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过肚子吗？大饥荒时代亲历记

由猪肉打头，CPI蹿升再蹿升。食肆里却一样高朋满座，觥筹交错，服务生那程序化机器人式“欢迎光临”的招呼语依然嘹亮。店外，车马胼阗，锃亮的宝马和大奔们傲视着在车堆里尴尬觅路的行人。
  
贵近鄙远，饥荒时代怕是已被尽忘。那些年一共饿死过多少生灵，至今不知确数。从各种渠道搜得的信息看，有的说饿死的人接近于英格兰人口的总和，也有说像是又经历了一次日本侵华的浩劫。从一滴水见太阳，对于当年的饥荒，在从维熙的《走向混沌》和巫宁坤的《一滴泪》里，都有具体而微又相当忠实可信的描写，诸如在野地捕得鼠蛇立即饮血茹毛；形销骨立或浮肿得变了形的噍类幽幽走着，忽然一个趔趄，倒毙路旁……读者完全可以从中读出饥馑荐臻确是远“猛于虎”的。
  
当然，那是大墙里边发生的事，对全社会未必具有典型性。笔者当年正读大学，尽管学生中也搞人分九等那一套（入学之处填写的第一份表格，就要求学生在27种不同家庭出身栏内做多项选择－－这么说来，应当是人分27等才对），吃食倒是一样的。成分再不好，学生毕竟是日后可用之才，所以校园里虽也时有浮肿病、妇女病等病例发现，食堂还是按时开门的，只不过荤腥剧减到每周一次，另加重要庆典日；而所谓荤腥，不是猪尾巴就是鸭子头。开荤那天可是人人翘首以望的。猪尾巴里的软骨照样嚼烂咽下；鸭子头更是美味，我们先是啃皮（包括喙上薄皮），继而剥离颈骨上附着的少量缕缕精肉，叼出喉管，再“哧溜”一声，啄出一对鸭眼。这时，鸭头已成骷髅。饕餮们的最后一招便是“咔嗒”一声，咬开天灵盖，用可怜鸭子的一小块脑髓大快朵颐。那时食堂吃饭实行取食划卡制度。有恶饿学生划过卡以后，用一种叫做“褪色灵”的药水，把那小小钩子符号化去，再到食堂领取第二份饭菜的；有跑到五角场偷偷从事粮票、布票还有什么饼干票、香烟票、火柴票等买卖的。后成D．H．Lawrence专家、现已移民加拿大的某位老兄，偷了学校的书去卖给废纸站，被同学抓了个正着。形格势禁，当年的党委书记（后于“文革”时自杀）倒也不主张过于为难这些犯事学生，作大报告时从不用一个“偷”字，说是“拿错了东西，还回去就是了”。
  
正是饿殍载道之时，我们被派往崇明岛去围海造田。因为艰苦，女同学全部留校不去。劳动是高强度的割芦苇；生活是住窝棚，每逢下雨，除了在棚内用脸盆接漏，还得不断挪移地铺，免被打湿；崇明蚊子威震上海，来此一亲密接触，果然名不虚传，可以隔着厚厚的咔叽衣裤，把你叮咬得奇痒钻心，谁要是夜里非上茅房不可，后果可想而知。但是，崇明之行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还是一个“饿”字：一顿饭每人两个“黄金窝头”（由玉米等杂粮制成，故名）加上几片臭冬瓜，后者腌得极咸，据说因此才有“下饭榔头”之效。某日，笔者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割芦苇时失去准头，一镰刀在半统套鞋上划出一道长长的口子，内心一紧张，居然昏厥过去。幸有一旁的翟象俊兄（今日《大学英语》的主编）见了，赶来扶持，复赶往炊事班交涉，给我讨来一个窝头。就是这个窝头，把一阵低血糖对付了过去，留下我今天这条老命。
  
后来，高层改弦更张，托他们的福，形势终于有了好转。但没过几天太平日子，说是又要搞运动了。这次的名目是“四清”。下到农村，大学师生必须与农民实行“三同”，即同吃（不得自带干粮，不得下馆子）、同住、同劳动。在农家搭伙，有的一日两顿，有的虽吃三顿，但是两稀一干，加上自己是客人身份，不敢随便添粥加饭，因此饔飧难饱，还曾有过一周恭无所出的难堪经历（上述翟兄与我同病相怜）。饿得慌了，偶遇去镇上办事的差遣，便偷偷溜进馆子打牙祭。记得要的总是大肉面。那肉往往是肥多精少，也不知闲置了多久，硬梆梆的，非像狗叼猎物时那样，甩头啃咬半天，才下得肚去。谁知我正聚精会神对付大肉的当儿，那厢支部书记恰好缓缓踱来，阴阳怪气地问一句：“又在违反‘三同’纪律了？”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饱汉不知饿汉饥”。写这篇小文的目的就是提醒今日的饱汉，在距今并不久远的从前，挨饿曾经是中国人极为普遍的经历，连“国之骄子”的大学生群体也不例外。为部分解决倒悬，从当时仍属海外敌对势力的香港寄入内地的猪油、花生等邮包，也不禁止了。看着剔牙打嗝走出饭庄的食客，我又想起另一句古话：“仓廪实而后知礼节。”相信今人必然会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律，不但在礼仪修养方面，更在思想、信仰、担当等方面，大大超越我们这挨过饿的一代。

陆谷孙，《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