种宣传小册子和传单等，处处都需要钱。中共最初只有50多个党员，其中只有陈独秀、李大钊有些个人收入，这个党如何能够不要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而生存和活动呢？

　　1920年夏天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以后，我们很容易了解到的它的各种必须要花钱才能进行的活动，就可以列举出如下若干项：

　　1发行《新青年》杂志；

　　2发行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

　　3发行劳动组织书记部机关刊物《劳动界》杂志；

　　4创办又新印刷所；

　　5成立人民出版社；

　　6出版《共产党宣言》等十几种小册子；

　　7创立外国语学校；

　　8创办工人夜校或劳动补习学校；

　　9举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10筹办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

　　已知，召开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就需要经费1000元左右。因为不能向劳动者收费，举办一间小规模的工人夜校或劳动补习学校，一月必需的经费至少也要800元左右。大一些的这类学校，月费甚至要花到近千元的水平。参见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59—60页；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纂组编：《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第103—104页。当时，陈独秀已经被迫离开北大教职，没有固定收入，只能靠编辑《新青年》杂志维持生活。李大钊是当时组织里面几乎唯一在任的大学教授，每月收入不到200元，纵使可以捐出部分，对党的工作所需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其他成员多半或收入较低，或根本没有稳定收入。再加上中共早期党员人数很少，“一大”时只有50多人，“二大”时才190多人，“三大”时也不过400人左右，能交党费者不多，即使大半都能按规定交纳，总的数量也极其有限，根本不足以维持党开展各方面工作的现实需要。已知到中共“三大”召开时，400名党员中多数都没有职业，能交纳党费者不足1/10。另以1924年上海为例，当时有党员47人，接近四分之三有职业，商人、教员、编辑等固定职业者占到近一半，全部交纳党费每月应可收入到130元左右，只够开一次全国性会议的。而实际上多数党员交不出党费来，月收党费只有30元左右。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情况更不难想象了。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56—257页。

　　由于来自莫斯科的财政援助问题对中共历史成长过程的影响极大，故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开始留心并搜寻这方面的史料。这一工作虽时有斩获，所得始终十分零散而无法做全面系统的研究。好在，90年代最后几年这方面的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不仅国内国外大批重要史料得以公开，甚至被结集出版，披露了许多历史线索，而且相关讨论也越来越多，这样的研究再也不具什么敏感性了。

　　当然，这种改观也并不意味着事情就此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事实上，近20年来陆续披露出来的史料，更多的只是满足了我们想要将有关这一问题的历史线索大致描绘出来的愿望。要利用它们列出一张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存续期间，在经费以及财政援助方面如何逐年帮助中共的一目了然的账目表来，还不大容易实现。

　　依据目前的资料情况，笔者在这里所能够做到的，仅仅是把那些看起来散布于各种资料之中互不相关的史料稍加厘清考订，并将其整合贯穿起来，从而让读者了解：（1）共产国际是不是曾经为中共提供了经费的以及财政的援助；（2）这些援助的由来与具体形式的变化；（3）这种援助的规模及其对中共成长的作用；（4）这种援助具体带来了怎样的问题或负面的影响。如此而已。


　　相关史料状况概述

　　要具体厘清自1920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经费和财政援助的情况，是一个颇为枯燥甚至是烦琐的过程。为便于读者把握整个过程，并了解以下种种史料整理考据的必要性，笔者相信有必要首先说明一下笔者将要据以讨论的相关文献档案公开和发表出版的情况。

　　有关中共得到共产国际或苏联提供的经费或财政援助的说法由来已久，但却极具争议性。世人最早看到相关的文字材料，是来自中共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向忠发在1931年被捕后的一份自供状。中共总书记亲口承认接受共产国际经费帮助，自然被当年敌视中共的台湾学者所重视，故台湾中共党史专家王健民于1965年将其全文发表于《中国共产党史稿》中。然而，因为这一资料的口供性质和仅为一孤证，因此长期以来似乎并没有人试图利用它来作为研究这一问题的凭据。

　　最早披露中共早期曾得到共产国际经费援助情况的，还是中共自己。1982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公开了陈独秀1922年写给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其中即明确提到中共从共产国际那里获得活动经费的情况。《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7页。尽管这个时候出版的这套文件选集，标明“党内发行”，事实上却在国内许多书店中公开发售，因此不仅国内，包括国外的研究者，大都也能够读到它。不过，对于陈独秀报告中透露的这一情况，绝大多数研究者几乎未予重视。

　　1989年，“党内发行”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改为公开发行，并增加了公开文献的数量。其中新增加的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会议上的政治报告，更是清楚地说明了党的活动经费的来源问题。《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68页。1989年和199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合作编译的《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由荷兰学者托尼？塞奇编译的《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起源》这两部资料集的相继出版，更是提供了一批有关共产国际在经费和财政上援助中共的非常具体的文献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TonySaich，TheoriginsoftheFirstUnitedFrontinChina，Netherlands，1991。

　　新一波相关文献史料的公开和出版，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1994年和1996年分别出版的俄文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进一步具体地披露了从1923—1927年间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或财政援助的一些情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4），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就在这两部资料集被译成中文，先后出版于1997年和1998年的时候，英文版的《中国法律与政府》杂志也在其1997年第1、2期上，发表了一组从30年代中后期到40年代中后期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档案史料，其中部分史料也直接涉及共产国际财政援助的问题。ChineseLawandGovernment，vol30，no1，January-February1997。这也是世人第一次看到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直至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仍在继续援助中共的档案文献资料。

　　直到20世纪末为止，研究者们可以用来研究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和财政援助问题的档案文献史料，更多的仍只是集中在1921年以后至1927年以前。不仅1927年至1930年代中期存在着一段空白，而且30年代中期以后直至抗战期间可资利用的资料也相当欠缺，很难据以勾勒出一个完整的历史轮廓。这一缺憾的弥补，极大地得益于1997年在保加利亚和2000年在俄国相继出版，2002年在中国被译成中文的《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10，13—1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007年。。前者通过1934—1943年间一直担任着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记录了经由共产国际提供的几乎每一笔重要援款的申请和批准的情况；后者则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涉及1927—1931年间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经费和财政援助的相当具体的资料。与此同时，俄国学者石克强2001年在中国发表的有关中共建党过程中的几份档案，也从一个侧面提供了了解1920—1921年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在资金上帮助中共建党问题的一些线索。见《百年潮》2001年第12期。

　　当然，除了公开出版的文献档案资料之外，中国和俄国的档案馆保存并提供利用的相关档案更值得重视。因为十分明显的是，以上所介绍的相当部分的档案资料，正是来自于中俄两国的档案馆。尽管笔者目前的讨论还无法真正建立在档案查阅的基础上，但笔者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经有机会前往保存有这方面档案文献的两国档案馆查阅档案，因此，部分地交代以下讨论中可能涉及的档案情况亦属必要。

　　在中共中央档案馆里，涉及这方面情况的档案主要有三部分：

　　一部分是1957年苏联交还给中共中央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保存于莫斯科的近10万件档案资料。在这些档案资料当中，除去数以万件有关共产国际协助中共在东北开展工作的档案资料以外，20年代的会议以及30年代的一些来往信件当中，都有少量涉及经费和财政援助问题的内容。

　　一部分是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电报。当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莫斯科之间开始建立起直接的电台联络。在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与中共中央书记处相互往来的电报抄稿中，不难找到共产国际为中共和红军提供财政援助的记录。

　　一部分是20—30年代的中共中央会议记录。当年保存得最完整的会议记录主要集中在1927年至1932年，以及1935年下半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两个时间段。由于后一个时间段里中共在经济上已经基本上独立自主，因此，虽早期仍有个别会议讨论过向共产国际请求财政援助问题的内容，但数量极少。与此相反，在前一个时间段里，无论是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还是中央常委会的会议记录，涉及共产国际经费和财政援助问题的内容却绝不是个别的现象。

　　在负责保存自十月革命后到斯大林逝世前党务活动、包括共产国际工作的相关档案的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也保存有涉及这方面情况的档案资料。尤其应当提及的是，上述中共中央档案中保存的档案资料，由于当年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存在着上下级关系，因此相当部分其实也可以在这里查阅到。以笔者所见，相关档案主要也有三部分：

　　一部分是季米特洛夫档案，它主要是季米特洛夫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期间的工作档案。由于他自1935年起即亲自负责中国事务，因此他处理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各种文件当中，不可避免地存有向中共提供财政援助的相关资料。

　　一部分是共产国际联络局档案，因为该机构具体负责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包括向各国党拨发经费和援助款项，故其档案中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自然相当可观。但该档案的开放程度似乎受到限制。

　　一部分则是中共提交给共产国际的各种会议记录和工作报告。作为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之一，中共按照规定必须要将其工作记录定期提交共产国际备案和审核，并随时提交相关的工作报告。故20—30年代中共中央的几乎所有会议记录和从中央到地方的工作报告，大都在这里存有备份。所不同的只是，保存在中国的会议记录多半是会议召开时的记录稿，而提交给莫斯科的其实已是誊清稿和翻译稿，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后者时常会有一些增删甚至修改，似难避免。


　　关于1920—1923年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情况

　　还在中共“一大”正式召开之前，即1921年7月23日以前，维经斯基就曾经为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上海发起组提供过经济上的援助。关于这方面的情况，2001年第12期《百年潮》杂志所刊载俄国学者石克强整理的一组档案文献，披露了其间的一些内幕。综合指派维经斯基来华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1920年8月17日、9月30日、10月23日的电报，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代表舒米亚茨基1921年1月2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科别茨基的信，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1921年7月20日的联席会议记录，以及先前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一书中所发表的维经斯基1920年8月17日给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信，加上该部1920年12月2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等文献，可以了解到以下情况：

　　（1）维经斯基这一阶段是受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指派前往中国开展工作，其相关的活动经费亦由东方民族部提供。而东方民族部为筹措经费，曾派遣特使带上价值10万美元的钻石到上海去卖，并不止一次地托人带钱或汇款给维经斯基，已知其中一次带去的确切的经费数目即为2万美元。

　　（2）维经斯基利用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提供的活动经费，在中国上海成功地展开了工作。其报告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并将出版《劳动界》周报。“宣传报道部成立了华俄通讯社，现在该社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消息”，并在北京成立了分社。“组织部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同时还将召开有10个当地工会和行会代表参加的会议，以便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

　　（3）随着共产国际成立远东书记处，中国工作全部归远东书记处领导，维经斯基因此于1920年12月离开上海并返回了俄国，不仅工人学校等被迫停办，“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经费一度支绌，今年（指1921年）1月份后半个月，工作出现停滞。为使之重新启动并得以改善，我（指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引者注）不得不采取大胆的办法，举借贷款和使用其他手段，这才挽回了局面，报纸和出版工作才得以维持下来（如布哈林和晋里奥勃拉任斯基的《共产主义ABC》用中文印行了两万册）”。

　　（4）维经斯基改归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领导后，“带着文件和今后工作的经费”曾计划重返中国，因“遇到了麻烦”而未能达到目的，这种情况又一度使“我们在中国的工作稍微有些停顿”。参见《百年潮》2001年第12期，第56—59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1—33、56页。包惠僧多次在回忆中提到，1922年底因维经斯基回国，中央经济来源断绝，很多事情都做不了。共产国际派马林来上海后，1921年7月初发出举行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二人出席，每位代表发给路费百元。另马林当年为营救陈独秀，还交了5000元保证金和罚款。见《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368、428页。

　　目前有关中共1920年开始建党后得到苏俄援助的资料还是零星的。比如，我们可以从一些研究成果中看到这样的说法，即1920年夏，上海中共组织发起后，“每月接受宣传费一千元，干部等亦每月接受三十元报酬”。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各地代表每人都收到了作为旅费的100元汇款。转见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建立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62、254页。所能见到最早的较为具体的中共取得共产国际经费援助数目的资料，仍旧是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到：“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刷印品三千元，劳动大会一千余元，其他约二千余元。”他同时函询维经斯基称：“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03、304页。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共“一大”召开于1921年7月，而陈独秀是1921年9月前后由广州回到上海，担任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书记一职的。故陈独秀报告的党费收入与支出时间，是指他接手中央至中共“二大”召开，即从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的这一段时间。它并不意味着中共“一大”，即从1921年7月到10月之间中共没有党费收入与支出。而从陈独秀的报告中可以了解到两点：（1）这个时候中共的党费收入与支出是包括党的一般性活动经费和工运经费在内的。相比之下，一般性党的活动经费的收支，仅为6600余元。而工运经费，即劳动运动方面的花费，则占去了这时党的全部经费的近三分之二。（2）这时党的全部经费当中，自筹款数仅不足6%，只够开一次“劳动大会”，绝大部分活动经费都来自“国际协款”。《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第304页。

　　从中共“二大”召开之后，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经费的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于赤色职工国际这里沿用当时通用的称谓，新的译文为“红色工会国际”。也开始为中共提供一些财政援助，中共用于工运上的开支明显减少了。这一点在中共“三大”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中和马林档案里，都有明显的反映。在马林档案中不仅可以看到张国焘、蔡和森、陈独秀于1922年12月9日、1923年4月30日、5月17日、5月19日、5月20日分别签收得到工作用款400美元、1000墨西哥元（即当年也在中国流通的所谓“鹰洋”）、2940港币，及两个3000中国元的收条，而且可以看到赤色职工国际在1923年5月即开始与共产国际一同向中共汇款3500美元，用于帮助中共、救济受到中国政府迫害的同志等。故陈独秀在“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所提到的经费支出，没有提到在党的工作中占据最大份额的劳动运动的开支，似非偶然。报告称：“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68页。在这里可以清楚地了解到：（1）与上一年度的情况相比，党费的支出中原先占三分之二的劳动运动的开支几乎不存在了。（2）即使加上上一年度少算的8、9两个月的收入，在中共“一大”至“二大”期间，共产国际提供的党的月活动经费也不超过740元。而在中共“二大”至“三大”期间，共产国际提供的党的月活动经费实际上已经达到1250元，较上一年度有明显的增长。

　　陈独秀的报告没有提到工运费开支的情况，并不意味着在“二大”至“三大”期间中共所从事的劳动运动已减少到无足轻重的地步，没有单独列项提及的必要。事实上，在1922年7月到1923年6月之间，中国的工人运动相当活跃，而北方的工人运动尤其受到中共的影响。像著名的“二七大罢工”，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尽管目前找不到赤色职工国际提供援助的具体资料，但仅在并非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马林的档案中，也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在陈独秀报告中没有提到的俄国人援助工运费用的记载。这包括：（1）1922年11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全权代表越飞为唐山罢工工人提供的1000元和准备进一步筹集的400元；（2）1923年“二七大罢工”发生后，俄国铁路工人捐赠给中国京汉铁路工人受难者家属3万卢布；（3）1923年3月赤色职工国际为中国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提供了1000金卢布；（4）1923年5月莫斯科经由北京转交中共278英镑，要求三分之二用于组织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即将召开的劳动大会；（5）1923年5月赤色职工国际交给中共中央2000金卢布用于帮助中国的工会组织；（6）1923年7月莫斯科汇款1840墨西哥元，说明用于抚恤“二七大罢工”罹难者家属。参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98、151—154、168、169、173页；TonySaich，TheoriginsoftheFirstUnitedFrontinChina，p347。（未完待续）

　　杨奎松，摘自《读史求实》，浙江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