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毛泽东微笑着说“好好”，可能已经盛怒

结盟与战争：冷战时期毛泽东、邓小平的战略决策（2）


　　时间：2013年4月11日下午3点

　　地点：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绿坞

　　为什么没能阻止？不能小看金日成这个人，他有自己的算计，他到北京来和毛泽东说，我们不用中国帮助就能完成这场战争。但实际情况情况，我个人现在认为，他在内心深处，一是他很相信能打赢，但到最后中国会不会帮他心里是有他自己的盘算，他希望没有中国的介入，但真有困难的时候中国会不会介入，他有自己的盘算。我看过一个回忆录，这个回忆录现在没有发表，是当时第一批入朝的42军军长吴瑞林，有人帮他整理回忆录。

　　中国开始准备介入，根据他的回忆录应该是在6月28日，比现在书里写的大大提前，现在档案没有开放，东北地区的军事准备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回忆录里，6月29日接到高岗的电话，让他迅速赶到沈阳，有紧急事务。吴瑞林非常敏感，28号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发表了声明，美军海陆空三军全面介入朝鲜半岛的决定是6月27日做出的，25号决定地面部队，到27号决定封锁台湾海峡，海陆空三军全面介入。他当天就赶到沈阳，当时42军驻扎在东北，他说，第一，把一切和当地民间的交往全部解除，带上你们所有的装备，把部队全部收拢，迅速开往丹东，就是最标志性的鸭绿江大桥。第二，军事行动严格保密，任何军事行动的请示不许用通讯员，不许用任何电信，这就是进入战争准备的措施，懂军事的朋友肯定很了解。所有内容全部口头当面汇报。吴瑞林非常迅速，一个月就完成了部队的集结，开到丹东，他干了一件事儿。他认为入朝作战不可避免，所以就和侦察科的科长和警卫连连长说我们要到北朝鲜看地形（这是7月上旬），到沈阳去请示，高岗说你去吧，他说要从丹东坐火车看到平壤以北，他们三个人就坐着火车从丹东到平壤，然后又往西北走一段。一路走，侦察科长边看地形边画非常详细的地图。

　　这件事情他们是秘密的，穿着老百姓的服装进去的，1952年11月（朝鲜战争是1953年7月结束）42军回国，后来改为轮战，新部队去，老部队回。要走的时候金日成设家宴招待他，他和金日成的私交非常好，就是金日成抗日战争从东北送回北朝鲜是他送行的，他在丹东这个地方把金日成等三个人送回北朝鲜，所以他们私人之间比较熟悉，金日成要举行宴会送他，送的时候就和他说了一件事儿，就说明了金日成的精明之处：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我已经得到情报了，说中国来了三个人，坐在货车上指手划脚，东张西望，三个人中有一个人又高又瘦，我就知道是你，那时候我就想到了，中国要参战，你一定会来。那就是1950年7月末、8月初。当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没有阻止金日成，朝鲜战争爆发以后金日成对情况的了解其实超出了我们当时对情报的掌握，他对中国动向的了解心里还是有他自己的考虑。

　　这讲的是历史细节，但我们要追问的是，在毛泽东确切地了解，符合中国利益的是不要发生这场战争，但当自己的盟友要发动这场战争的时候，而且有机会阻止的时候为什么没有阻止，这个问题到哪儿找呢？就是到中苏结盟的动力去找，为什么要结盟，中国在关键时刻没有阻止这场战争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简单地说，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有很高的威望，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有很多书写了很多原因，也有负面的原因，也有正面的，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远见，他想得比较远，后来变成大家就依赖他的思考。因为他经常想的比较远，用现在话讲考虑问题比较有战略眼光，因为他总是想的比较多，比较远，大家就依赖他的思考，加上我们的体制限制了有很多不同的思考，造成我们后来十年动乱的局面。这个人的特点是想得远，而且他的行事方式，我们做历史研究要花很大的力气去了解，他通常是对事情想到了，会找关键的人执行他的想法，因为你要预见一个重大事件以后可能出现什么，他要想办法去应付，可是在当前的布局中是看不出这个影响的。

　　他通常会找一个人，给大家举个例子，理解毛泽东这种处事方式，比如1942年刘少奇到南方处理皖南事变以后，收拾新四军造成的混乱局面，刘少奇去处理，然后回延安参加整风，路过山东，毛泽东说你在山东待下来，给他发了个电报，说你一定要把胶东半岛这个地方的问题处理好，这个根据地要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里。说“战争结束以后，我军有可能要被迫全部转移到东北去”，有可能连黄河以北都待不住，到东北部去，做这么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山东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枢纽，所以这个地区一定要控制，要刘少奇把山东的事情处理好再回来。他后面还有一句话，“这件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就是只限于你自己了解，不能向下传达说我们现在要搞好山东根据地是为了将来到东北，这不能说，真正和全党讲的是1945年七大的时候，他把这和盘托出，就是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得去东北，东北是战略根据地。

　　1949年过江，他给邓小平打了个电报，说如果在美国断绝和国民政府关系的情况下，我们要和美国建交，完了还是这件事儿就你一个人知道。他是渡江战役的总前委，外事工作是他直管的，他一个人说了算。因为他还有反美宣传，处理很多问题，这个度怎么掌握，当地的一把手心里必须要有数。这件事儿他和谁都没说，就和邓小平说。所以，以后他等到和司徒雷登秘密谈判结束，说和美国关系不能搞了，他又和邓小平一个人说，"和美国的关系就结束了，我们现在必须要一边倒，而且还要主动地倒，要再不倒向苏联将来就被动了，被动地倒就没有办法，要主动地倒向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就必须彻底断绝"。

　　前不久，我在上海没事在飞机场看的国内出的第一部很系统的，有政府支持的《高岗传》，里面就没有吴瑞林回忆的这段话，还是按7月上旬，高岗负责组织东北地区的援助朝鲜的工作，但是我个人的基本判断是，毛泽东至少和高岗在6月28日就交了底了，军队要准备进朝鲜。但因为都是这种处事方式，所以我们通常的说法，中国的军事准备都是从7月10日中央经委会议算起。按毛的习惯，为什么6月29日42军就集结，一个星期就开到丹东，准备进入朝鲜，吴瑞林干脆化妆跑到朝鲜看地形，这个地方应该交待得很清楚。

　　毛泽东什么时候想访问苏联的，是在1947年11月2日的中央小河会议上提出这个，他个人的想法还要早。我们看下来，他陆陆续续地和党内交待，在一些会议上透露他的想法，在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成形。我看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就是动力，就是中国革命要胜利，我看到最早是追溯到1947年的夏季，1947年的7-10月中共中央做了最后决定，要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叫对国民党的自卫反击战。刚开始决定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在思考革命胜利以后，建了国会有什么问题，他在12月份的会上讲，苏联会帮助我们，我们要苏联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会上他说"中国革命夺取政权要实现经济上完全民族独立还需要10、20年，所以苏联的援助非常重要"，这是他的会议记录稿的原话，他说苏联会援助我们，我们推测是一回事，凭着记录讲，这是他第一次透露要和苏联发展关系，发表要"解放全中国"口号之后两个月以后就在中央提出和苏联密切关系。那么原因呢？理由呢？他明确地讲要10、20年经济上才能独立，就是经济援助。

　　第二就是要巩固政权，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争取苏联援助非常重要，原话讲"中国革命胜利的巩固是一样的，帝国主义要消灭我们，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我们的政权要巩固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和苏联结盟，苏联是盟友，要找机会宣布这一点。"从恢复经济到巩固政权，这是两个最初始的动力。

　　随着建国临近，第二个动力变得越来越清楚，第二个动力就是中国选择的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就是共产党执政以后，世界上当时有两个模式，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斗争，就是意识形态的竞争和现代化模式的竞争，当然还有核武器问题。在这两种模式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选择了苏联模式，怎么评价我们不管，是结盟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我看，从1948年，有人说从1946年开始的，他对列宁两本书非常感兴趣，1948年下达到全党都要学习的。

　　一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因为要建立国家，国家是什么，我们对国家的理解很长时间就是列宁的理解，国家就是对阶级压迫的工具，搞阶级斗争的手段，现在我们知道国家政府还要管经济发展，还要管环保，还要管禽流感，这都是国家的事儿。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书里简单地讲国家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国家主要机器暴利机关是军队、警察、法律，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用的暴利工具，强迫另一个阶级接受自己的意志。

　　二是《论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他专门把它印成小册子让党员都看，特别是看第二章，第二章讲的是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列宁是怎么理解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因为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决定了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后来要在苏联搞，现在已经没有的那个国家。毛泽东非常关注里面的第二章，第二章里有两点：他认为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走苏联的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和苏联非常像，按毛泽东的话，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里讲，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一样，都是历经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略有不同的是，俄国离欧洲比较近，他们是很多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了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然后建立的共产党。中国和他们不一样，中国是因为苏联那边的一声炮响给送来了，所以中国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然后就建了共产党，但组织建党的过程中是得到苏联共产国际的很多直接帮助，包括人员的指导和经费的支持。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都是经历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马克思主义。第二个极为相似的地方，两个革命都发生在落后的国家，不是马克思讲的欧洲这样的资本主义发达地区，而是俄罗斯和中国两个落后的国家，用毛泽东的话讲我们两个国家都是落后的，不同的地方是“中国则更落后”。中国和苏联本质相似都是落后，不同之处是中国更落后。这是他做了一个比较。

　　第三，毛泽东认为中国比苏联也有优越的地方，苏联搞十月革命的时候，他的原话讲，“十月革命的苏联没有另一个苏联援助他，中国革命不一样，能够得到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所以他认为中国有比苏联更为优越的地方，有苏联所不具备的国际条件，党的性质一样，国家一样落后，在国际条件上，中国优越于当年列宁的苏联，就是中国能得到苏联的国际援助，所以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要比苏联充分。他讲"列宁十月革命夺权，布尔什维克党17年，经历过和资产阶级合作-破裂-武装斗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是24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经验，包括和资产阶级合作破裂，领导农民进行长时间的武装斗争，建立政权，比苏联的经验更丰富"，这是后来，各位可能有的听过沈志华教授讲的中苏同盟破裂一个思想深处的重要原因，中国比苏联有条件搞社会主义，所以他在1958年"大跃进"，要比苏联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他从莫斯科回来准备搞"大跃进"，说"现在看来，我们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还和在座的同志们说，"我们先进入了也不要太声张，这样给苏联同志们留一点面子"，因为他的根子是对两个国家历史条件独具特色的比较，现在我们知道两个国家相互比较的条件要远远超过这些，但毛泽东的类比就是这样。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那个时候很受列宁这些思想的影响，受当时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经验的影响。我给各位朋友念一段话，列宁1919年有一次在《全俄苏维埃教师和文化工作者》会议上讲话，毛泽东模仿列宁到什么程度，他演讲说，"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这是列宁的原话。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也是这么谈话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就是独裁。"这个影响之大不是现在我们能够想象的。走苏联道路，成苏联模式成了重要的动力。在1949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刘少奇到莫斯科秘密访问，他访问40多天，和斯大林我们能查到的会谈7次，最多8次，包括私人会谈，7次满打满算8天，剩下时间刘少奇就去访问各个部门，了解苏联政府怎么回事，回来的火车上装着8个苏联顾问，就是教我们怎么建立政府架构，它的体制到现在也没有变，还是苏联式的。

　　我们对国家、政权、警察、司法的理解就是这么学过来的，所以刘少奇的访问，我们做历史研究，都说这是一次中苏结盟奠定了战略基础，这个战略基础的核心是双方建了一个一样的国，所以它的接轨特别容易，我有时候和各位最形象地说，苏联一个工厂、车间、党小组到中国来都能找到对口的单位和人，因为我们的工厂车间里也有党小组、党小组长。我们和美国接轨就很难，比方说美国有个负责宗教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到我们这儿和谁谈呢？我们宗教事务是民政部管的，外交部就设了一个部长助理，处理所有外交部都不管的事儿，其他国家外交部的人来了就管这个事儿。接轨不是个开玩笑的事儿，它对不上口，来了找不到对口的人跟他谈，但和苏联的接轨非常彻底，所以我们现在基本在在建国有一段时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俄化"，如果苏联也算西方，就是"西化"最彻底的时期，从未有过如此严丝合缝地复制一个国家，在中国复制一个，毛主席后来还认为我们会比他干得更好。

　　第三个动力就是支援东亚革命，中国要作为东亚革命的中心，这在中国领导人的内心深处是存在的，因为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有一个天下情怀，这个天下从古至今都是东亚这一大片，西亚再扩远一点就是再往西边走一点，在天下之内，中国革命的经验是普世性的。我看在座有和我一样年龄的，我们都听过"洪湖水浪打浪"，里面有一首咏叹调，歌名就叫"让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没有说让全国人民都解放，而是天下解放。这样一种潜在的传统意识被斯大林给诱发出来，用我们现在通俗的话讲被忽悠出来一个东亚革命中心的观念。后来毛主席就更激动了，不仅东亚地区的革命中心，要当全世界的革命中心。在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招贴画都是毛主席站在中间，后面光芒四射，下面是五颜六色的各国人民，围着他周围，毛主席就是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的红太阳。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这和冷战有很大的关系，冷战在1947年进入到尖锐对抗阶段以后，苏联觉得和西方没有办法，过去的合作已经彻底破裂了，建立了共产党情报局了，苏联就开始在东方寻找他的代理人，当时的话讲"要在东亚地区寻找一个革命领袖"，他们那个体制里，共青妇下面都有国际部（对外联络部），在东亚到处活动，找作为东亚革命的领导。根据现在国际上面研究的结果，当时找过印度，因为各个部门都在找，有推荐过印度尼西亚，因为我们国家其实还是挺大国的，对这些国家的历史、革命运动演化到现在都不太了解。印尼当时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也算是如火如荼。

　　最后找到了中国，就是本来斯大林认为中国这个事儿是办不成的，但首先在东北地区已经出现了非常有利的局面。1948年东北解放军全线反攻，斯大林派了一个小组组长到中国来说，如果中国能和我们站在一边的话，将会极大地推进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东北地区的援助这是迈出了第一步，还要逐步了解有没有可能推动中国共产党将来和苏联走到一条战线上，"走到一条战线上"这是斯大林的的原话。毛泽东也在1948年的春天提出要到苏联访问，他第一次说我想去三个月，看看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人民民主专政怎么搞的，中国好学习。斯大林说你来这么长时间，你们那革命怎么搞？你离开前线不行。

　　其实是斯大林不想接待，一是他不知道中国的局势最后是什么样，他和美国之间是有协议的，中国应该是中华民国是合法政府，接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担心会和美国引起冲突，二是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人，有没有可能和苏共搞在一起，他就推。毛泽东老想去，他就老说你别来，最后找了一个借口，毛泽东想的是坐火车从华北走到中苏边界，到那儿再坐飞机，按照这个路程。斯大林说看这个路程太长，他回电报说正好你到莫斯科的时候，我们中央领导人都下乡收玉米，收土豆，参加全民秋收活动，根本没有人在莫斯科接待你。其实这么大的事儿，毛主席去，你在那边收土豆，这说不过去，明显是借口。苏联在毛主席身边有个联络员，给毛泽东念电报，斯大林同志说他们要去秋收，这个时间接待你不方便，那个电报都要把特详细的汇报反映，因为斯大林从1948年5月管的，中国的事儿是斯大林亲自管的，连表情都要有。那个电报上说“毛泽东微笑着说好好”。毛泽东身边长期有一个苏联医生，毛泽东身边有很多保健人员，三天以后给斯大林发了一个电报，据我多年之经验，每当毛泽东微笑着说“好好”的时候，他的内心是难以琢磨的，可能已经是盛怒了，就是你不能光看着他汇报，毛泽东笑着说好好就以为同意了。这个医生1949年初对毛泽东整个健康状况对苏共中央是有电报的，我们把这类分作战略情报，就是一个重要领导人的健康状况。

　　我那时候研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安德罗波夫死了以后，是契尔年科接任，中国这边就想正常化要不要推动，要不要改善，就派一个代表团去参加葬礼，通过葬礼搞外交，因为安德罗波夫对中国比较好，他死了三年以后，契尔年科接任，说要不要推动下去，就派个代表团参加葬礼，直接和契尔年科交往，看看这是什么人。那个代表团里有一个中医在家看电视，他的任务就是看契尔年科的健康状况，所有国家搞外交都要研究这个。我看那个外交官回忆里讲，那中医回来说这人估计也就是（活）一年。所以，中苏关系就停顿了，他真的当了一年的总书记就死了。他的健康状况极不好，所以和它搞什么呢？后来和戈尔巴乔夫可以搞，年富力强，到现在还活着。

　　斯大林了解这个情况以后，说我们派个高级代表团和你们谈，你工作那么紧张，不要离开你的指挥岗位，所以米高扬就来了，米高扬来了以后见了面，毛泽东跟他说“我是斯大林的学生，中国的革命是靠着斯大林的指导”，毛泽东的思想里特别是涉及到对外政策，深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清除这种影响对我们这种环境下是个长期性的历史性任务。米高扬同志就说“毛泽东同志你不必谦虚，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具有历史意义，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中国经验的总结对亚洲国家革命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中国经验的总结对亚洲革命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难道可以否认这一点吗？这当然不对。”然后就问毛主席，说亚洲共产党国家之间能不能联合起来行动，后来毛主席说我和他们没什么关系，现在还不能，联系太少，还谈不上，还是先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这是苏联第一次用我们现在大众话语讲忽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说你们来当亚洲革命运动的中心。

　　这次影响其实已经在中共党内引起了这样的思考，把内心深处的情怀变成了公开的议论。在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一次报告上非常明确地讲，中国革命是世界二十世纪三大最伟大的胜利之一，第一个最伟大事件是苏联的十月革命，第二次最伟大事件是二次大战的胜利，第三次最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的胜利。王明就说中国思想很伟大，延安整风很多人就整服了，但环境不好受他还是跑到苏联去。他说毛泽东的思想很伟大，毛泽东的思想是在马列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说这个事儿还是先放一放吧，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以外的影响还是先放一放，这样一说斯大林可能就会有想法，好像斯大林就管欧洲，东方就归我们管了，这样说不好，说斯大林同志是都管的。我们说毛泽东思想很伟大，要是去那些国家不听，他们非要找苏联当领袖怎么办，所以还得人家承认以后再说为好。我们首先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他们自然会来学，但逻辑上没有否认毛泽东思想在革命运动中的普世价值，这个影响是直接的。就是在七中二中全会中有已经议论这个事情。

　　关键事件是1972年刘少奇去莫斯科访问，斯大林亲自向刘少奇讲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规律，斯大林那么高的威信，他认为出现一个重大的历史潮流，这对刘少奇的影响很大。刘少奇在酒会上正式谈完了，斯大林跟他说我们是不是妨碍你们了？（刘少奇说）有什么妨碍啊？（斯大林说）可能我们的指挥是错的，你们那么年轻就革命成功了，非常了不起。刘少奇说你们是大哥哥，我们是小弟弟，大哥怎么会害小弟呢？有错还是我们理解不好，以后我们有事儿我们要听你们的。斯大林说我们错了你们就批评没关系，然后他说历史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进程，革命中心在不断地从西方向东方移动，最初马克思主义是诞生在德国，以法国、德国的历史作为主要的历史依据，没有搞成，巴黎公社失败了，然后就从德国移到了俄国，俄国搞了个十月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现在移到中国，世界革命的中心还在继续向东移。按照列宁的说法现在应该移到印度了。斯大林说这是个历史趋势，一点点移。但现在回头看这个历史趋势有点问题，它越来越向落后的国家移，这个社会主义革命就有问题了，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相悖的。所以他说现在的革命中心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中共有很高的地位，责任更大。结果刘少奇在临离开莫斯科之前，给斯大林写了一个重要的报告，这个报告题目就是"东亚革命运动的策略问题"，写这个报告的意思是，我们承担这个责任了，我开始认真考虑整个东亚革命怎么搞，给斯大林写了个策略，大致内容是现在东亚主要还是城市的隐蔽斗争，各国共产党集聚力量，根据中国的经验，最后再爆发，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写了个不太长的报告。有兴趣的可以看《刘少奇文选》（1949年版），这已经公布了。

　　在刘少奇回来，因为他在党内分工管和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党务工作。在建国以后的一个半月，就是45天召开一个亚洲、澳洲工会理事会会议，在会上刘少奇宣布了这样一套观点，这个观点非常重要，里面就暗含着后来介入朝鲜战争的逻辑。他说"中国人民胜利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第二，中国革命胜利就意味着中国承担的责任大大地加重，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繁重责任，也是一种光荣的责任"，就是说中国的革命经验是普世的；中国要承担国际主义义务。

　　接下来是毛泽东到莫斯科去，真的开始和斯大林讨论东亚革命问题，毛泽东不希望朝鲜发生战争，但他愿意支援印度支那越南的革命，就是第二场战争起源的源头，因为援越抗法就开始有援助，又发展矛盾，持续了30年，最后打了一场战争。当时毛泽东在莫斯科，说越南共产党要援助，一开口就要一大堆，刘少奇说你们派个负责任的人来，说说你们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越南共产党。结果忽然就在1月中旬接到林彪（在武汉中南局）一个电报说来了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就是胡志明。胡志明自己就来了，刘少奇就很吃惊，说你们要好好招待，秘密地把他保护起来，然后电报毛泽东，说这人来了怎么办。毛泽东正在和斯大林谈东亚革命，热情接待，赶紧让他到北京来。1月30日他到北京和刘少奇谈怎么支援印度支那革命，斯大林给金日成发了一个秘密电报，说我愿意在莫斯科接待你。东亚革命就是和中苏同盟关系就这么紧密。

　　毛泽东接到电报说赶紧让他到北京来，然后要公开接待，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火车站公开接待，刘少奇最后还是派杨尚昆把他秘密接进了中南海。因为中国1月18日宣布和越南建交，来的是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接待的是一个国家主席，这个仪式怎么搞？谈完了，当天晚上刘少奇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说他来了，要6000万美元的援助，要飞机，连汽车都不会开，要战斗机。问他怎么来的，说这个人真是有革命精神，光着脚走了17天到中国境内，跟他们形容，此人很瘦，看着还算健康，谈的还不错，革命意志坚强。毛泽东说让他到莫斯科来，结果毛泽东说服斯大林在莫斯科秘密接待他，他到莫斯科见了斯大林，斯大林说印度支那的事儿主要是中国管，所以中国后来就有了援越抗法，在毛泽东3月5日到北京，3月10日中共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文件，中国要履行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责任。所以，后来5月15日金日成说他要完成他的革命，因为中国走上这个逻辑，你怎么阻止他？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结盟带来的后果，这个结盟的动力里就包含着错失战略机会的逻辑。

　　当然，毛泽东到底怎么想的我们不清楚，但从这个结盟过程中，中国承担了这样的地位，导致当出现一个突发重大事件时，看到自己的利益不去坚持，这是后来中国外交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回想一下这个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有没有值得认真思考的地方，什么是符合中国利益的状态，那就要坚定地坚持。什么是国家利益是可以讨论的，历史上给我们提供这次结盟的经验。（未完待续）

牛军、章百家，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3年0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