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如果说18世纪是“左派”浮出水面的时代，19世纪是“左派”理论成型的时代，20世纪是“左派”执政试验和“新左派”思潮兴起的时代，那么，21世纪则是“左派”、“新左派”重新审视自己的理论和执政经验，并作出变化和调整的时代。


　　18世纪，“左派”浮出水面


　　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那年开始至今，“左派”这个词被世人记住了225个年头。


　　1789年5月，法国皇帝路易十六由于财政困难，决定召开三级会议--三个社会等级的代表共同参加的会议（第一等级为天主教教士、第二等级为贵族、第三等级为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平民），目标是从第三等级身上搜刮更多的税收用于财政开支。开会时，第三等级坐在会场的左侧，第一等级、第二等级坐在会场的右侧。这种会场座位的分配成了惯例，一直延续多年。


　　通常，坐在会场左侧的人主张激进的革命措施，如废除皇帝和皇权制度，建立共和国，因此，他们被称为“左派”；坐在会场右侧的人主张温和的改良措施，如保留皇帝，实行君主立宪，反对建立共和国，因此，他们被称为“右派”。


　　“左派”标签的诞生有五个特点：一是其社会地位较低；二是其话语权权重较低；三是其想改变自身地位的愿望十分强烈，所以其观点、主张就比较激进、具有革命斗争味道；四是其主张的大众民主与君主专制、君主立宪的对立；五是其主张的灵魂是社会平等、社会公正。


　　翻开人类历史的画卷，人们不难看出，早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前，亿万普通民众就一直对社会平等、社会公正苦苦追寻，只是他们还没有特别有效的方式、制度去实现他们的理想。正是这种理想的追寻催生了所谓的“左派”，而且使“左派”一直在追寻理想的过程中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可以说，只要社会一天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与公正，“左派”就有存在的土壤。


　　19世纪，“左派”理论成型


　　18世纪的法国“左派”为追寻社会平等、公正付出了血与火的代价，反复地在专制现实与民主理想的洪流中较量，切身体验所谓的社会平等、公正带来的罪与罚。当然，他们也把追求平等、公正的火把传递到了19世纪的欧洲“左派”手里，其中就有著名的圣西门、傅里叶、欧文、马克思、恩格斯、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瓦扬、拉法格、列宁等人。当然，为了把追求平等、公正的理念变成一种理论，“左派”还创造了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理论。有了理论，就需要有组织去传播、实验这些理论，于是就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工人阶级的联合组织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以及各国的工人阶级联合会、工人阶级政党（如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社会劳动人民党、工党）等。


　　19世纪的欧洲著名“左派”主要来源于知识人和工人阶级。知识人负责炮制理论，工人阶级负责罢工、起义、革命斗争。当然，炮制理论的知识人在炮制方法上不尽一致，所以观点各有区别，彼此之间也各有争斗。比如，按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区别于圣西门、傅里叶、欧文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也区别于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巴古宁的无政府主义，拉萨尔的机会主义。


　　19世纪流传于欧洲工人阶级中的各种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如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丝织工人两次起义，1840年至1848年英国宪章运动，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以及1871年巴黎公社的建立。客观地说，虽然欧洲工人阶级的这些起义把底层民众追求社会平等、公正的理念更广泛地传播开来了，但是，他们在通过政治组织、政治运动、政治制度的方式实现社会平等、公正的实验还相当地不成熟。也就是说，仅有革命热情、革命理想与革命行动的工人阶级对于执掌政权还是相当陌生的，即使掌握了政权，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巩固政权，更为可怕的是，他们的每一次革命行动都会遭遇一次更为残酷的专制镇压，而他们的社会平等、公正的梦想也一次又一次的破灭。


　　20世纪，“左派”执政试验和“新左派”思潮兴起


　　到了20世纪，欧洲“左派”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枝居然开花结果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政权终于在俄国建立了，而且还延续了74年。然而，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终究还是被苏联民众自己抛弃了。为什么会这样？原来，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苏联模式距离人们理想中的社会平等、公正还是太遥远了。一个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的苏联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的旗号下干出了造成种种社会不平等、不公平的专制怪事--实行自我奴役的计划经济，强迫绝大多数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以利于集体压榨和剥夺，发动持续多年的、惨无人道的大清洗运动，创造无数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伪科学”文化垃圾。苏联的执政“左派”如此对待民众心中的社会平等、公正理想，显然走入了历史的死胡同。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会给民众带来社会平等、公正的结论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因为俄国“左派”通过革命方式实现了掌权的梦想，这给世界其他国家的“左派”树立了“榜样”，向俄国“左派”学习也就成了一种现实的力量，于是，中国的国民党、共产党都在建党模式上学习了苏联共产党，到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共和国后还一度照搬了苏联模式，结果弄得国家和人民生活都很悲惨，只好转头向右，一波三折地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在亚洲，越南、朝鲜、老挝的“左派”政党都执掌了政权，开始了各自的“社会主义”建设。其中，印度的一些重要的“左派”政党也逐渐改变了其过于激进的革命风格，开始在议会制度的框架内寻求自己的位置，并在一些省份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拉丁美洲，一些带有马克思主义风格的“左派”领导人广泛地传播了社会主义革命学说，其中，古巴还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智利的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还曾在智利短暂地尝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尼加拉瓜的领导人也曾推行了20多年的革命社会主义路线。在与其他政党的反复磨合中，拉美的“左派”政党逐渐接受了在议会选举制度的框架内寻求自己位置的做法，即通过合法的选举程序为自己所代表的底层选民争取利益，从激进的革命路线走向了较为温和的改良路线。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美，兴起了一股“新左派”的思潮和运动。在英国，打着“新左派”旗号的政党积极为劳工等底层阶级的社会福利摇旗呐喊，主张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思想干预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政策，为更多公民的社会福利支出服务，并认为这种干预符合民意需求和社会共识，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在美国，以青年学生、知识人为主体的“新左派”运动，打着马尔库塞、米尔斯等人的思想旗号，一方面批判发达的工商业社会压抑人性，另一方面批判苏联模式带来的专制压迫，并主张建立更为人道的理想社会，反对所谓共产主义社会的主张。


　　20世纪90年代，这种“新左派”的思潮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并混杂着中国的现实问题发生着新的变异。中国的“新左派”认为，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是把中国资本主义化，它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不公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全球化进程是一种新的自我奴役，中国从西方引进的启蒙、理性、民主、自由等概念是一种思想上的依附，中国容易变为西方话语的殖民地，中国进行的所谓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就是国有资产的廉价大转移。为了实现社会的平等、公正，中国应当从“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中寻找经验指导，并积极肯定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成分，有意回避、忽视权力高度集中、专制对人性的残酷压迫的历史和现实可能性。


　　21世纪，“左派”、“新左派”的变化、调整


　　进入21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是拉丁美洲的“左派”、“新左派”的上台执政。委内瑞拉、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和乌拉圭等八个国家的“左派”领导人上台执政，刮起了一股“左派”旋风。其中，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的执政主张较为激进一些，如主张国家全面控制本国的能源，禁止私有化，反对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其他的国家一般主张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进行贸易往来。这些国家的“左派”执政，一般都比较关注底层民众的贫困问题，想办法解决他们的现实问题；在发展经济的态度上，“左派”们基本一致，只是方法上各有不同，有的主张所谓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方式，有的主张所谓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方式。总体上看，这些国家的“左派”的激进风格在减弱，都在从武装革命斗争的传统转向现代议会选举制度的框架，都认可了民主政治、选票政治模式。


　　在20世纪理论探索的基础上，欧美的“左派”、“新左派”中形成了一股强烈的“中左派”或“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和理论，其中又以英国学者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中提出的若干观点为世人所熟知。在政治上，他指出要坚持社会正义，寻求跨阶级的支持与联合，形成政治合力；在经济上，他主张建立混合经济，既有计划经济、公有制经济，又有市场经济、私有制经济；在福利制度上，他主张福利改革，建立积极的福利制度，提高人的人力资本意识，平衡福利风险和福利安全、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之间的关系；在公民社会问题上，他主张政府要积极推动公民社会的建设；同时，要尊重民族国家的地位，进行教育改革，保护生态环境，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这种理论风潮的影响下，欧洲的十多个国家都有“左派”、“中左派”上台执政的身影。例如，2012年，法国的“左派”政党社会党领导人奥朗德通过竞选，成功地上台执政。他希望“实现公正”与“帮助年轻人”将成为评价他未来履职的两项参考标准。


　　在21世纪的中国，“左派”、“新左派”常常晃动在荧屏、网络上，他们的思想、言论也常常受到一些年轻人和底层民众的追捧。在反对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私有制等方面，常常能听到他们激烈的批判声甚至谩骂声；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威权体制优越性、毛泽东晚年思想、“文化大革命”、公有制等方面，常常能听到他们高昂的赞美声和拥护声。在2012年的“保钓游行”中，世人看到毛泽东的无数画像被游行人群高高举起，极端民族主义的言论、举动散落其间。其中，一些主张北欧各国“左派”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言论，则被他们猛烈批判，并说民主社会主义的言论为反党、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卖国言论。客观地说，他们对于贫富差距拉大、腐败问题严重等的批判和对弱势群体利益的关注，以及对于社会平等、公正的追求，都是值得赞赏的，但是其中的极端民族主义、权力专制主义、反市场经济的主张都是错误的和令人遗憾的。


　　不可否认，只要社会一天还没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和公正，没有达到社会自由与平等相平衡的状态，“左派”、“新左派”就有生存的土壤。在现实的“左派”、“新左派”多种多样的主张和口号的背后，是具体的社会问题和利益归属问题，必须把这些问题弄清楚，才能明白他们到底在主张什么，呼喊什么，寻求什么。在这里，千万记住一点，主张、口号越是动听，越要注意它可能存在的伪装与哗众取宠，因为社会平等、公正有两种，一种有社会自由和个人自由，另一种没有社会自由和个人自由，而中国曾经历过那没有社会自由和个人自由的所谓社会平等、公正的苦难时代，而真正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再也不希望中国重蹈覆辙。

　　一句话，“左派”从追求社会平等、公正的理想中来，到既有社会自由和个人自由，又有社会平等、公正的理想社会中去。


　　刘锋为法学博士，独立学者，微博名“锋语彩虹”

　　刘锋，财经网 2013-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