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在最不利条件下仍能平稳离任近乎奇迹

告别叶利钦时代——俄罗斯转轨进程回顾（下）


　　五、“两宫”对峙时期：叶利钦时代第二阶段

　　从1992年年中议会迫使政府修改预算，基本放弃财政货币双紧缩的“休克”政策，直到1993年10月炮打白宫，是叶利钦时代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议会在逼退盖达尔、刹住“休克”风之后势头大增，与叶利钦从交恶到全面对抗。“执行权力系统”则发生分化，副总统鲁茨科伊倒向议会，而原由“中派”提名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却在几经摇摆后选择了追随叶利钦。于是“两宫”(克里姆林宫和当时议会所在地白宫)之战愈演愈烈，经过全民公决，宪法法院参预，政治斗争成为俄罗斯社会生活的重心，而经济转轨处于停滞状态，致使经济局势不断恶化。最终以叶利钦炮打白宫，驱散议会，通过新宪法实行总统集权而告终。

　　炮打白宫当然是民主政治下的越轨行为。但由于当时“两个政权并立”的僵局已造成了混乱，此前的全民公决支持了叶利钦，加上事变时又是议会方面首先动武占领市府并进攻电视台造成流血，因此人们对民主俄罗斯发生如此悲剧虽然伤感，但对叶利钦的批评还是有限的。更多的非议是在经济方面。

　　至今谈到这段历史，俄国内外都有强大的舆论把“休克疗法”列为第一大误。的确，以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开始的俄国经济转轨应当说搞得很糟糕，但别的办法是否会好一些则是很难证明的。毕竟，进行了激进改革的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与前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经济转轨都比俄罗斯成功得多，而没搞休克疗法的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如今的经济状况决不比俄罗斯好。诚如王金存等学者所指出的：就前苏东地区各国的比较而言，激进改革的国家在中长时段上付出的总代价一般要小于“渐进”的国家，而不管激进还是渐进，转轨初期的经济滑坡则是各国无一例外的现象。中国的情形与东欧有很大不同，是不好简单类比的。进而言之，究竟什么叫“休克疗法”，从而哪些国家在什么时段上搞了这种疗法也是个争议极大的问题。许多德国学者把休克疗法理解为财政、货币双紧缩，从而认为前东德是唯一避免了“休克”的地方。但波兰学者科沃德科，却从私有化的角度认为只有前东德搞的才算“休克疗法”，其他苏东国家包括波兰，实际上都没有出现这种实践。而笔者认为狭义的“休克疗法”本是指以财政货币双紧缩来治理通货膨胀，(这个术语在拉美经济实践中出现时就是此意)，其下药虽猛，但只是一种技术手段而与“主义”无关，其目的在于纠正经济失衡而非改变经济体制，是一种稳定经济而非改造经济的药方。但在东欧，这个术语有时被泛化为指称变革经济体制的一切激进做法，包括放开价格、大规模私有化、对外开放等等。


　　在1992年初的俄国，这两种意义上的休克疗法实际上都很少回旋余地。当时俄国已经连续两年经济滑坡，又突然面临经互会“大家庭”经济空间与苏联统一经济空间双重解体的冲击，经济失衡已到了无论什么“主义”者都无法容忍的地步，以紧缩制通胀的“休克”大概是谁在台上都难免要搞的。而私有化在那时几乎是众望所归，就是俄共也表示如果私有化不可避免，那就只有平均分配，而不能让国有财产落到少数人手里。因此那时出现的“证券分配”法恐怕也难有替代的选择。同时在明知“阵痛”与风险难免的情况下，趁“8月胜利”后“民主大潮”中民心可用而发动“闯关”，也比人民热情过去后经济状况更糟时再在埋怨声中让他们“休克”风险要小些。可见当时那种转轨决策，也的确是大势所趋。

　　在此之前，苏俄已经出台了沙塔林计划、亚夫林斯基计划、雷日科夫计划、雷日科夫-沙塔林折衷方案、帕夫洛夫“反危机计划”等。这些计划与盖达尔的方案哪一个更好，也许并不值得讨论，而它们都没能扭转经济局势。事实上，无论激进还是渐进的方案都不是万应灵药，但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关键在于任何方案都有其行为逻辑，其有效性取决于这种逻辑能否贯彻到底。无论激进还是渐进，都比一忽儿激进，一忽儿保守、朝令夕改、没有章法要好。而在叶利钦与议会的拉锯战中，任何疗法都不能贯彻到底，其疗效不佳也就不奇怪了。

　　1992年7月，俄议会推翻了政府的紧缩预算，大幅放松银根。这时休克疗法仅持续半年，议会的行为给人的感觉是：俄罗斯人民已经承受不了了。然而那时“承受”的东西（无论是较抽象的经济指标下降，还是人们确实感受到的拖欠工资之类）在数年以后（例如在1993年10月白宫事件时）实际上是更沉重了。如果说1992年7月按议会的说法不放松紧缩就会发生社会爆炸，那么1993年10月事变中人民没有起来支持议会就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事实上，1992-1993年、特别是“两宫之战”期间不同方面的民意测验表明，这个时期叶利钦的声望固然大大下降，但反叶的议会方面的民意基础更差。就整体而言，这个时期俄国人并没有失去对“激进改革”的期望。而实际上，在议会的压力下放弃财政货币紧缩的结果是靠大印钞票来弥补赤字、增加国企补贴，饮鸩止渴而使经济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务实的切尔诺梅尔金，只能倾向于再紧缩，这就是这位“中派”提名的总理何以在一度犹豫后又成为“没有盖达尔的盖达尔路线”代表者的原因。其实这种现象在东欧也不乏其例，许多靠反对“休克疗法”起家的在野党，包括左派（如匈牙利社会党、保加利亚社会党），一上台也不得不搞“休克补课”，只不过是在更困难的情况下搞罢了。

　　由于政策摇摆不定，经济与货币无法稳定，“私有化”也搞得很糟糕。本来，“证券私有化”作为在国有资本基数大、无买主而且公众又有起点平等愿望条件下的一种私有化起动方式，虽有其缺点(股权过于分散，形不成资产责任)，但在许多东欧国家(如捷克)还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在俄国由于货币急剧贬值，资产估价严重失准，而且在政局多变的情况下企业折股工作极为迟缓，致使私有化证券长期有价无市，在不稳定气氛下人们也没有持券信心，因此尽管俄政府一再号召公众慎用证券，许多人还是为一瓶酒之类的代价便出让了自己的一份，导致严重的入市前投机。加之俄国证券私有化方案设计得也不如捷克周详(如直接用卢布，而不是像捷克那样以“投资点”计价，也没有象捷克那样建立记名帐户以控制入市前投机)，这一切使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阶段存在着严重弊病。虽然叶利钦政权在1993年4月全民公决后曾采取措施加快企业折股、规范证券市场，但不久再度激化的两宫之战及“炮打白宫”后立即展开的杜马大选又把这一切打乱了。

　　这样俄国便度过了混乱的一年，政争激烈、改革出现混乱与停滞、经济大滑坡，成为这个阶段的特点。


　　六、寡头化时期：叶利钦时代第三阶段

　　1993年10月白宫事件到1998年3月切尔诺梅尔金下台为“叶利钦时代”的第三阶段。白宫事件后，叶利钦消除了”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通过总统集权的新宪法，使他成了“民选沙皇”，俄罗斯政局出现了叶利钦时代最稳定的局面。叶利钦大权独揽，但并未缩小政治自由。以俄共与日里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反对派在白宫事件后仅两个月便在第一届杜马选举中大显身手，使新杜马的成员中叶的反对派比重甚至高于旧议会。然而政治游戏规则已经改变：杜马权力大为缩小，而反对派则从热衷于政治斗争转化为主要从事议会斗争。这两点使这一阶段的政争相对温和而有序，左派起家的议长雷布金与谢列兹尼奥夫反而比过去的“民主派”起家的哈斯布拉托夫更能与叶利钦和平相处。俄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无民主而有自由”或民主少而自由多的“新权威主义”格局。加上经过10月事件考验后切尔诺梅尔金彻底倒向了叶利钦，受叶任用为总理达5年多，政府的相对稳定使其得以实行一贯的转轨战略。经过四年多的调整，俄国逐渐实现了从稳定财政货币到稳定生产、从证券私有化到货币私有化、个案私有化的转变。经济在1995年趋于稳定，虽因1995-1996年间的”选举战”和车臣事件影响又有反复，但到1997年上半年，已首次出现了回升的苗头。

　　然而，这个时期也是叶利钦锐气失而暮气升的时期。经过前两个阶段的挫折、动荡与决斗，叶利钦在实现“新权威”式相对稳定的统治的同时也从一个“闯将”逐渐变成了守成的政客。其政策与行事的价值取向逐渐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各派别也由思想观念的分野变为利益集团的分野。在这一过程中，“新权威主义”下的转型经济为权力资本的兴起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所谓金融工业寡头的垄断势力正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如今，抨击“寡头”在俄国国内外、包括在中国知识界都已成为潮流，但其中充满许多似是而非之论。其中最流行的说法便是认为俄罗斯的金融-工业寡头是民主化、市场化的“激进改革”造成的，是全民分配国有资产的“证券私有化”造成的，是西方势力推动的。

　　这些说法值得怀疑。东欧各国都发生了民主化、市场化与“激进改革”，可是寡头垄断为什么只出现在俄罗斯，这一事实本身就使民主化市场化导致寡头制的逻辑无法成立。其实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当代俄罗斯寡头是由苏联时期的权贵阶层或官僚阶层演变而来的[1]，现在的寡头垄断脱胎于过去的国家垄断，寡头制源于过去的集权制。[2]正如世界银行驻莫斯科代表处专家N·斯塔杜波罗夫斯卡娅所说：金融工业集团“通常都被理解为是在国家庇护下建立起来的一种组织”。[3]寡头资本与其说是被不公平地私有化了的原国有资本，不如说是在市场条件下经营的国家资本，这些资本由于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够而被官僚控制并用以谋私。形成寡头的必要条件并非私有化过分，而是民主不足。

　　笔者曾指出[4]：如今被称为寡头的“金融工业集团”正是在“激进改革派”“闯关”失败、“证券私有化”已经流产、俄罗斯决策层改行“稳健”政策之后的那个时期，即1994年开始的“货币私有化”阶段中形成的。把寡头的崛起说成是“浪漫改革”、尤其是集中体现了“浪漫改革”的平民主义色彩的“民主私有化”的产物，是一种谬误。以人人有份的证券分配方式进行的“民主私有化”的确有许多缺陷，但要说它有利于形成寡头，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俄国的证券私有化搞得远不如捷克成功，因此造成了许多问题。据有关资料，在证券私有化结束时，全俄工业企业50％的股票由职工掌握，企业领导人则只有5％，后来股权出现集中趋势，到1997年工人与企业领导持股之比已分别为20％和18％。[5]然而对于常受到“股权分散不利于改善经营”之批评的证券私有化来说，这样的集中未必是负面的。重要的是：这种集中与所谓的“寡头化”完全是两回事。以往不少论者强调私有化证券集中到少数人手里，或者说作为中介投资者的基金会（投资公司）控制了大量的证券，似乎“寡头”的形成就是这种过程的结果。还有人以此证明“分”不如“卖”，似乎“民主派”先把国有资产“分”给了老百姓然后又用骗术把这些资产集中到了寡头手里。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如果说证券私有化最后成了个“骗局”，那不是说“分”下去的资产落到了少数人手里，而是国家根本没把资产按原先允诺的“分”下去。实际上，俄罗斯私有化的基本做法根本不是什么证券私有化，而是“自己人购买”。[6]

　　事实上，没有一个金融工业集团（更不用说其中的“寡头”）是通过集中了私有化证券用以购并企业的方式形成的，甚至不是以这样的方式起步的。与证券私有化相联系的投资基金虽然弊病很多，但全俄600多家投资基金没有一家发展成了寡头。俄罗斯的金融工业寡头全都是在私有化方式由“全民均分”转向“双方交易”、亦即由证券私有化转为“货币私有化”之后形成的。形成的途径并不是什么私有化证券的买卖与集中，而是在民主政治转为“新权威主义”的背景下，有人利用国家权力把那些当局不愿“分”给老百姓的资产通过权钱交易直接转入权贵手中的。其具体形式有：全权委托银行制，抵押拍卖，国有股份委托经营制等等。这几种途径都与“证券私有化”没有什麽逻辑联系，倒是与权力集中、难以监督的旧传统密不可分。如果没有“证券私有化”阶段而是早在1992年就开展这种“货币私有化”，寡头的崛起只会更快。道理很简单：抵押拍卖是改“分”为“卖”的结果，而全权委托银行与国有股委托经营都是一种承包制。这表明俄罗斯的寡头们根本不是把已经“分”给了大众的国有资产重新集中到自己手里，而是运用权力径自把没有“分”下去的国有资产攫为己有。当然，通过经济手段（如以“换酒喝”这样的廉价收购）集中被“分”掉的资产的过程，那时也在进行，但这样形成的资本恰恰是受到寡头压抑的。

　　正如亚夫林斯基所言：俄国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共垮台后，它只不过改换了门庭，就象蛇蜕皮一样。”[7]还应该指出的是，在今天俄国的政治谱系中，无论盖达尔还是亚夫林斯基这些“民主派”都与金融寡头的关系相当疏远，(丘拜斯是个例外，但1994年之后丘拜斯与盖达尔实际上已距离很大，丘拜斯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国家主义者”了。)而切尔诺梅尔金的“家园”才与金融工业集团关系最密切，甚至俄共也与这类集团有颇深的关系。[8]因此，无论“民主派”在其他方面的功罪如何，（他们的“激进改革”的确有许多不切实际的东西，包括他们过分天真地相信西方列强会全力支持俄罗斯的“闯关”。）说他们代表了寡头的利益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在现实中，俄罗斯寡头集团的思想－政治代表只能是左与右的“新权威主义”者，（1994年以后的叶利钦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就带有这种色彩），而不是什么“民主派”。

　　最能表明这一点的是这样一件事：1996年4月在总统选举前三个月，俄罗斯几大日报同时刊登了13个“大银行家”致叶利钦与俄共领袖久加诺夫两人的公开信，这13人中包括所有的超级寡头如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斯摩林斯基、波塔宁、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人，他们请求叶利钦与久加诺夫握手言和，平分权力，共组联合政府，不要搞什么选举了。公开信还威胁对这两人持异议的其他政治力量：“对那些表现得毫无原则性及和解能力的政客，我们有足够的办法和意志去对付他们。”谁都知道，这里指的不仅包括一直以“民主反对派”自居的“亚博卢”，也包括刚刚与叶利钦摊牌的盖达尔等一批人。这年一月叶利钦从政府中全部清除了“激进民主派”后，盖达尔等非阁员民主派人士也纷纷退出“总统委员会”（叶利钦的顾问机构），1月22日，盖达尔宣布与总统“彻底分手”，并要求叶利钦放弃竞选总统。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白宫事件后，即我们论述的这个阶段中金融工业寡头对政府影响的增大（乃至于直接加入政府，如别列佐夫斯基等）与“民主派”的日渐失势是二位一体的大趋势。当然，叶利钦的“民主派”出身使他难以与后者划清界限，出于政治权术的考虑他也常常需要联合“民主派”来对付俄共等主要政敌。而“民主派”中亚夫林斯基一派固然对叶利钦已完全失望，其反叶的调子有时比俄共还高，但盖达尔等人还是愿意支持叶利钦以对抗俄共。然而无论如何，此时的叶利钦已绝不是什么“民主派”总统了。


　　七、寡头化与民族主义

　　再者，寡头崛起还被看作是“亲西方”改革的结果，甚至被说成是西方“国际资本”推动的。当然，如果从“泛市场经济”的角度讲，“国际资本”等于“市场经济全球化”，而俄国（乃至一切转型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不管是否有寡头崛起，都可以说是与这种“全球化”接轨，因而都可以说与“国际资本”有关。但这种说法对具体分析俄国（或任何一国）转轨进程并无意义。而具体就1994年以来俄国寡头的形成而言，则它不但不是西方资本促成的，而且恰恰是叶利钦政权在由“民主派”转向新权威主义、由“西化论”转向民族主义的过程中，为抵制西方资本的扩张、提高（至少是维持）俄国国家资本的势力而推动的。这与“非寡头的”、在我国理论界颇受好评的匈牙利模式形成了两个极端：匈牙利与1994年以来俄罗斯在私有化问题上都实行“只卖不分”，但匈牙利私有化、尤其是“左派”的社会党“重新”上台后大力加速的私有化是全面向外资开放的，经过能源、动力部门私有化、军工私有化、银行私有化及传媒私有化等几轮“私有化大行动”，全国1857家大中型国有企业被拍卖了1299家，保留为国有的10家，其余均实行了关停并转。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拍卖基本上是面向西方各大公司，从第一个被“大私有化”的匈牙利东部煤气公司之出售给意大利资本，直到“大私有化”的压轴戏两大电视台之拍卖给跨国财团，匈牙利的大中型经济基本上外资化了。由于民主制下监督机制完备，拍卖组织得十分规范，各家外商竞争颇踊跃，国有资产也大都能卖到好价，匈牙利国库的“私有化收入”因而大增（“左派”执政次年即1995年，匈牙利私有化收入达到4739亿福林，超过了前5年——即“右派”执政时——的总和！）[9]。为竞购国有资产而流入的钱也使匈牙利成了苏、东国家吸引外资的冠军，仅1996年匈获得的外资就达143亿美元，占整个东欧吸收外资总额的一半。大量的私有化收入稳定了财政，使匈得以度过转型期危机并应付过渡时期社会保障、债务等诸项负担，而外资的流入也有助于匈牙利经济的复兴。但是，从基础产业到传媒的相当全面的外资化也使匈牙利的“民族经济”处于严重的对外依赖状态。

　　而俄罗斯正相反。它从“大众私有化”转向发展金融工业集团的过程，同时就是从“世界主义”转向民族主义与俄国利益至上的过程。用国家权力把重点金融企业与重点工业企业结合成“巨无霸”式的集团以抗衡外资、防止“国民经济非洲化”，是公开宣布的理由。正如叶利钦在1997年独联体国家首脑会议上说的：前苏联各国如今只有两个选择：要麽建立跨国金融工业集团，在新的市场基础上恢复过去存在的统一经济空间，要麽就只能成为西方的原料附庸国。[10]这时，俄政府已经先后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格鲁吉亚、拉脱维亚与吉尔吉斯等国签约，组建了6个跨国或多国金融工业集团。并在莫斯科召开“建立和发展跨国金融工业集团的经验与问题”国际研讨会，后来又提出要建立40个这样的集团，并使其运转。

　　正因为当局宣布组建金融工业集团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俄国自己的经济巨人以抗衡西方，因此以这种方式搞的国有资产改制既不向外资开放，也不面向分散的民间资本，而是一种典型的“自己人”交易。这一方面使俄国民间中小企业难有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俄国吸引的外资微乎其微，远不能与小小的匈牙利相比。

　　实际上对所有的转型国家来说，国有资本私有化的走向主要无非是三个：要麽以至少是形式平等的方式“分”给老百姓，要麽就“卖”，然而如按开放式自由竞争的办法“卖”，则“自己人”竞争不过实力雄厚的外资，实际上主要是卖给外国人。要麽决心“卖”给“自己人”，那就只能关起门来搞“自己人交易”。捷克、波兰与1992-1993年间的俄罗斯走的是第一条道路（但俄未走成功），匈牙利走的是第二条道路，而1994年后的俄罗斯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于是便有了“新权威”政治条件下金融工业寡头的崛起。无怪乎主张走第一、二条道路的民主派固然对金融工业寡头抨击甚烈，而“国际资本”也决不是俄国寡头的捧场者。虽然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资本与控制了俄国经济命脉的寡头们有许多交易要做，但两者的矛盾也很突出。而有趣的是：正是国际资本中跨国投机性最强的所谓“对冲基金”，对俄罗斯寡头的抨击最厉。如著名的“国际大鳄”索罗斯，就张口闭口骂“俄罗斯的强盗资本主义”。我国的一些研究者也指出：俄罗斯金融寡头的经济利益决定了它的基本价值观——追求一个强有力的、集中制的国家，推崇以保护主义为基础的“爱国主义”等。在这点上，它与旧体制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有不容置疑的继承性，[11]而它与自由主义或“西方价值”倒是矛盾的。

　　总之，叶利钦时代第三阶段在政治上由“民主派”转向新权威主义，在对外姿态上由世界主义转向民族主义、强国主义，在经济上也由“大众私有化”转向扶植垄断性寡头。在此期间叶利钦几乎疏远了（如果不是决裂的话）原先支持过他的所有民主派人士，同时以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及总统办公厅为中心聚集了一批寡头主义者，成为叶政权的新的支柱。


　　八、政府走马灯：叶利钦时代第四阶段

　　1998年3月叶利钦突然解散了切尔诺梅尔金政府，由此开始了叶利钦时代的第四个阶段。大概也是最后的阶段了。这一阶段突出特点是叶利钦走马灯式地频繁更换政府，并且似乎已经完全乱了章法。基里延科政府任职仅5个月便被免职，任命切尔诺梅尔金复出受阻，叶立即改主意挑了普里马科夫。普氏上任仅8个月就被免职，换上斯捷帕申，斯捷帕申政府的寿命更短至2个多月，又换了普京。叶利钦此时用人似乎已经完全不顾政绩标准：切尔诺梅尔金是在俄经济止跌回升、形势看好时被免职，普里马科夫是在克服金融危机、稳定经济初见成效时被免职。斯捷帕申之免也是莫名其妙，只有基里延科是碰上了“八月危机”，但严格地讲主要责任也不在他。叶利钦用人此时似乎也没了价值标准：基里延科接近于民主派，切尔诺梅尔金如前所说，是寡头新权威主义者，普里马科夫以下三人都是克格勃出身，而普里马科夫本人倾向中左，斯捷帕申和普京则纯属事务官员。总而言之，叶利钦此时用人施政已既不讲政绩也不讲“主义”，纯属为保住自己的地位及其善后而玩弄权术。因此很自然，这时的叶利钦几乎受到各方的一致批评，包括原来拥护他的寡头派。

　　叶利钦如此措置乖戾固然与他在权力无制衡情况下“病夫治国”之不智有关，但也反映了叶利钦时代尤其是在上述第三阶段中俄罗斯过渡模式——政治上的新权威加经济上的寡头化——的危机。在这一阶段中，经济虽然止跌回稳，国有资产也被寡头们瓜分得差不多了，但社会矛盾却积累起来，而叶的声望也进一步下降。在眼看叶利钦病体难支、不能久任的情况下，叶利钦身边的小圈子行为日益短期化，他们不仅不能为俄国的长远利益、而且甚至已经不能为他们在上一阶段所主要依靠的社会基础即金融工业集团的长远利益考虑，而只是着眼于怎样能实现一种在“后叶利钦时代”尽可能保住自己既得利益的善后安排。

　　这就导致叶利钦在这一个阶段的行为越来越走向个人权术。而这样的短期行为又使俄国的转型期危机拖长、经济发展受损。本来在切尔诺梅尔金政府末期已开始回升的经济，在进入“走马灯时代”后又趋恶化。政府短期行为导致社会短期行为，尤其是资本的短期行为。而资本的短期行为则是金融危机的直接成因。8月金融危机虽然有其深层、宏观的原因（无投资激励机制经济不能真正稳定、国际油价下跌致使俄国家财政状况恶化、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俄金融系统的体制性问题等），但人们的心理预期恶化造成抽逃、挤兑无疑是危机的导火索。而形成这样的心理预期，叶利钦末期的唐突举措是要负至少一部分责任的。

　　8月危机沉重打击了俄罗斯的经济及其转轨过程，也使叶利钦的声望进一步掉到谷底，而这又反过来使叶利钦身边的“圈子”更担心“后叶利钦时代”的局面，从而使叶利钦的行为更加短期化，如此恶性循环，终于使叶利钦的政治生涯趋于终结。

　　如今已经很明显，无论就民心、政情还是叶本人的身体状况而言，叶利钦都已不可能连任，而他要逆民心而采取非常手段搞独裁恐怕也行不通。真正的问题是后叶时代会在怎样的情况下到来？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看到了叶利钦时代（确切地说也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留下的正面遗产在起作用。

　　叶利钦的寡头转轨模式诚然远不如波捷匈的民主化转轨，而叶本人的末期措置又是如此差劲。他在金融危机使俄国经济再入谷底、支持者纷纷离去、民意背离、体力难支的最不利状态下下台，从常理而言，从俄国历史经验而言，这是最容易引起“翻烧饼”的。而叶利钦体制虽然毛病很多，真要把它掀翻了来一场反攻倒算，只怕是更加糟糕。然而现在看来，俄国各方都表现得惊人地理智。当8月底危机来临时，许多人断言这不仅是一场金融危机，而且是俄国整个经济转轨进程“不可逆转的失败”，它将导致“整个政治上层建筑的崩溃”，此后几年中俄国将发生大乱，人们只能讨论“民族与国家的简单生存问题”了。国内外很多人都认为，俄国已经面临社会爆炸、秩序崩溃与内战。

　　的确，就叶利钦本人而言，他对这场危机惊慌失措、不知所为，与过去历次危机中他表现的极为果断、敏锐、自信与机智形成鲜明对比。正如麦德维杰夫所言：“叶利钦的个人权力资源与政治资本已经耗尽，他已不再拥有能控制克里姆林宫之外事态发展所需的施政班子、执政纲领、精英与民众的信任以及过去的精力与健康。”[12]实际上，叶利钦这时已不再是个“新权威”了。

　　然而俄国并没有因此而大乱，甚至没有给叶利钦很大难堪。与人们预期的相反，叶此后又换了两届政府，发起了车臣行动，都未遇到太大的反对。而议会的弹劾程序无疾而终，许多人预言会发展为“革命”的10月7日全俄大游行也进行得十分温和，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危机后“左”“右”两翼的极端思潮不盛反衰，而“中左”“中右”渐成气候。社会思潮的“中派化”使俄很有可能向后叶时代平稳过渡。总之，在叶利钦这个“强人”不再有能力逞强之时，当“新权威”的权威基本消失之际，俄国一没大乱，二没走极端，三没走回头路。在专制与极端传统深厚的俄罗斯，叶利钦能依宪政程序离任已属不易，而在最不利条件下仍能平稳离任就更近乎奇迹了。

　　这表明俄国人在叶利钦时代虽然付出了许多代价，但的确成熟了。他们很有希望走出历史循环的怪圈。叶利钦时代尽管有自由而少民主，但基本的民主规则毕竟有了，叶利钦时代没有建成市场秩序，但市场化的基础也有了。而俄国人民尽管对叶利钦再不满，他们也不想走回头路的。

　　金雁，光明网  2000年12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