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羊城晚报》是广州三家报纸中，受冲击最大的一家。造反派对《羊城晚报》副刊《晚会》“放毒草”作了一个统计，从1960年至1962年，共计发表毒草223篇，有严重问题的103篇。这些作品中，有攻击共产党和大跃进；有和吴晗相呼应、相配合的；有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气的；有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有鼓吹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的；有封建主义、封建迷信、低级趣味的。
按造反派的标准，大凡知识性、趣味性、文艺性、多样性、地方性，都是抹杀阶级斗争的普遍性和复杂性。任何生活情趣、娱乐、消闲，甚至生活常识，都有可能成为“毒草”，诸如“薛觉先生活二三事”、“红线女温泉游泳”、“元代女艺人朱廉秀的知心朋友是谁”、“畅谈养生之道”之类的文章，统统属于“无聊之极，庸俗之极，长期腐蚀广大群众”的毒草。而作者除了工农兵之外，其他全部是有问题的。
从7月开始，“文革”的暴风骤雨，已发展成群众斗群众，报社内贴出了1335张大字报，六成以上是群众之间互相攻击，43％的报社职工被贴了大字报。当时，报社的“老晚报”（指1964年7月以前在羊城晚报社工作的）一般编辑、记者有37名，其中33名上了大字报。人们哄传报社里“有一个20多人的反革命集团”，这种谣言，本来是无稽之谈，但闹得人人自危。9月1日，羊城晚报社宣布“接受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意见，经上级批准”，改名为《红卫报》。
可惜，改名也逃不过被封的命运。红卫兵在此之前已经封掉了《解放日报》和《湖北日报》，现在轮到《红卫报》了。红卫兵指控《红卫报》的当权派，“大部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坏蛋”，从1966年“6月6日到7月的一个月里，就有15天没有刊登毛主席语录”；另外一项罪名，曾以“二盏路灯”为题，刊登了暴露性专题报道，“以广州一条小街缺路灯为名，恶毒地攻击我们党的干部和社会主义制度”。
12月13日，由“武汉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穗联络站”领衔，24个广东和外地的群众组织，包括“中山大学八三一红卫兵”、“中山大学一一七战斗队”、“华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旗红卫兵总部”、“珠影东方红公社”、“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穗联络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穗联络站”、“驻《红卫报》南下革命造反团”等，联合发出封闭和接管《红卫报》的通令。12月15日，中南局宣传部正式发出了停刊通知。
一石激起千重浪。封闭《红卫报》的行动，迅速导致群众分裂。一部分人热烈支持，而另一部分人则强烈反对。一批工人和大、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联合组成了“中南地区反对封闭、停刊《红卫报》联络总部”。封报后，丰宁路的红卫报社门外，整天人山人海，两派群众在马路上展开激烈辩论，大标语和大字报铺天盖地。
“文革”以来，广州地区成立不计其数的群众组织，从封闭《红卫报》事件开始，逐渐分裂成两大派，并出现跨行业、跨地区的趋势。这一事件，对广州局势的影响，至为巨大。
“反封派”没有能够启封《红卫报》，“封报派”也没有能够拿出一份新的《红卫报》给读者。对《红卫报》被封问题，他们最后也没有取得一致认识。直到1980年2月，《红卫报》才重新以《羊城晚报》这个老招牌正式复刊。
载《羊城晚报》2013年5月18日
叶曙明，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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