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5日 星期日

中国大作家一个个是怎么戴上“右派”帽子的?


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7)

七、反右斗争

关于反右斗争的前前后后,许多文章和回忆录都有了详细的论述和评价,我就不一一赘述,只想把我所见到的事情和感受回忆一下。

1957年,党中央毛主席提出全党开门整风,号召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我们这些干部都认为有听听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也是好的,是能够接受的。于是在作协内部,丁玲、陈企霞开始上书,要求平反“丁陈反党集团”的冤案,作协党组也几次开会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正如前面提到的,丁、陈、李又然几次在会上攻周扬、攻刘白羽,到了后来,会就开不下去了,这样一拖就是一个月。

“大鸣大放”还在继续,在这期间,邵荃麟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发动群众”,他到杭州的文艺界发表了讲话,不光是发动大家提意见,自己也带头说了一些“大鸣大放”的话,这些话引起浙江省委的不满。浙江省委把意见提到了中宣部。于是有一天,林默涵同志在党组会上说,浙江省委向中宣部提出邵荃麟在杭州“点火”的讲话有问题。林默涵告诉郭小川,马上叫邵荃麟回北京。

后来,与邵荃麟一起发言的浙江省文联副主席陈学昭,在反右斗争中被划成右派。

“大鸣大放”在上面的一再动员下,已经到了什么顾忌都没有的程度。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葛佩琦言论,上面还没有什么动静。直到章乃器、罗隆基在全国政协会上发言,谈到“政治设计院”、“轮流坐庄”等问题的时候,“事情才起了变化”。6月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斗争就此轰轰烈地展开了。

后来有人问我,是不是在登报以前,在准备向右派发动反攻之前,中央有什么秘密的文件或者电话传达?我不记得有这样的事。可能根本没有,也可能我们这一级的干部没有得到什么比其他人预先得知的指示。

当时,作协还有一个审干办公室,黎辛除了担任党总支书记之外,还担任审干办公室主任,我是委员。在审干的时候,黎辛的档案我来看,我的档案黎辛来看。

在丁陈准备“翻案”的时候,阮章竞说:这个地方不能再干了!他要去包头体验生活和写作。为此,他找了华北局当时的书记李雪峰。李雪峰同意了。黎辛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舒、罗、白等人,说阮章竞要走了,你们赶快去找他。果然几个人一大早就到阮章竞家里找到了他。

为此,阮章竞非常恼火。

后来,在刘白羽的坚持下,阮章竞还是去了包头。

阮章竞同志参加革命之前是工人,是个漆船的油漆工。后来他写的长诗《漳河水》非常优秀。这次到包头去深入生活,那里有大型的钢铁企业,阮章竞认为他回到了自己的家。

《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以后,全国的形势立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于是,一场本来是号召群众向党提意见的整风运动,突然变成了发动党员和群众反击那些向党“进攻”的右派的“反击战”。

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内,各地的反右斗争逐步升级。

7月25日,作协党组再一次召开扩大会议,重提一个月前关于如何处理“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

在这次会上,周扬等同志对“丁陈反党集团”的评价和口吻都改变了。周扬同志除了肯定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没有什么错误之外,还历数了丁玲和陈企霞在南京、在延安的历史问题。

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大鸣大放”变成了大揭发大批判。

我前面所谈关于陈企霞的匿名信一事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揭发出来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女编辑某某揭发了陈企霞是匿名信的主谋。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天津作家协会的反右斗争中,天津一位与陈企霞关系密切的女作家也坦白交代了关于丁陈的一些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8月3日陈企霞被迫在作协党组的第十次扩大会议上做了检查。他承认了匿名信的事件,交代了生活问题,还交代了与丁玲丈夫陈明在汽车站碰头,说“反正我们都没有问题,一定要坚持住”等“攻守同盟”的情况。

陈企霞的揭示交代使丁玲陷入被动和悲哀的境地。

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

8月11日《文艺报》也发表长篇通讯《文艺界反右斗争深入开展,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阴谋败露》。

1957年9月3日,在作协党组的第二十四次扩大会议上,丁玲做了检查。我记得她检查的时间很长,后来根据她的检查打印出来的稿子有将近三万字。

接下来,作协党组的大会便开始批判冯雪峰……

丁玲检查的第二天,9月4日,在作协党组的第二十五次扩大会议上,冯雪峰做了检讨。

反右斗争时期,中国作协领导运动的主要是党组成员,总支书记、副书记,再加上各个支部的书记和各单位的负责人。

当时划定右派的程序是这样的:先由各个支部提出某人的材料,然后报到作协党组讨论、拍板。各个支部的书记或者负责人的问题则由上级来定。而有些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作家是否“划右”,就不是作协党组能决定的事情了。有些事情周扬同志可以说了算,有些时候他说了也不是太管用。在一次会上说到艾青的问题,周扬说:“艾青就是这么个人,就爱说些怪话,能不能不划?”可结果艾青还是被划成了右派。

谈到白朗,周扬说:“白朗还是写了许多好的东西,在妇女界也做了很多事情。”会议结束后,刘白羽同志找白朗谈话,明确告诉白朗,罗烽有历史问题,希望白朗能和他划清界限。不料白朗的态度很强硬,她说:“我和罗烽是一致的……”于是周扬爱莫能助,白朗就这样被划成了右派。

舒群同志本来是要被划成右派的,但周扬坚决不同意。周扬说:“你们开除他的党籍都可以,但不要把他划成右派!”舒群于是没有被划成右派,躲过了这一劫难。顺便说一句,舒群当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失去祖国的孩子》,就是在周扬当时主办的刊物上。当然这并不是周扬保护舒群的主要因素。

再比如,韦君宜和黄秋耘没有被划成右派,除了上级说了关照的话等等我不知道的原因外,在党组讨论划右派的会议上,邵荃麟同志极力主张不划韦君宜的意见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有人主张划黄秋耘右派的时候,刘白羽认为不划韦君宜而黄秋耘是没有说服力的。邵荃麟也表示赞同。

有人问起,当年划定右派到底有没有固定的标准,比如文件规定?

我知道,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过一个《关于“划定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可是在《通知》传达之前,各单位已经在划定右派。在我看来,这个《通知》即便是比较早地下达,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也是很难操作的。

比如《通知》第一项第一条中的“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什么叫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除非一个人明确地说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许多情况是根据相关的话来分析的,而且分析这些话的人的思想水平、文化水平的不同,也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这就给各个单位划右派带来了很大的伸缩性。

当时在作协划右派,不光是考虑“现行”的问题,也考虑历史问题、生活作风问题等等,基本上是老账新账一起算。比如某人有历史问题,再加上点现行的言论就够了。同时还有个和领导关系好坏的问题,在群众中人缘的问题。

丁玲在被划成右派以后,因为她是全国妇联的执行委员,听说邓颖超、康克清还都委婉地说了些好话。但丁玲还是被划成了右派。因此,对这个问题,我一直心存疑虑,是作协领导的决心太大,还是丁玲被更高级的领导点过名?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1955年丁玲被打成了“丁陈反党集团”这一情况,使高级领导心中的丁玲已经是个“有严重问题的人”了。

当时划定右派的指示传达以后,由各个支部上报本支部的右派名单和材料。当时的情况是,只要是各支部报上来的,基本都划;除非某个党组的领导人坚持不划,别人也就不好硬顶了。当然这只是就一般的情况而言。

前边提到的白朗就是个特殊的例子。她所在的支部没有上报她的材料,而某某某却把她的问题提了出来。这才有了前边提到的刘白羽找白朗谈话,希望她与罗烽划清界限的事情。

罗烽的历史问题是1934年曾在哈尔滨被捕而且自首过。而罗烽本人坚决否认自首这件事。

1934年夏天,哈尔滨发大水。罗烽屋里存放的我们党的宣传材料被水冲到大街上,让别人发现了。罗烽就这样被捕了。罗烽的历史问题在东北没有结论,审干的时候也没有结论。

反右斗争的时候,这又成了一件必须搞清楚的事情。我带着胡海珠同志一起来到北京西部的档案馆查阅过敌伪档案,而且照了几张照片。记得许多档案都是日文的,我们不得不请人翻译。

在审讯敌人的(该人后来被我方关押)记录中,敌人说罗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我们看了当年审讯罗烽的人的交代材料和出卖罗烽是共产党员的人(罗烽的同学)交代的材料。这两个人在笔供里都说罗烽自首过……

而罗烽本人则坚决不承认他曾经自首过,说在敌人面前他连自己是共产党员都没有承认过。

我们调查回来以后如实向领导同志汇报了。

最后,罗烽还是以自首行为为重要问题被划成了右派。

另外,萧乾同志被划成右派,主要理由是因为《文艺报》有个《文艺茶座》栏目,发表了许多被人认为是“不好”的东西,问题很严重。当时萧乾是《文艺报》的副主编,《文艺茶座》发“不好”文章的那一个月,恰好是萧乾值班,于是他就承担了“罪名”。

在反右斗争中,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一共开过二十五次。在许许多多现在还记忆犹新的会议上,在对一个人命运进行表决的时候,在高呼打倒一个人的时候,不少人都曾真心地或者违心地,或者稀里糊涂地举起过手。

比如,当作协宣布丁玲同志为右派的时候,丁玲同志自己也举起了手,表示同意对自己的结论。我不能说她当时是真心的,但我也不能肯定说,她当时是坚决反对的。我猜想,她有这样的表示,可能是想得到一个态度好、认错诚恳的结论吧!也没准儿,她真的以为自己就是错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犯了错。

这么多人被划成右派,决不是中国作家协会哪一个人能够左右得了的。当时的政治形势,使许多人都觉得自己在做着一件暂时还不能理解,但将来是会理解的十分正确的事情。然而事实证明,那件事情搞错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阮章竞同志对我说,1956年,在一次丁玲和陈企霞“猖狂向党进攻”的会议后——也就是对丁玲、陈企霞和冯雪峰的斗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天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在一起谈论“两个口号”的问题,当时阮章竞也在场,便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林默涵说:“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党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冯雪峰、胡风在鲁迅病重的时候假借鲁迅的名义提出的,鲁迅是受蒙蔽。”说完这些话,他还特别嘱咐阮章竞:“今天我们所谈的,你出去不要乱讲。”

此后,阮章竞又问过刘白羽两个口号的争论到底是怎么回事。刘白羽只是含糊地回答:“你不了解情况,出去不要瞎讲。”

反右斗争以后,中央的精神是:右派应该下去劳动改造,接近工农兵。

王蒙在去新疆前,邵荃麟请王蒙到家里吃了一顿饭。“文化大革命”中,这成了邵荃麟的罪状之一。

在中国作协的一次党组会上,大家讨论作协被划成右派的这些人到哪里去。开始有人提议到农村。但有人提出来,毛主席说过,右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他们的名字都是登了报纸的,如果放到基层群众中间去,会不会受到歧视?似乎到农场去更好一些。记得周扬同志说:是不是去请示王震同志(当时王震同志是农垦部的部长),到他那里去?郭小川同志当即说:“好!我和张僖同志今天晚上就去!”

当天晚上,我和郭小川来到王震同志的家。我们说明来意,请示是否可以将作家协会这些同志分配到农场去。我记得王震同志很爽快地说:“好!这些人我都要。解放军文工团的人我也要(他指的是当时解放军艺术学院和总政文工团被划成右派的同志)。这些人到那里去锻炼回来之后可能更有成绩!”

当我们谈到人员安排的时候,王震说:“让艾青去北大荒,到852林场去当副场长。陈企霞去白各庄。”

白各庄是唐山附近的一个归农垦部领导的农场,靠近海边,原来是一个劳改农场,后来农垦部派人接收下来。

谈到罗烽和白朗,王震说:“他们年纪都大了,就不要去农场了,还是让地方安排吧!”后来,经作协和辽宁省联系,罗烽和白朗被安排到阜兴煤矿劳动。

又说到戈扬,王震也说:“戈扬你们也去和地方商量。”后来,郭小川给辽宁的马加打电话,戈扬便被安排到辽宁的农村。

谈到具体问题,王震说:“具体问题你们去找王桂林商量。”王桂林同志当时是农垦部的办公厅主任。

从王震同志那里回来,第二天,我找到王桂林同志。我记得那次安排了艾青去852林场担任副场长,陈企霞、唐达成、唐因等十几个同志被安排到白各庄农场。

1959年,陈企霞要求回来,刘白羽让我同杭州大学副校长林淡秋说说。我给林淡秋打了电话,后来陈企霞就去了杭州大学。我知道,这是周扬同志的意思。这是后话。

那时候,丁玲虽然也被划成右派,但她不在“下放”的名单里,可以留在北京。周扬对丁玲说:“你可以不走,你可以构思你的作品。”

而当时有这样一个情况:丁玲的丈夫陈明也被划成了右派,因为他属于北京电影的制片的人(编剧),已被文化部系统下放到北大荒的农村,这个时候,他已经被安排住在那里了。在这种情况下,丁玲也提出要求到北大荒去与陈明在一起。于是我为此事又单独去找了王震同志一次。王震同志说:“好吧,就照顾她一下,让他们到汤原农场去,那里离佳木斯不远。”就这样,丁玲来到北大荒的汤原农场,陈明也被调到汤原农场与丁玲在一起。

当时,舒群同志虽然没有被划成右派,但被开除了党籍。经他自己要求,被下放到本溪钢铁公司一个分厂当了副厂长。

这次,在下放右派的过程中,我看出王震对艾青格外体恤和关照。谈到王震和艾青的关系,这还要说到延安时期。

艾青是浙江金华人,三十年代就以《大堰河——我的保姆》出名。他做过中学教员,后到法国留学,智利诗人聂鲁达、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等都是他的好朋友。他在法国还参加过“反帝大同盟”。1941年,他在重庆和他的前妻韦莹结婚。

艾青从重庆来到延安,在“文抗”(全称中华全国延安文学艺术界抗敌后援会)当作家。当时,在“文抗”的作家还有丁玲、罗烽、白朗、萧军、舒群、杨朔等许多人。

当时的延安被国民党部队围困,党中央号召军民生产自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359旅被调回延安,作为留守兵团。南泥湾地处陕甘宁边区的东北角,陕西靠近甘肃的地方,是一片比较肥沃的没有被开发的土地。359旅奉命在那里搞生产,不光种粮食,还种棉花,纺线织布并搞其他经营。

当时,王震希望作家们到南泥湾来写反映生产自救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有照顾的性质,因为相比较而言,南泥湾的物质生活还要富足一些。延安“文抗”的作家来自全国各地,“文抗”的主任是柯仲平同志,他是陕西人。

作家们来到南泥湾,和王震渐渐熟悉起来。王震同志虽然是铁路工人出身,但是他很爱人才。同时,王震也很激烈,《野百合花》出来以后,听说王震气愤得把桌子都给掀了。

在“文抗”许多作家当中,王震最看重艾青、周立波和郭小川。周和郭都曾经给他当过秘书,而艾青和他就是很好的朋友,解放以后,他们也经常来往,聊天。我就是因为他们经常约我同去,才认识王震同志的。那时候,王震家住西单,经常去他家的有艾青、周立波和我。大约是一个月去一次。一般是晚上,谈上个把钟头。

王震对同样很有成就的丁玲,却不是太感兴趣。

在安排右派下放的同时,按照当时中央的指示,没有被划成右派但受到批判和处分的那部分人,也要到农村去“向工农兵学习”;还有当时为了精简机构,有些同志也要下放劳动,他们都被安排到了农村的生产队。过了不久,恰逢三年困难时期,文联和作协便一起在河北省的怀来和涿鹿办起了农场,把这些分散在各个农村生产队的同志都集中到了自己的农场。

作协系统和全国一样,一部分同志是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的,还有一部分同志是在1958年被补划成右派的。

1958年,我陪郭沫若等人去怀来、坝上等地,看望在那里下放的干部,同去的还有萧三和田间等人,我是代表团的支部书记。我们从怀来刚到张家口,地委书记刘玉民就交给我一封电报,叫我马上回北京参加会议。我请示郭沫若同志,他犹豫一下对我说:“你回去,支部书记怎么办?”我说请张雷同志当吧。郭沫若同意了,我急忙赶回北京。

回家以后,我急忙给郭小川打电话问是什么事情。郭在电话里说,现在要批判李之琏和黎辛,黎辛今天就到。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惊讶。以前我也知道李之琏和黎辛与中宣部和作协党组的一些领导有些矛盾,但谈到批判,我是想不到的,况且黎辛已经调到了湖北。黎辛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不太左也不太右,在前一段反右斗争中不管是什么样的心态,但他基本上是执行上级的各项指示的,为什么要批判他呢?

我在一家旅馆里到黎辛。黎辛问我叫他来北京为什么事情,我只好说,我刚从张家口赶回来,很多情况也不清楚。

就这样,李之琏和黎辛在反右“补课”中被划成右派,并被打成反党集团。因为我不是斗争旋涡中的当事人,有些情况也没有亲历亲见,仅从一个距离很近的旁观的位置来看,除了他们五六年为“丁陈反党集团”甄别等思想政治原因之外,恐怕与有人认为黎辛没有把作协党组当成回事有关。黎辛认为作协党总支应该受中宣部机关党委领导,作协党组和作协党总支的关系应该仅仅是指导而不应该是领导。这些态度都让周扬和刘白羽很反感。

张僖,《二闲堂》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明鏡新聞 - 歷史

明鏡雜誌 - 歷史

明鏡博客 - 歷史

明鏡出版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新史記雜誌社

明鏡電子書 - 歷史/傳記

明鏡雜誌 - 新史記

明鏡雜誌 - 名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