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3日 星期日

一时耆旧凋零尽——光绪十六年冬季的传染病


   光绪十六年,曾国荃、曾纪泽叔侄,湘军水军统帅彭玉麟、杨岳斌,河南巡抚倪文蔚、前山西巡抚卫荣光、前闽浙总督李鹤年等晚清重臣,到了岁尾,更有醇亲王奕譞,均在这年作古……迄今为止,研究晚清历史的学者,未见有人关注光绪十六年北京流行的这场瘟疫。

  光绪十六年(1890)底,中国北方是一个暖冬。十月廿六日(12月7日),节气已入大雪,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

  晴,尚暖。俗云小雪封地,大雪封河,今大雪地犹未冻,午忽雾塞,阳气不收之征也。未晴风起,仍不甚寒。(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六年十月廿六日,中华书局版,第五册,第2408页)

  同年十一月十二日的《申报》也报道说:

  大雪以后,四野天低。一轮日黯,朔风不竟,饶有望云思雪之意,而连朝欲雪不雪,似烟非烟,一片阴霾,弥漫空际。且天时奇暖,不特河道未见冰凌,即沟壑之中,冻者半,未冻者亦半,非天道自南而北,即寒暑之愆期。气候之不正也,或者恐酿冬瘟,不禁又切杞人之忧矣。(《丁沽霜信》,载《申报》,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二版)

  冬瘟就是冬季传染病。清代医学术语与西医用语完全不同,当时人记载的“大疫”、“时疫”、“疠疫”、“冬瘟”、“疫气”,对应今天什么疾病,往往医史专家也难以解释。一般理解,天花、霍乱、白喉、猩红热、疟疾、伤寒,都可归于瘟疫之中,而流行性感冒、脑膜炎、甲乙型肝炎,当年叫做什么,就含混不清了。研究医学史的学者余新忠认为,准确判断历史上发生的疫病为现代医学所称谓的何种疾病,无疑是件令研究者和读者感到兴奋的事情,然而这种判断具有相当的危险性,有时甚至根本不可能做到(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9-80页)。

  这年十月廿六日(12月7日)傍晚,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忽觉疲不支,饭后漱洗即枕,后胃气郁勃,起于腹中,上振囟门,下窜腰际,五夜不能合目,急起静坐,始稍敛摄。终不得半晌眠也”。次日延医视之,“投以疏散之品,不效”。李鸿章建议他服用金鸡霜,张佩纶“自知病伏已久,而发之猛,非中医所能治也。且疫气方炽,停留长智,非速攻不可。午后肚热,时作谵语,困甚”(张佩纶:《涧于日记》,光绪十六年十月廿六日—卅日,庚寅册,第104-105页)。几天里,张佩纶连续服药,至廿九日热退病清,身体康复。

  张佩纶患的是疟疾吗?有点像,因为他是服用了进口的抗疟疾特效药金鸡纳霜痊愈的。李鸿章相信西医,他建议女婿服用金鸡纳霜并不令人意外。张佩纶在日记中写道,他患病时,李鸿章“每日必陪医两次”。

  金鸡纳霜是从原产于秘鲁的茜草科植物金鸡纳树树皮研磨出来的粉末,经传教士发现带往欧洲并流传世界各地。往前追溯两个世纪,康熙三十二年(1693),法国传教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即用金鸡纳霜治疗了康熙帝的疟疾,此药遂在清朝成为专供皇室使用的宝物。康熙五十一年(1712),曹雪芹的祖父、江宁织造曹寅因患疟疾无药可治,仗着皇帝的宠信,他直接向康熙皇帝索要金鸡纳霜。苏州织造李煦上奏云:“曹寅向臣言,我病时来时去,医生用药不能见效,必得主子圣药救我。……若得赐药,则尚可起死回生,实蒙天恩再造。”康熙帝看信后亲笔朱批:“尔奏的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泄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金鸡挐专治疟疾,用二钱未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往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两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瞩!万瞩!万瞩!万瞩!”(《苏州织造李煦奏曹寅病重代请赐药折》,康熙五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第98-99页)这是金鸡纳霜在中国流传的早期逸事,从中也可看出康熙皇帝与曹家不同寻常的深厚关系。

  金鸡纳是种奇特的植物,树皮中含有奎宁、奎尼丁、辛可尼丁等多种生物碱。奎宁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从药理学上讲,它是喹啉类衍生物,能与疟原虫的DNA结合,形成复合物,抑制DNA的复制和RNA的转录,从而抑制原虫的蛋白合成;另外,能降低疟原虫氧耗量,抑制疟原虫内的磷酸化酶而干扰其糖代谢。1820年,由法国化学家佩尔蒂埃(P.Pelletier)和卡芳杜(J.Caventou)首先制得纯品。需要说明的是,无论康熙、曹寅,还是张佩纶,他们服用的金鸡纳霜,都还不是用现代医学方法萃取的西药,而只是西方传统的植物类药物。十九世纪,是传统西药向现代西药转变的年代,药物的原料,大多还是从植物中提取,比如作为缓释剂的颠茄、作为镇痛剂的罂粟、作为兴奋剂的洋地黄。纯化学合成的药物和抗生素,到二十世纪才大盛。但西药即便从植物中提取,他们对病理和药理的解释,与中国医学也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体系,且金鸡纳霜惟有外国进口,当时将其当作西药,亦是天经地义之事。

  住在天津的张佩纶虽然痊愈,住在北京的工部尚书潘祖荫却在十月三十日(12月11日)突然病死。张佩纶记载:

  闻都中疫气亦盛,潘伯寅师病五日而卒。子授丈亦病亟也。(《涧于日记》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初五日,庚寅册,第105页)

  几年前,我在研究潘祖荫与大克鼎专题时,就注意到潘祖荫是得急症死的。查其年谱,本年春夏,直隶霪雨成灾,永定河两岸并南北运河、大清河及任丘千里河堤多处决口,上下数百里一片泽国,京师周围,哀鸿遍野。潘祖荫奉派主持救灾,在城门之外添设多家粥厂,做赈济灾民的工作。十月十五日,他上奏请求再拨银米,奉旨赏京仓漕米五万石,以备冬抚,着潘祖荫等分拨各厂煮粥之用。廿三日,他忽感寒身,热汗不止,犹勉强起身入直。廿五日,查验火药局归即作喘。次日喘益甚,旋请假延医生诊治,服疏散之剂。廿七日,热解而喘如故,汗下如雨。假寐梦中,喃喃所言皆赈事(潘祖年编:《潘祖荫年谱》, 第75页)。按照叶昌炽记载,“凤石前辈”即同治十三年状元陆润庠为潘祖荫诊病(叶昌炽:《督缘庐日记》,光绪十六年十月廿八、廿九日,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三册,第1834-1835页)。陆润庠,江苏元和县(今苏州)人,与潘祖荫为同乡,出生于通晓医理的书香门第,父亲陆懋修(字九芝)为精研张仲景《伤寒论》的名医,本人也通医术。光绪三十二年的清宫脉案档案中,还记载有陆润庠为慈禧太后诊脉的两则脉案和处方。三十日上午,潘祖荫的老朋友翁同龢接到李鸿藻报信,赶去探望,见到擅治时疫的名医凌绂曾刚开完药方,而私下,凌绂曾告知探视者,病人已经不行了。凌绂曾为名医凌奂之子,字初平,一字别驾。浙江归安(今湖州)人。精于医,尤擅治时疫,于霍乱、痧症、烂喉丹痧等颇有心得。后来官至山东肥城县、海阳县知县。翁同龢进入卧室,潘祖荫神志清晰,一把执住他的手说:“痰涌恐难治矣”,另一手执眼镜看药方。翁同龢注意到,病人“汗汪然也”。对于最后的抢救,翁同龢主张使用人参,另一位老友、内阁学士李文田则说,人参、附子断不可用,舌焦阴烁,须梨汁或可治。翁同龢争辩道:“梨汁能救命吗?”他们回到内室,看到潘祖荫出汗更多(《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六年十月三十日,中华书局版,第五册,第2409页)。不久,叶昌炽去探望,潘祖荫已不能言,仅手书“痰声如锯不治也”,字迹模糊,不堪辨认(《督缘庐日记》,光绪十六年十月三十日,第三册,第1835页)。申刻,病人痰涌,酉刻,以坐姿告终,不平卧。

  潘祖荫得了什么病?其症状是身寒、出汗、痰喘,中医治疗,使用“疏散之剂”,假如延请西医,使用奎宁,他能否起死回生?对此我均难以断言。梨汁能润肺止咳化痰,人参能调节中枢神经系统,但对付急性传染病,恐怕都不是灵药。李鸿章说:“潘文勤五日之疾,遽谢宾客。”(李鸿章:《复通永道杨》,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载《李鸿章全集》第三十五卷,第140-141页)在医学不发达的年代,即便是位极人臣的高官,得病后迅即去世的几率也是很高的。

  张佩纶前面提到的“子授丈”,即户部左侍郎孙诒经。翁同龢十月廿八日早晨“出西长安门问孙子授疾”,他发现孙“痰喘甚重”。十一月初六日(12月17日)丑刻,孙诒经去世。翁在日记中说:“七日之中两哭吾友,伤已,子授亦谅直之友哉。”(《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六年十月廿八日,十一月初六日,第五册,第2409、2411页)孙诒经的儿子孙宝琦,后来做过清政府驻法国、德国公使,清末最后一任山东巡抚,民国年间任过北洋政府的外长、财长和代理国务总理。张佩纶与第三任太太鞠耦所生的小儿子张志沂,在与原配夫人黄素琼(湘军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离婚后,1934年与孙宝琦的女儿孙用蕃结婚。这样,孙宝琦就成为张爱玲的继外祖父了(张子静、季季:《我的姊姊张爱玲》,文汇出版社,2003年,第38页)。当然,这是四十多年后的后话。

  十一月十三日(12月24日)夜,前礼部右侍郎宝廷去世。宝廷儿子寿富编纂的《先考侍郎公年谱》谓:“是秋,京师瘟疫盛行,公以积弱,遂遘斯厉。”宝廷十一月初四日得病,初七日少痊,次日复重,遂昏如重醉,十二日少痊,元气已损,自知不起,交代儿辈“建树报国,戒以毋为无用之学”(寿富编:《先考侍郎公年谱》,载《偶斋诗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下册,第1016页)。他从得病到去世,前后九天。宝廷、张之洞、张佩纶,在光绪十年前,是著名的“翰林四谏”中的杰出人物,他们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弹劾昏庸官吏,名震朝野上下。光绪八年,宝廷在出典福建乡试回京途中,纳船妓为妾,旋自劾罢官,隐居西山,过着贫寒的生活。

  关于这场疫病,住在北京的礼部尚书李鸿藻,曾有一函致张佩纶,函中提及:

  京师至今无雪,每晨大雾迷漫,似有瘴气。伯寅、子授皆以感寒,为药所误。伯寅同年至交,一旦化去,感伤不能自已。此次振(赈)抚灾民,筹集巨款,心血尽矣。临终谵语仍以春赈无款为忧,令人可敬。鄙人公私交迫,日无片刻之暇。难题将出旦夕间耳,此事从隆从杀,难得一当,窒碍甚多,非面谈莫悉也。(李鸿藻致张佩纶函,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廿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甲70-10,李鸿藻存札,第二函,第一册,第7-9页)

  李鸿藻笔下的北京天气情形,与前引《申报》的描述完全一致。他认为潘祖荫、孙怡经,皆以感寒为药所误,亦即不能如同平常那样,使用疏散之剂来泄热。此信后半段所讲某事需要面谈云云,不详,使用的是两人间心照不宣的隐语。

  这段日子,名士李慈铭也在时疫中挣扎。十一月初三日,他早起后肚子痛,感觉是中寒了,但已经约了黄体芳、王仁堪、樊增祥、鲍临、吴讲、沈曾植、黄绍箕等朋友晚上饮酒,姨太太也约了一班女眷吃饭,一直闹到二更才散。客人走后,李慈铭因腹痛已不能行步了。此后身体天天不适,初八日日记记载:“身热益甚,已成伤寒热证。盖近日都中疫病大作,余以肝疾感寒,兼染时气也。”初十日,气喘不止,勺饮不进,身热作痛,咳不绝声,胃肾两穷,胃气上逆,自觉将要不治。次日又记,竟日的咳喘,使得喉舌枯竭,需要时时以龙井茶润口,且痰逆不思食。十五日记:“彻夜咳嗽,吐痰至数升,气弱而促口中枯臭,尚忧不济。”十八日记:“是日喘虽少而咳急如故,吐痰辄升许,胸中烦热,气惙如丝,不更衣者已十余日,昨又竟夕不寐,虑终不济。”他延请汪文枢看病。汪文枢,字冠中,号干廷,江西人,同治七年(1868)进士,时任吏部主事,善医。汪给李慈铭服疏导药物,后又改温散发汗之药、清解之药,礼部右侍郎李文田(他十一月十二日迁升此职)也给他下过几次药方。在众友人的关怀之下,李慈铭渐渐康复过来,有时也随着处方而翻阅《本草》,服食了人参、麋茸、人乳和各种药物。他是著名美食家,养着城里最好的厨子,读到日记中留下的“蜥易须雌雄一对用之,言与人参羊肉同功”;“蛤蚧、桑寄生等皆缺真者,意不如以血肉之物稍养胃阴,令庖人烹鸭汤及以羊肉作包子稍稍饮而下之,以防气脱坐化”之类有趣记载,令人不觉莞尔。他的病,大约至廿七日痊愈,算是到鬼门关上走了一遭(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十七册,第12652-12667页)。

  李慈铭在病中和愈后写下了《病甚三首》《挽潘郑庵尚书四首》《病起柬敦夫弢夫云门子培仲弢五君子三首》《云门和予病起诗有促归之语作此答之》《黄再同编修日以所畜黑牛乳见饷赋此奉谢》《病中闻伯羲祭酒同年亦病甚近日皆起以诗柬之》《介唐宫庶今秋遘危疾甫愈余病大作屡承过视起后赋此酬之》《病起呈翁叔平尚书师》《病起柬瞿子玖学士同年并谢病中枉过》等诗篇。写了患病的痛苦、友朋的关怀和康复的喜悦。其中《病甚三首》是考虑到临终之际占授以作遗书,令后人知其志节的:

  嗒若枯枝卧,居然杜德机。君亲成两负,生死总皆非。寒熟中交战,呼謈力渐微。殷勤惭执友,病榻日依依。

  尚有乎生习,床头数叠书。不知何日起,仍与此君俱。未午犹开卷,先师早儆予。法华无用殉,一册孝经储。

  死后商量事,青山葬此身。北南难自定,迟速称家贫。岩壑三生旧,烟霞一榻新。春阳与秋月,终古伴闲人。(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中册,第517页。)

  病愈后,他感念李文田、汪文枢对自己的妙手救助,作《病起酬李侍郎汪吏部文枢枉诊惠方药》:

  岱岳收魂又赐环,居然古井见波澜。瓮虀尚合饶贫士,树稼由来止达官。卧雪备尝诸狱苦,负暄消受一窗宽。柴胡桔梗弥山泽,自有回春至宝丹。(《越缦堂诗文集》,中册,第522页)

  而汪文枢,在当了二十多年京官之后,光绪十七年正月廿八日,外放甘肃泾州灵台县知县,时年四十七岁(《清代官员履历档案汇编》,第二十八册,第59页)。

  李慈铭还在另外两首诗歌的注释中分别写道:“近日疫疾大行,都中十室九病,投以寒散(之剂),无不毙者。侍郎及汪君皆以参茸治余疾云。”(《病起酬李侍郎汪吏部文枢枉诊惠方药》,《越缦堂诗文集》,中册,第522页)又说:“比来京师大疫,如怡亲王载敦、潘伯寅尚书、孙子授侍郎、宝侍郎廷、冯大理尔昌及翰林台谏郎署诸君病殁者数十人。”(《病中闻伯羲祭酒同年亦病甚近日皆起以诗柬之》,《越缦堂诗文集》,中册,第526页。)为后人了解这场疫病留下重要的史料。

  怡亲王载敦死于十一月十一日。《申报》报道说:“上月初染患时疫,触发痰喘旧疾,迭经医治,惟年老气衰,渐形沉重”而逝(《幽燕冬景》,载《申报》,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第一版)。载敦是咸丰帝顾命八大臣之一爱新觉罗·载垣族弟。道光五年(1825),载垣袭封怡亲王,咸丰十一年,载垣在辛酉政变后被夺爵赐死,抄没其家。同治三年(1864),朝廷恢复被革之怡亲王世爵,由载敦继袭。载敦虽然担任过内大臣、都统、阅兵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赏戴三眼花翎(《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第十六册,第320页),但都是闲职,他在晚清政坛上并不出名。

  不仅亲王染病,时疫也传入宫中。十一月十五日,丽皇贵太妃以“年届花甲,近染时疫,经御医请脉,进以清表良剂,终因年迈气衰,药饵不易起效”而薨逝(《阆苑鹤书》,载《申报》,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第一版)。在香港导演李翰祥执导的电影《垂帘听政》中,丽妃千娇百媚,能歌善舞,深受咸丰帝宠爱,根本不把慈禧放在眼里。一心想要受宠、费尽心机往上爬的慈禧对她妒恨不已。咸丰皇帝死后,慈禧发动辛酉政变,肃清了敌对势力后,回过头来整治昔日与她争宠的丽妃。她效法汉代吕后迫害戚夫人的方法,将丽妃的手脚悉数砍去,装在一个坛子里,拉去她的宫殿观看,丽妃毫不示弱,照样奚落慈禧,还唱着:“艳阳天,艳阳天,桃花似火柳如烟……”这个情节,相信当年给所有观众留下了深刻而恐怖的印象。然而事实上,丽妃作为先皇帝遗孀,一直平静地生活在紫禁城的某个后宫里。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六日,两宫太后颁旨,赐顾命大臣载垣、端华自尽,肃顺斩首,初十日,即以丽妃“承侍宫闱,恪恭淑慎”,“诞育大公主”,晋封她为丽皇贵妃(《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十日,第十一册,第416页)。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又尊封丽皇贵妃为丽皇贵太妃(《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第二十四册,第362页)。丽皇贵太妃薨逝后第三天,光绪皇帝亲诣祭奠行礼,宗室以上王公文武官员素服一日,并从十七日起,辍朝五日(《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十七日,第十六册,第322、324页)。这位早已淡出世人视野的老太太,此时犹如一张陈旧的照片被重新发现,唤起了许多人早已褪色的昔日回忆。

  关于大理寺卿冯尔昌,我们所知甚少。他是同治二年的进士,字玉雯,号仲山,山东安邱人。曾经担任广东学政、光禄寺卿。不知为何,《清代官员履历档案汇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两大文献总汇均无他的档案材料。我在李慈铭的诗歌注释中发现了他去世的蛛丝马迹。再从《申报》中检索,找到他九月十二日起,连续请假五十天的记录(见《申报》,光绪十六年九月二十日、十月初九日、二十三日),但确切死期不详。冯尔昌死后,张荫桓于十二月十二日接任了他的职务(《清德宗实录》,光绪十六年十二月丁未,第五十五册,第887页)。

  此外,前国子监祭酒盛昱也在患病。

  李慈铭在日记里,还详细记载了对潘祖荫之死的感受和思念之情:

  一更后闻潘伯寅尚书以酉刻卒,为之惊怛,走使问之,则凶仪已设矣。余与尚书交契三十余年,都门旧雨,无先之者。推襟送褒,冷热相关,比虽踪迹阔疏,至数年不相见,然彼此休戚,时通寤寐。尚书每见子培、弢夫,辄殷殷询余近状,乃里闬相望,邈若山河,至于病死,不相闻问,幽明遽隔,一见无期。不谓斯人,风流顿尽,追寻曩契,万绪纷然,孤灯荧荧,泫然欲绝。尚书生于道光庚寅十月,少余一岁。悲哉。(《越缦堂日记》,光绪十六年十月三十日,第十七册,第12642页)

  最奇特的,是李慈铭记录了王仁堪与冯煦对疫病的一段看法:

  是日可庄、梦花言,自今秋以来,米市胡同之南海馆中造一亭,巷中死丧相继。通政司参议胡隆洵、大理寺卿冯尔昌、礼部郎中周芳朴及尚书(潘祖荫)而四,皆比屋而居,百日之中,门皆白垩,此盖坊巷衰替凶气偶锺,若归咎区区一亭,不足信也。(《越缦堂日记》,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第十七册,第12649页)

  迄今为止,研究晚清历史的学者,未见有人关注光绪十六年北京流行的这场瘟疫——它的病因,它的规模。只是因为若干知名官员的患病和去世,才在他们友朋的日记中留下了些许蛛丝马迹。庶民百姓的情况呢,则没人知晓。

  同样奇怪的是,虽然在这次瘟疫中不少人相继死亡,但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恐慌,朝廷的政事处理,官员间的拜访、朋友间的酬酢,乃至婚嫁喜事,一如其旧地进行着。光绪皇帝三次去大高殿祈雪,经过与上天的反复沟通,空中也就淅淅沥沥地飘洒下雪花来。

  值得留意的是,从光绪十五年底起,一场起自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流感,到次年3月席卷了整个西欧,并传向世界上许多地方。流感中,至少二十五万欧洲人死去,全球的死亡数字据说高达一百万人。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流感按它的发源地命名。北京的“冬瘟”与“俄罗斯大流感”有什么联系?似乎从未引起医史专家的关注,更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光绪十六年,岁在庚寅,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平淡的年份,但曾国荃、曾纪泽叔侄,湘军水军统帅彭玉麟、杨岳斌,河南巡抚倪文蔚、前山西巡抚卫荣光、前闽浙总督李鹤年等晚清重臣,均在这年作古。到了岁尾,还有一位重要人物谢世,那就是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醇王身体一直不好,早已不理政事,但翁同龢十一月十七日(12月28日)去探望他时,除了太医,还看到了潘祖荫病危时也在现场的凌绂曾。脉案说,醇王“神识有时不清、谵语,小便频数,痰咯不出,手足痺痿,药用补气清痰”(《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廿一日,第五册,第2413页)。凌绂曾是本年九月奉电旨入京,参与抢救醇王的,此时他的到场,与醇王临终前感染了时疫有关吗?

  醇王死于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廿一日(1891年1月1日)。

  住在北京的英国人赫德说:“大部分人都不舒服,今冬气候险恶,目前我有幸身体颇佳。”(《赫德致金登干》,1891年1月7日,《中国海关密档》,第五册,第310页)他评价这场瘟疫后果时写道:“七爷(醇亲王奕譞)的逝世和老人员的消失,使朝廷今后能放手发展新的局面。未来的世纪中国将是令人感兴趣的。”(《赫德致金登干》,1891年1月20日,同上书,第318页)

  姜鸣,东方早报网 2013-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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