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入改革30年30事的1984年莫干山会议史料版（上）

　　共识网编按：1984年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是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2012年出版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张卓元等著），发表了当年莫干山会议的亲历者、著名学者常修泽教授撰写的《1984年中青年经济学者讨论会_“莫干山会议”》（第14章），在学术界引起重视，被称为“史纲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但由于《史纲》的字数限制，一些史料未及纳入。此后，作者根据自己亲历和保存的历史资料并参考相关文献，完成了这篇《史料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日前《学术研究》杂志刊登了这篇有史料价值的文献。现征得常修泽教授同意，本网转载于此，以飨读者。


　　[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思想解放、开拓创新的年代，在那个开启改革开放新纪元的年代，发生了若干流传后世的事件。1984年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夜中国改革所处的关键时期，由中青年经济学者自己发起、自己组织召开的这次学术讨论会，标志着中国中青年经济学者作为一个有时代责任感的群体的历史性崛起。这次会议，不仅为此后国家改革开放思路提供了重要的咨议，更重要的是，会议所体现的精神，作为一种思想财富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作者根据自己亲历和保存的历史资料并参考相关文献，在其撰写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之第14章“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基础上，补充新的史料，进行了系统回顾和阐述。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思想解放、开拓创新的年代，在那个开启改革开放新纪元的年代，发生了若干流传后世的事件。其中，1984年9月3日至10日，笔者有幸参加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史称“莫干山会议”）就是其中之一。①这次会议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学术讨论会。[1]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夜中国改革所处的关键时期（是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当时正处在博弈时刻），由中青年经济学者自己发起、自己组织召开的这次学术讨论会，标志着中国中青年经济学者作为一个有时代责任感的群体的历史性崛起。这次会议不仅为此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某些重要的思路，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事隔多年之后，“莫干山会议”一再被提起：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莫干山会议”被称作“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件大事之一”。继之，有专门论者以“莫干山会议”为典型和切入点，探讨并展现“八O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2]2012年8月，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等著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把笔者撰写的《1984年莫干山会议》列为“史纲”专门一章（第14章），学术界称为《史纲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2012年9月，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和《第一财经日报》等单位，重举“莫干山会议”之旗，在28年前的会议地址举办“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堪称一次新的“莫干山会议”。①

　　那么，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究竟是一个什么会议？都有哪些中青年学者“上山”？会议当时的背景及过程是怎样的？会议到底围绕哪些学术问题展开了理论争辩？各方的主要观点是什么？会议的理论成果如何进入中央决策进程？这次会议对后世产生了什么深远影响？这些都是学术界乃至于社会各界，特别是年轻一代颇为关心的问题。作者根据自己亲历和保存的历史资料，以及其他与会朋友的回忆，并参考相关文献，再作一阐述。


　　一、莫干山会议的背景、筹备及会议召开概况

　　（一）会议的背景

　　在大会开幕式上，主办单位之一《经济学周报》主编王瑞荪先生在讲话中，曾提到会议背景（见图1）。他说，“这次会议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经济科学研究十分活跃的情况下召开的。”[3]笔者当时作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名青年研究人员，此前几年恰好在谷书堂教授带领下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从研究情况看，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实面临“战略转型”的宏观背景。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最初几年，改革主战场在农村，城市只进行了企业层面局部的放权让利试验。到1984年，农村改革已有起色，但城市改革总体尚未起步。随着改革的深化，整个国家面临着如何由农村改革和企业局部试点拓展为全面改革的历史性课题。邓小平适时指出：“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但从当时情况看，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影响，加上意识形态原因（在1983年“清污”运动中，党内有人把商品经济理论当成“精神污染”来批判），整个改革举步维艰。此时此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1984年春节，邓小平南方视察，返京后于2月24日发表关于特区和增加开放城市的讲话，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如何把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新阶段，这一战略任务历史性地落在决策层身上。基于上述背景，中共高层作出决定，拟在1984年10月召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决策。

　　从理论上来说，当时遇到的突出问题是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即到底是继续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或计划经济体制的变形“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惯性运作，还是另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路？本来，在1980年代初期，学术界就已经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改革的理论依据。例如，老一代经济学家薛暮桥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说明中，就指出“现在我们提出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的挑战。”①但是，这种观点受到党内另一势力的坚决反对。例如，参加中共十二大报告起草的袁木给胡乔木写信说，“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成商品经济”，如作此概括，“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胡乔木批转了这封信，此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受到批判。到1984年起草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就不可避免地遇到这一重大问题。据史料记载，“这一文件的起草于1984年6月开始。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提出了一个提纲，但这个提纲：没有脱离原来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调子，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此很不满意，因此，重新调整了文件起草班子”。[4]写什么？写“计划经济”，还是写“商品经济”？莫干山会议前夜，国家正面临历史性抉择。

　　从实践上来说，遇到的问题更多。1984年6月，中央领导提出：“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为此，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拟作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之前，需要社会各方面，包括中青年经济学者能够“大胆探索”，为中央献计献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开始崭露头角，积累了相当多的人才。此时，大体有三支经济科学工作者队伍引人注目。一是高等学校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例如我所在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青年学者办有“读书会”，探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问题）；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地方社科院青年研究队伍；三是在京的中央和国家部委的相关研究机构，以及挂靠在相关部委、具有民间“基因”的研究组织（如“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简称“农发组”）的青年研究人员。除上述专业研究队伍外，在民间还有大量关心改革的中青年在执着探索。

　　这些不同系统、不同方面的经济科学工作者，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其中有不少亲身经历过农村生活的磨难），对中国社会底层的真实情况有比较深刻的洞察，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衰退及人性遭受的压抑有比较深切的体会。他们思想解放，知识新颖，他们敢想敢说，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例如，1980年代初期，京城青年经济学者朱嘉明、王岐山、翁永曦、黄江南（时称“京城四君子”）提出了《关于中国经济调整与改革若干阶段问题的看法》。[5]据笔者了解，当时国务院负责同志曾约见上述几位青年学者，就改革开放听取他们的意见。类似有价值的成果，在上海、天津、广东、浙江、内蒙、陕西等地青年经济学者中，也有显露。所有这些都为召开莫干山会议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二）会议的酝酿和筹备

　　从笔者掌握的历史资料和亲身经历来看，莫干山会议是由中青年经济学者民间发起、新闻单位和地方研究机构出面主办、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相关人员参与和支持的一次“民办官助”会议。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现有文献表明，“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名称及会议地点“莫干山”，是由当时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后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朱嘉明、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刘佑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黄江南、《经济学周报》张钢等最初商议提出，并得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王岐山支持。

　　“最初商议”是什么时间？笔者一直在追根溯源。2012年8月27日，笔者在朋友聚会时得知，“最初商议”是1984年2月，地点为浙江杭州。参加者包括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和孙皓晖（陕西三原人，著有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②照片见图2。

　　回京后，朱嘉明、黄江南又与张钢、王岐山等商议，并获得支持。这种支持，既包括思想和组织上的，也包括实务上的（如中央书记处农研室所支助会议经费，可见一斑）。

　　说来也巧，会议的酝酿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青年学者有一定瓜葛。因该所青年的学术活动比较活跃，遂引起京城中青年朋友关注。1984年初夏的一天，朱嘉明、黄江南、张钢来到该所进行学术交流，还与研究生见面座谈。所里的李罗力、杜厦、金岩石和笔者（此时四人都已是研究人员），还有其他同仁，出面与之对话，彼此讨论甚欢。讨论中，朱嘉明等露出希望中青年聚会的意思，南开诸君欣然赞同。临别时大家有点依依不舍，南开诸君一直把嘉明、江南、张钢送到天津火车站的月台上。后来得知，正是在“从天津回北京的火车上”，他们形成比较清晰的构思，并起草了关于召开“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的有关材料。[6]

　　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中青年经济学者民间主办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实有困难。于是采取由中央级新闻单位和地方研究机构出面主办的会议模式。《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等单位先后参与作为联合主办单位。

　　为保证会议按流程顺利进行，会议成立筹备工作组。从现存文字材料看，组长：张钢；副组长：徐景安（国家体改委）、黄江南；成员：卢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周其仁（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高善罡（经济日报）、崔维德（中国青年杂志社）、陆微微（中国青年报）、朱杏清（世界经济导报）、周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刘佑成、王小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孙祥剑（国家经委财贸综合局）、胡世英（自学杂志社）、周小川（清华大学）、卢迈（北京经济学院）。

　　1984年6月12日，《经济日报》在总编辑安岗、副总编辑丁望的主持下，发布了一条颇为引人注目的新闻，题为《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消息指出：“将于9月上旬在浙江省联合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入选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

　　这里最值得关注的是“以文选人”的模式。尤其是提出：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就是这条“唯才是举”、“英雄不问来路”的征文启事，给各行各业、各个层面的中青年带来不小吸引力，在全国各地引起反响。从6月12日向天下“征文”到8月15日，短短两个月内，会议筹备组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多篇论文，平均每天20余篇。论文作者既有从事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也有在各条战线基层工作、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士，反映了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愿为改革大业贡献才智的使命感。


　　会议筹备组日常工作由北京的中青年学者承担。论文评审组任务繁重，该组组长为王小鲁、周其仁，副组长为朱嘉明、卢迈、宋廷明、高粱。其中，王小鲁负责基本理论方面，周其仁负责农业经济方面，朱嘉明负责工业经济方面，卢迈负责财金商经方面，宋廷明和高粱负责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由于来稿踊跃，遂扩大阅稿队伍，张少杰、蒋跃、夏小林、高善罡等先后参与审阅。


　　在选文章的过程中，执行了“以文选人”的原则。经过两个月的认真审阅和选拔，至8月中旬会议敲定名单。除通过论文入选的代表以外，还有一部分是发起、组织、筹备会议的中青年学者和少数当时已经有一定成就的中青年学者。两部分共计124人（笔者现存名单12页，节选开头，见图3）。


　　笔者曾对这124名代表作了结构分析。按系统分：高等学校38人，占30%；中国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30人，占24%；政府所属事业性研究机构18人，占14%；党政机关干部20人，占16%（如当时在北京市西城区计委工作的马凯）；企业界12人，占10%；此外还有新闻界等8人，占6%。按地区分：北京53人，占42%；上海11人，占9%；天津7人，占6%；此外来自改革开放先行地区的代表也较多，如浙江10人、广东8人；陕西、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代表参加，如陕西6人。

　　除上述124位代表外，另确定邀请中央有关部门代表和浙江省代表。特邀的中央有关部门，主要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农研室、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和宣教局以及团中央书记处等。会议特邀浙江省委和省政府领导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会前，筹备组成员向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报告了会议的准备情况，获得支持。到8月底，各项筹备工作准备就绪。


　　（三）会议的召开概况

　　经过前期的精心准备，莫干山会议如期举行。①1984年9月3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莫干山450号（大教堂，见图4）内正式召开。②出席会议的有前述论文入选作者及一部分筹备会议和受邀学者代表124人、中央有关部委代表8人、浙江省特邀及列席代表19人，加上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新闻界代表、浙江省有关方面负责人等，共计180余人。

　　这里需要指出，在与会者中，有部分在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工作的人员，如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王岐山、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左芳、中宣部理论局贾春峰、中央组织部青干局闫淮、中央办公厅李英汤等。

　　除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外，时任浙江省省长、省委副书记薛驹，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罗东，以及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的领导也出席了会议。浙江省为此次会议是作出重要贡献的。

　　在开幕会上，有关各方相继讲话，有的是祝贺性的，有的是实质性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主办单位代表《经济学周报》主编王瑞荪的讲话[7]和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贾春峰的讲话（见图5）。[8]开幕式后，全体会议代表合影留念（见图6）。

　　为保证会议按既定目标顺利举行，会议期间设有领导小组，由发起单位的领导组成。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共11人，包括《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和副总编辑丁望、《经济学周报》社长冯兰瑞和主编王瑞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理论部副主任张学廉、《经济效益报》负责人刘与任、《中国青年》副总编王文起、《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总编白若冰、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奇、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方民生等。秘书处由张钢任秘书长，刘佑成、徐景安、黄江南为副秘书长，朱嘉明、周其仁、王小鲁等为主要成员。

　　大会后，转入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议题专题讨论。在北京筹备阶段，初步构想分为5个组，即基本理论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组、工业经济组、农业经济组、财政金融商经组。到了莫干山上，考虑到改革的全局性和迫切性，加之会议人员较多，故专题讨论组有所拓展，增加到7个，而且顺序有所调整：第一组，主要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性问题———价格改革的战略问题；第二组，主要讨论工业管理体制和企业活力问题；第三组，主要讨论对外经济开放问题；①第四组，主要讨论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问题；第五组，主要讨论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第六组，主要讨论农村产业结构变动问题，以及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接口问题；第七组，主要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涉及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商品经济、所有制问题、政府经济职能问题等。

　　讨论中，打破传统的会议模式，在会上不宣读论文，不作空泛议论，而是紧紧围绕专题，各抒己见，会议还创造了“挂牌讨论”等新鲜形式，洋溢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和活力。会议期间，大会会务组印发类似简报类的“会议情况”，交流各组讨论的信息，加上会外交流比较频繁，与会者对其他组的讨论情况是了解的。9月8日，会议领导小组、各组召集人和会议秘书处曾召开碰头会，对会议前一阶段进行小结。会议领导小组丁望、冯兰瑞、王瑞荪、张奇、方民生、王文起、张学廉以及中央办公厅李英汤等先后发言，对会议成果充分肯定，对下一步讨论和总结做出安排。（未完待续）

　　常修泽，共识网 2013-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