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丁凱文
邱會作還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人們害怕總政的心理更重了，特別是怕那幾個曾和江青合作過的‘左派秀才’。總政及全軍“文革”成了掌握高級幹部政治上生死大權的‘衙門’，大家害怕的‘閻王殿’。總政的問題並非林彪一句話引起的，當然，林彪那天在天安門城樓上對總政的這句批評話非常嚴厲，單從字面上看，是不妥的，但絕不是後來有些人解釋的要對總政的領導人進行肉體上的消滅和對機關‘砸爛’。林彪話的本意是，總政和全軍文革負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整人整得太厲害、太霸道，被人視作了‘閻王殿’。林彪斥責總政‘閻王殿’的話是對總政不良作風的批判。而且像我這樣的局內人明白，當時林彪那個話裡還有另外一層意思，就是當著江青的面‘指桑駡槐’，在說中央“文革”支持的總政全軍“文革”是個‘閻王殿’，到了大家怨恨的地步了。”（注7）
事實上，搞運動整人是中共政壇一大陋習，上至中共中央下至地方機關，中共建國以來幾乎從無停歇。總政某些領導人長於整人，在歷次的黨內、軍內鬥爭中都要整一些人，歷史上就發生過多起類似事件，如1953年的高饒事件，1958年整劉伯承、粟裕的“教條主義軍事路綫”，1959年整“彭德懷軍事俱樂部”，1966年初整羅瑞卿等。不僅事件的主要當事人被整，其屬下的幹部們也跟著遭殃，真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從黨內到軍隊，從中央到地方，層層加碼，無不如此。這是毛澤東推行的極左路綫在當時的必然表現。林彪對全軍文革小組和總政在“文革”初期大肆整人而不滿，借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機會順嘴批評總政，針對的是總政在“文革”當中整人事宜。
林彪斥責總政是“閻王殿”，將全軍文革“晾”在那裡，有意讓總政半死不活地待在那裡，尤其是把總政主任蕭華“不明不白”地放在一邊，既是斷絕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插手總政和軍隊“文革”事宜，杜絕他們通過全軍文革小組搞亂軍隊的企圖，讓他們不能再配合中央文革小組發揮搞亂軍隊的作用，同時也是對蕭華的一種特殊的保護。如果貿然拿下蕭華，總政主任這個位子有可能被江青等“文革”極左派所佔據——事實上毛澤東日後就曾考慮過張春橋，所以林彪要先佔住這個位子，這也是一個權宜之計。這與官方所稱林彪通過“砸爛總政”而實現篡黨奪權的野心風馬牛不相及。
從1967年7月後到1968年秋，總政一直處於混亂無序的狀態，不僅無法指導全軍的政治工作，其內部也呈現人心惶惶。1968年10月毛澤東親自下令軍管總政。據負責總政軍管的副組長劉江亭回憶：1968年10月下旬的一天，劉江亭突然接到命令，立即到北京參加總政軍管工作。劉當時毫無思想準備，北京派來的一架小型飛機已抵西安接他。匆忙之中，他什麽都來不及帶即上了飛機。到北京後，劉江亭才看到了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三家聯合發佈的對總政實行軍管的紅頭文件。事隔多年，劉還記得其大意爲：經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准，對總政治部實行軍事管制。任命王宏坤爲軍管小組組長，劉江亭爲副組長。該命令却未提及林彪。（注8）
王宏坤上將在文革中被任命為軍管總政小組組長。
劉江亭回憶說，軍管小組成員共八人，王宏坤挂帥，劉江亭負責具體工作，其他六人來自各大軍區，一是師級，餘爲團級。小組的一般工作人員，都是海軍來的。進駐總政不久，軍委辦事組在京西賓館聽取了總政軍管小組的匯報。劉江亭講了三個問題：1、總政的“社會狀况”，即人員構成情况；2、總政的案件；3、總政的群衆思想反映。
1969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總政問題。據吳法憲當晚對軍管小組成員的傳達，毛講話的大意是：不要把總政看成是壞的，只要領導工作做得好，和清華一樣，以後也會趕上去的。林彪接著說：總政都是部隊選拔的尖子，不能一鍋砸。劉江亭說：“我到總政前，總政領導層被抓的人，都是中央碰頭會批准的，軍管小組到總政後一個人也沒抓，其實能抓的早就抓走了。軍管以後，總政二級部正副職以上幹部的專案，都是海軍管的。李德生本來在軍委辦事組分管總政，他1969年到總政並沒有管軍管這一攤事，軍管與重新組建總政是兩條綫。即李不管王，王也不管李。直到1970年4月新總政宣佈成立，軍管這一攤子人和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劉還說：“王宏坤將我放在第一綫，平時他從不到場。我情况不明，工作難於開展，王又批評我抓得不緊，沒抓到點子上去。我請王宏坤參加會議，要求他到高軍院來，他不幹。還組織人批判過我兩天，語言刻薄，並且說我是總政‘516’的頭子。在此情形下，我也就打報告要求回原部隊，還找過黃永勝。黃開始不放，我一直在總政呆了15個月，1970年4月，黃才同意我走，說：回去當你的副軍長吧！”（注9）
劉江亭對總政軍管期間的主要情况所述不多，一些重要內容也未曾涉及，但是何人下令軍管總政以及初期的一些工作，劉還是有所交代。
顯而易見，下令軍管總政的不是別人，就是毛澤東本人。李德生口中的“鬧劇”的始作俑者正是毛澤東。
總政軍管後，幹部都被集中到北京高等軍事學院學習，時間一長，很多人向林彪和中央軍委寫信反映他們無人過問的處境。據邱會作回憶：“林彪向新總政主任李德生說，‘要把老總政中絕大多數同志團結起來。’李德生不願意讓老總政的人留下來，說：‘總政待處理的有近千人，經過學習改造後，大部分要分配到下面的部隊去。’林彪點了頭。”（注10）不少原總政的幹部在軍管結束後被分配到下面的部隊，携家帶口離開北京。李德生的這一舉措對這批人傷害很大。1971年初，軍委辦事組提出解放原總政副主任梁必業，得到林彪的同意。當時爲避免阻力，邱會作建議先過渡性地安排梁必業到安徽省軍區任政委，進而恢復原職，軍委命令也寫好了。但是，總政主任李德生却遲遲不辦，因爲李兼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省軍區司令員，事情就僵在那兒了。1973年底，因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李德生被調到瀋陽軍區，離開了總政，不再兼任總政主任，梁必業才回到總政當了副主任。邱會作評論說：“實事求是地講，對總政幹部傷害大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插手總政的江青（包括通過她女兒在總政造反所作的事），兩任總政主任李德生、張春橋責任也很大。”（注11）（《新史記》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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