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丁陈反党集团许多事不像后来有人回忆那样简单

任剑涛：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6）

六、关于“丁陈反党集团”

从1955年5月13日到6月10日，《人民日报》连续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并发表了毛主席写的按语。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联席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一系列职务。8月1日，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又举行联席会议，再次讨论文艺界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问题……

在全国轰轰烈烈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同时，中国作协又发生了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事件。这是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的延续和进一步扩大化。因为这一切都是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进行肃反运动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许多问题都被简单而迅速地归到肃反运动的轨道上去。

1955年的五六月份，在作家协会一次行政十二级以上的干部学习会上，参加的人是作家协会所属各个单位的负责人和作协的驻会作家，大约有三十多人。当时的党组成员，《新观察》杂志的主编戈扬同志说：“我看呀！在我们作家协会内部有一股暗流，党内有一股暗流……”

那时候，作协的文学讲习所已经停办，《文艺报》也已经受到过严厉的批评，而这两个单位以前的负责人就是丁玲和陈企霞。这时候，丁陈二人都是驻会作家的身份，而那个时期丁玲等许多作家正在外地深入生活。

戈扬这样的发言使大家立刻联想起这两个单位，也立刻联想起经常和周扬顶撞、“不服从领导”的丁玲和陈企霞。当时中国作协内存在着这样的舆论，比如认为丁玲的资格和成绩不亚于周扬，而周扬当了中宣部的副部长，丁玲却只是一个文艺处的处长。传说丁玲说过，周扬算什么呀！

丁玲和冯雪峰的关系很好，大家也不由得联想起三十年代，丁玲、冯雪峰与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之间的矛盾，“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以及延安整风时期的矛盾……

在当时的环境下，大家都能理解戈扬所说的那股暗流指的是什么。

当时丁玲和陈企霞都没有在会上。

康濯同志接着说，我们这里有两个独立王国。他指的就是《文艺报》和文学讲习所。康濯当时的行政职务是文学讲习所的副秘书长（丁玲是主任，张天翼是副主任，田间是秘书长），他还是中国作协肃反五人小组的成员。

康濯当时所处的地位是很微妙的，他既是肃反五人小组的成员，又是讲习所的副秘书长。如果说，那段时间的讲习所是独立王国的话，那么作为讲习所主要负责人之一，康濯对“独立王国”也要负有相应的责任。

康濯的发言有“觉悟”的成分，但也决不排除“反戈一击”的意思。

这个会议以后，康濯写了一份材料交给了刘白羽同志。我和严文井同志只知道康濯有个材料交给了刘白羽，但具体内容却不太清楚。后来听说刘白羽又让阮章竞同志签了名，然后上报给了陆定一。

按那个时期（肃反时期）的程序，刘白羽应该让肃反五人小组传阅讨论一下，然后上报，但他只让阮章竞签了名。1998年，我见到阮章竞同志，他告诉我刘白羽让他签名的时候，他并没有看材料的内容，就签了。阮章竞说：“是有这么个事儿，但是没有给我看呀！他说，康濯写了个材料，你不用看了，签个名吧。我没看，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

当时，周扬是分管中国作协的中宣部副部长，但刘白羽却直接把材料交给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后来，听说陆定一同志又将材料交给了中央。

这件事一直到中央对陆定一写的报告《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批示下来以后，我和严文井才知道了陆定一给中央所写报告的由来。

阮章竞所签名的正是康濯所写的材料。

陆定一署名的报告是7月中旬交给中央的，从这一报告的内容，我们才影影绰绰地知道康濯的材料写了什么。

陆定一的报告里说：“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暴露出文艺界的党员干部以至一些负责干部中严重地存在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影响文艺界的团结，给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活动造成了便利的条件，使党的文艺受到损害。作家协会刘白羽、阮章竞两同志给中宣部的报告中，反映了这种严重的情况。他们根据一些同志所揭发的事实和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口供中发现的一部分材料，认为丁玲同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是极其严重的。”

报告中还说，“去年检查《文艺报》的错误时，虽然对她进行了批评，但很不彻底。而丁玲同志，实际上并不接受批评，相反的，却表示极大不满，认为检查《文艺报》就是整她。”

报告中还提到，“冯雪峰也有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想，这表现为他长期对党不满，骄傲自大，和党的关系极不正常。近年来，特别是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和检查《文艺报》的错误后，冯雪峰是有进步的，他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已较前有所克服。但在他的文艺思想中，则一直存在着许多唯心主义观点，许多地方和胡风思想相同。而冯雪峰同志在读者中是有一定影响的，又是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之一，因此，对他的文艺思想做一次检查和批判，是十分必要的。”

这个时候，大家根据这些内容，才估计出材料里可能说了丁玲搞个人崇拜——“有人不但不挂毛主席的像，还要把丁玲的像挂出来”，而且还有丁玲“一本书主义”的说法等等。

1999年初，我见到于光远同志，他在回忆这段事情的时候说，1956年，周扬有次在关于准备给丁陈甄别平反会上说：“1955年搞丁陈的问题也不是我要搞的！”陆定一同志当时在场，并没有否认……

报告被中央批转下来以后，中国作协从1955年8月初到9月初，一共召开了十几次会议，对丁玲和陈企霞进行批判。

在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那段时间里，许多事情并不像后来有些人回忆的那样简单，似乎只有几位领导在台上愤怒有加，而台下的人都对丁陈抱有同情，而默不做声。无论是什么原因，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我所见到的事实是，在现场的许多领导、许多名人、许多作家，在会上都是同仇敌忾的，像高喊：“冯雪峰站起来！”“丁玲站起来！”还有一些人喊着更激烈的口号。他们不是被人指派的，他们有的或是想当众表现自己的革命，或是想反戈一击，或是想让领导看看，或是迫于当时环境的压力，或是出于真心，或是被领导的威望所蒙蔽——有一点是客观存在的，场面非常激昂！这就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

正因为这样无助，丁玲和冯雪峰才会有那样难以名状的悲痛，甚至他们自己都以为自己犯了错误，只不过不是故意的罢了。那会场真正是一个“场”，到了那里，无论是什么样的心态，在那个“场”里，人们的心都被一种无法抗拒的东西牢牢掌握了。

9月底，中国作协党组向中宣部并中央写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

1955年12月份，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这个报告。于是，1955年底，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刊载并重新批判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萧军的《太阳的黑点》、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等文章，同时，把丁玲的历史又翻了出来。

比如，丁玲到底是怎么到的延安？在大家心里也成了疑团。事实是这样的：丁玲从上海到延安主要是由冯雪峰和张天翼营救的，具体安排的是张天翼（张当时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二厅上尉文书）。但在那种空气下，没有人站出来澄清这个细节。

大约在8月初的一次对丁陈的批判会后，冯雪峰揭发说：陈企霞曾经说过，他有一支手枪和两颗子弹，一颗子弹要打死他最恨的人，另一颗要留给他自己……

因为前面已经发生过田间“自杀未遂事件”，此事他在会上这样一提，就是个很严重、很危险的问题了。于是由我和刘白羽、严文井三个人到公安部作了汇报，当时六局的局长陈中又向公安部长罗瑞卿作了汇报。罗瑞卿有了批复，于是公安部就派人来到陈企霞家搜查，康濯和我陪着一起去的。搜查的结果是一无所获，既没有枪也没有子弹。记得那是1955年8月中旬的事情，当时公安部向陈企霞出示了搜查证，而不是逮捕证。

陈企霞的问题依旧由作家协会内部来解决。他从那时候就被隔离起来，住在22号院他的宿舍旁边的一间小屋里，有两个人轮流“看”着他，之所以将陈看管起来，目的之一是因为怕他再出什么事故。

批判丁玲、陈企霞的活动，是从1955年8月开始的，大约持续了一个月。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举行过党组扩大会，在会上对丁玲和陈企霞进行批判。

丁玲、陈企霞等同志受到了被开除党籍的不公正的处理。

大约是1955年七八月份，也就是批判丁陈的时候，黎辛同志来到中国作协。在此之前，他是中宣部文艺处的干事，刚到作协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任命，只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党组扩大会等会议。过了两三个月，郭小川也从中宣部调到了中国作协。来之前，他是文艺处的副处长，曾与刘白羽、林默涵等同志在公安部参加过整理胡风的材料。我听说，郭小川不愿意到作协来工作，他愿意自己搞创作。

1955年的10月，中国作协有了新的任命。1956年7月，中国作协党组也有了新的变化。

在此之前，陈白尘同志是中国作家协会的秘书长。但那时候，因为上级认为他在历史上有问题（指在苏州反省院的事），因此他不是作协党组成员，历次讨论重大问题的作协党组会，陈白尘都没有参加。

在作协有了新的任命，改组党组以后，陈白尘同志不再担任作协秘书长，他到作协对外联络委员会去当副主任。郭小川被任命为作协秘书长，黎辛任作协副秘书长，并接替阮章竞同志担任总支书记。我仍然担任副秘书长。但有些我原来负责的工作，比如人事、总支、创联等，都改由黎辛同志负责。我只负责秘书、财务、组联、行政、《作家通讯》等工作。1956年7月作协党组改组后，我也不再是党组成员，只是担任总支的副书记。陈章竞也不再是党组成员。

但作协负责肃反运动的五人小组还存在，因为是上级任命的，所以我的五人小组成员一职还保留，而且还是中直机关的党委委员。

在那以后的两年多里，我虽然不是作协党组成员，但列席党组会。我个人分析我离开党组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是从东北调来的干部，与东北来北京工作的作家比较熟悉，或者看起来比较密切。而被批判的舒群、罗烽、白朗等等，都是东北来的作家，丁玲也在东北待过很长的时间，上级领导有让我“回避”的意思。

对于我个人工作和职务的变动，我很理解，因此也没有多大情绪。但我却强烈地感到作家协会是个“是非之地”，不能久留。1953年到作协来时那种勉为其难的心情又涌上心头，本以为到作协是暂时的，却没有想到在作协干了这么长时间，便总想离开。

黎辛来到作协的时候，正是作协给“丁陈反党集团”定案的时候。黎辛没有当副秘书长之前，刘白羽就让黎辛起草给丁陈定案的报告材料，黎辛表示为难。但写了几次会议总结之后，刘白羽更是坚决要他起草，黎辛认为还是不好写。我当时很理解黎辛的处境和心情……

后来，经过领导一再要求，黎辛根据党组会议的总结，写了对丁陈处理意见的第一稿。再后来，又经过其他人（我不知道是哪几位）的修改，成了9月30日上报中央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这个报告由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后，报送了中央。

这个报告后来由中央书记处签发，于12月15日转发全国。同一天，周扬在北京向全国各地作协的负责人和主管文艺的负责人以及有关工作人员大约近千人作了传达。

在批判丁陈的那段日子里，我感到有些尴尬。降了自己的位置之外，也感到丁陈不是那么回事。这种心情在批判胡风的时候就有，因此在批判丁玲、陈企霞的时候，我常常是在会场上转一圈就出来，我宁可去打字室组织秘书们整理简报。同时，作协财务和行政方面的事务以及琐碎的日常工作都要我负责，那时候，作协财务的往来收支用的都是我的图章，因此也没有人说我必须要“坐在”什么地方。

“丁陈反党集团”里有个教授叫李又然，他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就加入了反帝大同盟，是个“老资格”，自称是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朋友。这个人比较硬气，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

按他的情况，人们用那种错误的公式化的推理方法，怀疑他是托派，于是前后开了几次会，对他进行批判。

除丁陈外，当时被批判的还有陈明、艾青、李又然、舒群、罗烽、白朗。这些人都是和丁玲比较接近的，关系比较好的。

舒群、罗烽、白朗是在1955年的秋天，继“丁陈反党集团”之后被打成“舒罗白反党集团”的。

作家协会批判“舒罗白反党集团”的时候，刘白羽告诉我，他们曾经诬陷刘芝明同志。那是1954年，高岗反党集团事件出来以后，舒群、罗烽、白朗曾经写过材料揭发刘芝明，谈到刘芝明曾经对别人说：“东北要是个国家就好了！”于是有关部门就开始对刘芝明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证明刘芝明不是那样讲的。

在批判罗烽的时候，有人揭发罗烽和某某的关系密切。罗烽找到刘白羽，希望能网开一面，不要谈这个问题，以保全自己的家庭。刘白羽以后便没有在会上提到罗烽这类问题。

1955年12月初，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邀请了文艺界各方面的负责人，地点在当时的全国妇联礼堂。在这次会上，陆定一传达了中央批发的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以及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

开始揭发舒、罗、白的时候，有一天刘白羽找我个别谈话，希望我和他们划清界限，并揭发舒群和罗烽的问题。我说我没有什么好揭发的。刘白羽很直率地说：“你和舒群、罗烽包括丁玲的关系比较密切……你也是从东北来的……你要回避……”

我没有太多的反感，反而认为这是党的政策。从此，许多会议我就不再参加。同时，有关丁玲等人问题的会议我也就不参加了。

我们经常谈到某些人左，某些人右，根据我在作协多年工作的体会是，所谓左和右，除了每个人的思想方法和人品之外，决定的常常是政治因素，是周围的环境造成的，是当时形势发展所决定的。陆定一同志经常感慨地说：文艺是政治的晴雨表。他说这话，除了表现一种马列主义者的态度之外，我也感到是一种无奈。

我很同意他的说法，这个情况在作协机关反应得尤为强烈——上面感冒，作协一定就会打喷嚏。有些人在作协的政治运动中忽而左忽而右，就像温度计上的水银柱。我感到人就像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木偶。

批判丁陈的问题，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之外，也是争夺文艺界领导权的斗争。丁玲在某些时候是看不起周扬的，以她的身份和资历与周扬相比，她认为自己是超过他的。

1956年，肃反运动后期，中央政策规定，“对在运动中错捕错斗者查实后，要进行赔礼道歉”。

1956年12月10日，中宣部《关于肃反运动的总结和审查干部情况的报告》中除了肯定肃反运动的成绩之外，也指出了“在运动中也曾经发生了一些带普遍性的错误和缺点”。

报告中说：“从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发展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我们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是缺乏准备的。

“在最初的一个时候，对于斗争的对象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这样就使我们的斗争初期曾一度较普遍地发生过‘左’的把斗争面扩大的现象。虽然这种危险很快地被克服了，但已造成了一些错误，斗错了甚至隔离错了一些人。

“经过斗争、审查和甄别定案，证明他们都不是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从结果上来说，对他们进行了斗争，搜查或者隔离反省都是错了的。但在这些人当中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有的由于隐瞒了历史问题引起怀疑而被斗争过；有的由于同敌特分子有过某种关系没有交代或者交代不彻底引起怀疑而被斗争过；有的因为肃反期间有人检举引起怀疑而被斗争过；还有仅是思想作风而被斗争的人；还有虽有一般历史问题但早已彻底交代过，没有发现新问题而又把他们当做反革命嫌疑分子斗争的人。对于这些同志，都应该在适当的范围内宣布对他们的最后结论，摘掉嫌疑的帽子，恢复名誉，并分别不同情况向他们解释清楚，或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作家协会在检查工作中，自然而然地就发现1955年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和处理是不合适的。

1957年5月，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

1957年6月6日，作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周扬同志以及邵荃麟、刘白羽都讲了话，表示给“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错误的、过火的、站不住脚的。

周扬在党组扩大会上说：文学方面也只有丁玲、冯雪峰、邵荃麟、刘白羽和我这么几个人，这些工作不是你们做就是我来做，看来五五年的事情是搞过了，反党小集团是不能成立的。

大约是1957年6月，邵荃麟也在整风动员大会上说，“丁陈反党集团”的帽子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这一切都被后来迅速掀起的反右斗争摧毁了。

1957年初向丁陈“赔礼道歉”的那段时间，中宣部第二届党委和作协党组之间的矛盾很大。在作协党组中主要是刘白羽与黎辛之间的矛盾。黎辛认为作协党总支应该受中宣部机关党委领导，而李之琏同志是机关党委书记。

黎辛是在反右斗争结束以后调走的，到湖北省文化局当局长。1958年反右斗争“补课”的时候，李之琏和黎辛都被划成了右派。

1980年，陈企霞平反以后，我问过陈企霞关于枪的事情，他说他从来就没有说过那样的话。他向我提出要回北京的要求，那个时候，他已经由中组部和中宣部共同研究后被安排在杭州大学了。

我找到周扬同志。周扬同志说，既然中组部和中宣部都已经讲了，我就不好再出面讲话了。——还有一个办法，要不，你直接找胡耀邦同志。

我来到胡耀邦同志的家，向他请示能否将陈企霞安排回北京的问题。我说，丁陈反党集团，代表人物是丁玲和陈企霞。现在丁玲已经回到北京，陈企霞没有回来，是不是不太合适？

胡耀邦同志非常爽快，他让我写个报告，并说：“现在你就在这里写，你们要求陈企霞调回北京。”我当即写了报告，并署上了我的名字。胡耀邦同志也当即在我的报告上写下了“请中组部急办”的批示。

我又找到中组部干部调配局的刘玉生同志。他把有胡耀邦同志批示的报告用塑料套封上，上报给了中组部。后来，由中组部给浙江省委去函。不久，陈企霞调回北京。

张僖，《二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