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悲惨处境的原因探析

　　众所周知，蒋介石因进行文化围剿而得罪了天下读书人。而得了天下之后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造成的伤害，无论从深度和广度来说，远甚于蒋介石因文化围剿对读书人造成的伤害。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文中进行了一定深度的分析：“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党内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想，‘左’的看法，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知识分子不仅仍然是一种需要继续改造的‘异己力量’，而且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一种重要力量。1957年5月25日，毛主席在同伏罗希洛夫的谈话中就说过：现在‘资本主义臭了，在社会上资本家臭了。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影响。’后来不仅把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也被说成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然如此，当然要不断地强调加强教育和改造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总是对知识分子感到不放心，甚至认为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分子最无知识。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被斥之为‘臭老九’。知识的贬值，知识分子地位的低下，可谓到了极点。”（1）薄一波在此是从现实的政治层面上，从“左”的思潮大泛滥的时代背景中分析了毛泽东鄙视刻薄知识分子的原因。但我却想从历史文化的层面上，从毛泽东的个人经历的视角上，補充探讨毛泽东鄙视刻薄知识分子的原因。

　　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写道：“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2）在此毛泽东不仅折除了知识分子和群众互动的平台，还建立了一座通往群众管制知识分子的桥樑，把知识分子驱赶到没有尊严，丧失人格，夹着尾巴做人，无时无刻都在群众的监督管制下进行改造和战战兢兢过日子的悲惨世界里。但是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却包含了发人深思的历史内容。众所周知，从“儒”演变而来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数量很少，在相当长的岁月里，比熊猫还稀少。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的文字难认难学；另一方面是由生产力长期不发达，落后的生产力，使我们的祖祖辈辈中绝大数都为简单的吃住穿，为创造起码的生活条件披星星，戴月亮，面对黄土，背朝天，哪有空闲学文识字？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长河里，中国文盲率居高不下。只有少数官僚地主家庭的子女才有悠闲读书识字。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出自这样的家庭环境，因此，他们不会耕田种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会舞文弄墨，吟诗填词作赋；只知道淡仁说义，搬弄理学应试做官，追求功名富贵。谁给官做，谁给饭吃，就为谁服务。谁当皇帝，就歌颂巴结谁，那管他是流氓无赖刘邦，或者是望门权贵李世民，或者是落魄穷和尚朱元璋，一旦他们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捧他们为真龙天子，永远不落的红太阳，这叫“天无二日，地无二皇”。在没有自由民主的专制时代，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读书人都被权威任意摆布，完全放弃了自我。多少知识分子，一会儿被权威叫恭维谁就恭维谁，什么“四个伟大”呀，“亲密战友”呀，“伟大旗手”呀。一会儿被权威叫詈骂谁就詈骂谁，所以吴晗、邓拓、陶铸等等就在他们同类的知识份子的舖天盖地的詈骂声中含冤离开人世。遂使知识分子对一切都“满不在乎”，一切都“无所谓”，完全被工具化。“文化大革命”使知识分子的上述“德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就是在没有自由民主的专制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情况。这就是毛泽东把知识分子从群众中剝离出来，不把知识分子当人看的历史原因。中国知识分子常被急功近利的权威当工具操弄，又被急功近利的权威刻薄鄙视，这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悲哀。

　　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欧洲的知识分子有明显不同。欧洲的知识份子喜欢面对天空，研究探索浩瀚宇宙中的奇异奥妙，梦幻异想天开；喜欢冒险航海，不断开拓人类活动的空间；喜欢注视大地，沉醉在经验世界里，细心琢磨观察考察野外飞鸟走兽的生活习性，研究变种的来龙去脉；喜欢玩物，搬弄机械，寻找省功的原理。他们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拥有为知识而知识的认知经验世界的科学传统。因此，处于文艺复兴时代的培根就发现了“知识就是力量”的真理。而中国的知识份子呢？他们喜欢“两耳不问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中举做官（考公务员）。为了追求功名富贵，其座佑铭是“书中自有黄金屋，还有胭和玉。”他们的心智活动无法摆脱功名富贵的覊绊；他们喜欢媚上事上，揣磨上意和迊合上意；他们喜欢为获得官位呼朋结党，党同伐异，把为权力攀升的需要视为真理，至于这种需要是否符合客观事实那是次要问题。他们也在做学问，往往皓首穷经甚至顾不得性命。据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记载，“一个名叫郭路的博士弟子，日夜用心思索，竟暴死在烛下。”那些都是为了修身养性，为了传道，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做学问的目的不是为了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而是为了占有世界，为了保持其权势和利益而努力，把为道为政治摆在第一位，这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们不是为知识而知识，而是为权力而权力。他们对宇宙不感兴趣，对大地不感兴趣，对生产不感兴趣。所以中国传统的知识份子没有认知经验世界的科学传统，没有形成纯思和为知识而知识的致知传统，更没有为知识为真理为说真话献身的精神和传统。中国哲学史上也有所谓“格物致知”，那是坐禅论佛的宋明理学。清朝早期曾出现考据训诂学，但他们努力探求的对象不是自然界，而是故纸堆。这和西方“为知识而知识”，面向宇宙大自然界之奥秘的致知传统风马牛不相及。因此，中华民族是缺乏认知和致知传统的民族，是不知道“知识就是力量”的民族。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自尊独立的人格，致使知识界投机分子和软骨头多。严格说，中国专制时代的多数读书人，不算知识份子，只算文人而已。这种知识份子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是无足轻重的，充其量不过充当将帅的幕僚捉刀参谋书记官而已，充当手握大权者的御用工具；常为历代枭雄不屑一顾，秦始皇焚书坑儒，刘邦溺冠，明清时期一桩又一桩的文字狱就是明证。

　　毛泽东的一生，是搞阶级斗争的一生。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第四卷最后一篇《唯心史观的破产》，讲的都是阶级斗争。直到他离开人世之前反复叮嘱的是“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都说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毛泽东和阶级斗争，权力斗争结下了不解之缘。毛泽东一直认为搞阶级斗争就是搞马克思主义，坚持阶级斗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不提阶级斗争是纲的人，或怀疑阶级斗争是纲的人，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者，就是搞修正主义，就是反马克思主义。这纯系毛泽东的一家之言。过去中国人一直认为搞阶级斗争就是搞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人盲信毛泽东的说教所形成的错误认识。阶级斗争虽为马克思所竭力奉行，但却不是马克思发明的。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致约？卫登麦尔的信中写道：“无论是发现近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彼此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了这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则早已做过对各阶级的经济解剖了”（3）在此，马克思明确声明，阶级斗争不是他发现的，在他以前很久，就已被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发现所证明了。据波普尔的研究，阶级斗争的发现还更早，早在古代希腊的柏拉图就已发现阶级斗争了。中国古代也有和阶级斗争相近似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说。”因此，认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不准确的。事实上，阶级斗争的理论是一种古老的理论。搞阶级斗争，是一种无师自通的本能行为。据斯诺在保安对毛泽东的采访记载，毛泽东自小的时候起就懂得阶级斗争了。他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4）可见毛泽东在未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就已经懂得阶级斗争了，懂得搞统一战线了，就开始养成了“成功和抓权”的兴趣。这是《红楼梦》中的文盲王熙凤也能无师自通的统御术。毛泽东对权术的无师自通，这除了他的个人天赋外，更重要的是受了传统儒家文化耳濡目染的薫陶之结果。儒家文化是重视成功和权力的文化，“不成功则成仁”，这是中国历代英雄的共识。而阶级斗争，说到底就是为了成功和权力。毛泽东一生对成功和抓权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知识的兴趣。毛泽东深知，在中国决定权力斗争胜败的关键是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毛泽东饱读中国经书和二十四史，悟出了一个使他终生受益的道理，就是人多势众，人多力量大，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只要取得多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能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因此，群众有力量，群众有智慧，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毛泽东断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如果马克思能活到现在，他肯定会发表类似致约？卫登麦尔那样的公开信声称，这类发现“都不是我的功劳。”

　　几千年的中国人以至现在仍有很多中国人，都认为力量和知识是一回事。其实力量和知识不是一回事，而是两码事。因为知识具有识别真假是非对错的功能，而力量却没有识别真假是非对错的功能，只能使人服从，使人畏惧，使人震慑，使人诚惶诚恐唯唯诺诺。毛泽东最喜欢说的谚言，就是“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毛泽东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知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这些肉麻吹捧“群众”，不断给“群众”戴高帽子的论断就是由“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个谚言嬗变而来的。这种论断是不正确的，完全经不起推敲，是毛泽东惯于哗众取宠以博得群众的好感和拥护的廉价手段。因为人多不等于知识多，多数不能代表知识。比如十万个农民的知识也抵不上一个袁隆平，十万个农民的贡献也抵不上一个袁隆平，那末三个臭皮匠的知识怎么能一定超过诸葛亮呢？“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不能说明群众多就智慧多，只能说明三个臭皮匠的力气可以超过诸葛亮，三个臭皮匠联合起来，可以劫持捆绑诸葛亮，可以对身为知识份子的诸葛亮实施无产阶级（即臭皮匠）的暴力专政，使其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仅此如论，群众（或“三个臭皮匠”）才是真正的英雄。如果“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照此而论，中国岂不早已是雄冠全球的知识大国和科技强国？然而事实又如何呢？到现在为止，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竟未诞生一个领取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岂不令人遗憾乎？毛泽东就是这样经常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不起推敲而又非科学的东西，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用于贬低知识的价值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在一个缺乏认知传统的国家里这是最容易蒙骗愚弄群众以售其专制独裁之奸。

　　在中国尽管缺乏认知的传统，但是却有认力的悠久传统。有认人多势众，人多力量大的传统。而权和力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暴力乃是权力之母；所以在中国只有认权认力的传统，唯权和力是尚，唯权和力是视。因此力量就是真理，权力就是真理的观点在中国已经流行了几千年，已根深蒂固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而最早发现这一真理的是位很多中国人所熟知的韩非子，他充分目睹和认识了春秋战国时代“强凌弱，众暴寡”的社会现象，发现了“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著名观点，（5）流传至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虽然不懂“知识就是力量”的真理，但却深刻领悟了“力量就是知识”这个被颠倒了的真理，这就是力量即是真理，谁有力量，谁就有真理。“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是中国的古训，是“力量即真理”的准确注释；致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学教授遇到穿军装的大兵，也得额手致意，俯首而趋。可见在中国，知识在力气面前，在权力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是因为中国几千年掌握权力的人，都是靠暴力靠刀把子靠枪杆子而不是靠知识登上最高权力宝座的武夫或山大王，不像现代社会的自由民主国家里的领导人是通过竞选讲道理施展自己的才华上台的。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处境悲惨的根本原因，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中国坚持固守力量是知识，权力是知识的典型代表。他说，“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6）“大局问题不是知识份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我就是这么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7）毛泽东的上述观点，荀子在两千多年前也类似说过：“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因此，尤其说毛泽东认定的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还不如说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不过毛泽东把它巧装打扮成了马克思主义而已。所谓毛泽东的群众路线，说穿了就是相信“多数乃真理的标准”，就是说，一个说法是否正确，不是取决于论证，不是取决于经验的检验，而是取决于多数人的拥护认可。这是对“力”就是真理的最佳诠释。由于毛泽东一生的兴趣就是成功和抓权，所以他对知识对真理不感兴趣，致使他非常虔诚崇奉韩非子“当今争于气力”、“力量就是知识”、“力量即真理”这个被颠倒了的真理，致使他坚定相信“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多数仍真理的标准”，最终导致毛泽东对当代知识份子极端地刻薄鄙视。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自恃有懂军事的一技之长而且又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嘲笑傲视知识份子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这和卖油翁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笑康肃公射箭只是“手熟罢了”有某种相似之处。但是卖油翁笑康肃公是一种引人发笑的戏谑，表现了社会底层一个卖油翁的强烈自尊心，他只想和社会上层的贵族王公通过展示自己的技艺而争人格的平等，证明彼此不过是“手熟罢了”而已。而毛泽东嘲笑傲视知识份子是一种居高临下唯我独尊的嘲笑傲视，目标是要在精神上先声夺人彻底搞臭征服知识份子，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如此而已。他嘲笑知识份子只认得三五千字，只会翻字典，只会摇头晃脑地读书，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容易得多。他训斥知识份子“言必称希腊”“连猪都不如的蠢货”。他不分青红皀白，把书本知识视为毫无用处的教条。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也不会叫，随你摆布都可以，还不如一头猪。你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把书本知识一口咬定是无用的教条，比屎还没有用。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书本教条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从毛泽东这段恣情汪洋的精彩议论中，可以发现毛泽东极力推崇的文化是地道的“武力”文化，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文化。凡不属打仗的知识，一切对现实革命目标无直接功用的理论，一切无助于毛泽东夺取政权的马列原典一概被斥之为“比屎还没有用”的“教条”。在毛泽东看来，他不感兴趣的知识或不懂得的知识，都不是知识，这就像某春节晚会上一个小品说的笑话“我不认识的字，都不是字”，对毛泽东而言，这就是“我不需要的知识，都不是知识”，这是“万般皆下品，唯有枪杆高”的文化理念闹的笑话，套用毛泽东的话说，这被深深打上了唯我独尊的“三个臭皮匠”的“思想烙印”。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极权专制文化，这正是专制独裁者赖以生存的最佳土壤。毛泽东就是要运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来贬低知识的价值来剥夺知识份子做人的尊严，通过整风和刑讯逼供的肃反审查之类的暴力胁迫和震慑迫使知识份子反复交待个人的思想历史和隐私，从而使知识份子彻底放弃独立的立场和自由思想的权利，使其永远夹着尾巴诚惶诚恐和毛泽东一条心，不允许两条心或半条心，使其成为毛泽东权力斗争的训服工具而万劫不复。毛泽东独创的延安整风和建国后对知识份子进行的一系列的延安整风式的强制思想改造，使中国的极权专制主义登峰造极，这都是毛泽东长期推行的极端的反智主义的结果。所以中国要结束专制独裁的历史，必须大力宣传弘扬普及“知识就是力量”的启蒙教育，重新启动因“五四”运动而终断了的旨在推动“自由、民主、科学”教育普及的新文化运动，使那些开口言必称“尊重群众”，借群众的名义以行专制独裁之奸的人无藏身之地。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一直心存芥蒂的内心深处的秘密是什么呢？说来话长又不得不说，还是从斯诺的采访说起。毛泽东谈起他年轻时在北大图书舘打工的遭遇时一直耿耿于怀：“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舘读报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名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舘助理员说南方话。”（8）这段经历对他建国后制订知识分子的政策，产生了挥之不去难以释怀的微妙的心理影响。毛泽东经常指责知识分子桀骜不训“翘尾巴”，与他这段经历具有某种关联，使得他对知识分子缺乏大度，不能包容，显得器量狭小。这是毛泽东到死都不愿意摘除套在知识份子头上的“资产阶级”这个紧箍咒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人会说，这不是把毛泽东看成是睚眦必报的小人了吗？说毛泽东是“小人”，不敢妄断。但是毛泽东不是神，非神孰能无过呢？从党内斗争的历史看，从毛泽东在赣南苏区处理“富田事变”起，到延安整风，到建国后整彭德怀、张闻天、刘少奇和林彪，毛泽东确实患有不能包容，缺乏大度，气量狭小，睚眦必报的毛病，这是一切视权力为命根子的独裁专制主义者的共同毛病。

　　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的错误是什么呢？毛泽东说：“知识分子的错误就是动摇”，“我们有许多话他们不听”，“中间人士将信将疑，右派就根本不听话。”知识分子就是“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可见你的知识不太多。”毛泽东把动摇、怀疑、不听话看成是“知识分子最无知识”的表现，其核心是“怀疑”。毛泽东在取得全国性的政权之后，一直视“怀疑”是大敌，是不忠，是罪恶的表现，是属于“异己”的力量。其实从科学的历史来看，“怀疑”乃科学之母，没有怀疑，就没有科学。没有怀疑，我们现在仍然是处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仍然处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臣罪当诛的时代，社会不可能进步。这类道理毛泽东在未取得全国性的政权之前都懂得，并身体力行反复宣传过这些道理，但是当自己成了全国性的红太阳之后，这些道理被统统遗忘了。“怀疑”是科学的价值观，它永远不会过时，它将永远伴隨人类的脚步前进。因为“怀疑”主张理性思维，反对感情用事；主张运用理智和知识论证推理，反对盲从蛮干。与“怀疑”相反的价值观是信仰，忠诚和服从。其核心是“信仰”，它是传统文化中的迷信价值观。“信仰”是靠敬畏这种情感和强制力来维持，必要时借助暴力来维持。比如战场上指挥员手枪一扬，喊声“冲”，你就得冲，就得信，否则就地枪决，不管对与错。毛泽东习惯这种处事方式，这可能与他几十年的军旅生涯有密切联系，也许是他嗜好博览古书养成的传统思维习惯。毛泽东代表的这种传统文化习惯影响了中国当代几代人。请看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文中披露的事实。他说：“由于毛主席的伟大功绩（按：夺得了全国政权而已）和崇高威望，在我们党内，从上到下，几乎都认为毛主席一贯正确，没有也不会发生错误。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有不同，也总是从自己方面检查，找原因。记得我的一位老领导和一位老战友曾不只一次告诫我：毛主席的话，如果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种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按：在权力面前匍匐膜拜，这是中国人的最大弊端）。”（9）正是这种传统文化，使得毛泽东在建国以后二十多年给中国人制造了接二连三的灾难，农业合作化、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整彭德怀、最后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灾难就是不允许人怀疑，只许信，不信就强迫信所造成的。这种帝王思维的传统文化是引发中国社会大动荡的祸根。如果毛泽东胸怀宽广，器量宏大，不要说像圣人，就像他自己曾点评过“稍逊风骚”的唐太宗那样，允许别人怀疑和质疑；如果中国存在一种像西方开放社会允许怀疑的社会氛围和机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出现这一连串的灾难。所以我认为胡适提倡的“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是很有道理的。“疑”就是谨慎行事，理性行事，这就是科学；“信”就是盲从行事，鲁莽行事，这就是迷信。按照科学的方法行事，出了差错损失较小，也容易纠正，这是因为纠正的阻力较小。按照迷信的方法行事，错误大损失大，也不容易纠正，这是因为制造迷信的人，像毛泽东那样千方百计阻挠纠正错误。人们不禁要问，这岂不是“宁右勿左”比“宁左勿右”好吗？如果有人硬要给“怀疑”贴上“右”的标签，我认为“右”比“左”好，科学比迷信好。饱尝“左”的灾难的大多数中国人会认为这是正确的判断。邓小平复出后，反复提醒要警惕“左”，“左”是主要危险，这难道不值得中国人深思吗？不要以为中国“左”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还远远没有解决呢！因为左的根源是传统文化中的帝王意识，长官意志。我认为从某种层面和某种角度看，可以说中国的文化就是“左”的文化；屹立于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中央集权的体制，即现在常说的政治体制，就是“左”的政治体制。这种“左”的文化和体制根深蒂固几千年，能一蹴就消失得了吗？在欧洲以迷信专制为特征的“左”的文化，历经三百多年的文艺复兴运动才被埋葬，而我们中国陈独秀胡适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仅存三年半时间，就想清理掉几千年堆积的封建专制垃圾，岂不是导想天开吗？所以邓小平提出要警惕“左”，要警钟长鸣，要一代一代坚持下去，坚持韌的战斗。当务之急就是要借鉴欧美先进文化的理念，把“左”的政治体制彻底改造，建立起权力制衡权力的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第一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使一把手坐在“笼子里”发号施令，使执政党能够听得进党外群众的尖锐批评意见；然后利用权力制衡权力的新体制去清理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只要我们持之以恒一代一代地坚持下去，“左”的垃圾是能够逐步请除的，自由民主平等富强的中国一定能够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毛泽东视知识分子动摇，怀疑，不听话为“翘尾巴”，并严厉警告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呢？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不听主人的话，“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10）知识份子为什么会沦落为“公有制皮上”“无产阶级身上”的一根“毛”，被迫吃“嗟来之食”，连作人的尊严都没有了呢？这是毛泽东通过建立公有制和使私有制绝种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牢牢控制了知识份子吃饭权的结果。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不“不劳动者不得食”，毛泽东就把这一原则改成为“不听话者不得食”，“不服从者不得食”，这是毛泽东镇制知识分子最厉害的撒手锏，是中国知识份子历经的最大劫难。自从毛泽东控制了发放饭票的权利后，使知识份子的独立的立场和自由的思想被剥夺得一干二净。这充分说明胡适关于大陆那些人是“怕独立思想的精神，怕怀疑的精神或方法”的判断是正确的，是有事实根据的。那么，是什么能耐促使毛泽东如此鄙视知识分子呢？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11）原来是政治万能、权力（即枪杆子）万能、领袖万能的帝王思想，使毛泽东把知识分子贬抑得像牛皮、猪皮或狗皮身上的“毛”不值一文。被几千年中国的权力文化薫染陶冶成就的毛泽东，完全不知道权威和知识、信仰和知识是没有任何联系的，根本不懂得权力和真理是没有丝毫联系的。传统文化使毛泽东坚信权威、权力就是“能”，是知识；知识分子必须服从权威、权力，否则我们“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让你尝尝挨饿的滋味。这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可怕而又使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权能，正是这种领袖万能，严重妨碍了毛泽东对现代科学文化和技术的正确认识，使他无法认识现代科学技术的载体知识分子在经济建设中所起的火车头的作用。毛泽东坚持斯大林“生产力就是两项，劳动者和工具”的传统观点，（12）只知道工人、农民是生产力的主体，不知道现代知识分子是现代化生产力的核心、灵魂和酵母，是酝酿启动现代化生产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和组织领导者；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就此而论，要建设强大现代化的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毛泽东固守秦始皇和刘邦一类帝王对知识分子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对现代知识分子横看竖看都不顺眼，总觉得知识分子“翘尾巴”，是“异己力量”。这种偏见使毛泽东无论如何不可能接受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并千方百计要把知识分子置于集权专制主义的控制之下，千方百计要剝夺知识分子独立思想的权利和做人的尊严，甚至使用不给饭吃的方法强迫知识分子服从其极权专制统治。这是毛泽东的悲剧，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剧。(本文选自拙作《反思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大动乱的根源》)

　　注释：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1008—1009页

　　（2）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452页

　　（3）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452页

　　（4）见《斯诺文集》第2卷110—111页

　　（5）引自韩非子《五蠹》见《法家著作选读》43页

　　（6）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482页

　　（7）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452页、454页

　　（8）见《斯诺文集》第2卷131页

　　（9）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881页

　　（10）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453页

　　（11）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472页

　　（12）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317页

　　王裕延，共识网  2013-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