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与知识分子群体

　　秦汉之际，楚汉相争的过程中，在刘邦身边汇集着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有的是刘邦在沛县起事不久就参预其事的，如萧何与曹参，有的是在刘邦行军过程中，陆续来到刘邦身边的，如郦食其、陆贾、叔孙通，有的是在项羽那里不得志，然后转而投奔刘邦而来的，如韩信与陈平。其中有的人是文武双全，如韩信与曹参，而大部分是出谋划策和游说之士，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既当参谋，又当外交使节，纵横捭阖于各国之间。春秋末与战国时期，士大夫这个阶层崛起，他们都有周游列国，在列国兼并战争中寻找自己大展宏图的机会。

　　孔夫子与孟子都曾经周游列国，那时的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认同和归属感不是很强，换一句话说，那个时期君择臣，臣亦择君，统一国家没有最终形成，各方都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在中国历史上，凡属分裂鼎足时期，都曾出现过这种状况，在这个纷争的过程中，谁能集中知识分子的智慧，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谁往往就会是最终的胜利者。在这个问题上项羽不如刘邦，曾经是自己身边的人不能重用，结果跑到对方那里去，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且给了自己致命一击，如陈平与韩信便是。谁能礼贤下士，广纳各方建议，谁就能让这些士子忠心耿耿为他服务，田横与五百壮士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赵王敖的郎中田叔、孟舒等也属于这类例子。士子为人还得有一点气节，不能有奶便是娘，唯有如此，君臣之间才能建立比较牢固的相互关系，才能患难与共，不为一时一事之得势而左右摇摆。当然，这一点也是相对的，有时它也会随着根本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其变化也是因人因时因事而异的。知识分子的作用，说到底是一个智库的作用，也就是信息量的占有与处置的能力。还有就是调节人际关系上，宣传和组织的能力。这两方面的能力协调得好，就能在矛盾冲突和斗争中，为当局者争取更多的有利条件，为挽回败局，为赢得胜利取得更多的机会。

　　有了对刘邦与其知识分子群体相互关系的基本概念，我们再来分析几个具体案例，从哲学上讲我们便能从个别中看到一般，而不是就事论事了。

　　先说郦食其，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讲霸王别姬那个故事，就提到了刘邦与郦食其的关系。《汉书·郦食其传》云：

　　郦食其，陈留高阳人也。好读书，家贫落魄，无衣食业。为里监门，然吏县中贤豪不敢役，皆谓之狂生。

　　郦食其见刘邦的情况前已言及，他为刘邦进军咸阳提出了先取陈留的建议。其传云：

　　问曰：“计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以径入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夫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积粟，臣知其令，今请使，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于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随之，遂下陈留。号食其为广野君。”

　　又，汉三年（公元前二〇四年）秋，楚汉相持于荥阳地区，韩信方东击齐，迫于楚军攻势，刘邦想退屯巩，郦食其不赞成刘邦的想法，提出自己的建议。其传云：

　　食其因曰：“臣闻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臧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方今楚易取而汉后却，自夺便，臣窃以为过矣。且两雄不俱立，楚、汉久相持不决，百姓骚动，海内摇荡，农夫释耒，红女下机，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距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方今燕、赵已定，唯齐未下。今田广据千里之齐，田间将二十万之众军于历城，诸田宗强，负海岱，阻河济，南近楚，齐人多变诈，足下虽遣数十万师，未可以岁月破也。臣请得奉明诏说齐王使为汉而称东藩。”上曰：“善。”

　　这一段文字归纳起来，郦食其的建议无非两条，一条是抓住敖仓，保障军队的粮食供给，另一条是游说齐王称东藩。这两条建议刘邦都采纳了，郦食其到齐国作说客，使齐田广罢守兵与汉讲和，结果韩信乘虚而入，郦食其因此被齐人所烹，刘邦也感到愧对郦食其，为表达歉疚之意，封其子为高梁侯。

　　再说张良，是韩国贵族家庭出身，良家僮三百人，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张良与刺客在博浪沙误中秦王之副车，以后逃亡在下邳，从黄石公学《太公兵法》。刘邦将数千人略地下邳，张良遂从刘邦为谋士。到了咸阳以后，是张良劝刘邦不要留居秦宫室，否则的话刘邦便进入迷宫了。鸿门宴的整个过程，是张良为刘邦具体策划如何应对项羽的，刘邦封汉王，也是张良通过项伯说定的。在前往汉中的路上，是张良劝刘邦明烧栈道，以麻痹项羽对刘邦要还关中的警惕，然后乘项羽忙着讨伐齐国时，让刘邦有机会暗度陈仓以进入关中地区。刘邦稳定关中地区以后，还是张良遗项羽书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这样使项羽全力去讨伐齐国，刘邦得以巩固和稳定对关中的统治，并乘虚率诸侯军直捣彭城。刘邦在彭城兵败后退到荥阳、成皋一线，准备放弃关东地区，张良向刘邦建议：“九江王（英）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汉书·张良传》）换句话说，一是搞统一战线，分化对方的力量，做彭越和英布的工作，让他们周旋于楚的后方；同时启用韩信，向燕赵发展，讨伐齐国，对楚形成迂回之势。刘邦是依照这个策划打败项羽的。在处理刘邦集团内部关系上，张良亦出了好主意，如韩信要封假齐王，刘邦发怒，是张良提醒刘邦，这时你对韩信不可能有任何制约，不如顺其所好，封韩信为齐王，最后以张良为使节去封韩信为齐王，促使韩信从背后出兵两面夹攻项羽。刘邦追击项羽，诸侯军不至，刘邦不得不退守固陵时，还是问张良怎么办，《汉书·高帝纪》载：

　　良对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可立致也。齐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坚。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为相国。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阳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复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许两人，使各自为战，则楚易散也。”

　　刘邦接受了张良的建议，才有了垓下之战的胜利。打败项羽以后论功行赏时，内部矛盾凸显，前面讲过的雍齿封侯的主意也是张良出的，刘邦接受了，很快稳定住了功臣宿将之心。刘邦能用张良，大受其益。

　　再说陈平，《汉书·陈平传》称其：“少时家贫，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陈平这个人长得高大英俊，“平为人长大美色”，但不好生产劳动，好管闲事，“里中社，平为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宰，切割的意思，指里社集会时，杀猪后由陈平把肉平均分给各家，分得大家都满意，他心目中宰割天下，也就是这样，可见其早年便有大志。后投奔项羽，被封为信武君，为殷地之都尉，不久殷为汉陷，平惧诛，亡奔汉，因魏无知而见刘邦。刘邦也拜平为都尉，使参乘，典护军，引起刘邦周边人的不满，周勃和灌婴对刘邦提意见，《汉书·陈平传》载：

　　绛、灌等或谗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使诸将，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愿王察之。”汉王疑之，以让无知，问曰：“有之乎？”无知曰：“有。”汉王曰：“公言其贤人何也？”对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无益于胜败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耳。盗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汉王召平而问曰：“吾闻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从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臝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计画有可采者，愿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大王所赐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骸骨。”汉王乃谢，厚赐，拜以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复言。

　　后来陈平提了一个如何离间项羽与其诸臣之间关系的计谋，其云：“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眜、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刘邦接受了这个建议，其挑拨项羽和范增关系的经过已见前言，看来陈平的离间计是收到了效果的。又如刘邦被围在荥阳时，听从陈平建议，“夜出女子二千人荥阳东门，楚因击之，平乃与汉王从城西门出去，遂入关，收聚兵而复东。”又如韩信请封假齐王时，陈平与张良一起提醒刘邦。还有汉六年（公元前二〇一年），抓韩信的办法是陈平提的，通过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乘韩信郊迎时将其抓捕。《汉书·陈平传》称：“平自初从，至天下定后，常以护军中尉从击臧荼、陈豨、黥布。凡六出奇计。”可见用人，要用其长，不能见其短而忽视其长，对人才要有包容之心，能用则胜，功夫要放在用上。

　　从郦食其、张良、陈平这一类人物的经历，可知他们的长处在于谋略。从思想体系上讲，张良是随黄石公读《太公兵法》，陈平是治黄帝、老子之术。《老子》这部书实际上是一部兵书。郦食其以儒生称，讲的也是计谋。还有另一类人物，其长处在观念，如陆贾与叔孙通那样的知识分子。陆贾这人，一方面是一个说客，《汉书·陆贾传》称其为楚人，“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辩，居左右，常使诸侯。”使南越游说其王尉佗称臣奉汉约，汉封尉佗为南越王。另一方面，“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最终，“谓贾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这十二篇是叙述秦汉得失的奏章，认为朝代的更替“非天所为”，立国“必得立于民”，提出与民休息的主张。这实际上是帮助刘邦总结秦汉之所以交替的历史经验。

　　叔孙通本来是秦国的文学博士，标准的儒家，看到秦二世昏聩，乃亡命至薛，曾从项梁与项羽。汉二年（公元前二〇五年）刘邦入彭城，叔孙通与弟子百余人降汉，刘邦拜其为博士。刘邦打败项羽被尊奉为帝以后，《汉书·叔孙通传》称：

　　高帝悉去秦仪法，为简易。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上患之。通知上益厌之，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徴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于是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腴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时变。”遂与所徴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余，通曰：“上可试观。”上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戍卒卫官，设兵，张旗志。传曰“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戟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至礼毕，尽伏，置法酒。诸侍坐殿下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拜通为奉常，赐金五百斤。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赐诸生。诸生乃喜曰：“叔孙生圣人，知当世务。”

　　这几大段话讲的是十月朝会的礼仪状况，那是庄严肃穆，上下之间等级分明，尊卑秩序井然，唯其如此才能显示帝王的威严，所以刘邦会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尊贵的地位要靠礼仪制度方能显示。从思想观念上讲，只有儒家讲的三纲五常伦理关系，才能为这种尊卑等级关系提供理论基础。中国历史上的皇朝稳定时期，儒家思想总是处于统治地位，在分裂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才能占得上风，这也是时势的需要。

　　为什么要在十月初一举行朝会呢？因为汉初沿用秦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颁行的颛顼历，以孟冬十月，即农历的十月为岁首。统一历法，与政令的统一相联系，这个历法是阴阳历，一个回归年是三百六十五日，一年十二个月，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每月的朔望日要与月相相合，十二个月加起来为三百五十四日，比一个回归年少十日二十一小时，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每隔二三年要加一个闰月，每年秋冬之交皇帝要把第二年的历书颁给诸侯，故秦以亥为岁首，所以要在十月初一日举行朝会，迎接新的一年到来，所以要举行大规模朝仪。我引用这些内容，主要是用来说明王朝统治稳定以后，等级关系的尊卑要靠礼仪制度来显示。

　　从刘邦身边的知识分子群体来分析，前一类知识分子的谋略游说是为刘邦马上得天下，后一类以陆贾、叔孙通为代表的儒生讲的是如何下马治理天下，即需要总结历史经验，讲文治，讲礼仪，那才能显示并保持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两类知识分子都是为了适应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刘邦之所以让叔孙通为太子太傅，也是时事的需要，马上的纷争逐渐告一段落，今后凸显的是如何稳定社会秩序的问题，所以需要《诗》、《书》这一类儒家经典。当然这个转变不是一下子完成的，社会转型有一个过程，意识形态的转型也有一个过程，这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最后定型。任何历史时期，无论分裂的时期，还是统一的时期，任何统治集团都需要有自己的思考，也就是智库，而这个智库的类型，思想的再生产，也总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变化的。这就是当世之务。

朱永嘉，《刘邦与项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