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1日 星期二

一个首都大学生所亲历的大跃进和三年饥荒


  翻开半个世纪以前的日记,打开记忆的闸门,那激情延烧的岁月和随之而来的饥寒交迫的年代,就浮现在脑海里。正是共和国这段曲折的经历,埋下了十年大动乱和中苏交恶的火种。正确审视这段历史,对于继往开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激情燃烧的岁月

  一九五八年八月底,我踏着大跃进的节拍,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走进了首都高等学校的大门,开始了从激情燃烧到饥寒交迫的四年大学生活。

  这是河北省在首都的一所大学,接受省市双重领导。原址在地安门大街,属于大学专科。在大跃进的锣鼓声中升格为本科,校址迁到城东北角。旧名为小王庄枪场,是旧社会枪决人犯的地方,而今正在大兴土木,六座楼房拔地而起,其他正在建设中,一片繁忙景象。

  作为冀东一个小山沟里贫农家的孩子,我怀着对伟大领袖的痴痴深情,为和毛主席生活在一个城市而感到自豪,决心努力学习,以优异成绩报答毛主席和党的恩情。

  与大学相比,此前六年的中学生活很寒酸,吃的是高粱米,只有改善生活时才能吃上大米白面,现在一顿四五个菜,有荤有素,主食都是大米白面,并且自己不花钱(当时政策规定师范院校学生免缴伙食费),随便吃;生病有校医看病,个人不花人任何费用;家庭生活困难的同学,可以申请助学金,真好像到了共产主义的天堂。

  在入学次日的迎新晚会上,党委副书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这个学校是一所新型的大学,任务是培养高等学校的师资;今后全省中学师资由各专区进行培养,各高等院校的师资由我们学校负责培养;同学们任重而道远,一定要努力学习,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他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会上提出生活要军事化、战斗化,按军队建制组合,每个小班为一个排,团支部书记为排长;每个大班为一个连,由党员负责同志任正副连长。我所在的一大班二小班二十五人,有三个归国华侨,八个从速成中学毕业,——解放初期,人才奇缺,为了尽快培养出新型知识分子,就选拔文化水平不高、根红苗正的工农干部,集中起来,加速提高文化程度,三年学完六年的中学课程,称为“速成中学”,这也是教育战线的大跃进。我被指定为团支部书记,当然也就成了一排之长。

  当时正在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新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劳动相结合。”

  入学后的第一课是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由张院长亲自给全校师生授课,主要阐述了新的教育方针。他首先介绍了当前国内革命形势的特点,用声势大、发展快、奇迹多作了概括,接着说:

  “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鼓足干净,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很快就形成了工农兵学商全面大跃进的新局面,有好几个省已经全部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架起了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新的发明创造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文化战线破除了对专家的迷信,连中学生都在搞科研,大学生自己编讲义;现在是共产主义凯歌行进的时代。”

  然后,他又讲了新教育方针的实质,狠批了专家治校、教授治校和为教育而教育的“反动论调”。他说:

  “新教育方针体现了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和唯物等四大观点,是教育战线一场深刻的革命。必须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绝对领导,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新教育方针。新型的共产主义教育必将在我们这一代实现!”

  张院长讲了很多“新观点”,听了很受启发,感到比中学校长水平高多了。我为生活在这样一个新时代而无比骄傲。

  第一学年基本上是在学习、领会、落实新教育方针的热潮中度过的。

  为了使同学们正确领会新的教育方针,学校在课时安排上作了特殊规定,每天上午辩论,下午劳动,晚上学习、开会,早晨进行军训。

  讨论和辩论主要集中在如何认识“服务”和“结合”。“服务”和“结合”成了学校主宰一切、压倒一切、重于一切、大于一切的中心任务,对于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却被大大轻视和忽视了,学校实际上成了进行政治培训和劳动锻炼的场所。要求学生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反对白专和只专不红,时时、事事拔白旗、插红旗,搞得大家东奔西忙,苦于应付。好多人内心很反感,奈于反“右派”形成的心理压力不敢说,只好闷在心里。

  想尽各种办法让大家敞开思想,谈认识、说想法。在如何“结合”问题上,一部分同学认为学生的任务是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劳动不能占用过多的课堂学习时间,应解决好劳动与学习的时间安排问题;一部分同学认为毛主席之所以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为了防止学生读死书、死读书,在劳动中树立劳动人民的感情。双方各持己见,相持不下。有一个同学抬出了毛主席的话:“读书是学习,劳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一下子就堵住了有不同意见人的嘴。

  根据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思想排队,及时向系党总支汇报。我将全班二十五名同学进行了分类排队,结果是:党团员十七名,其中处于上游的十三人、中游的三人、下游的一人;八名群众上游二人、中游四人、下游二人

  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就是当时最大的政治。贯彻新的教育方针,当然就必须在高举三面红旗上下功夫,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安排了以下内容:

  一是组织学生入厂下乡参加劳动。最初在学校印刷厂,后来到劳动部在和平里的印刷厂,学习检字、排版。看着密密麻麻像蜂窝一样的铅格,手足无措,好长时间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铅字;为了找到一个适宜的铅块,睁大双眼,反复试用,总是不对路。

  入冬以后,在北风呼啸中,我们班来到冰天雪地的北京西郊门头沟人民公社,白天下地干活,晚上请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听到动情处,个个泣不成声,泪流满面;请老革命讲对敌斗争故事,听到精彩处,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参观日本鬼子活埋老百姓的“万人坑”,凭吊烈士英灵,同学们义愤填膺,决心继承先烈遗志,不让万恶的旧社会死灰复燃。经过新旧社会对比,更加热爱新社会、痛恨旧社会,更明白了胜利成果来之不易,一定要十分珍惜。现在住的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的是大米白面,同旧社会饿殍遍野、“哪里死,哪里埋,狗肚子当棺材”比较起来,现在的生活确实好多了,简直是人间天堂了。

  二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搞科研和创作。为了实现思想、劳动、创作三丰收,决定让我和另一个同学从农村回学校搞创作。写什么呢?诗歌创作太多了,写小说也不是三天两早晨就能够写出来的。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决定写剧本,反映人民公社的新气象,刻画社员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改天换地的英雄形象。我俩坐在教室里,张开想象的翅膀,你一言,我一语,不到一星期,把一万多字的剧本写出来了。然后刻蜡版,油印,装订成册。回到门头沟后,找到在邻村劳动的金山导演,请他斧正。金山看后未置可否,只是提醒要多学习群众语言,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写他们的生活,并举例说:“当别人总也听不懂自己的话时,老乡们就会说:你耳朵里塞着***毛呀!乍听很不文明,但却很形象、很生动。”听了他的话,感到很惊讶,认为不该说出这样低级的话。就是这样一个“作品”,竟然成了中文系的一个创作成果,出现在创作成果展览会上,现在想起来都感到脸红。

  在一次评比大会上宣布:历史系三年级同学居然在二十天内写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文系同学正在编写大学讲义,还为印刷厂发明了自动续纸机;生化系同学发明的半导体和新型试剂,已经达到世界水平……这些“奇迹”,当时认为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三年级的大学生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完全证实了新的教育方针的正确性,证明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必要性。

  三是大炼钢铁、种高产小麦。在大跃进中,钢铁是元帅,铁路是先行官。钢铁升帐,才能调动各行各业万马奔腾,所以大炼钢铁就成了中心任务。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工农兵学商,全民都搞粮和钢,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小高炉遍地开花,深翻三尺种庄稼。社员在公社食堂吃饭,把自家的锅拿去炼钢。

  钢元帅在我们学校也升帐了。北京市政府给我们学校150吨铁,要求在明年2月10日前炼出240吨钢,争取达到300吨,超额完成任务。时间紧,任务重,每天需出钢2――3吨。

  在楼间空地上用砖垒起一米高的“小高炉”(当时叫“小土群”),每个班一座,人员轮流上班,把破烂铁放入炉内,和煤块混合在一起,点燃后拉起风箱,咕哒哒咕哒哒不绝于耳,形成共鸣,打破校园的宁静。烟气腾腾,火光闪闪,通宵达旦,忙个不停。到处是煤屑、灰土和柴草,一片狼藉。在烟熏火燎下,人人黑红着脸,咳声不止,像小鬼一样守候在炉旁。

  “出炉啦!”不时传来惊喜的喊声。

  围过去一看,不过是烧红了的几块铁疙瘩,根本没有熔化。

  对钢和铁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一窍不通,也就信以为真了,同大家一齐欢呼起来。

  教汉语的老师也来凑热闹,支起一个小黑板,上面写着“鼓足干净,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标上拼音符号,象教小学生一样带领大家一字一句地念。教育与生产劳动就这样结合起来了。

  农业高产放卫星,我们学校也搞了试验田:在操场的西北角,浮土垫起有一米多高,移栽上麦苗,密得像猪身上的鬃毛,用鼓风机往麦田里吹气。

  春寒料峭,寒潮侵袭。为了保护麦苗,四周点起篝火,狼烟四起,像农家做早饭升起的炊烟,也像古战场上的狼烟。同学们把自己的床单盖在麦苗上。昼夜守护麦田的人们有的抱柴禾,有的点火,有的在给麦苗盖被,幢幢人影来回走动。同学们之所以这样热情,是因为据说高产后可以解决全校师生一年的口粮,是多么吸引人呀。

  四是大搞“劳卫制”,就是体育卫生要达标。规定在确定的时间内,每个同学在各体育项目上要达到一定的标准,争取更多的人成为三级、二级、一级运动员。对个别人实在达不到标准,就采取技术措施,蒙混过关。

  除四害,讲卫生,也是一项重要任务。系党总支黄书记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系的白旗已经拔掉,但距离插上红旗还相差很远。明天要再次进行卫生大检查,争取插上红旗。”

  然后划分了卫生区,强调搞好卫生工作的重要性,批判了“条件论”,提出“消灭蚊蝇迎国庆”的口号。最后她加重语气说:

  “卫生工作搞不好,对于党员来说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是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态度问题。蝇拍要人手一个,见了就打。党团员所在的地方,如果发现蚊蝇,要受批评,严重者要受处分!”

  会上汇报共打死蚊蝇八千多个,清理垃圾五十多吨、污水五十立方米,拔草一百平方米,室内熏蚊子五十间。

  在一次总结大会上,院党委书记首先讲了毛主席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他分析说:

  “对东风压倒西风问题,我院有怀疑派,说什么‘既然东风压倒西风,为何美帝国主义还向我们挑衅呢?我们为什么不解放台澎金马呢?大概是东风还压不倒西风吧!’同志们,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必须认识清楚。对这个问题,应从根本上看,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就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来说,优势是在我们这一边的。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国家纷纷发表声明,都支持我们,从人心的向背来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而美帝国主义已经处于空前孤立的状态,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从物质实力来看,苏联在重要的科学领域已经超过了美国,我国一年后就可以超过英国。我国的小麦总产量已经超过美国了,棉花也超过它两千万吨。再从军事力量上比较,我们也是占优势的:原子弹不但美国有,苏联也有,并且在导弹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如果战争狂人胆敢使用核武器,必将得到有力地回击。我国有强大的陆军,在朝鲜战场上已同他们较量过,迫使他们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乖乖地签了字。力量是道义和物质的综合,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已经一再证明:暂时的弱者由于握有正义的宝剑,最后一定会战胜比它强大几倍的敌人。至于解放台澎金马问题,那是全国人民坚定不移的信念,帝国主义的任何威胁都吓不到中国人民。我们准备用武力解放,但也不放弃和平的方式。两种方式虽然性质不同,但却是相互促进的。这是中国的内政,不许别国干涉。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帝提出什么‘停火’问题。我们根本没向美帝开战,何‘火’可‘停’?!如果胆敢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将是资本主义的最后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了社会主义阵营,如果真的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定会从地球上消灭掉!”



  书记的长相虽然很文静,但说话的语气却很坚定,当说到“资本主义定会从地球上消灭掉”时,用力地打着手势,好像革命先烈“试看将来的环球,必将是赤旗的世界”真的要实现了似的。为了平息激动的心情,他端起茶杯喝了两口水,然后又继续讲下去,分析了国内大好形势:

  “三大元帅粮食、钢铁、机器已经升帐,两个先行官运输和电力奋勇开路;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正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以古今中外没有的高速度发展着,今年可产粮六、七千亿斤,实现人均千斤粮的目标。湖南、江西中稻亩产131035斤,天津专区中稻亩产已达12万斤以上;山西成为亩产皮棉百斤省,全国年产可达七千多万担;河南、湖南、江西已成为亩产千斤省。总之,吃穿已富富有余。现在又掀起了深翻土地的高潮,高产试验田掘地七尺深,一般农田也在一尺以上,为丰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全国劳模李顺达用雄辩的事实证明了明年小麦亩产一百二十万斤,争取达到一百八十万斤。工业战线也是万马奔腾,今年的总产值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明年的钢产量要达到2700万吨,超过英国和法国,从今年占世界第七位一跃而成第三位,可以预料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就可以赶上苏联老大哥了。徐水县诞生了人民公社,全县成了一个大公社,县人民委员会也成了社务委员会,架起了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正像农民用诗歌所赞颂的那样:‘共产主义是天堂,没有公社不能上。’所以得到毛主席的充分肯定,说‘人民公社好’。实行人民公社后,吃饭管饱不要钱,衣服按季节分发,每月发给津贴费1——17元。文教卫生工作也形势喜人:全民大办教育,民办中学全国已达68000多所,地方高等院校4000多所,440个县已扫除了文盲,四无省、四无市、四无县遍地开花,‘四害’正在从中国大地上清除……”

  周书记在台上滔滔不绝地讲,越讲越带劲儿,讲到兴奋处不但声音高亢,而且用力打着手势;师生们在台下静静地听,认真地记;我越听越激动,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出现这样一派大好形势而高兴,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领导全国人民奋勇前进而骄傲,为生长在这样一个火红的年代而自豪。对党委书记在报道中讲的内容,我深信不疑,因为不是周书记自己杜撰出来的,当时党的喉舌都在这样宣传,又正值反“右派”高潮刚过,即便是内心深处有一点怀疑,尽管别人不知晓,自己也会暗自害怕。

  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决定召开第二届全国运动会,据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赫鲁晓夫亲临观看,作为表演棍棒操的我们心里特别高兴。在开幕的那天,我们只顾聚精会神挥舞棍棒,来不及往主席台上细看,直到撤出场外才得知两位领导没有来到会场。后来传说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戴维营会谈后,急匆匆来到中国,向毛主席谈了他对美国的新观感,推销他的“三和一少”(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少点革命),攻击我国的“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结果谈崩了,拂袖而去,哪还有心思参加运动会的开幕式?在归国途中,攻击大跃进是胡来,把中国搞垮了,人民公社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病,诬蔑我国人民穷得叮当响,两个人穿一条裤子。两党两国关系开始破裂,“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发生逆转。

  无论是大炼钢铁,还是高产麦田,其最后结果如何,都没有下文,因为很快就来了大饥荒和“反右倾”政治运动,我成了有右倾思想的人。


  二,饥寒交迫的年代

  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热闹场面刚过,赫鲁晓夫的诬蔑话音未落,国家的困难局面就日益迫近,“三年困难”时期到来了。

  可是刚开始时,并没有马上感觉到供应紧张,饭继续随便吃,而且质量也不错。随着风声越来越紧,同学们开始窃窃私语。这时候校领导站出来辟谣:

  “不要听信谣言,我们国家粮食多得很,大家敞开肚皮吃吧!吃的越多越好,吃的多才能身体棒嘛。”

  没过多久,领导又改了口,解释说:

  “为了加强计划性,减少浪费,今后实行饭票制。不是给大家限量,不是不让大家吃饱。同学们放心。每个人自己报,你报多少斤,就给多少斤,不够了还随时给补。”

  于是同学们你报60,我报40,他报30。但是没过多久,又改为强制实行定量,谁也不须吃得超出定量。而且这个定量一压再压,最后压到30斤以下。

  人们饥肠辘辘,“饿”声不断。领导不得不站出来解释:

  “人体一天需要多少卡路里的热量是一定的,少了不行,多了也没用,现在的定量是有科学根据的,多了是浪费。”还举例子说:“就像火炉烧煤,填的太多烧不透,好在还能扒拉扒拉捡起来重新放进炉子里烧;如果吃多了,消化不了,等拉出来,就没办法再吃了。”

  “科学”解决不了肚子饿的问题,大家议论纷纷,思想不稳。于是就开忆苦思甜会,让家里“苦大仇深”的同学现身说法,进行新旧社会对比:解放前如何糠菜半年粮、一遇灾荒就饿殍遍野,现在天天吃大米白面……甚至上纲上线,说什么“只有地主、资本家才叫喊吃不饱”。从我自己亲身经历来说,好像也是这样,因为在年幼时也吃过糠和野菜,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上肉,现在顿顿吃大米白面,每月还有糕点和糖果,确实大有改善。我现身说法,批驳谣言。

  人们不再公开喊“饿“,但浮肿的逐渐增多,缺课的有增无减。这时,领导不得不承认现实,但对缺粮的原因却一口咬定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逼债影响粮食产量不足以说服人,所以后来就不再提苏修了,换成了无口可辨的自然灾害。究竟是什么原因,人们心里都明白,只是不说罢了。

  为了备荒,一九五九年深秋,根据上级指示,组织同学们到附近耕地里采集野菜。我们来到一块收割完的玉米地里,万物萧疏,在稀疏的杂草中只能见到为数很少的绿色植物,大家像围猎一样蜂拥而至,胡乱采摘。很多同学生长在城市,分不清野菜和野草,更不知道哪些能食用、哪些不能食用,只要见到绿色植物就误认为是可食的野菜,瞎采一气。夜幕降临时,同学们提着大包小兜返回学校,堆放在校园的一角。

  不但不能再敞开肚皮吃了,而且定量一减再减,像我这样的小伙子,每月从三十八斤降到二十九斤,每天还不到一斤,女同学就更少了。即使身材高大的,定量也高不到哪里去。按现在的情况,每人每天一斤粮并不算少,可是那时副食很少,没有油水,光靠这一斤粮是吃不饱的。

  按每个人的定量发给饭票,由个人计划着用。我按“二、四、四或三”比例使用,即早饭二两、中午四两、晚饭四两或三两,不足部分由每月半斤糕点、二两糖果、二两鸡蛋替补。经常饥肠辘辘,只好忍着。

  为了减少家庭负担,我主动提出每月零花钱从十元减少到五元。为了节省开支,有一个冬季我没有穿袜子,也没有棉鞋,上课时提前到教室,在暖气旁就座取暖听讲。

  就是这样,我每天早晨仍然坚持跑步、做操,锻炼身体。不料,我得了一种怪病:起床时腹肌无力,需双手用力支撑才起得来;走路有时突然跪下,腿肌无力,需别人扶起。去看病,医生说肌肉僵硬,穿的衣服太单薄,是冻的。

  我不相信。可能是因为正处在血气方刚的年龄,所以自己并没有感到那么冷,因此也就没在意,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奇怪的是,入春以后,随着阳气上升,那种症状也就自然消失了,证明医生的诊断是正确的。

  有几个身材魁梧的同学,为了填饱肚子,超量使用饭票,到月底没饭可吃。起初就给这些人增加一点定量,缓和一下。可是仍然不够吃,学校也不再接济。有的人不慎把饭票丢失了,急得团团转。向校方汇报以后,因这类事屡屡发生,真假难辨,学校已无力解决,号召发动同学们互济互助。我们班的女同学自动请战,每人每天节省二两饭票,帮助同学渡过了难关。

  供应我们学校的粮店距离学校很远,正常情况下由汽车运输。粮食供应一紧张,汽油也供应不上了,只好各班轮流出人运粮。轮到我班的时候,我和另外两人拉着人力车向粮店走去,早饭吃的一个馒头和一碗稀饭还在起作用,一路上有说有笑,没感到饿。

  到了粮店,让我们自己负责装车。装满了车,大家都感到饥肠辘辘,没了力气,坐在道牙子上喘息。回去不再是空车,满载着十多包粮食,需费很大力气。如果能买点吃的东西,添点能量,那该多好啊!可是大家谁也没带粮票,眼巴巴地看着饭馆,就是没资格进去用餐。正在发愁时,忽然见到卖冰棍的来了,好像见到了救星一样,每人买了一根冰棍,吃进肚里,总算有了点劲儿。可是走了几站地以后,仅有的一点力气也用完了,步履维艰,浪跄前行,替换着驾辕,总算回到了学校。

  食堂管理人员见我们个个疲惫不堪、瘫软如泥,犒劳我们一顿晚饭,不要饭票,敞开肚皮吃。虽然只是米饭和清水煮白菜,吃起来却特别香甜。一旦饿过了头,吃起来也就失去了饱的感觉,直到填满了肚皮还在往下咽。吃后,起初没有不良感觉;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米饭在肚内生发开来,肚皮膨胀,疼痛难忍。躺在床上,难受得很,辗转反侧,忍耐着,坚持着,出了一身冷汗,逐渐平息下来,熬过了一劫。事后越想越害怕!

  有一个女同学饿得不得了,为了换取用餐的方便,竟然向厨房的大师傅献出了自己的贞操。

  一九六零年元旦,学校领导为了让同学们吃顿好饭,想方设法搞了一次会餐,每人平均二斤干面包肉饺子,敞开肚皮吃。原以为打着滚吃也吃不了,所以就煮熟一锅让一部分男同学先吃。可是这些同学吃完一锅还不走,继续等着吃第二锅。三分之一的人已经吃了二分之一的饺子,眼看不够吃了,只得把剩余的饺子都煮熟后让其余的人一块吃,才结束了这顿美餐,可见当时同学们饿成了什么样子。

  食堂发明了“增量法”:把米浸泡在水里,待膨胀增大后,再入锅蒸煮。这样做出来的饭,虽然米的重量没有增加,但体积增大了,在视觉和心理上就感到增多了。当然,米饭浮浮囊囊,没有了咬劲儿,香味儿也少了。

  在一次吃晚饭时,一个同学忽然从菜叶里吃出了大便,把已经吃下的饭菜都吐了出来。这个消息一传开,饭厅内咳声不止,恶心得翻肠倒肚,地上吐满了汚物。虽然如此,同学们基本上还是平静地接受了,并没有发生骚乱。同学们听信党的教导,站在北京城,胸怀全世界,时刻准备着去解放三分之二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人。

  什么是幸福?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答案是不同的:对饥饿的人来说,有饭吃能吃饱就是最幸福的了;对失去自由的人来说,能获得自由就是幸福;对于写了书不能出版的人来说,能顺利出版就是幸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统一的幸福,因为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只有低一级的需要得到满足后才能产生较高一级的需要,而每一级需要从得不到满足到得到满足就会有幸福感。

  已经五年多没有回故乡了,魂牵梦绕的故乡时常出现在梦里。一九六零年暑期,我决定回去一趟。虽然村里已经没有近亲,但堂弟、姑、姨都在。我骑着自行车怀着满腔乡情向村里驶去。一入村,感到异常的寂静,路上不见人影,房上不见炊烟,空中不见飞鸟,真是死一般的寂静,我惘然怅然。首先走入大舅的宅院,不用说见不到人,就连鸡狗的叫声都听不到。进了堂屋,仍不见人,叫一声“有人吗?”没有应答。左转进入卧室,往炕上一看,只见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躺在炕头,一根根肋条骨暴露在外面,清晰可见,干瘪的双乳耷拉着,人在昏昏欲睡。经仔细辨认,认出是我的大舅母。我用力叫了一声“大妗子”,把她惊醒。见是我来了,挣扎着要起来,嘴里喃喃地说:

  “后院黄瓜架上还有两根儿瓜,摘下来吃吧……”有气无力地催我去摘黄瓜。

  “我已经吃过饭了”,我撒谎说,“我大舅他们呢?”

  “家里没吃的,都走了,到东北你妈他们那里去了,讨条命吧!”

  “人民公社不是很好嘛,听说吃饭不要钱,怎么会这样?”我不解地问。

  “咳!一言难尽呀!粮食都缴上去了,口粮不够啊!只队干部们有吃的,老百姓不行,咱们这个街已经饿死好几个人了,郝国凡那么壮实,也饿死了,不得了哇……”有难言之痛,欲言又止,不再说下去。我也不再追问。

  在学校受的教育是形势一片大好,没想到农村竟是如此情况。做为一个穷学生,既无力救助乡亲,也解释不通,决定不再继续拜访其他亲戚,只好调转车头,带着一大堆疑问返回唐山市的姑姑家,并向祖母和姑姑姑父说出了在老家的所见所闻。他们听了我的介绍,都大惊失色,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千万不要和任何人瞎说,就顶算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听到”。

  我牢记亲人们的教导,回到学校守口如瓶。

  一九六一年暑期,我和另一位同学绕道天津和大连到本溪市父母处,路上见到了贫富两重天的状况。先到天津市一位同学家,是工人家庭,住的是低矮的工房,全家老少只有一间,可是当时我俩并不知道。我们俩人需住一夜,次日乘船去大连。这可难为了他们。住房本来就很紧张,怎能安排我俩过夜?真是愁煞人也!实在没办法,只好腾出住室让我们三人休息,直到次日早晨我俩才发现他们在屋外熬了一宿,心里很不是滋味!

  到了大连,进入另一个天地。这是与我同行的同学的父母工作生活的城市。他的父亲是市体委主任,家在背山临海的山坡上。一座座日式别墅顺山势而建,节次鳞比,远看似琼楼玉宇,公路攀援而上,交相辉映,犹如海市蜃楼,甚是美观。走近一看,他家是独门独院,二层小楼,优雅、恬静,真是神仙住的好地方。因是老乡(我的老家和他们的老家只距二十华里),他的父母热情迎接款待了我,住房宽敞舒适,饭菜美味可口,游览了风景如画的老虎滩,还给我买了去本溪市的车票。没想到在国家经济如此困难的时期,还有这样神仙过的日子,不但同我乡亲的生活形成一天一地反差,而且同大城市天津工人家庭的生活也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愕然!

  又过了一年,学校选中了我代表毕业班同学在毕业典礼上向母校告别,结束了四年的学习生活,走入了风雨飘摇的社会。

  二零零八年初秋,同学聚会到原校址旧地重游,展现在眼前的是另一种景象:旧建筑已经基本拆除,一座座教学楼熠熠生辉,宽敞明亮的图书馆阅览室静谧安详,漂亮的学生公寓笑语喧哗,豪华的餐厅犹如高级宾馆,更吸引眼球的是各类学生组织贴出的海报,主要是种类繁多的学术报告会、研讨会,同乡会等。这在五十年前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今天的校园里却热闹非凡,真是今非昔比换了人间。我是多么向往啊!如果当初也能这样该有多好啊!

  王笑笑,共识网  2013-05-19,原标题为《从激情燃烧到饥寒交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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