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施：《人民文学》这样重要，用这样的人当主编！

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9）


九、两个批示前后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中央提倡劳逸结合。相对前后时期而言，这一段时间，文艺界以及中国作协在政治上进入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后来遭到强烈批判的昆曲《李慧娘》（孟超编剧）、京剧《谢瑶环》（田汉编剧）、京剧《海瑞罢官》（吴晗编剧）以及系列杂文《三家村札记》（吴晗、邓拓、廖沫沙著）等等，都是在那个时期陆续上演和发表的。

令人费解的是，1961年的6月，一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康生，也在中南海紫光阁发表讲话，居然与推陈出新大唱反调，吹捧《十八扯》《宝蟾送酒》《胭脂虎》等有大量封建与色情糟粕的坏戏，强令京剧《花田错》要按照没改动以前的剧本演出。他居然说：“谁要让马连良演现代戏，我开除他的党籍！”

在这样的空气下，经阳翰笙同志倡议，在文联大楼（现中华书局）组织了一个文艺俱乐部。阿英当主任，我当副主任，目的是营造一个茶座性质的、代艺术家和作家休息聊天的环境。这实际上是反右斗争之前，在东总布胡同22号院作协组织活动的延续。

俱乐部做的事情非常具体。当时的食品供应非常紧张，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些食品，我们找到北京服务局局长李慧生（他原来在东北局当过交际处处长）。他说：这样吧！我让森隆饭店到你们那里（文艺俱乐部）去卖小吃，卖点凉菜、酱牛肉、锟钝、包子什么的。于是，我们就派出版社办公室主任邹起同志负责这件事。

这样，在外面供应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带着家属，不用票证，但要自己花钱买些食品在这里吃，每个星期一次。同时，我们每个月从文联在怀柔的农场拉回一些肉，给每个理事以上的同志发半斤。

那段时期，我们还利用文联、剧协组联部的机构，组织各种演出，包括地方戏的演出。来参加的同志可在一楼茶座聊天，也可在二楼看演出。像曹禺、老舍等人都是这里常客。

这个文艺俱乐部的活动一直延续了近三年。

1962年8月2日到16日，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个会是一个很显眼的会，也是后来中国作协受到批评的原因之一。

那次会上，赵树理、柳青等同志的发言，都谈到了写“真实”、写“中间人物”等问题。

茅盾、邵荃麟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邵荃麟讲话的主要内容是：鉴于当前文学作品中人物塑造上简单化的倾向，因此要注意描写“中间人物”。

那会儿，周扬可能已经预感到一种山雨欲来的形势，因此他的发言只善意地提醒作家们要注意一些问题，告诉大家要投鼠忌器。

与此同时，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

在这次会上，毛主席指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那次会议之后，周扬对我讲：在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还点了巴金的名字，主要谈了他过去的作品，说那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他的作品不能表现这个时代……

因为知道巴金那时候也写了一些回忆性的东西，所以听了毛主席这样的话，我不清楚具体预示着什么，但我感到中国作协又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那时，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的休整时期，人们还在为吃饭穿衣的事情发愁，因此政治形势还没有过于紧张，写作品只要不反对“三面红旗”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1963年元旦，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上海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提出了“写十三年”的口号。

这是一次元旦团拜会，请了许多人参加。

就在这个会上，柯庆施根据张春桥整理的材料，不点名地历数了陈白尘历史上的问题，找出了陈白尘在苏州反省院写的所谓歌颂国民党、影射共产党的剧本。然后说，《人民文学》这样重要的刊物，居然用这样的人来当主编！

那时，陈白尘同志正担任《人民文学》的副主编。

阳翰笙同志适值在上海办事，应邀参加了这个会。而当时作为戏剧家协会主席的田汉也在上海，却没有被邀请参加。

阳翰笙回到北京以后对我说：咱们得注意点啦！柯庆施在会上“点”了陈白尘的名，看来，陈白尘不能再在《人民文学》待下去了。

于是，中国作协党组开会决定，由李季同志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让陈白尘去当专业作家，“专门”写他没有完成的历史剧《大风歌》……

与上海舆论不同的是，在2月8日的春节联欢会上，周总理又着重谈了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问题。

4月，中宣部召开文艺座谈会。周扬、林默涵、邵荃麟都发了言，指出“写十三年”的口号有片面性，批驳了“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错误主张。

诸如此类，北京和上海的不同声音在这一年里此起彼伏。可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预料到事情的严重性和事态发展的结果，几乎所有人都把这种争论仅仅看成是一种学术争鸣。

这年6月，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讲话，再次强调阶级斗争。即使是这样，大多数同志也没有把这些现在看起来很明确的指示与自己身边的事情联系起来。

终于，在年底的12月12日，毛主席的第一个批示下来了。

毛主席在中宣部文艺处编的一份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材料上做了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1月底，春节即将来临。中国剧协的秘书长李超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准备举办春节文联各协会的联欢会，希望作协也能参加。

以往的春节联欢会，作协都是参加的。可这时候我已经格外小心，因为有了这一年的形势变化，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关键是刚刚看到毛主席的第一个批示，我真怕在这个会上又出什么问题，因此想作协不要参加，以免授人以柄。于是我跟李超说：我们这次就先不参加了。

文联的副秘书长阿英（钱杏邨）又来电话，说起举办联欢会的事情。我说，我们要谨慎一点为好，我们现在正在批“写中间人物”的问题，我们不参加，免得连累你们，再说，我们作协也没有什么节目……

2月3日，由剧协发起，文联各协会艺术家们参加的春节联欢会在政协礼堂如期举办，作协没有参加。

联欢会后，作协的关慕琴同志告诉我，那天，李超反串跳独舞“小天鹅”，还有人演了一些中外戏剧的片断。

当时的直觉告诉我，这不坏了！

果然，这个联欢会还真出了娄子。参加联欢会的四名部队作家给陆定一写了封信，大致意思是说，这个联欢会与毛主席的第一个批示相抵触，“言不及义”、“污七八糟”，李超等人还扮成女人出洋相等等。

听说陆定一接到这封信后也不敢压住，于是呈报给了毛主席。

1964年3月，文联和作协开始整风。邵荃麟、赵树理等许多同志开始做检查，检讨他们以前的文艺思想和各次讲话中的错误。

6月底，我们看到了毛主席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上的批示，也就是后来常说的第二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从此以后，许多作家以前发表的文章都被拿到报刊上去批判。像郭小川的《望星空》和《一个和八个》。

第二个批示公布以后，文化部长茅盾被调到政协当副主席，部长由副总理兼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兼任。刘白羽兼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陈荒煤下去了，由吴雪当电影局局长，后来吴雪又当了文化部副部长。

张僖，《二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