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日 星期四
铸币机上的宪政——大清国宪政考察团考察美国纪实
当中国宪政考察团从旧金山踏上美国本土的那一天开始,罗斯福总统所派出的特使,就开始全程陪同。
中国考察团对这位特使并不陌生:他是一位经济学家,并在康奈尔大学和纽约大学担任教授,同时,他也是“美国国际汇兑委员会”的成员,参与了大清国金融货币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
他的名字叫做Jeremiah Whipple Jenks,有个看上去有些古怪的中文名:精琪。
一位经济学家、大学教授,中国币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师,如今以总统特使的身份,为中国宪政考察团导航,正因为中美两国的精英都认识到了:宪政改革,并非务虚空谈,而涉及大量具体工作,其中,币制改革就是硬骨头。
铸币机上的问题解决不好,宪政就无从谈起……
银子蒸发
困扰大清国、甚至到了致命程度的金融问题,有两个,一是银价的持续下跌,二是币制混乱。
银价长期下跌,开始于1873年。由于美国遭受金融危机,宣布禁止银币的自由铸造,实际上废止了以金币和银币同时作为本位货币的“金银复本位”制度,而采用金本位制(因美国特色的社会制度,这一变革到1900年才被国会正式确认)。大清国所没有想到的是,美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对遥远的中国造成了远比金融危机更为深远的影响。
其实,西方人早就不爱银子了——他们更爱金子。银子之所以不受待见,是因为它的产量太大。在19世纪之前,大多数国家都实行“金银复本位”制度,但是,随着白银产量大幅增加,金银比价陷入混乱,扰乱了金融市场。英国率先在1816年实行“金本位”制,其他欧洲国家相继跟进。
银子被废,身价狂跌,而继续实行银本位的大清国,便成为接盘的下家,大量国际游资带着日益贬值的白银,开始涌入中国抢购各种商品、主要是原材料。1876年大清海关的报告指出:“欧洲银价的跌落及银两对英镑逐年贬值的结果,使商人觉得以进口货款购买中国土产运回,比购买银行汇票汇回本国更加有利。”正是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下,天津的外企数量,从1866年的15家迅速增长,到1890年就达到了47家。
根据美国汉学家、大清海关洋干部马士的记录,1873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银价便走入了为期40年的下跌周期。以1873年的比价为基准,到1903年探底只剩36%。在这期间,继续实行银本位的大清帝国,总资产被蒸发了2/3。
但是,大清政府对于这种基于国际金银汇率的巨大变化,却十分迟钝。1874年,沈葆桢为了对抗日本,从英商汇丰银行获得200万两“福建台防借款”,其条件就是“借银还金”。此后,以英镑、马克、法郎等为货币单位而“借银还金”的外债,逐步增多,银价持续贬值造成的“镑亏”(汇率损失)成为大清国的沉重负担,仅庚子赔款的“镑亏”每年就要支付1100万两白银。
当然,看到汇率风险的人还是有的。1877年,左宗棠受命到西北平叛,胡雪岩为他谋划引进外资贷款500万两。汇丰银行开出的条件,依然是“借银还金”,年息一分(10%)。胡雪岩却以汇率风险不可测为理由,改从愿意“借银还银”的德国银行借款,但利息却是月息一分二厘五毫(12.5%),比汇丰高出了十多倍,经手各人获益颇丰。
李鸿章1896年出访欧美诸国,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到处哭穷,请求各国同意大清国提高进口关税。大清帝国的进口关税,世界最低,仅为5%,而且还一律“照银计征”。1858年在英法刺刀下确定关税税率时,1金镑可兑换白银3两,但此时,1金镑可兑换白银3两,30年内白银几乎贬值了一半,这就意味着,大清帝国关税实际上只有2.5%,再度刷新世界最低纪录。大清帝国的关税税率,本是当年在列强武力下签订的“城下之盟”的一部分,也即所谓的“协定关税”。税率的任何修改,必须征得签约国的同意。李鸿章提出,希望将关税提高到10%,实际上,这依然是世界最低关税,只能补上镑亏而已。但还是遭到各国的婉拒。
1900年,美国国会正式批准从银本位改为金本位之后,世界上使用白银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一是中国,一是墨西哥。经墨西哥政府提议,中墨两国联合向美国发出了呼吁,请求美国为两国的币制改革提供帮助,美国因此成立了“美国国际汇兑委员会”,牵头协调国际社会,推进中墨两国废止银本位。
铜元救亡
此时,困扰大清国的,还有货币发行上的极大混乱。
长期以来,中国的主要货币,一是银两、二是制钱(即所谓的“孔方兄”),分别用于大额与小额结算,但都存在计量不规范、铸造粗糙、使用繁琐的问题。
在第一轮改革开放中,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在1887年引进西方的新式铸币机,轧制新式银元,并于1890年开始流通。他调任湖光总督后,又获准在湖广铸造和发行银元。甲午战争以后,各省纷纷争取银元铸造的政策,却普遍存在平色(重量和纯度)不一的问题,难以在辖区之外流通,即便在辖区之内,实际市场价值也低于“鹰洋”(墨西哥银元)等外国银元。
各地为了多获得铸币的收益(硬币面值与铸造成本的差额),大量铸造面值二角的小银元——这种小银元的铸造收益高达10%,超过大银元的2%,这又造成了两种银元之间的比价混乱。因此,中央不得不开始考虑大规模铸造和发行铜币。
1900年,李鸿章南下出任两广总督。两广正面临经济危机,李鸿章到任后,一方面通过严打,整顿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则报请中央,开始用机器铸造铜元,以缓解市面上的钱荒,拉低银价。大清国的第一批机铸铜元,就此上市。
继广东之后,福建、江苏也跟进用机器铸造铜元,因其品质优、成本低,中央在1902年2月下令“沿江沿海各督抚筹款仿办,即就各该省搭铸通行”。
铜元投放市场的开始阶段,大大满足了各省贸易的需要,并且,因为制钱的长期匮乏,造成铜元的市场价值超过面值,官定兑换价是1银元换100铜元,而不少地方都只能换到88~95枚左右,铜元升值幅度达到5%~15%。铜元的流行与坚挺,拉低了物价,“衣食各物,均皆价廉”,对主要使用小额货币的普通百姓大有裨益,因此,仅天津一地,“合津街市无不遵章周流铜元”。而使用大额货币白银的商家,也没吃亏,商贸的顺畅及物价的稳定,令他们获得了更大的“维稳红利”。
袁世凯在义和团-八国联军动乱后,接任直隶总督,首先面对的是严重的金融危机,史称“贴水风潮”。袁世凯稳定局面的第一步,就是恢复直隶银元局,开铸铜元。1903年6月(农历五月),该局的1100万枚崭新的铜元,投向了直隶市场,成色整齐,形状划一,铸字清晰,在直隶的乱后维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既得利益
如同银元一样,铸造铜元的收益,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甚至支柱产业。而且,铜元的收益远远超过银元。
以面值“当十”的为主——即1枚铜元相当10枚老式制钱,1两白银的官方牌价是100枚“当十”铜元。最初,铸造铜元的原料,来自回收的制钱,而机铸1枚“当十”铜元,只需要熔化3.7枚制钱,其价值却等同于10枚制钱,这就意味着官方铸币可以获得至少63%左右的毛利。
当市面上的制钱逐渐稀少后,中央又批准可以使用紫铜铸币,成本更低,而有的省份不顾中央反对,坚持用掺杂了铅的黄铜铸币,又将成本推向新低。这令铸币成为地方财政增收的主要渠道。
大利当前,各地纷纷上马铸币项目,“利之所在,孰肯相让。于是争先恐后,百事废置,而为铸铜元之为务”。到1910年,全国自铸铜元的省份达到19个省,超过当时70%以上的省级行政区划。有的省甚至设了多家铸币厂,最夸张的属江苏,共有7家铸币厂。
而银元铸造方面,虽然中央早在1899年6月就下令,除湖北、广东以外,所有的造币厂停止铸银,但随后,直隶的北洋造币局(直隶银元局前身)、两江的江宁造币局、吉林造币局、福建造币局也获得许可,中央的“上有政策”,在地方诸侯的“下有对策”下失败。同样的努力,在1901年8月又尝试了一次,要求除湖北和广东以外,其余各省停止铸银,但同样归于失败。
1903年中央试图成立了“银钱总厂”,统一发行全国银元,却难以对各省的铸币厂下手,不了了之。
在地方势力的强大抵制下,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内最应统一的货币,却在大清国迟迟难以统一,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据梁启超统计,1904~1908年,全国共铸造了124亿2667万枚铜元。《申报》在1910年的估计更为惊人,说是全国共有722亿枚铜元在流通环节,正规铸造的和走私铸造的大致各半。
1905年,也就是中央决心派团出国考察宪政,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这年,铸币“大跃进”达到了顶点,全国共有铸币机846台,如果全部开工,每年可熔铸铜块1.87万吨,可生产铜元16.431亿枚,4亿中国人人均40枚。上海西人商业会议惊叹,“中国人要举其所食五谷,倾其所穿衣物,尽其所居房舍乃至所生子女,都拿来换铜以赶制货币吗?”
这样的疯狂,开始引发了雪崩。据梁启超《滥铸铜元小史》统计,1905年的铜元兑银元汇率,从6月间的1银元兑换96枚,跌到了年底的107枚,这意味着铜元的面值贬值了10%左右。随后一路狂跌,到1910年则达到了175~180枚,铜元面值贬值高达80%。物价因此飞涨,民生凋敝,重演了1902~1903年的“贴水风潮”惨剧。
这一史称“铜元危机”的金融风暴,因铜元的失控现象遍及全国,其规模和危害远较“贴水风潮”为甚,不仅造成经济萧条,更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央与地方的隔阂与矛盾日益尖锐。
中央试图整顿,在这年(1905年)下令将各省的造币厂统一收归中央,以直隶银元局为基础,成立户部造币总厂,各省的局厂一律改为户部造币分厂,废除各省原有的铸币旧模,统一铜元及银元的式样、成色和名称等。但是,中央最后仅仅统一了全国铸币厂的名称和工艺而已,却没能统一最为关键的货币发行权。
时人和后人不少都认为,铜元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的过度供应,但是,其实质是货币供应地域分布不均。在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下,无论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还是“市长”这只看得见的手,都是残缺而功能不全的,一些中心城市因铜元过于集中而造成拥堵时,很多边远地区依然在饱受货币投放不足的烦恼。银两、银元,制钱、铜元,都在同时流通,而且一个地方一个花样,大清国这样一个公认的中央集权国家,却根本没有一个大一统的货币度量衡。铜元危机的背后,其实是币制危机,币制危机的背后,其实是政治危机——这个大一统的国家,就是一袋马铃薯而已,当中央的袋口无法扎紧时,马铃薯就到处乱滚。
美国方案
作为中国方面邀请的金融专家,精琪于1904年初抵达中国,2月份向中方提交了币制改革方案《关于中国新货币体系的备忘录》,建议立即导入金本位、聘用外国专家担任货币总监、筹备为维持新币金平价所需的金储备。
中央将这份备忘录发给省部级高干征求意见,精琪本人也亲自到各地听取意见,随后提交了一份修订稿《关于中国新货币体系的考量》,并在北京与中国财政金融官员进行了密集讨论。
对于精琪修订后的方案,主管财政金融的官员们,多表示了肯定,商部侍郎顾肇新在次年(1905年)还上奏说:“上年美遣精琪来京,条陈财政,所著论说,不无可采”。吊诡的是,那些并没有完全搞懂金融货币专业知识的地方官员们,以张之洞为代表,却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张之洞所反对的,一是聘用外国人充当货币总监。其实精琪对此已经有了考量,设计了不少细节以防止中国的主权受损;而在当时情况下,也只能从外界引进人才,否则中国的金融货币改革将成为空话;何况,英国人赫德担任了数十年的中国总税务司,作为中国政府的高级打工仔,他并未损害中国主权,还建立了一个在当时全世界都最为优秀、高效、廉洁的海关税收机构。
张之洞反对的第二点,在于银货的金平价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受制于翻译的水平和他本人的专业知识,他其实完全曲解了精琪方案的真实意思。
对于地方官员反对的真实意图,还是老外们更看得透彻。1905年3月31日,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刊登《中国货币改革》一文,指出张之洞对精琪方案的攻击,出于偏狭的国粹主义或者排外主义,并且提醒说,“在中国推行币制改革,事实上是向巨大的既得权益和腐败势力进行全面攻击”。该文估算,各省造币厂发行海量铜元,每年的铸造收益至少高达1800万两。
地方诸侯为了捍卫既得利益,中央权威沦丧无力控制大局,这正是导致金融改革失败、乃至整个晚清改革崩溃的根本原因之一。
精琪作为美国总统特使,全程陪同到访的中国宪政考察团,令中国国内有了种种揣测。
1906年4月18日的《大公报》发表《户部拟聘精琪》报道,说端方、戴鸿慈将建议政府聘请精琪为财政顾问,并对外人干涉中国财政表示了忧虑。
又有报刊对此进行了澄清反驳。5月20日的《南方报》,刊登《端戴两大臣请聘精琪事辨正》说:“精琪来迎系卢总统(即罗斯福总统)所拜,不过外交上照例接待之使者,并无他意,即精琪见面亦不过将命而已,并无有揽中国财政之意。”
而从总税务司赫德的书信记录看,考察团拟推荐精琪再度出任中国金融顾问之事,似乎并非子虚乌有。然而,在地方既得利益已经尾大不掉的情况下,聘任精琪之事,此后杳无音讯。
货币之乱,正是晚清改革疲软乏力的写照:利益集团已经掌控了改革的主导权,一币尚且难改,何况政改?
雪珥,《中国经营报》
標籤:
中國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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