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0日 星期一
叶曙明:“文革”中封闭《红卫报》
“文革”初期,《羊城晚报》是广州三家报纸中,受冲击最大的一家。造反派对《羊城晚报》副刊《晚会》“放毒草”作了一个统计,从1960年至1962年,共计发表毒草223篇,有严重问题的103篇。这些作品中,有攻击共产党和大跃进;有和吴晗相呼应、相配合的;有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气的;有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有鼓吹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的;有封建主义、封建迷信、低级趣味的。
按造反派的标准,大凡知识性、趣味性、文艺性、多样性、地方性,都是抹杀阶级斗争的普遍性和复杂性。任何生活情趣、娱乐、消闲,甚至生活常识,都有可能成为“毒草”,诸如“薛觉先生活二三事”、“红线女温泉游泳”、“元代女艺人朱廉秀的知心朋友是谁”、“畅谈养生之道”之类的文章,统统属于“无聊之极,庸俗之极,长期腐蚀广大群众”的毒草。而作者除了工农兵之外,其他全部是有问题的。
从7月开始,“文革”的暴风骤雨,已发展成群众斗群众,报社内贴出了1335张大字报,六成以上是群众之间互相攻击,43%的报社职工被贴了大字报。当时,报社的“老晚报”(指1964年7月以前在羊城晚报社工作的)一般编辑、记者有37名,其中33名上了大字报。人们哄传报社里“有一个20多人的反革命集团”,这种谣言,本来是无稽之谈,但闹得人人自危。9月1日,羊城晚报社宣布“接受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意见,经上级批准”,改名为《红卫报》。
可惜,改名也逃不过被封的命运。红卫兵在此之前已经封掉了《解放日报》和《湖北日报》,现在轮到《红卫报》了。红卫兵指控《红卫报》的当权派,“大部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坏蛋”,从1966年“6月6日到7月的一个月里,就有15天没有刊登毛主席语录”;另外一项罪名,曾以“二盏路灯”为题,刊登了暴露性专题报道,“以广州一条小街缺路灯为名,恶毒地攻击我们党的干部和社会主义制度”。
12月13日,由“武汉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穗联络站”领衔,24个广东和外地的群众组织,包括“中山大学八三一红卫兵”、“中山大学一一七战斗队”、“华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旗红卫兵总部”、“珠影东方红公社”、“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穗联络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穗联络站”、“驻《红卫报》南下革命造反团”等,联合发出封闭和接管《红卫报》的通令。12月15日,中南局宣传部正式发出了停刊通知。
一石激起千重浪。封闭《红卫报》的行动,迅速导致群众分裂。一部分人热烈支持,而另一部分人则强烈反对。一批工人和大、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联合组成了“中南地区反对封闭、停刊《红卫报》联络总部”。封报后,丰宁路的红卫报社门外,整天人山人海,两派群众在马路上展开激烈辩论,大标语和大字报铺天盖地。
“文革”以来,广州地区成立不计其数的群众组织,从封闭《红卫报》事件开始,逐渐分裂成两大派,并出现跨行业、跨地区的趋势。这一事件,对广州局势的影响,至为巨大。
“反封派”没有能够启封《红卫报》,“封报派”也没有能够拿出一份新的《红卫报》给读者。对《红卫报》被封问题,他们最后也没有取得一致认识。直到1980年2月,《红卫报》才重新以《羊城晚报》这个老招牌正式复刊。
载《羊城晚报》2013年5月18日
叶曙明,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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