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之死不是谜——与陈益南先生商榷

 　　2013年5月2日，《南方周末》上发表了陈益南先生《向忠发死亡之谜》一文（以下简称《陈文》，“明镜历史网”已转载），作者对向忠发之死作了详细的考证，披露了不少历史资料，并在大胆设想的前提下，对向忠发被捕后的叛变、供词和被国民党处决等问题提出质疑，颇受启发。但是，笔者对此文中的一些观点、提法和记述则不敢苟同，仅提出个人的浅见与陈益南先生商榷，并请方家和读者赐教。

　　导致向忠发被捕的原因

　　《陈文》作者开篇就专门写了一节“向忠发被捕”：“1931年6月22日上午9点多，从事地下工作的向忠发，离开陈琮英与杨秀贞所住的‘德华’旅馆，到上海市法租界内善钟路的‘泰勒’租车行（英国商人开办的），准备租汽车返回其在小沙渡路的住所时，被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抓捕”。在这百字之中，除去“从事地下工作的向忠发”等赘语（当时，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从事地下工作”是不言而喻的）和括号内的说明之外，真正叙述“向忠发被捕”的内容仅寥寥几十字而已。不知作者出于何种考虑，对导致向忠发被捕的重要情节只字未提。笔者认为，应当将“向忠发被捕”的背景和原因交代清楚，才能给读者一个关于“向忠发被捕”的全面、整体的认识。

　　据王凡《聆听历史细节》一书披露，向忠发此人，上什么山唱什么歌，一会儿听李立三的，一会儿听瞿秋白的，后来又听王明的，连他自己也对总书记职务厌倦了，追求起生活的安乐。他跟妓女杨秀贞姘居。那时，顾顺章曾介绍过一个女佣给杨秀贞。虽然向忠发搬家后，那女佣被解雇了，但被捕叛变后的顾顺章找着女佣，从她口中掏线索。女佣说杨秀贞在一家裁缝店做一件衣服，尚未做好，可能过几天会来取。

　　顾顺章当即许以重赏，要那女佣在裁缝店附近静候，“守株待兔”。

　　过了几天，杨秀贞前来取衣。取走后，那女佣在后面跟踪，跟到了向忠发新的住处。当女佣出现在门口，向忠发发现后知道事情不妙，便从后面逃走。杨秀贞也转移与任弼时夫人陈林(即陈琮英)住在一起。（任弼时已经于1931年3月前离沪去江西中央苏区。）

　　鉴于向忠发已在敌人的视线之内，中共中央考虑到向忠发的处境已很危险，决定要他赶紧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临走前夕，向忠发无论如何要见杨秀贞一面。并说：“不见不走!”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负责人（周恩来）跟他说定：“见一面马上就走，不能在外过夜，以免有危险。”

　　向忠发在1931年6月21日上午来到杨秀贞的住处，过了一夜才走。第二天清早，当他来到静安寺英商的“探勒”汽车行叫出租汽车时，被“探勒”汽车行会计叶荣生认出，叶荣生遂伙同他的姐夫范梦菊以及范的堂弟范忠一起向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告密。于是，他们在那里布下了罗网，将前来租车的向忠发捕获。

　　当时的向忠发，思想消沉、颓废，生活堕落、腐化，在极其危险的处境中拒绝组织的提醒和安排，将党的事业抛到九霄云外，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仍陷于与情妇的缠绵之中不能自拔，这是导致向忠发被捕的直接原因。

　　向忠发被捕后是否叛变

　　《陈文》在叙述上海中共中央机要一处的负责人张纪恩夫妇和任弼时夫人陈琮英被捕时，都是说“因向忠发案而牵连被捕”的，接着又说“向忠发被捕后唯一供出的四个人”，前后矛盾，令人费解。因为，“牵连”与“供出”不是同一概念。如系“牵连”，向忠发就没有什么责任；如系“供出”，则是向忠发出卖同志的行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向忠发被捕后，周恩来还不知道，等了向忠发一夜不见回来，估计可能出了事。女地下党员黄慕兰于6月22日外出，听到了一个消息──“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头，五十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齿，一只手只有四个手指头。这个人架子蛮大，但一点没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黄慕兰马上通知新任特科负责人潘汉年，周恩来得知消息马上转移。当夜在楼外蹲守监视的特科人员汇报说，黑暗中发现一个外形像向忠发的人带着特务到原住所，用钥匙打开房门做了搜查。（徐焰：《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叛徒：向忠发》）

　　《陈文》说：“张纪恩及其爱人张月霞都是共产党员，但向忠发当时没有供出这一点，甚至连二张的真实姓名都没有说，致使他们能一直以假名字应对巡捕房与国民党。确切地说，向忠发供出的只是已空无机密的恒吉里中央机关的地址。”这些说词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向忠发已把人给“供出”来了，再说哪些“供出”、哪些没有“供出”，还有什么意义？既然说他们是向忠发被捕后“供出的”，怎么接着又说“向忠发供出的只是已空无机密的恒吉里中央机关的地址”呢？既然向忠发向敌人“供出”了自己的同志（不管“供出”了几个人，也不管“供出”的人是否共产党员），“供出”了党中央机关的地址（不管中央机关有无机密），只要向敌人“供出”了这些，就足以认定向忠发的叛变。

　　《陈文》还说，向忠发被捕后，“中共再没有人因向忠发的被捕，而发生有党员遭到国民党方面逮捕之事。”即使按《陈文》所说，向忠发被捕后，向敌人“供出”了自己的四个同志“供出”了党中央机关在恒吉里的地址，这些就够了，还要“供出”多少同志和重要机密才为叛变？

　　再说，向忠发被捕后，除张纪恩夫妇和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等4人因向忠发“供出”而被捕外，“中共再没有人因向忠发的被捕，而发生有党员遭到国民党方面逮捕之事。”这并不是向忠发没有叛变的依据，而是因为党中央及时获悉了向忠发被捕并很快叛变的准确情报，及时转移，从而逃脱了因向忠发叛变而造成更大的灾难！

　　据《聆听历史细节》一书披露，向忠发被捕后，不仅供出了陈琮英和杨秀贞的住址，使她俩马上被捕。又供出了设在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1141号的中共秘密机关，使那里的中共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霞被捕。向忠发还带着特务们去抓周恩来、瞿秋白，扑了个空。因为周恩来、瞿秋白闻讯已经转移。特务们审讯陈琮英，向忠发居然出面对质：“你不要编口供了，有什么就讲吧，我们是什么人，他们都知道!”

　　杨秀贞并非中共党员，虽说她知道向忠发的政治身份，受审讯时一开始并不承认向忠发是中共党员。也是向忠发出面对质。所以，后来周恩来曾怒斥向忠发：“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王凡关于向忠发被捕后很快叛变之说并非孤证，当时的知情人邓颖超揭秘向忠发叛变真相的记述广为人知，为了说明历史真相，现转录于下：

　　1988年2月，邓颖超的身体愈加衰弱。但只要有机会，她就让秘书给她读报纸和刊物，以便掌握宣传动态。一次，在秘书为她读一本刊物时，提到了一位老同志撰写的文章。文章中对中共早期负责人向忠发叛变投敌的史实提出了质疑。邓颖超感到问题很有代表性，因为大多数人对于当年上海地下斗争的情况知之甚少，而像她这样当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已经不多了，所以有必要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告诉相关同志，以便后人更多地了解上海地下党斗争的真实情况。为此，邓颖超决定向身边工作人员谈谈她所了解的历史真相。她说：

　　“向忠发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叛徒。我们得知顾顺章叛变的当天，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作了转移，向忠发的住处尚未找妥，决定随恩来同志和我住在一个新地方。恩来同志当面告诉他，无论如何不能出去。但住了三四天，当我们不在时，他就溜出去找他的小老婆。我们回家后见他不在，而且当晚都没有回来，估计会发生问题。果然第二天中午，就得到内部确切的消息：他离开小老婆住的旅馆等汽车时被叛徒发现，当即被捕。

　　“向忠发被捕使我们很紧张，我立即通知他可能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转移，有的来不及通知的机关仍遭受破坏。陈琮英和当时管文件的张越霞、张纪恩、苏才三同志都先后被捕。管文件的机关是下午遭到破坏的。那天下午，我曾去过该处并约定晚上到那里去吃晚饭。中午得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但不知他已叛变，敌人已到过这个机关。因此，下午4点多钟我仍按约定去那里，到该处的后门附近，看到放在亭子间窗户台上的花盆不见了，这是我们当时的警报信号。我没有再往前走，立即转到另一个同志家里。在那里见到正在找我的余泽鸿。他十分焦急，因为他尚未找到恩来同志，无法向他通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

　　“当天，我和恩来同志先后冒险回到原来的住处，看到原定的警报信号还在，就先后进屋。恩来此时已知道向忠发叛变，我们约定好以后再见面的接头地方，就匆匆分开。后来得知，向忠发虽然知道我们的住处，也有一把开门的钥匙，但他说不清具体的地址，故敌人当天只去了陈琮英和张越霞等人的住地，第二天上午才找到我们的住地进行搜查。我们已经离开，敌人没有得手。当时蒋介石正在南昌，得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大为高兴，回电：”立即处决。‘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即被国民党枪决了。“

　　此后，当事人之一的陈琮英也向前去调查此事的同志谈到了与邓颖超所述相同的经过。不久，两份文件同时上报中央。1989年第3期《中共党史研究》公布了向忠发的相关资料，从而澄清了一段历史。

　　李立三身边工作人员李思慎在《李立三和他失落的女儿》一文中说：“（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坏。中共中央已无法在上海继续开展工作，不得不决定逐步向江西中央苏区转移。”

　　有人走访了当年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部分老同志陈琮英、朱端绶、李沐英、周惠年等人，整理出《关于向忠发叛变问题》一文，发表在1980年《党史研究》第4期上。

　　在这篇文章中，有关当事人有如下回忆：

　　陈琮英义正词严地指出：我亲眼见到向忠发向敌人卑躬屈膝出卖我们的人，逮捕我们的人，我就是向忠发被出卖而被捕的。张纪恩、张越霞等同志也是向忠发出卖而被捕的。他带着敌人破坏我们的机关，妄图逮捕中央领导同志。1932年，我从狱中出来到中央苏区，曾把向忠发被捕叛变的情况向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等汇报过。他的叛变还有什么怀疑的，我就是见证人嘛！

　　朱端绶说：我们的机关是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方，几次同志被捕，我们都没有搬家。就是向忠发被捕后，中央通知我们说向忠发有问题，这个机关才不能用了。

　　李沐英说：我是在监狱里知道向忠发被捕叛变的。向忠发一被捕就听国民党特别监一个国民党的下级军官说，共产党的向忠发被捕了。第二天，他又告诉我说，向忠发反映不好，意识是叛变了。李沐英还说，张越霞同志曾告诉她：向忠发被捕后叛变了，对敌人什么都说，说我们党分成几派等。

　　周惠年说，向忠发被捕后，我们中央特科的一些同志都武装起来，准备去抢救他。但很快听说他叛变了。所以我们就没去抢救。周总理也因此转移到我们那里。看出来像是出了事的样子。

　　这些老同志认为，向忠发被捕叛变这个案子不能翻，如果翻了就不是实事求是。他们还说，周总理多次谈到向忠发被捕叛变，是根据历史事实作出的结论。他们还具体谈了向忠发被捕叛变的经过。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印、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中对“向忠发”的介绍是：“向忠发，汉族，1880年生，湖北汉川人。又名仲发，化名杨特生。1922年8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后叛变），初小。”“1928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主席。1931年3月任中共中央军事部书记。1931年6月22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叛变，6月23（24）日被枪杀于上海龙华。”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与越南劳动党和国家主席胡志明谈到中共党史时说：“向忠发（实际上是李立三路线）被捕之后，给敌人带路抓人；敌人把人抓完后，把他也杀了，相当蠢。”……

　　这些都足以说明向忠发的被捕和叛变。《陈文》作者在承认向忠发“供出”张纪恩夫妇、陈琮英等4人和党中央机关恒吉里的地址后，仍说：“向忠发并未作出国民党方面最想要的招供”云云，未免自相矛盾了。

　　熊式辉与蒋介石的示复密电是否存在

　　国民党当局在上海逮捕了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这样的大事必然要向蒋介石汇报，这是毫无疑义的。陈文援引了原中共特科工作人员陈养山所述《关于向忠发的被捕与叛变》一文（刊《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二辑）。作者说，这是“比较权威”的解说资料：内容是：向忠发所以很快被枪决，是由于电报转发中误了时间造成的。向忠发被捕后先关在法捕房，后解到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部立即电告蒋介石，说抓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当时蒋介石在庐山，接到电报后立即批了“就地枪决”几个字，后又接到第二封电报，说向忠发投降、叛变，蒋介石又批了“暂缓处决”几个字。但等第二份批文发到上海时，向忠发已被枪毙了。

　　《陈文》认为，“这个解说，现在看来，似乎并不可靠。”什么原因呢？因为“作为电报的事主，即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当时他并不在上海！”于是，陈文据此断定：“上述几封所谓熊、蒋的示复密电，应根本就不存在。”

　　笔者认为，《陈文》作者的结论武断了些。理由是：陈养山是原中共特科工作人员，应该说，他对此事的记述和理解应该是比较可信的。熊式辉不在上海，并不影响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向熊式辉和蒋介石汇报，也不影响蒋介石对此案的批示，何况陈养山所述《关于向忠发的被捕与叛变》一文中是说“警备司令部立即电告蒋介石，说抓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并不是说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电告蒋介石”。

　　那么，会不会是上海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其他人，给熊式辉发了请示电报、而熊就近请示了蒋介石，又再转发给上海方面了呢？《陈文》作者又说：“《熊式辉回忆录》中，没有这样的记载。不仅没有说这样的示复电报之事，甚至连向忠发被他治下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捕获的大事，在洋洋近四十万言的日记型回忆录中，熊式辉都没有半个字的说法。”

　　对此，《陈文》作者先说“这有点奇怪”，又说“岂不反常”？言下之意仍是怀疑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与蒋介石示复密电一事的存在。

　　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押在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部对在押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一是不敢擅自处置，二是为了邀功求赏，向蒋介石请示、汇报是必然的。蒋介石对下属的请示、汇报作出批复也是正常的。至于在熊式辉日记式的《回忆录》中没有这样的记载，这并不能否定淞沪警备司令部与蒋介石示复密电一事的存在。这样的事情是常有的，不足为奇，如在《蒋介石日记》中，他虽然将许多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记在其中，但却对许多党国大事只字不谈。还有些大人物，毕其一生，不记日记，也不写回忆录，能因此否定他参与和决定的一系列大事吗？

　　再如，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等人在福建水口乡的小迳村被捕。瞿秋白身份暴露后，5月9日，被押送汀州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关押。11日，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从上海赶回长汀，当晚就找瞿秋白谈话，劝降，被瞿秋白拒绝。如何处置瞿秋白这样的中共要人，当然要请示蒋介石。瞿秋白曾当面对宋希濂说：“我的命运并非宋先生能主宰”。后来宋希濂说：“他多在师部一天，我就不放心一天，万一有个差错，我将如何向委员长交代？”由于劝降不成，1935年6月2日，蒋介石在武昌行营给驻漳州的蒋鼎文发了一道密令，“瞿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在蒋鼎文、李默庵的催促之下，三十六师决定于6月18日上午，对瞿秋白执行枪决。

　　在瞿秋白案中，没有见到宋希濂、蒋鼎文与蒋介石之间“示复密电”往来的记载，这并不影响三十六师宋希濂与蒋介石“示复密电”的存在，为什么偏偏对向忠发一案就以《熊式辉回忆录》中没有记载而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呢？

　　向忠发是否被国民党处决

　　《陈文》作者开篇就说：“中共第六届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抓捕后，竟然只经过不到二天的时间，就被国民党方面予以处决。此事，多年来一直令人匪夷所思、很难理解：国民党当局为何不象以前与以后的那样，充分利用被捕中共领导人物自身的潜在价值，扩大抓捕战果，从而达到最大限度的摧垮共产党组织的企图，却居然如此匆匆忙忙就将向忠发枪决了呢？”“ 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难道是疯了？或是蠢到家了？！”《陈文》作者的这些质疑，显然是对向忠发的被处决表示怀疑。

　　回顾历史，蒋介石对捕获的中共高层要人的态度和处置是大不相同的：对陈独秀是一种态度和处置方式。尽管陈独秀对他形同水火，不共戴天，但是蒋介石对陈独秀虽然通缉、关押、判刑，但是始终没有狠下毒手。之所有如此，盖因为蒋介石从内心折服于陈独秀渊博的学识、刚直的个性和高尚的人格。在陈独秀出狱后，蒋介石仍想延请陈独秀出任劳动部长，被陈拒绝。陈独秀溘然去世后，蒋介石曾托人赠送赙金，表示悼念之意；对瞿秋白是另一种态度和处置方式。蒋介石是在先后派多人对瞿秋白软化、劝告遭到拒绝后断然下令予以处决的。但是，蒋介石为什么对向忠发如此决绝，连劝降的话都没说，就迅速地批复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将向忠发就地处决了呢？？笔者认为，通常的原因是：一、共产党是蒋介石的宿敌，抓住

　　共产党的总书记，予以最严厉的惩处，一泄宿怨；二、严防夜长梦多，日久生变。针对向忠发个人具体情况的原因是：一、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红军失败后，于1931年2月，派他的军政部长何应钦调集18个师另3个旅，约20万的兵力，气势汹汹地对红军展开第二次“围剿”。但却被中共“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打得焦头烂额，败局已定。恰在蒋介石心力交瘁、气恼至极的时候获悉共产党总书记向忠发被抓捕的消息，终于有了发泄的机会；二、向忠发在共产党内没有威望。他在被捕后敌人审问时他曾供称：“我的总书记，只不过虚位而已。”可见他手中不掌握实权，没有多少最有价值的核心机密；三、向忠发是流氓无产者出身，缺德少才，人格低下，言行粗鄙，蒋介石瞧不起他，不屑于与他再谈什么，即使他投降过来，也没有多少用处。所以，当蒋介石获知向忠发被捕之后，很快就下令将其就地处决。

　　在革命时期，叛变后迅即被敌人处死者并非向忠发一例，如1922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农讲所第2届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副书记的罗绮园，是广东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被捕后叛变投敌，但是仍然很快被国民党处决。

　　向忠发的供词是否敌人的“伪作”

　　《陈文》说：“的确，向忠发被捕后，曾作有一份供词。据张纪恩回忆，他在被转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受审时，审问者给他出示过向忠发的供词，张纪恩说：‘向忠发的供词，那是用毛笔写在十行毛边纸上的，约二、三页。’仅仅二、三页的十行毛边纸，还是用毛笔写，那能写几个字？”而“1933年10月，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出版的《转变》一书，刊登了一篇有数千字的《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详细有序的叙说了中共很多重要的组织及重要人员的情况，声称是向忠发被捕后的供词。”“张纪恩亲眼看到向忠发的那份供词，即那仅仅二、三页的十行毛边纸内，显然，是不可能有数千字内容的。”于是怀疑向忠发的供词有可能是“叛变不久的前中共特科头头顾顺章捉刀来泡制”或“国民党特务机关搞造假把戏，来对共产党人进行心理战，在当时是常有的事”，并举诬害周恩来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予以佐证。于是断定：“所谓《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伪作的可能性很大。”

　　笔者查阅了向忠发的这份供词，约3000字，分“自述”和“供白”两部分。

　　在“自述”部分，向忠发详细地叙述了自己“是一破产的农家子弟”的身世和“十四岁入汉阳兵工厂做学徒，共住二十九个月，因与工头不合，被革除”以及加入中国共产党、搞工人运动、去莫斯科、直到“我在共党内不甚管事了”的个人经历。在”供白”部分，向忠发更是毫无保留地“供白”了中共中央和各地党内的组织、军事、人事、党员的成分构成和“共党经济来源”等外界根本无法知晓的重要机密情况。笔者认为，这份供词出自向忠发的可能性很大，别人根本不可能了解这么多党内机密，正如周恩来决定不惜付出上千银元，打通上海警备司令部一个书记官，让他秘密抄下一份向忠发的供词。一看其中讲了许多党中央核心内幕，周恩来便气愤地说，“这肯定是真的，敌人想编都编不出来！”（徐焰：《北京晚报》）

　　向忠发被捕后是否死于酷刑

　　《陈文》作者对向忠发被捕后很快叛变和很快被敌人处决产生质疑，那么，向忠发究竟是怎么死的呢？作者说：“现在尚没有任何证据，能回答这个问题。”于是便以“向忠发被捕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后，只经过了一天时间，竟就被处死了，这明显不符国民党当局应对被捕共产党员之办案成规”和“作为重要事主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其司令熊式辉对此事，即便在几十年后，也仍然不作任何解说”为依据，“ 推测”出的结论是：“向忠发的死，是一个意外，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个作业差错，而所谓‘处决’云云，纯为虚构宣传。”

　　那么，是什么“作业差错”呢？作者说：“据张纪恩说，当时国民党军法处的审问者，给他看了一张向忠发坐电椅受刑的照片，意思是警告张不要步向忠发后尘。这张照片，就是解开历史谜团的密钥。”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对捕获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非常残暴，很不客气，确系事实。但是，他们对捕获的中共高层要人并非都是刑讯逼供，而是大多首先采取软化、收买、劝降等软柔的手段，如无效果则采取处决等强硬的血腥手段。对陈独秀这样的特例就不说了，对瞿秋白也颇“优待”，给他条件写文、作诗，即使枪决之前也以酒菜款待。

　　不久前，曾有一篇《蔡和森：湘才子惨烈就义》的文章中提及“1931年6月间，原先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叛徒顾顺章，带特务到香港，抓捕了蔡和森，并由港英当局将他引渡给广东军阀。在广州狱中，蔡和森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最后，他的四肢被钉在墙上，敌人用刀把他的胸脯戳烂”云云。后经学者考察，证实蔡和森是被敌人枪决的，不存在“四肢被钉在墙上，敌人用刀把他的胸脯戳烂”的惨状。还有关于方志敏在狱中遭受酷刑的传闻，经烈士家乡江西省弋阳县一位党史工作人员考察（陈家鹦《关于方志敏生平介绍几个讹误的辨析澄清》，《文汇报》2010年2月28日），证实这些亦系后人的误传。“从方志敏在狱中（南昌军法处看守所内）撰写的《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著作和文稿（含密写的）来看，作者笔触多处涉及自己被敌人审讯的情形以及狱中的生活感触，却没有一处说自己遭受敌人施刑，反而称自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犯，官厅为着要迅速改变原来的主义信仰’，看守所将关押他的囚室‘从普通号搬到优待号来’。”“其次，从当时在狱中供职人员凌凤梧、高家骏（即高易鹏）等，以及与方志敏同被羁押在看守所优待号并有密切交往后又为方志敏传送狱中文稿的胡逸民留下的回忆文字来看，也只字未提方志敏有受刑的情况。不少采访者就‘方志敏在狱中是否遭受敌人用刑’这一问题主动问及凌、高、胡等知情人，回答几乎是一致的，也就是没看见也没听说过。另外，从与方志敏同期被俘被关押在同一监狱的红军将士幸存者乔信明等人的回忆录中，也没反映方志敏在狱中受刑的情况。”后来查明，渲染蔡和森、方志敏在狱中惨遭酷刑之说，都“出自远在异国他乡中共个别领导人之手” .这种文字叙述实际上都暗含了某种“革命逻辑”和“革命语言”。它在声讨敌人、褒扬烈士之余，也有一些带有残酷性质的“意图伦理”的成分。”(散木：《蔡和森与方志敏“惨烈就义”乃主观臆想》)简而言之，有人故意渲染酷刑，只不过是政治宣传上的需要而已。

　　有关史料中，亦有“未等特务动刑，向忠发就叛变了，并供出和杨秀贞住在一起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的记述。

　　《陈文》作者在连用两个“如果”的假设之后，便猜测“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付向忠发的，就必然是刑讯室‘待遇’：施以严厉酷刑，拷打逼供。”“由此，时年已52岁、并不年轻了的，会不会暴毙于国民党特务机关逼供的惨烈酷刑之下？”

　　《陈文》作者居然猜测到向忠发暴毙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酷刑之下，”笔者除了对《陈文》作者丰富的想象力表示赞叹外，且问一句：向忠发没有骨头，被捕后不打自招，迅即叛变，国民党当局对他用得着动用酷刑吗？

　　即使确有一张向忠发坐电椅受刑的照片，这也只能说明敌人对向忠发动了刑，并不能证实向忠发“暴毙于国民党特务机关逼供的惨烈酷刑之下”。

　　如果没有蒋介石的下令，任何下属都不敢擅自处死向忠发这个共产党“要犯”，也不敢将他刑讯致死，即使向忠发真的“暴毙于国民党特务机关逼供的惨烈酷刑之下”，也应该有向蒋介石报告的记录。否则，只能是主观的猜测而已。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

　　一、向忠发是流氓无产者，早年被革命洪流裹挟参加革命，从事工人运动，对革命是有一定贡献的。但他毕竟受经历、文化、教育、知识等局限，基本素质和人格、才能都不高，不堪大任。他之所以一跃而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并非中共全党公平、正确的选择，完全是共产国际在中共领导层推行“工人化”的结果。

　　同为流氓无产者的顾顺章，早年混迹于上海滩，善于耍赖斗狠。后参加工人运动。1926年到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回国后，利用工作的特殊性，忘乎所以，日渐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当时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大地主家庭出身的陈赓曾满怀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后来顾顺章的叛变证实了陈赓确实有一双识妖辨奸的火眼金睛。向忠发与顾顺章有许多共同之处，向忠发同被捕当晚就叛变的顾顺章一样，被捕后当天就叛变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精辟指出的：“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二、向忠发腐化堕落，沉湎酒色，不听组织的提醒和忠告，执意跟情人过夜，他对自己的被捕负有直接的责任。

　　三、《陈文》对向忠发叛变、供词和被处决的质疑缺乏确凿、有力的证据支撑，难以成立。

　　四、《陈文》关于向忠发“会不会暴毙于国民党特务机关逼供的惨烈酷刑之下”的说法，纯属主观猜测。

　　五、向忠发之死有诸多确凿的证据证实，早已不是谜了。

　　六、如有新的历史档案公开，则另当别论。

　　彭劲秀，共识网 2013-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