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提出“三要三不要”的曲折内情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就是“文革”期间，几乎每一个记事的人都能背诵的毛泽东强调的“三要三不要”。但关于这个最高指示提出的内情却不一定每一个人都知道……

　　毛泽东：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

　　1974年12月26日，也就是毛泽东生日这一天，当毛泽东听完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对周恩来、王洪文作了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

　　毛泽东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地方找出来，将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读马列主义的书。”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理论问题，对一般人来说，确实很难理解，比如：八级工资制与“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有什么联系。但对于张春桥、姚文元等“大理论家”们，就不同了，他们对毛泽东讲话的理解是“深刻”的。就在毛泽东的谈话刚过一个月零三天，也就是1975年1月29日，张春桥、姚文元就将摘录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论述的报告送交毛泽东。

　　他们在报告中说：送上我们摘录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共20条，5000字，不知是否符合主席的要求。如果这次摘录的不行，我们可以再摘录一次；如果基本可用，是否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参考，也请批示。2月2日，毛泽东读后即在这个报告上批语：“同意印发。”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33条，其中列宁的语录23条（包括张春桥、姚文元报送的20条在内）。

　　3月1日，姚文元发表了《论林彪集团的社会基础》。4月1日，张春桥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两位主管意识形态的“权威”为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作了注释。其实，张春桥、姚文元的用心远非如此，他们在对毛泽东的指示作力所能及的阐述的同时，是不会放过任何可利用的机会的。林彪如果上台，搞资本主义容易还是不容易，张春桥、姚文元已经不关心了。林彪毕竟死了。他们的真正用心，是利用这个“理论问题”，对周恩来组织起新的进攻。因为此时，周恩来才是他们夺权路上的最大障碍。他们想借机提出“反经验主义”。于是，他们到处宣传：“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于是，在这个特定的背景下，4月20日，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求报告》经姚文元审阅修改后，报送毛泽东。该报告称，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我们要大力报道各级干部认真读书、刻苦钻研，决心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对学习中的不求甚解的作风。特别是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报告中，他们提出把“反经验主义”作为学习专政理论的一项内容。23日，毛泽东阅后，在这份报告上批语道：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从这个批语中，不难看出，毛泽东把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包括在反对修正主义的范围之内了，同时也可看出毛泽东的批评语气是严厉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曾将这个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作为1975年第126号文件印发。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达后，这场刚刚拉开战幕的“批经验主义”只好收场了。

　　毛泽东：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在此之前，毛泽东在外地休养了10个月，刚刚回到北京。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四人帮”只反对经验主义，不反对教条主义。

　　会议开始后，主要是毛泽东讲话：“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不能看，我也不能写书。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写了。对不起春桥。”毛泽东所指的张春桥的文章就是4月1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该文章提出了“反经验主义”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前曾送毛泽东审定，所以毛泽东现在批评张春桥又说对不起张春桥。新华社的文件是指那份《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求报告》。

　　“还有上海机床厂的10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毛泽东又说。（所谓“上海机床厂的经验”也是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搞出来的。）“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接着，毛泽东又批评“批林批孔”、“三箭齐发”。

　　“走后门这样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说到这里，毛泽东指着王海容、唐闻生，又说：“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了，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接着，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他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毛泽东用手指着周恩来：“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又指邓小平：“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毛泽东接着说：“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毛泽东又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接着，毛泽东批评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要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错误，还是自我批评。”毛泽东又重复两遍“三要三不要”。他说，这三条重复一遍，“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毛泽东慢慢地说：“教育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实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面向王海容、唐闻生）“讲错了没有？你们两个是臭知识分子，你们自己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毛泽东再次说他犯了错误，对张春桥的文章没有事先纠正。他说：“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1958年就写了文章，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好像不认识。”“见过面。”张春桥说。“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是邓拓管的吧？”“是吴冷西。”张春桥回答道。“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毛泽东说。（1958年“大跃进”时，张春桥就主张消除资产阶级法权。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内许多同志都不同意他的观点。毛泽东说的“所以他有气”即指此事。）

　　毛泽东接着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美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找来看一看。”

　　“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江青在一旁问道。“嗯。”江青的问话把毛泽东的话题引到她这里来了。

　　毛泽东说：“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工作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毛泽东接着说：“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毛泽东对江青到处以他的名义送材料、乱发号施令非常不满。他曾多次批评过江青。

　　毛泽东又说：“这一回跑了10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毛泽东是1974年7月离京去外地的。临走前，他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谈过一次。10个月后，他回到北京。这是回京后第一次与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所以讲得很多，谈兴很浓。

　　毛泽东说：“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泽东十分强调“三要三不要”，他将从林彪事件中总结出的这三句话，定为党内的三项基本原则。

　　张春桥：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

　　毛泽东4月23日对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求报告》所作批示和5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谈话，对“反经验主义”问题作了结论。之后，周恩来考虑，应就如何传达4月23日批示向毛泽东作一报告。在报告毛泽东之前，有必要先在政治局内部通通气。

　　5月21日，周恩来给政治局委员以及参加政治局活动的几个人写信。信中说，5月3日，政治局同志面听毛泽东指示后，他提议政治局常委五人先谈一谈。5月4日、7日谈了两晚。王洪文传达毛泽东指示，说《红旗》第5期发了文章，主席4月23日所作的批示就不再下达了（这篇文章传达了这个批示的精神）。于是，周恩来等人考虑中央再发个文件，正面阐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问题，以利于学习和实践。当时，张春桥说，如搞文件需要一段时间。周恩来在信中说：“此事，请中央政治局同志讨论后报主席。”

　　周恩来信的内容主题很明显：要把毛泽东4月23日对“反经验主义”的批评传达下去。后因毛泽东说既然《红旗》已写了文章，批示就不传达了。周恩来便考虑发个中央文件，否则张春桥“批经验主义”的影响就很难消除。要搞文件，自然是张春桥管的事。但张说需要时间，这实际是想拖，想不了了之。周恩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让政治局委员们拿出意见。

　　周恩来在信的第二段，先作了一下说明，《红旗》第5期文章提到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在姚文元的文章中，而不是在张春桥的文章中，3月份《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的“反经验主义”的两篇社论也是根据姚文元的文章阐述的。在对此作了说明之后，周恩来指出：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的，是指张春桥在总政3月1日召开的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在信的此处加了一句，当时还提到江青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这个会上，张春桥说在“批林整风”时，他就认为从1959年以后“批经验主义”不够，所以与周恩来商量将毛泽东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小辞典选辑重印一批发行。对张春桥的这些情况，当时认为已弄清楚，就不忙于向毛泽东报告了，现在政治局正式开会讨论毛泽东的批示和指示，周恩来便让王洪文向政治局会议说明这些情况。

　　周恩来在信的最后提出：“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报告转呈主席一阅。”这段内容，是为了把张春桥“反经验主义”的一些言行提出来，在政治局内部讲明，同时报告毛泽东。

　　周恩来这封信的抬头是：

　　洪文同志阅后请转政治局同志和参加会议同志审阅。

　　信先到了王洪文那里。5月22日，王洪文批道：

　　请剑英、小平、春桥、江青、文元、先念、锡联、登奎、国锋、吴德、振华、志福、桂贤、海容、静宜、闻生同志阅。

　　张春桥5月22日在这封信上批道：

　　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

　　江青5月24日批道：

　　许多情况我不了解。同意报主席。

　　姚文元5月24日批道：

　　常委会讨论情况不了解。如还讨论个别的问题，建议也说明一下。

　　王洪文5月24日批道：

　　继续传阅，传完后送总理阅，是否呈主席请总理定。

　　这封信几经传阅，又回到周恩来处。是否报毛泽东的问题，张春桥表示不反对，但说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姚文元没有表示态度；王洪文也没拿出意见，让周定；倒是江青表态同意，不过前面加了一句“许多情况不了解”，实际上她很了解。

　　“反经验主义”问题，张春桥是主要人物，而且他还是政治局常委。于是，周恩来在5月27日给张春桥写了一封信：

　　春桥同志：

　　我在5月25日收到洪文同志退回我的报告，要我决定是否呈主席。在你的注语中，说我信中有些话不确切。我因头上皮下神经疤疹未好，脚上皮下毛细血管病未止，故晚了两天才将当时认为较为确切的语言写出，请你审阅。

　　当时，你说由于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主席建议印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些组织和同志读得多些和较好些，而哲学小辞典三版选辑却很少有人读，几乎没有什么反映，所以主席在批印的指示时就说：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而后，刘、林反党集团实施阴谋诡计，经验主义者就常常上当，所以你在“批林整风”时就提出将主席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印一批发出。这次，主席指示要把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搞清楚，才会防止变修正主义，如果不把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你联系到十多年的思想，经验主义者由于不多读书，难于总结经验，易于上反党集团的当，甚至陷进去，故你在3月1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这在三四月中各政治部向总政来电反映讨论情况，也可看出。

　　我这段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写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如你的低温已退，我很想在今天下午或晚上到你处一谈。

　　27日当天，张春桥在这封信上批道：

　　总理：

　　已在电话商定，不再改了。现退上。祝你健康。

　　这封信于当天又回到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即在此信上批了五个字：

　　呈主席批阅。

　　邓小平：要“三要三不要”，首先要政治局同志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

　　也是在27日这一天，邓小平根据毛泽东5月3日的指示，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到会的政治局委员，各就各位。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等坐在一排，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则坐在另一排，仅在座位上，便摆出两军对垒的阵势。邓小平的心情很复杂：毛泽东让他主持会议批评江青，这话说起来容易，执行起来可就难了。

　　江青心里明白，光和邓小平较量，她可以胡搅蛮缠不讲理，大吵大闹。但这次是毛泽东授意，自己不能再李逵式的蛮干了，要讲究点策略。张春桥这些日子心情沉甸甸的。进入1975年，形势愈加令他忧心忡忡，前途莫测！中共十大以后，毛泽东对他们（“四人帮”）的批评多于表扬：批“十一次路线斗争”、批“三箭齐发”、批“四人帮”、批“反经验主义”，把他们压得有些抬不起头……

　　会议开始后，邓小平说：要安定团结，要“三要三不要”，首先要政治局同志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毛主席告诫、帮助我们，再三讲“三要三不要”，联系实际讲宗派主义，讲“四人帮”的问题。主席问政治局讨论的结果。讨论，无非是对主席4月23日批示，到会同志都讲了话。有的同志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是搞突然袭击，搞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和过头。无非是讲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有的来自经验主义，有的来自教条主义，这没有什么过。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三件事：批周、叶……当时钻出一个“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后来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钻出个“批走后门”，提到对马列背叛，当面点很多人的名；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几件事雷厉风行。主席提出三个问题，钻出三件事。倒是问一问，为什么？邓小平还针对“四人帮”强调，不要搞小圈子，不要搞宗派，“四人帮”值得警惕。他还强调纪律，说不要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叶剑英、李先念也在发言中向江青等人提出质问和批评。

　　6月3日，政治局又一次开会批评江青等人。会议一开始是无言的僵局，张春桥在记录本上写着：“沉默，沉默，又沉默。”

　　打破僵局的叶剑英讲了三个问题，先讲“反经验主义”问题。他说，3月1日出现“反经验主义”（指姚文元发表的文章），全国报纸跟着来了，用“反经验主义”代替“反修正主义”。不要只提一个，放过另一个。一定要学习，这非常必要。不学好就没有武器。今后中央要带头。有些同志读得多，不必拿来作私有财产。叶剑英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团结。他说，不要分裂，现在不同于庐山（指九届二中全会），那时有些同志商量如何对付林彪，是对的。现在情况变了，过去可以交头接耳，现在如果不变，就不利。过去一个时期不正常，如果继续下去，就有害团结。历来有小组织存在，就会分裂。第三是讲请示报告、严守纪律。叶剑英说，一个时期以来几乎重大问题都不请示报告――“十一次路线斗争”、“批走后门”、“批经验主义”，都是如此。以后重大问题要提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要引起严重注意。不要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不要干扰主席，这是最大的干扰。

　　王洪文也作了点自我批评。讲到江青与邓小平的争论时，他说自己只听一面之词，没听小平意见，觉得应向主席报告。征求过江、张意见，向主席报告是对的。对争论的看法有片面性。到长沙报告主席，受到毛主席批评，错误主要是他。关于“反经验主义”，虽然自己没发表文章、讲话，但社论、新华社报告都看了，没有认识到问题在哪里，也没有引起重视。以后要好好学习。要按主席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的指示办事。对27日政治局会议的看法，他认为多数同志的发言是好的，对他的批评是难得的。

　　江青也发了言，她说27日的会，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有些问题还得消化一下，还得看一点东西，再作进一步检讨。

　　最后，邓小平提议会议结束，讲多少算多少，向主席报告。

　　5月27日、6月3日的两次政治局会议开得很成功。尽管没有把话全部讲完，“四人帮”也不承认有“四人帮”，但毕竟是在政治局内部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四个人的一次反击。不久，毛泽东找邓小平谈了一次。对这两次会议，毛泽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邓小平对毛泽东说：“会议的情况，主席都知道了。”毛泽东点点头，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邓小平说。毛泽东说：“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就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

　　从毛泽东的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始终对“四人帮”反刘、反林给予较高评价。另外，毛泽东对陈锡联很器重，称他为“司令官”。陈锡联，解放战争时期任二野三兵团司令员，当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毛泽东在四届人大前提议陈锡联为国务院副总理。体委主任庄则栋有事不找分管体委的副总理陈锡联，而是往王洪文、江青那里跑。5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曾批评过他，毛泽东在这里也表了态。

　　“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毛泽东说。这话充分表露出毛泽东对政治局出现的风向变化所持的态度。“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邓小平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他最后的发言，政治局许多同志感到不真实。”邓小平这里指的是王洪文6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他应该好好工作。”毛泽东说。毛泽东的话是有所指的，1974年下半年，江青与王洪文曾发生过争论。“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毛泽东向邓小平明确指示。“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邓小平说。“那好！”毛泽东很高兴。“反对的人总是有的，一定会有。”邓小平说。毛泽东笑着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在这样的形势下，江青迫于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不得不作了一份书面检查。检查中写道：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得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上是从不让步的。

　　此后，王洪文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毛泽东同意，邓小平从7月开始主持中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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