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女子投身台湾人民争取自由的故事

从雷震到施明德（上）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我们都知道曼德拉，知道他为南非的自由坐了27年大牢。但是在祖国台湾，有一个人立志要超过曼德拉。他坐了25年国民党的大牢。他没能超过曼德拉，不是因为他软弱了，而是因为在他坐牢的第25个年头，台湾释放了所有的政治犯；

　　我们都知道图图主教，知道他的名言：“没有饶恕就没有未来”。但是台湾有个人，在坐了国民党25年大牢之后，出来说的第一句话是：“忍耐是不够的，还必须饶恕”；

　　我们都知道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和他们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也是这个坐了25年牢的台湾人，在狱中写信给自己的战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用暴力，不能兴起“以牙还牙”或“武力解决”的念头。

　　这个人就是施明德。

　　我们都很羡慕台湾的自由，但是，没有以台湾议会反对派、长老教会、媒体名人、维权律师和地方黑派为代表的台湾民众长期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没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没有建立在普世价值基础上的爱、忍耐、宽恕和非暴力，台湾就不永远不可能取得今天的自由。


　　本书就是要讲述台湾人民在走向自由的最为关键的历史时期所发生的故事。

　　在台湾人民走向自由的故事的开头，本书第一个出场的主人公是一个美国女子。这个美丽的女人把她的青春年华、爱情都献给了台湾人民追求自由的事业。

　　她的名字叫艾琳达。

　　艾琳达1949年1月出生于美国，1963年，14岁的她随父亲约瑟夫来到台湾。约瑟夫曾在台湾美军顾问团工作很多年，退役后决定利用自己在台湾的人脉做些生意。1966年，艾琳达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台北美国学校毕业，还拿到美国大使馆500美元的奖学金，考入台大历史系读书。

　　1967年，琳达认识了大他7、8岁的台北青年陈国政（英文名George）。不久两人开始热恋。George家在台北算是中产阶级。1968年，George从台湾成功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后，准备去美国深造，将来回来接手家族事业。

　　琳达已经离开美国5年，也想回去看看妈妈，于是申请到美国史丹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

　　1968年8月，琳达回到美国，已经有几个月身孕的她，很快和George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庭。

　　1969年1月21日，她的儿子Roger出生。George欣喜若狂，给儿子取了个中文名字：陈正男。

　　1972年，丈夫George拿到美国公民权，开始在洛杉矶一家军火公司TRW工作，全家从圣地亚哥搬到洛杉矶附近设有俱乐部与游泳池的集合住宅。

　　1973年，琳达从美国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拿到学士文凭。

　　George工作稳定，儿子也在健康成长。所有小家庭该有的幸福元素，她都拥有了。

　　但是俗话说得好。性格决定命运。琳达不满足。

　　1970年代，是美国个性解放的时代，各种社会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反战运动、妇女运动、黑人民权运动。丈夫很宠她，但她感到像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闷的透不过气来。

　　儿子成长中的问题也引发她的思考：

　　五岁的Roger跟他小时候一样贪玩，常跟附近的一个黑人小男孩到处乱跑。有天Roger回家时，认真地问琳达：妈妈我是什么种族？他说他的黑人玩伴是黑人，他跟爸爸讲英文，所以他是白人。琳达跟他强调，你有双重种族的身份，你爸爸是台湾人，妈妈是美国白人。他似懂非懂。有一回，住在楼下公寓的黑人邻居在草地洒水时，他竟然用最歧视的字眼，大喊“死黑鬼”！

　　琳达追出去要揍他，他已经喊了两三次。琳达知道，她的儿子已经学会了美国最要不得的种族歧视。这么小的孩子，是如何学会的？为什么他已经开始学着制造世间的不公呢？[1]

　　带着这些疑问，1973年，琳达进入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深造。在史丹福，她深受当时风靡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成为妇女性解放运动的践行者。

　　琳达的老师，Arthur P. Wolf 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他发现台湾正在走向工业化，建议琳达去台湾，实际调查从农村中到都市工厂工作的女工，会带动什么形态的社会变迁？她们的心理状态如何？对家庭的观感如何？子女数目会不会减少？价值观会不会改变？[2]

　　琳达的天性特别厌烦在书斋里空谈，觉得完全不能及物。她要走出去，了解社会，验证书本上的知识。

　　1975年6月，琳达买了往返机票，打算在台湾呆上一个夏天。

　　以前在台湾时，父亲有一个朋友万德华，是天主教圣言会的神父。他的教堂“圣三天主堂”就建在今天的新北市新店区大坪林附近，正位于捷运新店线上。教会在教堂后面专门建了三栋“德华女子公寓”，便宜出租给进城务工的女子。

　　琳达，这位在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养尊处优的女主人，来到台湾，直接住进了女子公寓。

　　琳达回忆：

　　当琳达走进12人一间的女工宿舍时，几乎要热晕了，宿舍的天花板只有两个电风扇，吹着热风。热水只在晚上6到9点供应，50个女工只有三间冲澡室。琳达也不介意没有热水，她只想快去冲冷水澡。当晚她全身痒的彻夜难眠，隔床的女孩默默地帮她扇了一个小时的风，琳达很感动。[3]

　　这群女工年纪约在16-23岁间，国中毕业后就到工厂上班。她们远离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下班后挤在狭窄的宿舍床位。琳达与女工同进同出，想透过实际的观察与访问，了解台湾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当农村女孩成为工厂女工时，会如何改变既有的家庭结构。

　　琳达只想快点完成博士论文回去给导师交差，她设计打印出300份调查问卷，开小型座谈会。刚开始，她问了许多抽象的问题，充满了知识分子惯用的词汇，像是产业结构啦，社会转型啦。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女工们对她爱理不理，而且看她的眼神越来越怪，不知道这个从美国来的阔太太到底想做什么，甚至怀疑她是美国总公司派来的间谍，想要监视她们的工作情况。

　　琳达把自己从头到脚看了一遍，跟工厂女工相比，她确实不太一样。

　　一个月很快过去，连一点成果都没有。[4]

　　琳达想，与其这样，干脆和女工们聊聊天乱扯好了。没想到这样反而拉近了她和女工们之间的距离，她开始和女工们无话不谈。有些女工还直接质问她：你一个阔太太，你为什么要跑来这里，到底想干什么？

　　琳达开始反思。像她这样，为了自己的所谓研究，挖掘别人的私生活，是否太自私？

　　她看着女工们这么刻苦耐劳，一周工作6天，晚上还要上高中夜校。她应该要为这些女工着想，帮助她们改善生活。

　　以前不愿意回答她问话的室友，忽然开始推心置腹地说自己的故事。她的三百份问卷，很快完成。

　　从研究女工的经验中，琳达深深体会出，与研究对象要像朋友一样真心相待，不应只为学术目的而与她们交往，而要真正为她们着想，代表她们的立场发言。[5]

　　这次琳达短暂来台，同时把上幼稚园的儿子Roger也带来了。她空闲时就回公婆家看看儿子。在那里，她偶尔会遇到当时台湾党外的领袖人物康宁祥[6]。

　　康宁祥是琳达丈夫George 大哥的同学。

　　一次，琳达告诉康宁祥，她在工厂做田野调查。这时康宁祥刚好办了份《台湾政论》杂志，说想派个记者来采访。琳达回忆：

　　不久，在女工宿舍出现了一位记者，她叫陈菊，长得不漂亮，眼睛眯眯，有农村女孩的壮硕身材。[7]

　　陈菊当时还兼任康宁祥的秘书。康宁祥介绍她认识琳达，主要的目的不是采访，而是寄希望于琳达能对他们正在秘密从事的台湾人权运动有所帮助。这个人权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由李万居秘密传承给郭雨新，又由郭雨新秘密传承给康宁祥。

　　陈菊拉着琳达到处去认识人。那段时间，琳达认识了陈鼓应[8]，又在陈鼓应家中，见到“国际特赦组织”的代表司马晋（James Seymour）。司马晋向琳达介绍，这是一个跨国的非政府组织，呼吁全球的会员写信给各国政府，敦促他们提升人权、释放政治犯、禁止不当的逮捕与刑求。

　　琳达刚刚旁听了国民党对李敖、谢聪敏等人的重新审判。国民党本想从重处罚李敖等人，开庭前，已经70多岁高龄，深居简出的雷震得到消息，国民党要判处谢聪敏死刑。他冒险赶往秘密联络点，人权医生田朝明的私人诊所，把这一消息告诉“国际特赦组织”的联络人。消息很快被海外媒体报道，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只好承诺开庭时从轻处罚谢聪敏、李敖等人。

　　琳达把法庭庭审的情况详细报告给司马晋，并有司马晋带往海外。

　　暑假结束，琳达回到美国，又开始相夫教子的阔太太生活。丈夫告诉她下一步要买豪宅做房地产投资，整个屋子都有铺上金色的纯羊毛地毯，家里还要再买辆豪华车。

　　琳达重回书斋，但是她越来越不能忍受这样和现实完全没有关系的研究工作。1976年初，坐在精美的餐桌前，她拆开陈菊从台湾写给她的信，

　　陈菊的信写得字迹潦草，语气焦急。他告诉琳达，康宁祥办的《台湾政论》已经被当局查禁，民主人士被镇压，她自己也随时可能被秘密逮捕。信末，她哀求琳达继续协助台湾的人权救援。

　　1976年底，因为和导师观点严重冲突，已经被史丹福开除的琳达向“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rd Program o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申请到7000元美金的研究经费。她对丈夫George说，过了农历年，她要去台湾做一年的研究。

　　丈夫实在受不了，告诉她：“你不要去，我受不了。不然——我、们、离、婚。”

　　“好！”琳达回答。

　　从此，琳达开始了“被陈菊累了一生”[9]的生活。

　　很多年之后，回首往事，琳达觉得一生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她不后悔。但她还是觉得她对不起宠爱自己的丈夫和心爱的儿子。

　　丈夫George是典型的乖乖牌，出生大家庭，听父母的话。到了美国勤勤恳恳，一心为了这个家庭。他没有外遇，反倒是琳达受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有好几次外遇。

　　琳达没法向丈夫解释，当初惹人怜爱的“美国甜心”，为什么会变成挣脱牢笼、野性难驯的母兽。

　　她不愿意过整天呆在豪宅里，跟台湾同乡会联谊，偶尔骂一下国民党，过过嘴瘾的日子。从心底，她认为知识是要关心社会、改变世界。她想了解人类为什么受苦。她想探寻独裁政权是如何使用暴力与经济的强制手段，逼迫人受苦。她不只想分析社会现象，还要参与其中，解救受苦的人。

　　为了这个理想，她先是和导师闹翻，被史丹福开除，眼看要到手的博士学位泡汤，现在又和丈夫分手，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台湾。

　　1977年4月底，已经办完离婚手续的丈夫和儿子送她去机场。听到妈妈要离开，Roger嚎啕大哭，拉住妈妈的衣服不让她走。丈夫不断唉声叹气。

　　琳达狠狠心，把儿子推开，头也不回地走了。

　　中国人许多都有圣人情結，更喜欢把自己心中的英雄都看成完美无缺，好满足自己个人崇拜的愿望。在刚开始写作本书的时候，由于资料缺乏，本书作者也把艾琳达看成舍身帮助台湾人民走向自由的“圣女”。好不容易买到《美丽的探险：艾琳达的一生》后，从艾琳达自己的回忆中，作者才发现，在帮助台湾人民走向自由这一个我们普通人看来冠冕堂皇的原因之外，至少还有一个原因：

　　来台湾短短一个月时间，艾琳达在台湾新结交了一个小情人。

　　琳达自己回忆说：

　　除了做研究外，她还期待有些浪漫的艳遇，调剂她燥热烦闷的宿舍生活[10]。

　　在公交车上，琳达的肩膀擦上一袭玫瑰色红衬衫，衬衫的主人转过头向她微笑。寒暄中，琳达知道他叫王隆瑞，住在自己宿舍附近。中等身材，或许是因为练柔道的原因，体格壮硕。琳达感觉他人很单纯风趣，产生了诱惑他的念头。

　　他们现在同一站下车，再是一起吃冰品，接着坐了很久的车到阳明山，去王瑞隆读书的文化大学参观博物馆。

　　不到7天，琳达就如愿以偿，把王瑞隆从一个清纯的小男孩变成了男人……

　　虽然和帮助台湾自由这样冠冕堂皇的原因相比，这场艳遇对她并不那么重要。但的确是她回来台湾的一个因素。

　　中国人自己写回忆录，或者为他人作传，对这种事回避唯恐不及。但是美国人艾琳达很诚实，她并不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圣女”。

　　人性的复杂远超过的我们的所思所想。这个故事没有作者刚开始凭想象写出来的故事那么清纯。

　　但是真实的人生更为感人！

　　来到台湾，她在大丰路31巷租了间不到30坪[11]、两房一厅的日式平房，作为自己的住家兼办公室。这里很快成为在台外国学生的联络站。那时史丹福跟台大合作成立了一个史丹福中心，安排学生来台湾学中文或做研究。琳达虽然已经被史丹福大学开除学籍，但台大并没有特别调查她的身份，她拿的是私人基金会的研究经费，但学校还是希望她有个学籍，好获得留下了的签证。于是，她跟刚成立的台大人口研究中心合作进行研究，也在台大农业推广系挂名旁听。

　　琳达到台湾没三天，陈菊就联络上她，他那时担任郭雨新的秘书。陈菊带着她，到处去访问政治犯，好让她向海外通报台湾的情况。

　　琳达访问了柏杨等受迫害的异议人士，并把一些政治犯的经历写成报告，将消息公布给国际人权组织。

　　1978年2月，她的台大学籍被取消，这代表她无法延长居留签证，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危险。她去找教务长，没有正当理由，为什么要取消我的学籍。教务长低着头，说这是安全人员逼他的。

　　走到这一步，琳达知道台湾的情治单位锁定要修理她了。她来台湾，是要做研究，参与党外运动，只是义所当为。


　　台湾局势正在变化，人权工作需要她。

　　怎么办呢？这个美丽坚强的美国女子，很快想到了一个主意。

　　琳达决定留下来。她看到新闻报道，一份法国女孩跟台湾人相恋，追到台湾来，却无法挽回对方的芳心；伤心之余，还是决定生下腹中的爱情结晶，就这样拿到台湾的居留权。琳达决定当个外籍妈妈，她要找个台湾人生孩子，以得到居留权。

　　陈菊听到她这个想法，爽朗地大笑，说真是女中豪杰，语出惊人。琳达还提出明确的招亲条件：最好有政治背景、受过政治迫害，这样娶个美国女人，还会得到保护。[12]

　　陈菊还真干了起来。她给琳达介绍的第一个男人名叫张化民，琳达见了以后，觉得张就是一个老古董，不满意。陈菊说还有一个人，现在《台湾日报社》跑新闻。这个人刚坐了15年的牢出来不到一年，就去帮助苏洪月娇选省议员，为她写了人权宣言，把一场处于劣势的选举变成大胜。

　　琳达有些兴趣，见面时许一文告诉琳达，“许一文”是化名，他的真名叫施明德。

　　两人再见面在一个咖啡厅，琳达听施明德侃侃而谈：

　　他先是批评党外阵营不够有行动的决定，接着大谈自己的革命理想。他声言一定要成立组织，才能推翻国民党的独裁政权。他有详细的政治思考与计划，可以说出抽象的人权概念，更难能可能的是他具体行动的决心。别说他已坐过15年 ，他之前的案子本是无期徒刑，这时是假释出狱，只要再度被判决有罪，就是终身监禁。

　　面对国民党情治单位强力镇压，他不打算放弃，表明心迹，要好好大干一场。琳达听过太多空口讲大话的人，稍微碰到打压就退缩……它觉得面前这个小丑，已在滔滔雄辩中化身成浪漫的革命家，等待一场壮烈的战斗……[13]

　　琳达心动了。在第二日的郊游中，他告诉施明德她想找一个合适的台湾人，生个孩子，这样她就能继续留在台湾。

　　施明德问她：“你不是已经有个男朋友了吗？”

　　琳达回答：“我不能拖一个无辜青年下水，或许我跟你生。”

　　1978年10月15日，台北中国饭店。在《绿岛小夜曲》的音乐声中，一场特殊的婚礼正在进行。新娘是艾琳达，新郎是刚出狱才一年多，担任“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总干事兼发言人的施明德。

　　现场来了400多人，是当时台湾党外势力少有的大聚会。

　　为这对新人主持婚礼的是已经82岁高龄的雷震。这是雷震因《自由中国》案坐牢10年出狱8年之后的唯一一次公开露面。

　　雷震热情洋溢第讲了15分钟：

　　雷先生已经很久没露出这样的笑容了，他笑得那样灿烂，每讲几句话，大家就给他鼓掌。他几乎是用尽生命的最后力气来参加这场婚礼。[14]

　　是什么原因让已经进入垂暮之年，深居简出的雷震公开亮相，亲自主持这场婚礼？

　　是因为借着这场婚礼，台湾自由的传承，从以胡适、雷震为代表的外省精英，终于传递给新生代的台湾人；是因为为自由坐了整整10年的雷震，没有想到自己可以等到这一天，看到新一代的台湾人共聚一堂，加入追求自由的行列；更是为了让艾琳达这位来自美国的人权斗士能继续留在台湾，也为已经全副武装，即将冲上战场的的党外第一勇士施明德，借着“何番保身”，寻找一丝海外背景和些微保障。

　　婚礼之后两周，雷震中风。他苦撑着给施明德写了两行字的一封信，最后几个字的字迹已经很模糊。在信中，雷震鼓励施明德组建反对党。

　　为自由民主呐喊一生的雷震，终于为践行自己的理想找到了最优秀的接班人和清道夫。（未完待续）

注释：

　　[1]  选自《美丽的探险：艾琳达的一生》，艾琳达口述，林佳莹著，第90-91页。台湾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1年1月出版。

　　[2]  琳达所从事的研究其实是从中学或大学毕业后的台湾农村女青年，大量进城务工后引发的自身物质、精神和心理变迁，及其对台湾社会的影响。中国当前也急需这项研究。

　　[3]  选自《美丽的探险：艾琳达的一生》，艾琳达口述，林佳莹著，第102页。台湾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1年1月出版。

　　[4]  这和艾琳达治学的态度有关。要是大陆学生写论文，去看上两次，根本不用住。找几个人聊聊天，装装样子，回去网上查一查，就是一篇论文。

　　[5]  琳达的这段经历参阅《美丽的探险：艾琳达的一生》一书《转折：抛夫弃子、投身人权工作》一章。

　　[6]  康宁祥，1969年竞选台北市参议员并当选，1972年当选中华民国终身立法委员。台湾党外运动领袖。详见本书第二章。

　　[7]  选自《美丽的探险：艾琳达的一生》，艾琳达口述，林佳莹著，第106页。台湾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1年1月出版。

　　[8]  陈鼓应，祖籍福建长汀。殷海光得意弟子，原台大哲学系教授。1971年被台大开除后，在台北景美市场家中，以开班讲授中国哲学为名，吸引许多外国留学生，秘密从事台湾人权救援活动。1978年参加“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发表《告中国国民党宣言》，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受邓小平邀请，1984年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讲授老庄哲学。

　　[9]  参见《美丽的探险：艾琳达的一生》，艾琳达口述，林佳莹著，第104页。台湾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1年1月出版。

　　[10]  选自《美丽的探险：艾琳达的一生》，艾琳达口述，林佳莹著，第110页。台湾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1年1月出版。

　　[11]  1坪约等于3.30平方米。

　　[12]  选自《美丽的探险：艾琳达的一生》，第128页。艾琳达口述，林佳莹著，台湾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1年1月出版。

　　[13] 选自《美丽的探险：艾琳达的一生》，第132页。艾琳达口述，林佳莹著，台湾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1年1月出版。

　　[14] 选自《美丽的探险：艾琳达的一生》，第150页。艾琳达口述，林佳莹著，台湾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1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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