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右派”帽子三次都摘不下来卡在哪儿？

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8）


八、两上北大荒

丁玲和陈明去北大荒的时候，我代表中国作协到北京火车站去送他们。丁玲的女儿蒋祖慧，从苏联学习芭蕾舞回来，也到车站送母亲。

转眼到了1959年的8月初，周扬同志在北戴河开中央全会。那时候，周扬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有一天，刘白羽同志找到我，他说他刚从北戴河回来。他可能是在北戴河休假。

刘白羽告诉我，他在北戴河听周扬同志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国作协应派人到北大荒、白各庄去看看丁玲、艾青、陈企霞等右派改造的情况，看能不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他说这是中央统战部的统一布置，准备在国庆十周年前夕给一批改造比较好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

刘白羽希望我能够去一趟北大荒。我表示同意。

临行前，我问刘白羽同志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事情。他只是简单地说了句：“实事求是。”

我和秘书长郭小川商量去北大荒的事情。因为丁玲等在北大荒劳动的同志从人事关系上来说已属于农垦部下属农场，我们直接到农场去是不符合组织和人事手续的，会有许多不便。

在我临走的前一天下午，郭小川打通王震同志家电话，是王震的夫人王洁清同志接的。她说王震到张宗汉那里去了，现在在北京饭店。张宗汉那时是农垦部副部长。

经郭小川再次联系，与王震同志通上了电话。王震同志听说我要去北大荒，要我马上到北京饭店张宗汉的房间去见他。

我和郭小川一起来到北京饭店，见到了王震同志。当时张宗汉同志也在房间里。

王震同志说：你明天就去北大荒……艾青在那里表现还可以……你去了解一下也好。

张宗汉同志说：“王部长，你得给他个令箭啊，你给张僖同志写个条子带去方便一些。

王震同志点点头，顺手从桌上的台历上面撕下一张，在背面的空白处写上——

王景坤同志：

兹介绍文抗的副秘书长张僖同志到北大荒去看望艾青、丁玲等人，请予协助。

王震

王震同志不知道当时“文抗”早已改叫文联和作协，他还沿用延安时的称呼。

这张条子是写给密山农垦局局长王景坤同志的，他曾经是359旅的一个团长。

我们告辞的时候，王震又嘱咐我说：你还要代表我去看看总政文工团被划成右派被编在密山农垦局文工团的同志们……我还兼着副总参谋长呢！你一定要抽出时间去看看他们……

张宗汉对我说：既然有王胡子的信，有这支令箭，你到哪儿，他们都不会阻拦你！

我拿着王震同志的“令箭”来到佳木斯，找到密山农垦局的王景坤局长。他只有一只胳膊，听说另一只胳膊是在抗日战争中负伤被锯掉的。

看了王震的便条，他很爽快地说：“让我们农垦局政治部的宣传部长陪你去看看。”

农场为我们配了一辆吉普车，宣传部长陪着我，驱车到密山农垦局所属852林场的分场。

艾青同志和他的夫人高瑛，就被下放在那里劳动。

那是一座“干打垒”的围墙围起的小院，院里是十几间“干打垒”的土坯房。这里就是852林场分场的场部所在地，艾青和高瑛就住在场部的两间土坯房里，几位场领导也同住在这个场部小院里。

这个林场的职工绝大部分是铁道兵参加抗美援朝之后转业到林场的复员军人。林场的党委成员更是一些资格很老的老革命。

林场的场长、党委书记、副场长，是几位来自江西的老同志。我向他们说了此行的意图和王震同志的意思，也重点谈了能不能给艾青摘帽子的问题。

没有想到，话刚刚说完，他们就说：“艾青这个人嘴太损、太刻薄，群众关系也不好，摘帽子怕是不成……”

我意识到，艾青和他们的关系可能很紧张，于是调转话题，问问艾青的夫人高瑛怎么样。

说到高瑛，几位同志的态度和缓了许多。他们一致认为高瑛表现还不错，劳动态度好，能干，为人也不错……

看来事情还无法有什么结论。我当天就去了艾青家里看望他们。

说起林场的几位领导，艾青对他们的意见比他们对艾青的意见更大。他说：“这些人总爱和高瑛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他们其实是想勾搭高瑛。二百多斤的大木头，我怎么扛得动哇！高瑛一天能扛四五十根……所以大家说她劳动态度好……在这里，人家把我们当奴隶啊！”

我知道，艾青这个人性格很直，对许多事情看不惯，看不惯就想说，说话还总是要冷嘲热讽，言来语去，话里总带着“倒刺”，有的人说他的嘴“太刻薄”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听这里的领导说，有时候，他们到艾青家里好意看望他，他也会不咸不淡地敲打上几句。久而久之，矛盾越来越大，关系搞得很僵。

我向林场领导再一次强调说：“我临来之前，王震同志特意嘱咐我看看艾青在这里待不待得下去，右派帽子能不能摘？”

林场领导认为：“艾青这个人不行！我们并不指望他干多少活儿，关键是他改造的态度不好！”

看来，艾青的右派帽子是摘不了了。我临走的时候对艾青说：“这样吧，我回去之后向王震同志汇报一下，看能不能换个地方。”

离开852林场，我又到853农场，看望了其他一些同志，然后回到密山农垦局文工团，看望了王震同志嘱咐的一定要看望的总政文工团被划成右派的同志。

离开密山农垦局，我来到佳木斯农垦局，这个农垦局属于地方。见到农垦局的李局长，我向他说明情况。李局长说他刚从友谊农场调来，对丁玲的情况不了解。

第二天一早，农垦局派车把我送到属于佳木斯农垦局管辖的汤原农场。汤原农场离佳木斯比较近，只有十五公里。这次陪我去的是黑龙江省文联主席张克同志。当晚我们住在农场招待所，见到了汤原农场的程书记。

程书记向我们介绍说，汤原农场不大，大约有两千多人，丁玲同志就在农场的养鸡场劳动。

当天晚上，我向程书记说明了此行的意图——看看丁玲和陈明生活得怎么样，能不能摘掉右派的帽子。

程书记说，这件事情他们要召开场党委会研究。

还没等我去看望丁玲，她已经知道了北京来人的消息，第二天上午她就和陈明一起来招待所看我。

我说：“丁玲同志，王震同志和周扬同志让我来看看你们……”

丁玲说：“谢谢你来看我，我和陈明心里很明白是怎么回事。”

听她说话的口气，好像已经猜出了我这次来的意图。我说：“王震和周扬同志对你还是挺关心的。”

丁玲苦笑一下：“王震关心我还有一说，周扬不见得是关心吧！”

我说：“你在这里怎么样？”

我刚一说完，丁玲就把裤角挽了起来。我看见她的小腿肿得很厉害。

丁玲告诉我，她每天八个小时，就是站在那里剁菜，准备鸡饲料，不但腿肿了，手也抬不起来了。

丁玲当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心里很不好受。我心里想，农场党委讨论丁玲摘帽的问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论……

我又问陈明干什么活儿。

陈明说：“我的工作就是整天用镐和铁锨刨地，我就是整天修理地球呗！……”

按照当时中央关于给右派摘帽子的规定，必须要看当地党委的意见，看他们在当地的表现，然后才能做出决定。因此，为了丁玲和陈明能否摘去右派帽子的事情，农场党委专门召开了会议。我不是人家党委的成员，不能参加会议。

党委会开完之后，程书记告诉我，给丁玲摘帽子有一定难度。他说他倒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但丁玲所在畜牧场的支部书记认为她表现不好。比如丁玲原来犯的就是“反党小集团”的错误，可现在她还在小恩小惠地拉拢年轻人，她身边总有一帮人围着她转，她又在“腐蚀”我们的年轻人。

最后，程书记告诉我，党委会最后决定，还是不能摘掉丁玲右派分子的帽子。

我说：“既然不能摘帽子，那能不能改变一下她和陈明的工作？她年龄那么大，身体又不好，能不能安排她搞点儿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

程书记说可以考虑。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农场的养鸡场看丁玲。一进养鸡场就看见丁玲同志穿着一件短袖白衬衫，腰里系着一个蓝布围裙，正在那里剁菜。此情此景，与丁玲前一天和我讲的一模一样。

我告诉丁玲：“关于摘帽子的问题，场方领导的意见还不一致，目前摘帽子的事情还有难度。但他们同意改变你们的工作。”

丁玲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说：“我还是很感谢你来看我们……”

我离开汤原农场以后，农场安排丁玲到夜校当了教员，安排陈明到生产队当了会计。

回北京的第二天，我约上郭小川同志一同到王震同志家里，向他汇报了这次去北大荒的情况。

说到丁玲，王震说：“丁玲应该当文化教员……”

我又说到艾青的情况，王震说：“艾青我当然了解啦，他就是嘴不饶人！”

我说：“那怎么办呢？”

王震想了一下，说：“这样吧！你马上去北京饭店二楼。张宗汉现在在那儿，你去找他！”

张宗汉当时不但是农垦部副部长，还兼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司令员。按照王震同志的指示，我找到了他。

他说：“胡子（指王震同志）怎么讲吧？”

我说：“王震同志让你把他调过去，照顾他一下！”

张宗汉说：“行！让他到农8师去！到石河子去！”

没过多久，根据农垦部的命令，艾青与高瑛一同被调到了石河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8师。从那以后，没有再让他们参加体力劳动，人也一直住在农8师的师部招待所里。

回到作协后，我将去北大荒的情况又向刘白羽作了汇报。

我第二次去北大荒看丁玲，大约是1960年6月。那是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第三次文艺界代表大会的前夕。

文代会由周扬同志总负责，阳翰笙是大会筹备处的秘书长，我（作协副秘书长）、华君武（美协党组书记）、孙福田（剧协党组书记）三个人，任筹备处的副秘书长。因为我分管大会秘书处，具体工作多一些，比如大会会务的筹备、报告的准备，都要负责，所以阳翰笙的主要工作都抓我来做。

有一天，周扬同志从北戴河给他的秘书陆菲打来电话，让她转告我去他家里接电话（他家里有专线保密电话，就是大家平时说的“红机子”）。

周扬同志在电话里告诉我，并让我转告阳翰笙同志说：“这次大会（三次文代会）党中央非常重视。小平同志讲了，我们大家都出席！政治局所有同志都出席！全体都出席！”

到了筹备处，我将周扬的话告诉了阳翰笙同志，他也非常高兴。

周扬同志刚一回到北京就给我们布置任务，说：“毛主席有个意见，这次开文代会有些右派代表人物也要参加。毛主席说：‘右派还要请他们回来参加，请几个代表人物……’”

周扬同志接着说：“你们列一个参加会议代表的名单，名单要放宽，各方面的人都要有，要广泛团结，左中右的人都要有……”

在这次布置任务的会议上，周扬讲到毛主席点到了要有丁玲等一些人参加的指示。因此，参加会议代表的名单上当然就有了丁玲等同志。

名单报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看了名单说：“花鸟鱼虫也要加上去啊！”说着，他就点名加上了南京的一位著名花鸟画家的名家。记得被加上名字的还有黄药眠、吴作人、钟敬文等，大约添了有十几个人。

说到花鸟鱼虫，我们知道，以前毛主席曾经说过，养花鸟鱼虫要玩物丧志的。因此周总理现在突然这样说，让人感到这次会议真是广泛团结，有一种很宽松的形势。

有一天，周扬同志对我说：“你去北大荒看看丁玲，通知她参加会议，让她做好准备。不用说是毛主席点的名，就说是中央决定。”

我再次来到北大荒。这次没有去农垦局，而是直接去了汤原农场。农场党委的程书记到车站来接我。我向他说明来意，告诉他：“今年七八月份要召开第三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要丁玲同志参加，这是中央的意见。现在和农场党委预先打个招呼，将来会发正式的会议通知，由农垦部转到你们这里。”

我这次见到丁玲同志时，她对此事还一点消息也没有得到。我告诉她：“周扬同志让我来通知你一声，今年七八月要召开第三次文代会，请你参加。你要做些准备，你在会上有个发言。另外，你在这里的工作要安排一下，这件事我已经和程书记讲了……”

丁玲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我说：“这也不光是周扬个人的意见，是党中央的意见！”

丁玲显得很激动，她说：“党还没有忘掉我！”

1960年7月22日，第三次文代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开幕式那天，正如邓小平同志讲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全部参加了。毛主席在大会期间还接见了与会代表。

会上，周总理作了报告，陈毅和李富春同志也作了国内外形势和有关文学艺术工作的报告。郭沫若致开幕词，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祝祠，周扬等文化界的领导同志也作了报告。当时报告的内容突出而鲜明——一致反对修正主义。

丁玲同志是以黑龙江省代表的名义参加的第三次文代会。

在第三次文代会实到代表统计表上，在专项统计栏目里，除了男、女、党员、团员、少数民族、民主党派之外，还有一栏是参加大会右派的人数，在后面的备注里，还要标明这些人到会没到。

现把我手头保留的这张表格上有关右派的部分抄录如下：

广东省（应到）右派3人。上海右派1人，未出席。辽宁省右派1人。北京右派4人。宁夏右派1人，未出席。吉林省右派1人。河北省右派1人，未出席。陕西省右派1人。浙江省右派5人，2人未出席。黑龙江省右派4人，3人未出席。新疆右派1人，未出席。中直代表团（作协）1名右派。中直代表团（美术）1名右派。

出席第三次文代会的实到右派代表一共有16个人。

没有提到的省份，是这些省没有右派参加这次文代会的名额。

第三次文代会应到代表2442人，实到代表2234人。其中右派代表16人。

大会上发言的人很多，有些是口头的，有些是书面的，秘书处将这些发言全部打印出来，发给与会代表。

丁玲同志作的就是书面发言。她的发言除了对形势的认识、个人的体会之外，还做了一些自我批评。我记得当时上上下下对她的发言反映都不错。

会议开了整整一个月，大会套小会，还有各协会的代表大会。文代会开完以后，紧接着是召开第三届全委会，接下来是选举副主席的会，再接下来又开副主席的会，最后是召开联欢大会。

这次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除了会议时间长，参加会议的人数也很多，一共有五千多人。我记得闭幕式前夕，我忙得三天三夜都没有睡觉。

值得一说的还有在人大会堂举行的宴会。政治局委员们除了毛主席之外，都参加了闭幕式和宴会。当时，前二十桌来宾的名单都要由周总理亲自过目，丁玲也在其中。

文代会开完以后，周扬同志找到我说：“丁玲回来了，我得见她一面，谈一谈，希望你安排一下。”

我说：“那好啊！在哪儿谈？到你家？”

周扬摇摇头。

我说：“去中宣部你的办公室？”

周扬说：“太严肃了！有点公事公办的样子！”

我当时想，如果让周扬去丁玲住的宾馆，是不是也不合适？于是我说：“要不要到我的办公室来谈？”

周扬说：“好！就到你的办公室谈。”

于是，我约好丁玲同志在当时的文联大楼（王府井大街56号，现为商务印务馆）与周扬同志见面。

那一天，我派车将丁玲从宾馆接到文联大楼418房间，我的办公室。

我把他们二人安排坐下以后就出来了。

周扬和丁玲同志在那里单独谈了两个多小时。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的表情都比较愉快。

丁玲同志走了之后，周扬对我说：“我们二人谈得还可以……”他没有提到具体的谈话内容，我也不便多问。

1961年，国内政治形势相对宽松了一些，各行各业都有一批右派被摘掉帽子。

大约是这年9月，中宣部召开部务会议，由张子意同志主持。作家协会派严文井同志参加了这个会（那天，刘白羽、周扬和林默涵到颐和园去参加齐燕铭夫妇举行的一个宴会）。这次部务会议讨论了给丁玲摘帽子的问题。严文井回来后向我转达了会议情况。

会上，许立群、王宗一、赵进等同志一致提出，要将丁玲的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决定让作协将原来的“不能摘掉帽子的报告”改成“摘帽子的报告”。张子意希望严文井表示态度。严文井没有明确地表示态度，说他回去后要和刘白羽同志商量，然后才能确定，因为当时在北京的作协党组成员只有他们两个。

当天晚上，严文井告诉了刘白羽会上的情况。刘白羽说：“如果你当时同意，就签字好了，何必再等回来商量！”

记得是9月21日，周扬、林默涵、刘白羽等同志又参加了一个会议，说已经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开会回来以后，严文井来找我，说要一起修改那个不能给丁玲摘帽子的报告，要加上“丁玲基本上是拥护三面红旗的”和“丁玲在60年第三次文代会的书面发言是有悔改表现的，表示她已经伏罪……”

我们抓紧时间，9月28日修改完报告，然后赶紧报送中央。可是后来这个报告没有被中央批准，据说是有位领导同志不同意，至于是哪位同志，我们也不得而知。这次，丁玲的右派帽子还是没有摘成。

1961年11月底，郭小川被调到人民日报社，我被任命为作协秘书长。那个时候，刘白羽去养病。

有一天，邵荃麟找我，希望我再去一次北大荒。

我说：我去干什么呢？帽子也不能给丁玲摘。

后来，严文井布置王翔云和高铮两个同志去了。严文井对他们说：你们去看看就可以了，就不要提摘帽子的事情了。

高铮的哥哥是农垦部的副部长，兼黑龙江省农垦局的局长，他去有一定的方便。我只是临行前向他们介绍了一下前两次去的情况。

1962年2月，严文井对我说，周扬要中国作协党组在北京郊区给丁龄找个地方，将丁玲安排在北京郊区。严文井说，周扬还对夏衍同志提出，要夏衍解决陈明的工作问题。我后来给夏衍的秘书打电话，夏衍的秘书说，夏衍还没有与北影谈陈明的工作安排问题。

我和北京市委联系安排丁玲到北京郊区的事情，但他们都不肯接收。事情一直拖到6月，北戴河会议召开了。毛主席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于是没有人再敢提安排丁玲工作的问题。

谈起丁玲，有一件事情我必须提起。丁玲这个人对金钱看得很轻。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奖金之后，她把奖金全部捐给了中国作协。作协就把她的钱和周立波捐献的一部分奖金合在一起，盖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幼儿园，所有基本建设费用都是这些钱。除了盖房子，还买了设备（桌、椅、板凳、床，包括院子里的滑梯等大小玩具），只有日常费用从作协经费里面出。

那时候，作协的人很多，需要进幼儿园的孩子也特别多，除了讲习所的孩子之外，还有《人民文学》《诗刊》《新观察》《文艺报》《世界文学》《民族文学》《收获》等七家刊物工作人员的孩子。

那会儿的文学讲习所每期学员至少都有七八十人。他们都带着户口、粮油以及工资关系来到北京，工资都由作家协会发放。有的人不但自己来，还带着家属和孩子。

那时候，中国作协下属单位共有六七百号人。许多人家里都有上幼儿园的孩子。

丁玲和周立波捐献奖金办的幼儿园，给作协做了很大的贡献。

就是这个幼儿园，最多的时候，要收一百多个孩子。

张僖，《二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