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油田领导干部的特殊化和说大话

　　童言无忌：“我长大了要当二号院小食堂的炊事员”

　　现场实景闪回之一：1961年隆冬时节，我们办公室的几个同事在一房间内聊天。一位科长的男孩，当时八九岁，有人问：你长大后干什么？他不假思索地答：我长大了要当二号院小食堂的炊事员。二号院是会战总部头头脑脑的办公室兼住宿处。二号院的小食堂就在我们住房窗前十几米。它有条下水道直通户外的“泔水坑”。这个坑经常有剩残的鱼肉，因为是冬天，流出不久就冻成一层白花花的猪油——这在当时肉食极度匮乏情况下，是极其珍贵的。难怪不谙世事的孩子羡慕无比哩。

　　在大庆，从1960年开始在局、处二级机关就办有小食堂。二号院的小食堂，供总部机关十几位局长和三四十位处长用餐。大食堂长年累月只供包米面、高粱米。每人每月定量二十几斤，每天只有8两。一个二两包米面“窝窝头”一多半是大白菜帮子，一两小米稀饭稀到能照出人影。常年没有肉腥。但小食堂全是细粮，精米白面，大鱼大肉不断，每餐做出五六种花样。当时会战队伍从西北来的多，因此，隔三差五地有“凉皮”“活饹”“羊肉泡”“手抓肉”。而且是交够粮票尽饱吃。饭钱也只有实价的四、五分之一。我有幸在4年时间里，混进去吃了两次。一次是1961年冬天帮一位副总指挥写发言稿到下午一点了。大食堂早已关门。他带我到小食堂叫大师傅为我做了一碗“羊肉泡”，吃得我满颊生津，回味无穷。另一次是在1962年上半年一个什么节日，康世恩招待一些头头和专家，办了三桌。我因是会议记录，也捎带上了。喝的白酒，烤羊肉串尽饱吃。因为这两样西北“美食”我这个“湘蛮子”都是头一次尝到，所以至今记得。据传，处、局两级开办“小食堂”，是从解放军学来的。战时及建国初期，军队确实办有小食堂，但它有严格的管理。而大庆的小食堂却疏于管理，把它办成招待食堂，造成多吃多占严重。在一般群众生活极端困苦情势下，形成强烈反差。

　　现场实景闪回之二：大庆会战期间，局、处两级配秘书成为定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的整个石油工业系统。不仅如此，在二号院办公与居住的从石油部来参加会战的三五名司长，不仅配有专职秘书，有的还配有通信员和女服务员。

　　现场实景闪回之三：二号院没日没夜地召开各种业务会、汇报会，名目繁多。一月之内，有近二十天都在开会，而且这种会议很少在半夜12点以前散过。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只有陪着。而首长们散会后可以先到小食堂吃“夜宵”，然后一觉睡到第二天九十点。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只有饿着肚子上床，第二天早晨八点按时上班。更有甚者，余秋里、康世恩还擅自规定，全油田只休息“大礼拜”即每月逢十休息一天。这个规定一直沿用到1976年华北油田会战，并作为石油工人艰苦奋斗的事迹广为宣传。他们不体察现场的石油工人拖家带口的苦衷，连百姓每七天休息一天的权利都剥夺了，实在不近人情。

　　现场实景闪回之四：会战的头两年，二号院每10天大都在大会议室举办盛大的交谊舞会。据说是从中南海学来的。调来文工团的乐队和一帮年轻貌美的女文工团员。凡处以上干部可以带舞伴前往。一般民众没有份。每次舞会都门卫森严，而机关总有些年轻人趋之若鹜，往往在大门口挤成一团。说实在话，当年现场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最多的是在大饭堂（夏天在室外野地）演场免费电影。那么多年轻人无处消遣。举办这种舞会，唐克、吴星峰在现场时办得最多，因为他俩喜欢。余秋里会战开始后没在现场呆几天。康世恩常年呆在现场而且一呆几年。他在现场时少有舞会，因为他不喜欢。这种舞会我一次都没去过，因为我不够格。主要的还是我不会而且有些厌恶，原因是音响太闹腾，害得住在附近的我久久不能入睡。

　　以上种种，显示出1960－1963年大庆处以上领导干部生活的特殊化。

　　夸大业绩与经验遭非议

　　其一，大庆的油田面积与石油储量的计算。因石油深藏几千米的地底下，看不见摸不着，只能通过一些间接手段获取资料，按一定的公式，分析测算。而地下的数据资料是动态的，既定公式随着科技进步也是动态的。用这些在较短时间内获得的资料就公布大庆油田面积、石油储量是世界上第几大油田等等，并大胆宣布：大庆油田的面积与储量计算只用了一年半时间，而美国某油田用了九年，苏联某油田用了三年。外行人听了惊喜不已。而内行人却说，一个像大庆这样的特大型油气田的面积与储量计算，不是头两年可以完成的。准确的计算可能持续它开采的全过程，用几十年时间也不为过。何况那两个美苏油田的储量是多年前的历史资料，拿它作“标的物”来对比，显然很不合适。

　　其二，1960年开辟30平方公里生产实验区的问题。当年在几百平方公里面积的萨尔图油田的中心部位，划出30平方公里进行开发。这引起了许多学者专家的反对。他们说，这像在一块很高级的西服面料中间剪出一块做了条裤衩，可惜得很。话虽说得尖刻一些，但其本意是：油田开发应在油田勘探基本完成后，按完整的开发建设方案，有序展开，这样才可以取得最佳效果。余、康却打出毛泽东“一切经过试验”旗号，费尽口舌与文字来证明这个举措的必要性、科学性和先进性，把它说成是大庆的一项创造。当时有个背景，即西北几个老油田原油产量上不去，全国年度原油生产计划没法完成。这是关乎政绩的大事，在逮到大庆这块“大肥肉”后，尽管开采条件不具备，也饥不择食，先拿一块打井放油。当时因来不及建设集输储设施，这个实验区遍布大小土油池，放满了黑色原油，污染了草原不说，还造成了巨大浪费。1960年大庆生产原油97万吨，保证石油部完成全年计划，向国务院报了捷。现在评论，我觉得这样搞也可以，但大可不必把它说成是个“创造”。

　　其三，还有“基层岗位责任制”，也被宣传为大庆的一项主要经验。现在冷静分析，它无非是针对1961年一座注水站火灾引发出来的紊乱局面的一次全面整顿。谈不上什么“创造”，只是明确岗位，分清责任，建立制度而已。吹过了难免质疑声不断。据称，张春桥就私下说过：大庆的岗位责任制不是新鲜玩意儿，《红楼梦》大观园里的丫头们就有岗位责任制。此话有理。不能因人废言。

　　其四，关于培养石油队伍“严细作风”。这也是大庆的一项主要经验。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1964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石油厂矿长会议上，余秋里作报告，讲到培养队伍作风时，要“严”字当头。他用排比句式，一口气讲了“十五个严字”：“严，可以出干劲；严，可以出责任心；严，可以出战斗力；严，可以出规格；严，可以出高标准；严，可以出好风气；严，可以出好产品；严，可以出技术；严，可以出办法；严，可以使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没有市场；严，可以把歪风邪气打倒；严，可以避免犯错误；严，可以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严，可以保证行动上一致；严，可以保证团结。”当场就觉得“言”过其实，遭人非议。

　　现在冷静评论，客观上我们闭关锁国太久，国外情况匮乏，信息不灵，“坐井观天”。从1958年“大跃进”“超英赶美”以来，社会舆论说大话、“放卫星”成风。从主观上讲，余秋里、康世恩确有头脑过热的问题。人们常说，所谓权力，既包括行政权力，也包括“话语权”，即掌握舆论与宣传的“权力”。自觉而有节制地使用“话语权”，不仅需要意志力，更是一种美德。

　　绝非大庆经验的题外话

　　第一，大庆经验有显著的时代特征。1959年后，国内“造神”运动越演越烈。在若干则大庆经验中，“大庆靠‘两论’起家”“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大庆取得成绩的根本源泉”成为首则与经典。这条无需检验也无从检验的经验，其作用只有一个，即借大庆的成功来赞颂“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这不是大庆的独创，而是当时风气使然，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官场“奏折”的遗风。另者，当时中苏严重对立，国内开展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这种批判在大庆经验中也有反映。据此，我认为：大庆经验的是与非、对与错、功与过，都属于那个时代。苛责前人，没有意义。

　　第二，大庆石油会战的实际领导人是康世恩。我跟随康世恩近三十年，对他有深入的观察与了解。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地质系，以后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抗击日本侵略者。1949年9月受彭德怀将军指派到当时中国最大油田——玉门油矿担任军事总代表，从此走上了石油工业的领导岗位。1960年他担任大庆会战的总指挥，吃住在现场四年，指挥这场会战，乃至亲自总结出大庆经验。1965年升任石油部部长，全面领导石油工业持续前进，直到1982年。他懂石油地质，懂石油厂矿，懂石油队伍。

　　第三，经反复思量与鉴别，我觉得“大庆经验”说一千道一万，说到底就两条：一条是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的艰苦奋斗，这一条在“大庆经验”中已有充分表述。另一条或许更为重要，那就是中国几代地质工作者的科学探索。若按行政单位区分，这当中有地质部、石油部、中国科学院、煤炭部以及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还有很久以前的日本、美国的一些同行们。尤其是1955-1959年地质部的专家们，在松辽盆地的艰苦细致工作。而这一条在“大庆经验”中表达的很不够。

　　1966年初，在北京举办的“大庆展览”（我参加筹备，是主编之一），红极一时。在有几百个延长米的展板中，只在前厅序言部分有一块展板（最宽仅一米）有一幅地质部的照片，底下说明词是“发现大庆油田，地质部也做了许多前期工作”。在上百本参观者的“留言簿”里，有知情者批评这个展览少提地质部实在不公道。这件事儿康世恩应负主要责任。因为这个展览的提纲是他反复斟酌审查过的。

　　第四，再说说大庆经验的“小姑娘”现象。我的亲身体验是：从1963年底总结出大庆九条经验以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开卷语永远不变，其他的提法则随着形势改变而改变。比如：文革期间，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大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批刘的“你们搞石油的就是要处理好人、技术、石头三者关系”修正主义，大批邓小平的“猫论”。1970年林彪摔死后，又是大批林彪、陈伯达政治骗子。当时大庆刚复职的一把手不知从哪儿弄了一句“咱们大庆再也糊弄不了了”。康世恩大为赞赏，屡次叮嘱我一定要把这句话写进大庆（1974年的）总结里。至于1976年后，捧、批的对象又变了。由此看来，我的感慨是，诚如有人说的：历史犹如一个温顺听话的小姑娘，随你怎么打扮都可以。大庆经验也是如此。

　　第五，文革期间大庆成了一根“棍子”。1967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有5000人参加的石油职工大会上公开宣布“大庆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余秋里是毛主席点的将”。1969年又说：“康世恩（到江汉油田）是毛主席点的名。”此后在石油系统内部，特别是文革后期，大庆成了“两派斗争”其中一派的一根“棍子”。凡批大庆、打倒余、康的人，都被说成“反大庆红旗”而受到责难。

　　我亲眼所见，1967年在石油部机关一次“薄一波批斗大会”上，造反派批判薄一波说过的两句话。一句是1960年冬天，薄一波在大庆油库火灾现场批评“大会战是大混战”。另一句是1964年“工业学大庆”高潮，薄调侃大庆得到毛的表扬是“三千宠爱在一身”。造反派上纲上线说这是“反毛主席”“反大庆红旗”言论。可怜薄一波站在那儿，低头无语，尴尬无比。在大庆比较突出的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标兵张洪池”，文革前与王铁人齐名，他也有本《日记》人称“大庆活雷锋”。文革中，受军管会支持，张成为大庆首届革委会副主任。在军管会撤离、原当权者复职后，张洪池成为“反大庆分子”而销声匿迹。

　　把大庆当成“棍子”，这不能不说又是大庆的另一种悲哀。当时我也赞同这种做法，因而现在也有一份愧疚。

　　（作者为原石油工业部情报所副所长）

　　毛华鹤，《炎黄春秋》2013年第5期，原标题为《反思“工业学大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