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云：抗日剧背后的历史观

横店成了“抗日根据地” 　　在横店已漂了四年多的群众演员史中鹏最近红了，原因在于他向媒体透露，他去年一年在横店竟参演了30多部抗战戏，演了200多次日本兵。最多的一次，他一日之内就“死”了8次。 　　史中鹏的经历其实并不特殊。根据横店影视城演员工会的说法，2012年使用群众演员(含特约演员)共计30万人次，其中60%在抗战题材的电视剧中出演过“鬼子”。 　　群众演员忙于扮“鬼子”，专业演员则专于打“鬼子”。演员林正国2012年在横店，拍了《江湖儿女》《我要当八路》《壮士一去》三部戏，全是抗战剧，演的都是正气凛然的男一号或者男二号。打了一年鬼子，让他颇有“身心俱疲”之感。 　　去年横店影视城共接待剧组150个，其中48个剧组涉及抗战题材；这样的现状反映到2012年的电视荧屏上，便是内地上星频道黄金档播出的200余部 电视剧中，抗战剧及谍战剧超过70部。有好事者因此做了个统计，横店影视城去年日均打死300个“鬼子”，一年则消灭了7亿鬼子，“连起来可绕地球两 圈”。网友因此戏称，横店已超越台儿庄，成为抗战史上击毙日军最多的地方，可授予“抗日根据地”的称号。 　　大家一窝蜂地拍抗战剧，和国内影视作品的审查制度不无关系。自2012年开始，一贯实行“备案制”的国家广电总局加强对电视剧题材的管控，明文禁止宫 斗剧、涉案剧、穿越剧在上星频道的黄金档播出。“这么多题材过审受限，不拍抗战剧还能拍什么？”传媒绿城的总经理周伟成曾如此向媒体诉苦。 　　一方面不受限，一方面也好创作。一位专业编剧向作者坦言，相对于其他题材，抗战剧要好写得多，因其立场鲜明、善恶分明，不用深刻，也无需复杂——只要“打死鬼子”，便能皆大欢喜。 　　当然，抗战题材的受欢迎，与近期中日关系紧张也不无关系。因钓鱼岛争端的政治影响，国内民众的反日情绪再度高涨，从一个侧面也推动了观众对抗战剧的收视需求。 　　从电影到电视剧的日军形象 　　要梳理国产影视作品中的抗战题材，得从电影说起。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不但没有自产的电视剧，甚至百姓家中都没有电视机；在那个时代，电影是主宰性的影像载体，也成就了著名的“十七年电影”时期。 在该时期，电影作为一种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所规范的政治及社会象征行为，拥有整一而经典的符码系统与权威表述。“十七年电影”中的抗日片，许多已成为“红 色经典”，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地雷战》《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地道战》等。 　　这些电影所构筑的日军形象是：身材矮小，獐头鼠目，色厉内荏，智商低下，常常腰间别着一只鸡，嘴里喊着“花姑娘”——总之，是具备喜剧元素的邪恶角 色。面对这样的敌人，善良勇敢的中国老百姓往往经过几场埋伏、几次冲锋，便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著名电影学者戴锦华认为，“十七年电影”之所以这样塑造 日军，归根结底是为了证明中国人民/共产党人的胜利之必然，这也是该时期电影作为革命经典叙事的基本逻辑。 　　大约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抗战题材的电影出现第二波的创作高峰。电影院里，《血战台儿庄》《红高粱》《屠城血证》等相继上映。然而，同样反映“抗 日”，这批影片的重点却与过去大不相同：惨烈的正面战争取代了轻巧的游击战役，日军对中国人的疯狂屠杀取代了中华儿女与日本鬼子的斗智斗勇。“十七年电 影”的结局无一例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即使那只是一个历史限定中的局部的胜利；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抗日影片中，中国人（尤其是手无 寸铁的平民百姓）被日军欺凌、侮辱、屠杀成为情节主线。与此相应，日军形象也出现了重大变化，呈现出残忍、血腥而变态的性格，而不再具备任何“可笑”的特 点。 　　这些影片的主旨，是将中国人民的创伤体验渲染为一种“落后就要挨打”的民族悲情。正如张慧瑜博士所指出的，如果说“十七年电影”关于抗日战争的叙事是 为了完成革命力量的阶级动员，那1980年代以来的相关叙述则是为了把这种近代史的耻辱与创伤转变为一种“民族复兴”动员。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剧进入空前规模大发展的时期；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进行得最早，坚持的时间最长，战场最广 阔，陆军作战规模最大，所付出的牺牲也最惨重，为电视剧的创作提供了异常丰富的题材资源。于是，抗战题材的电视剧陆续涌现。其中最主要的两类，一类是重大 革命历史题材，如《张学良》《延安颂》等；另一类是原先“红色经典”影片的电视剧翻拍，如《红旗谱》《林海雪原》等。从此以后，国产电视剧成为延续和强化 中国人抗战记忆的重要艺术载体之一，新作不断，延续至今。 　　抗日剧娱乐性背后的文化生态 　　而这两年泛滥荧屏的抗战剧，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特点。 　　当然，这些新特点和抗战对象——日军没有什么关系。鬼子还是鬼子；近年抗日剧中的日本士兵形象，还是直接承接“十七年电影”和“八十年代电影”框定的 刻板陈式：丑陋、猥琐、愚蠢、凶残。漂在横店的群众演员发现，剧组在挑选日军演员时，会专门挑一些相貌较丑、看上去有点凶的人。史中鹏就告诉媒体，每次面 试时，他只要把背缩起来，眼睛拉长、作出一副“鬼子样”，往往就能被选上。 　　所谓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近期抗战剧的“娱乐性”上，比如抗日英雄的“武侠化”。《抗日奇侠》剧组特意请来好莱坞武术指导谭俏，全力制作精彩火爆的 打斗场面，并自诩为首部“以武侠、侠义为背景题材的抗日传奇大戏”；再有《箭在弦上》，女主角面对一排荷枪实弹的敌人，搭弦开弓，射杀起来就像砍瓜切菜一 般；电视剧《利箭行动》中，由七人组成的“利箭小分队”个个身怀绝技，能上演各种飞天遁地的本事，有人宛如段誉附体，可以在日军密集火力中玩“凌波微 步”，有人仿佛李元霸再世，能徒手将日本鬼子一撕两半。有网友感慨，这哪里是抗日剧，分明是“科幻剧”、“魔幻剧”！ 　　有“武侠化”，也有“偶像化”。电视剧《向着炮火前进》中，吴奇隆饰演的“雷爷”，顶着前卫的发型，穿着炫目的皮夹克，开着拉风的摩托车，用着先进的 速射机枪，谈谈情杀杀敌，酷帅潮萌，风流无限。《飞虎神鹰》里的燕双鹰，总是穿着一件黑风衣神出鬼没，更能飞檐走壁一人干掉日军多名狙击手，甚至还会修 枪、做炸药、在舞厅里搞出一套液压传动的自动机枪阵，让观众惊呼“远超007”、“秒杀未来战警”。只是钦羡之余不禁疑惑：有这样的中国兵，抗日怎么需要 八年？八个月就足够了吧？ 　　如此创新，从好处说，似乎能体现出今天国人的骄傲与自信：已经“大国崛起”的中国终于有底气直面中日之战，甚至演义、戏说、改写曾经不堪回首的过往。无论是对日军的贬损，还是对自我的拔高，都密切联系着民族复兴的自大心态与现实诉求。 　　也可能，这些片子并不是在“拍历史”，而只是在“做产品”，所谓“抗战”，无非只是编导演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一种题材，在这背后运行的，是将文化视为纯商品的资本逻辑。在此逻辑下，收视率，成为唯一的标杆与诉求；为了收视率，武侠也好、情爱也罢，无所不用其极。 　　以上这两点也许都没有什么大错，但当这种心态用于抗战题材的创作，就体现出当代中国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没有健康的、清醒的历史观。毕竟，不是 所有的历史都可以戏说，不是所有的创伤都可以“好了伤疤忘了疼”；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自己，何况那段历史的遗毒延续到了今天。 　　在德国与犹太思想家的携力之下，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被深度地解析与思索，并产生了“平庸的恶”、“现代性与大屠杀”等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文成果；相比之 下，国人的抗战史观，时至今日依然只有仇恨、没有反思，只有屈辱，没有自觉：既没有正本清源，了解国军的精兵强将何以在“淞沪会战”中几乎全军覆没；也没 有以“同情之理解”，探讨日本的士兵何以在南京施行屠城之罪；既没有实事求是，认识国共两支力量在抗日战争中的角色与作用；也没有放大胸怀，以国际之视角 审视中日之战……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影视人，不但拍不出《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家》那样的优秀作品，甚至比起前辈来也大大退步：如果说“十七年电影”弘扬 的是革命情绪和乐观精神，80年代的创作体现出民族悲情与复兴渴望，那今天，尊严和理性均在丧失，只有泛娱乐化的心态无边蔓延。 　　布里恩·汉德森有一句名言：“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大众文化实践所负载的政治内涵与意识形态功用绝非一成不变；相反， 它的政治功能有赖于社会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网络，其间的文化作为一种描述的结果，体现出它贯通连接其他实践的特定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充斥荧屏的抗日 剧折射出的，是一个有病的当代中国，病得不轻！

吴海云，《凤凰周刊》2013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