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向高级干部推荐读书？

　　毛泽东一生喜欢读书，也喜欢向人推荐读书。本期专题，即尝试就毛泽东向高级领导干部的荐书，做个简单的盘点。

　　从这个盘点里，不难窥见时隐时现的历史脉络的浮沉。

　　一、普遍针对全体高级干部的荐书

　　为学习苏联经济建设道路，毛泽东要求组织上万名高级干部学习苏联相关资料

　　建国初期，在毛泽东看来，能够指引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只有苏联，为此，中央专门要求高级干部有针对性地阅读与苏联经济建设有关的文件资料。比如1952年11月7日中央要求全党高级干部必须立即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因为此书“对于我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有巨大的指导意义”。1953年再次指示全党干部：“学习《联共（布）党史》第9章到第12章”关于苏联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据《人民日报》1953年2月1日的数据称，当时参加学习的高级干部达12700多人，可见其规模之大。

　　不满邓子恢等人的谨慎，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图书，以求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1955年，毛泽东迫切想在农村实现农业合作化，由于不满邓子恢等人的谨慎态度，他在当年的9-12月亲自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该书于1956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2万余套）。毛泽东为本书写了两次序言，不点名地批评邓子恢等人是看不见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瞎子”，是“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这本书出版后不久，各地农村干部就掀起了“社会主义的高潮”，据胡乔木所说这是因为“1956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1955年冬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

　　为给大跃进清除障碍，毛泽东让县以上干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为了给“大跃进”鼓劲，并纠正跃进中一些不符合毛本人判断的现象，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给县以上党委写了一封信，建议他们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针对大跃进，毛泽东不但推荐干部读马列，还推荐干部读诗词。据陈晋介绍：“1958年在成都开中央会议，与会的中央委员和各个省的书记，毛泽东3月7日到成都，第一件事就是参观杜甫草堂，武侯祠，然后会议期间就编了两本书，一本叫《唐宋诗词若干首》，《明朝诗词若干首》，发给大家，大伙都不懂，那个时候都在谈产量、谈煤炭、谈三峡建设，大家不明白为什么毛主席发给我们两本书看，而且是唐朝人写的，明朝人写的，他们都不感兴趣。毛泽东后来就讲了，我们中央工作会议不要一开会就说汇报，就说粮食产量怎么样，可以务点虚，要务虚和务实结合，我们可以解决钢铁问题，我们可以解决粮食问题，同时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谈谈文学，谈谈哲学。这样还有一个好处，若干年以后谁还记得我们议论过煤炭多少吨，钢铁多少吨，但是大家都会对成都有印象，在成都读的两本诗词还可以背几句。”诗词，成了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回避“粮食产量”问题的工具。

　　“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先后四次向高级干部推荐阅读《郭嘉传》

　　在1959年，毛泽东至少四次向党内高级干部和身边人员推荐阅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据董志新所著《毛泽东读〈三国演义〉》一书介绍，1959年3月2日在郑州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了郭嘉的许多事情；4月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介绍《郭嘉传》让大家看；5月28日，毛泽东同英文秘书林克谈到历史问题时，又提到郭嘉；在庐山会议期间，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李锐、周惠谈话，再次说到曹操赤壁之战后痛思郭嘉的事情，几天后找李锐等人再次说到郭嘉。

　　毛泽东为什么会在1959年频繁对党内高级干部提及郭嘉？庐山会议期间他对李锐等人说的这番话或许可以解释：“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良妻。曹操在赤壁大战，吃了败仗，于是想念郭嘉。”又说：“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从当时毛泽东的处境来看，这番话的用意大概有二：一是隐性批评这些人没有尽到郭嘉这般谋士的职责，感慨自己搞大跃进之所以失败，正如曹操在赤壁之时没有郭嘉在身边故而惨败一样；二是希望这些人能够振作，能够为其提供支持。
　　
　　为了“斗争苏修”，毛泽东命陆定一将30本马、列、毛、斯著作印成大字本下发

　　 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关系日渐恶化，为了让“缺乏必要理论修养”的高级干部能够“增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信心和力量”，1963年12月31日，中宣部请示毛泽东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列斯著作，并列出需要学习的各类著作三十本，其中已被苏联否定的斯大林所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赫然在列。向来反对否定斯大林的毛泽东批示说：“很好，可以立即发下去”。为了方便阅读，他还要求中宣部长陆定一将这三十本书以“大字，线装，分册（一部大书分成十册、八册，小书不分册，中本书仍要分成几册）”的方式印出来，并指示说“希望今年办成。每部印一万份、两万份或者三万份……我急于想看这种大字书。”

　　大约在同一时期，1964年，《毛主席语录》公开出版，并很快做到了人手一册。毛本人对《语录》的问世非常欣赏，1965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蚌埠同安徽省委同志谈话时，找人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说：“这个本子不错。这本书共有23章，够了，比孔夫子的著作还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5000字，还没有这个本子这么多。马恩列斯文章太长，我主张写短文章。”当安徽的同志表示群众很欢迎这本书，最好一个生产队发一本时，毛泽东说：“好嘛，向中央办公厅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提。”正是在毛泽东的提倡下，在“文革”前几年的时间里，该书出版了500多种版本，总印数达50多亿册，就连风靡世界的《圣经》也望尘莫及。


　　1967年，为彻底清除刘少奇影响，毛泽东严厉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为了把刘少奇从政治上和理论上彻底打倒，毛泽东不仅批判刘本人，也将枪口对准了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该书在“七千人大会”上由中央决定修订再版，仅1962年9月到12月三个月间，单行本就发行了近500万册，到“文革”前共发行1800多万册，党员几乎人手一册，是当时领导干部的必备书之一。由此不难看出对毛泽东而言批判该书的重要性。1967年3月，毛泽东对此书做如下指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欺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

　　为了配合毛的指示，《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刊发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全国掀起了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讨伐”狂潮。1967年4至8月《人民日报》共发表60多篇批判文章。…[详细]

　　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时，为同林彪争夺话语权，毛泽东再次号召干部读马列、读哲学

　　在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由于毛、林关系破裂之势已成，毛泽东告诫各级干部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根据毛的意见，1970年11月6日，党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传达了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要挤出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的指示，建议各单位干部读六本马、恩、列著作和五本毛泽东著作，如《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关于正确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

　　四年后，1974年12月26日，为了给无产阶级专政寻找理论支持，毛泽东又指示王洪文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要多有点马列主义的书。”


　　二、具体针对某些特定高级干部的荐书

　　 1961年，毛泽东推荐“各省委书记”看《金瓶梅》

　　《金瓶梅》是毛泽东亲自拍板在全国小范围解禁的。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曾说过：“《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1961年12月20日，毛主席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是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1962年8月11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说道：“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但毛泽东对《金瓶梅》的推荐，似乎仅限于“各省委书记”及其他一些高级干部，且并没有形成正式的文件，所以具体情形传播不广。以至于胡耀邦后来曾专门找给晚年毛泽东做图书服务工作的徐中远询问情况，据徐中远回忆：“胡耀邦同志爱散步，当年他每天沿着中南海边一般要走一万步。1984年至1986年期间，因中南海部分区域开放参观，他散步就改在毛主席丰泽园故居院内。我记得，耀邦同志第一次与我交谈时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回答说：‘我是给晚年的毛主席做图书服务工作的，就是毛主席晚年的图书服务员。’耀邦同志说：‘那我问你：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这是耀邦同志与我交谈时向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我说：‘说真话，毛主席晚年没有看过《金瓶梅》。我们是从1966年5月开始为毛主席做图书服务工作的。毛主席每天看什么书我们都有登记，直到他老人家逝世，这10多年的时间里，毛主席没有向我们要过《金瓶梅》，我们也没有发现他老人家看过《金瓶梅》，但可以有把握地说，毛主席生前看过《金瓶梅》。’”

　　1967年，毛泽东在与刘少奇最后一次会面时向他推荐了三本书

　　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期间毛泽东推荐给刘少奇几本书，据刘少奇机要秘书刘振德的回忆：“毛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我接过来(书单)一看，一本叫《机械唯物主义》，作者是海格尔(法)；一本叫《机械人》，作者是狄德罗(法)；另一本是中国的《淮南子》。”毛泽东当时为何要推荐这些书给刘少奇？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前两本书均以“机械”命名，隐含批评刘少奇陷入了“机械唯物主义”、“机械马克思主义”的意思，希望对“文革”表示困惑和不解的刘少奇懂得事物发展的规律是“运动”、“变化”、“革命”，以及“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而非”“机械”、“静止”的。至于推荐《淮南子》，或许与该书作者刘安最后因“谋反”之罪被抄家有些关系。

　　1972年，毛泽东推荐周恩来看《汲黯传》和《桓伊传》

　　林彪折戟沉沙之后，经过反复衡量，毛泽东曾一度选择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王后来居上，无论资历还是声望，都远不及周恩来，虑及于此，1972年，姚文元传达毛泽东指示，让上海组织人标点了两篇古文给周恩来看，一篇是《史记·汲郑列传》，一篇是《晋书·桓伊传》。汲黯是武帝朝元老，很早就位列九卿，崇尚黄老，淡于功名。他眼看着市井小人和自己的府吏一个个都爬到自己头上，心生不满，对武帝发出“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的怨望。桓伊则是东晋名臣，其最有名的事迹，是苦心向孝武帝进谏“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周恩来显然很了解毛泽东的暗示，此后王洪文青云直上，他带头表态拥护，并利用各种场合做党政军内老同志的说服工作，为此甚至不惜和许世友当面争辩（1973年8月23日周在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1973年底，毛泽东推荐许世友读《周勃传》

　　在推荐周恩来读《汲黯传》和《桓伊传》的同时，毛泽东还推荐许世友读《周勃传》。1973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持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会上，毛把许世友从后排招呼到前排，说：“汉朝有个周勃，是苏北沛县人，他厚重少文。《汉书》有《周勃传》，你们看看嘛！”又说：“你也是少文吧？你就做周勃吗？”许世友回到南京派人到新华书店买来《汉书》和《新编前后汉故事选》反复琢磨后，才明白过来“意识到毛泽东这时要自己看《汉书·周勃传》，是把我当做周勃了。他是在提示我……防止（吕后那样的）坏人篡党夺权”，同时他将警惕对象放在了江青身上。但郑重曾在《毛泽东没有唱成的将相和》一文中认为许世友理会错了毛泽东的意，他认为毛泽东本想撮合许世友和张春桥相互支持，携手将“文革”进行到底的。至于真相如何，恐怕也只有毛泽东自己知道了。

　　1973年，毛泽东推荐王洪文读《刘盆子传》，暗示其应该要有长进

　　1973年7月，毛泽东还向王洪文推荐读《后汉书·刘盆子传》，该文写的的“西汉末年农民军起义后要在起义民众中选一个皇帝，而且要找一个刘氏血统的人，许多人都有刘氏血统，怎么办呢？就抓阄，结果被一个放牛娃刘盆子抓到了，他从一个放牛娃一下子成了领袖，就不太适应，还是每天找朋友一起来放牛。”刘盆子在历史中是一个类似“扶不起的阿斗”的角色。毛泽东让身为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读该传，有一种解释是：论资历、论能力，王洪文作为党的副主席是不合格的，但是现在做上了，就应该要有长进，不要再痴迷于吃酒、打牌、看电影、打猎。

　　于瀚/资料整理，腾讯历史频道　2013.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