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入狱的历史问题为何多次反覆难以解决？

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11）


十一、安置办公室

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工作以后，各项工作开始朝恢复整顿的方向发展。在周总理的建议下，建立了文化部文联各协会安置办公室。

1972年6月，我从咸宁干校被调回北京，到安置办公室工作。周总理办公室的吴庆彤同志担任这一办公室主任。我和原文化部干部司司长王敏同志担任副主任。因为吴庆彤同志很忙，具体工作便都由我和王敏同志来做。我分工负责中国文联和作协同志的安置工作。

记得那些日子，我和徐光霄同志隔一天见一次面。而我和李季则每天中午都在老文化203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对面）旁边的一家副食店里喝啤酒，除了谈到当时的许多磕头碰脑的高兴的烦心的事情之外，还经常谈到如何恢复中国作协的事情。当时的作协和文联各协会都被“砸烂”，已经不存在了。全国的文化工作由国务院的文化组负责。而实际上是“四人帮”把持着文化系统。江青在文化口的一次讲话中说：“文化部、文联各协会的人和物都是黑的，文化组都不能要！”

她这样一说，在干校的人是否能回北京便成了大问题。于是在“四人帮”和周总理之间开始了一场斗争。既然江青认为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从作品到人都是“黑”的。那么她就要另起炉灶，这样的话这些在干校的干部只能就地分配了。可是她除去那几个干将之外，又根本没有什么干部可用。

我和李季同志商量，利用我现在安置干部的方便条件，把干校的同志安排到其他的系统，为文联和作协储存一些骨干，即使将来真的没有作协和文联了，起码也可以让同事们从干校调回北京，有个适当的工作！

李季住在东中街，我住在大佛寺。他的车恰好经过我的家，他来接我一起上班，一起下班。

有一次，在徐光霄和王敏同志向周总理汇报文化口工作以后，总理指示吴庆彤同志成立文化部、文联各协会分配办公室领导小组。小组成立了，吴庆彤同志兼组长，我任副组长，代表各个协会。

那时候，于会泳是文化组的副组长（吴德是组长），我们经常和他发生矛盾。因为江青说过不要这些单位的干部的话，我们只好另想办法。当时可以安排干部的地方只有文博口（博物院馆），王冶秋同志在那里主持工作。还有一个出版口，许光霄同志在那里主持工作。另一个新华图片社，由陈播同志负责。就这样，在1972年到1975年的近三年中，我们前后安排了六七十个人到新华图片社、博物馆、图书馆工作。比如严文井同志1973年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领导小组组长，韦君宜同志当总编等等。

与此同时，我们上上下下鼓动要恢复刊物。

毛主席对诗词是偏爱的。他提出要恢复《诗刊》。这时候，李季又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调到《诗刊》，去筹备《诗刊》的恢复工作。

后来，袁水拍同志从宁夏的中宣部干校被调到文化部当副部长，他提出要恢复《人民文学》。让我给他物色干部。我们就把杨匡满、谢永旺、吴泰昌等同志推荐去了。

后来，“中央文革”批准了恢复《人民文学》，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下面，张光年同志任主编。

这两个刊物都放在出版口。

在干校以及在安置办公室工作期间，我和李季同志真成了知心的好朋友。直到现在，我想起李季同志的不幸去世还感到非常难过。

1979年4月上旬，刚刚开完第四次文代会，作协又开完理事会，李季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一天中午我们在东中街他家门口分手以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象同志到他家。李季可能是高兴，想和吴象喝一点。李季找不到酒，在床头发现一瓶酒。他给吴象和自己都倒了一杯。吴象抿了一口，觉得不是滋味就没有喝。而李季却是一口喝了。不一会儿，李季觉得有些头晕，就躺在了床上。他的爱人李小薇急忙给我打电话。

我立刻赶到他的家。阜外医院的白大夫也赶来了，发现情况危险，急忙送到阜外医院，不料，没有抢救过来，李季同志就这样不幸去世了。后来知道，李季喝的酒是他的儿子治关节炎泡的药酒。

李季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他和石油战线同志们的友谊是非常深厚的，直到今天，石油部门的领导和职工还惦念着他，他们一直关心照料着李小薇同志。李小薇为了收集编辑李季同志的文集，外出的费用也由石油部门给出。他们经常到家中看望，过年过节的时候，只要是他们干部发的东西，不论多少，都要给李季家送去一份。他们总是想着他，想着他对石油战线做出的贡献。

李季生前，我们一起见过周总理，总理总是教育我们要做到“三勤”——要勤学，要勤业，要勤交友。总理就是身体力行的，所以他能团结人，有那么大的凝聚力。从李季的身上，我也看到了周总理提倡的那种精神。那时候，他去石油战线深入生活，不单纯是为了收集材料以便写作，而是一个作家和产业部门的同志们相互支持，产生了感情，进而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和他们成为真正的朋友了。

1973年六七月间，文化部所属（包括文联、作协）的两个干校合并，撤消湖北的咸宁干校，还没有分配工作的干部都到静海干校集中。两个干校大约还有三百多人。

从湖北坐火车要经过北京再到天津，而郭小川却因为“四人帮”的指示——“不许郭小川进北京”，所以必须在丰台下车，由两个人看管着，直接来到天津附近的静海干校，也就是叫做团泊洼的那个地方。

我知道，静海干校的政委姓宋，便很想知道宋政委是怎样安排郭小川的。于是，1973年的9月，我坐车来到天津静海，见到了郭小川，也见到了还在那里劳动的华君武、蔡若虹等同志。

宋政委说：郭小川只能在干校的范围里活动，我们也只能在这个范围里适当地照顾他，别让他出事。

郭小川当时的心情很不好。我理解，他这要一个有才华、对革命做出很多贡献的人，又是这样好动，不甘寂寞的人，受到这样的待遇，心里是多么痛苦。他每天抽许多烟，还经常喝酒。那时候，他和爱人的关系也不好，他的女儿还在新闻电影制片厂。我们只是劝他不要再那样喝酒，其他事情也爱莫能助。

郭小川就在那里继续待了一年多。在那里，他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团泊洼的秋天》。

1975年，纪登奎将郭小川的档案调到中央组织部，那会儿郭小川精神比较好。我记得有一次，他给我来电话说：我的关系在中组部，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办！

郭小川的关系虽然调到中组部，但他本人还是不能回北京。纪登奎就把郭小川安排到他原来任地委书记的林县（当时著名的人工引水浇灌工程红旗渠所在地，郭小川也曾在这里蹲点）“深入生活”。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大约在10月五六日的样子，郭小川听说“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心情非常激动。他的女儿去接他回北京，他们从林县来到安阳，住在县委招待所里。

万万想不到，第二天早晨，大家发现屋里都是烟，郭小川同志已经去世。后来的结论是：郭小川因为抽烟引起棉被燃烧，窒息而死……

一位有才华的、对党和人民做出重要贡献的好同志、好诗人就这样离开了人间。

听到郭小川这样去世的消息，我真的不敢相信。

后来，他的女儿郭梅梅告诉我，“四人帮”倒台前夕，曾经派两个人来找郭小川谈话，但谈话的内容却不得而知。郭小川的死和这次谈话是否有关？“四人帮”是否又一次对郭小川进行迫害？这在我脑子里一直是个谜。

在“文革”前，郭小川曾写过叙事长诗《一个和八个》。当时他的职务是中宣部文艺处的副处长。他写完这个稿子之后给了一位领导同志征求意见，后来几位领导传看，再后来稿子不知道被谁捅出去了。1962年，部领导某某某就宣布在内部批判《一个和八个》。郭小川曾经对我说过，这个稿子他在征求领导意见的同时，也寄给了上海的《收获》，当时的主编是巴金。为了稿子的事，巴金和靳以等四个人专门召开编委会。后来，靳以给郭小川写信，劝他不要发表……

“文革”结束后，听说第五代导演将这部长诗改编成电影，成了一部既有争议，但在新时期文艺创作中又有着重要意义的作品。

这事情想起来挺有意思，郭小川在中宣部电影处待了很长时间，在“文革”中又不甘寂寞地以一个普通编辑的身分为许多纪录片奔忙。他自己可能也想不到，在他去世后，他的作品却能够拍摄成他一生中惟一的故事影片，而且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
…………

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很快又转入了“批邓”，国务院文化组又把文化部文联各协会安置办公室给“收”了回去。我和王敏同志都离开了这个办公室，我到人民音乐出版社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周巍峙当组长。

这段时间一直延续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后，才恢复了文化部，黄镇同志当了文化部部长，又调周巍峙、贺敬之、林默涵当了副部长。

那时候，恢复文联和作协的工作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当时分管意识形态的乌兰夫同志给中央主席和副主席打了报告，要求恢复文联各协会，首先要恢复作协和《文艺报》。于是文化部的干部准备回文化部，各协会的人也准备回协会。

1978年，中央批示，正式恢复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以及《文艺报》，具体筹备行政方面的工作让我负责。我当时一个人也没有，而且我本人也已是音乐出版社的人。于是我从音乐出版社带了一个会计、一个司机和一个姓周的同志，又从北京图书馆把林绍刚同志要了回来。

我向黄镇同志从文化部借了三间房，又从红旗杂志社借了三间房，还从各单位抽调来十几个人，开始筹备恢复文联和作协的行政工作。

中国文联筹备组首先成立，组成人员是这样的：一共十三个人，组长林默涵，记得成员有冯牧、张光年、胡庆波、曾克、吴晓邦、吕骥、陶钝、袁文殊、华君武、赵寻和我等人。

随后中国作协也成立了筹备组，那时候，周扬还关在秦城监狱没有放出来，主要是由张光年、李季、冯牧和孔罗荪等人负责。

这时候，各个协会也都开始恢复，但只能因陋就简。比如把电影家协会先放到了新影厂里，摄影家协会放到了新华社里。在恢复各协会的同时，根据中央的指示，文联筹备组也开始筹备第四次文代会。后来，周扬同志被释放出来，安排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那时，吴泰昌、束沛德等同志已经被安排到河北省工作，我们就给河北省委写信，将他们要了回来。

此时，全国性的平反昭雪工作已开始。

谈到为错划右派平反的问题，胡耀邦同志讲：不论是申诉的还是没有申诉的，宜粗不宜细，只要是在你这里划的右派，都要平反。

按照他的指示，我们成立了复查办公室，有中国文联的复查办公室和中国作协的复查办公室，由我负责兼管。后来，文联的复查办公室由胡庆波来管，我只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复查办公室主任。我们找到当年被划成右派同志的名单，抄录下来开始工作。

1957年至1958年，由中国作协划为右派分子的共有三十人。他们是：

丁玲：专业作家
陈企霞：原《文艺报》副主编
罗烽：专业作家
白朗：专业作家
艾青：专业作家
李又然：专业作家
陈明：专业作家
张松如：原作协文学讲习所负责人
黎辛：原作协副秘书长
秦兆阳：原《文艺报》常务编委
戈扬：原《新观察》主编
唐因：原《文艺报》总编室主任
唐达成：原《文艺报》总编室副主任
侯敏泽：原《文艺报》总编室副主任
罗仙洲：原《文艺报》助理编辑
马敏行：原《文艺报》助理编辑
萧乾：原《文艺报》副主编
汤浩：原《文艺报》编辑
李清泉：原《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
杜黎均：原《人民文学》编辑
高光启：原《人民文学》编辑
唐祁：原《诗刊》编辑
张凤珠：原《新观察》编辑
黄沙：原《新观察》编辑
卢盛法：原《新观察》编辑
李兴华：原《文艺学习》评论组长
杨觉：原《文艺学习》文化生活组长
俞林：原《人民文学》编辑
杨犁：原作协创作委员会干部
何寿亭：原作协资料室干部

在中国作协的反右斗争中，除了被划成右派的同志之外，有些人虽然没有被划成右派，但却受到了批判和处分，他们是：

舒群：专业作家
徐刚：原作协文学讲习所主任
古立高：专业作家
韦君宜：原《文艺学习》主编
葛洛：原《人民文学》副主编
菡子：原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黄秋耘：原《文艺学习》编辑部主任
玛金：原作协文学讲习所
沙鸥：原作协文学讲习所
张白：原作协文学讲习所
王景山：原作协文学讲习所干部

以上两份名单，均按原文件抄录。

改正右派的工作，从8月份开始看档案，最后上报到中组部文教局，基本上都改正了。只有某某某由于有加入过三青团的历史问题，暂时没有改正。

经过十年“文革”，大家的认识都提高了，心态有了很大变化，因此，为这些被错划成右派同志的平反工作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当时只要本人提出回北京的，一律可回来。1979年这些同志回来以后，我们在虎坊桥的北纬路宾馆包了半个宾馆，还租了前门外打磨厂胡同里的旅馆……罗烽、白朗、舒群、艾青、严辰、陆菲等同志都住在北纬路宾馆。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虎坊桥那里盖楼房，准备分配给这些回来的人和家属居住。

丁玲是我们特意派人从山西接回来的。她回来以后不愿意住在北纬路宾馆，我们就给她在友谊宾馆专门租了一套房子，费用都由作家协会负担。丁玲恢复行政级别以后，才住到木樨地的22号楼。

那一段时间，我和丁玲同志交往比较多。为了落实改正错划右派政策，并落实关于她历史问题的结论，我和作协办公室主任项羊同志到丁玲同志住的友谊宾馆去了多次。

丁玲同志被错划成右派，遭受到非常不公正的待遇，受了那么多年的苦和罪。她的右派问题平反了，但在她历史问题的结论上却几经反复。许多人表示同情，我很理解。不论对错与否，我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将反复的过程简单叙述如下，以给后来人一个明晰的条理。

1940年，在陈云和李富春同志的主持下对丁玲做过一个历史结论。这个结论主要是根据丁玲的自述。这个结论中说：“丁玲在入狱后未给国民党任何文字。”

1943年，延安审干的时候，8月27日，丁玲在一份材料中却提到：“我相信了一个奸细的话——我听从了他，我写了一个条子——”由于丁玲提到了写纸条的事，因此在审干后期，丁玲成了问题暂时没有搞清楚的人。

1945年8月，中央党校对丁玲被捕的问题又做了一个初步结论。在这份名为《复查小组对丁玲历史问题初步结论》的文件里说：“（丁玲）所写字条的内容，不是明确地以共产党人的面目写的反共自首书。我们认为丁玲写给国民党的‘纸条’，其实质是悔过书。”

因为这个结论是初步的，又是中央党校做的。丁玲仍被认为是“属于有问题但暂时没有搞清楚的人”。

1955年，在中国作协的肃反运动中，丁玲和陈企霞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于是丁玲被捕的事情又提了出来。在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中提到：“丁玲同志所犯的反党的错误和她在历史上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历史经过是有一定联系的。但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没有检查她这一段历史，我们有意识地把她的思想问题和历史问题有联系而又分别地来处理。仅在周扬、林默涵、刘白羽、阮章竞四同志在帮助她准备发言稿时，作为研究她思想错误的历史根源，由她谈了在南京的一段历史，她承认了自首的事实。在会上的发言中，她笼统地说了在南京一段是犯有错误的。会后拟对丁玲的这一段历史重新加以审查，并做出结论。”

由于几乎所有的当事人（包括丁玲同志本人），都没有认为1940年的结论是有效的（因为那是在没有提到纸条情况下做出的）。丁玲同志也希望能对自己有一个结论。

1956年春末，中宣部成立了审查丁玲历史问题的专门小组。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同志为组长，周扬和李之琏同志为小组成员。在1956年10月24日形成了《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的文件。文件结论中提到：“丁玲同志曾经在敌人面前屈服，向敌人写了申明书。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变节性行为”，“1940年由于有些同志怀疑她这段历史，中央组织部曾为此做过专门的调查，但因为丁玲同志把自己的错误继续隐瞒起来，因此，当时的审查仍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她的错误性质是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

这个结论作出后，与丁玲本人见了面。丁玲同志也写了给中宣部的意见，表示基本同意，同时还写了三点解释。中宣部连同“结论”和丁玲的意见一起报给了中组部。但中组部还没有批下来，反右斗争就开始了。

1975年5月19日，“四人帮”指挥的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又给丁玲同志做了《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

1979年，我在复查办公室着手处理丁玲同志冤案的时候发现，当时为丁玲同志平反和落实政策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右派问题，另一个是有关历史问题。

本着先易后难的想法，1979年2月到6月，我们几易其稿，写出了《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丁玲同志当时背着的主要是历史问题、右派问题和“丁陈反党集团”问题。

4月4日的结论中写到：“关于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历史问题——这个问题不应该作为划定右派的依据。

“一、撤消1958年5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丁玲的政治结论’；

“二、撤消1958年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总支‘关于开除右派分子丁玲党籍的决议’，恢复丁玲同志的党籍；

“三、恢复丁玲同志的原工资组别（行政7级），建议适当安排工作；

“四、对丁玲同志的亲属、子女档案中涉及这一问题的材料，应予销毁。”

在有关领导审阅后，5月3日我们又拿出一稿。在这一稿上着重加上了关于丁玲历史问题的段落：

“经复查，丁玲同志1933年被捕问题，中央宣传部曾在1956年做过审查结论，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1975年5月19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又重新做了新的结论，定为叛徒。但这个结论所依据的事实未超过1956年做结论时的根据。因此，应维持1956年的结论，撤消1976年的结论。”

经有关领导审阅之后，我带着这个报告来到丁玲在友谊宾馆的住处，把报告给她看。

1979年6月8日，丁玲表示：除了对历史部分外，都同意，并希望在恢复党籍后面加上恢复其政治名誉。丁玲对历史问题的结论提出：不同意中央宣传部1956年10月24日《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

6月9日，我将作协审查办公室《关于丁玲1933年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交给她。

丁玲表示不能同意。我说，你可以把你的意见写出来。我们把你的信和报告一起送上去。

7月9日，丁玲写了申诉信。

我将丁玲的信交了上去。当时，争论的焦点就是，是维持1940年的结论，还是维持1956年的结论。

这时，恰逢第四次文代会即将召开，丁玲要参加大会是肯定的。但她不签字便恢复不了党籍，不恢复党籍就不能参加文代会的党员会议。她感到为难，我们也感到很为难。丁玲希望明确政治身份。

丁玲向中组部申诉，并给中央领导人写信。1979年大约10月份，中组部宣教干部管理局的郝逸民副局长，在一次会上谈到丁玲是否能先参加文代会的党员会。以我们1979年的思想水平和组织原则，对一个没有恢复党籍的同志，在没有任何书面指示的情况下便让其参加党的会议，这事让我们同意去办，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这样的勇气。所以我尽管同情丁玲同志，但我需要一个书面的依据。我说，丁玲的右派问题还没有从组织上改正，还没有恢复党籍，这样做很为难。周扬同志也说：如果中组部有这样的意思，请给我们一个书面意见。

没过几天，中组部宣教局送来一份公函，同意丁玲参加文代会的党员会议。

1980年年初，丁玲在作协复查办的复查报告上签了字。至此，丁玲恢复了原来的待遇，只是在历史问题上还保留着“政治上犯有错误”的结论。

后来，丁玲同志又多次给作协党组、中宣部党组、中组部党组写信申诉。直到1984年3月，由中组部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对丁玲同志申诉的复议报告》以及《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个报告曾经拿到中宣部部务会议上讨论过，会上仍有不同意见。

1984年8月1日，这个报告作为正式文件发出。文件中对丁玲的历史问题维持了1940年的结论。

我们无条件拥护党中央的决定。

在1979年到1980年我和丁玲同志接触比较多，有时是谈公事，有时是闲聊。有一次，丁玲对我说，她的儿子、女儿和她都住在一起（木樨地），有些矛盾。丁玲说：“能不能把我后海的房子（指其原有私房，系七间半平房，五十年代用两千元购买）给作家协会，你给他（指其子）五间新的楼房和一万元钱。”

我们按照丁玲的要求做了。丁玲同志原来的房子，作家协会后来翻盖成二层小楼，就是现在民族文学杂志社办公的地方。

丁玲同志不止一次找我谈，她要办《中国》杂志，而经费很成问题，当时没有钱。我问需要多少钱，她说需要五万元。于是我们就给了丁玲同志五万元办《中国》杂志。那个时候，只要是丁玲同志提出来的工作和生活上的要求，我们都尽量满足她。

除此之外，我们还十分认真地给有关平反同志一一做了政治结论。所有结论都是经过多次修改的，先由作协复查办公室写出结论，交给本人审阅，然后按照本人意见在上面修改；修改之后再上报，给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等同志审看。

我们当时紧紧抓住了胡耀邦同志为右派平反的指示，把这个指示当成尚方宝剑。也正是由于有了胡耀邦同志的这个重要指示，这项工作才进行得比较顺利。

解决赵树理同志冤案的问题不是在这个时期。那是我在安置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四人帮”还没有倒台，一家外国出版社要出版赵树理的小说，外文局就很为难，让我到山西去和山西省委打招呼。几经周折，赵树理的小说才得以出版。

张僖，《二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