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1日 星期六
为什么中国作家协会定为正部级单位,高于其它协会?
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12)
十二、关于中国作协的级别
中国作家协会一直是正部级单位。而其他各协会,比如剧协、影协、美协等等却都是正局级单位。
当年中央在批准成立中国作协的文件中就明确规定,中国作协是与共青团、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文联同级别的“民间团体”。
“文革”结束后,恢复中国作家协会的时候,中央仍将中国作协的行政级别定为正部级。
中国作协之所以享受这样高规格的“待遇”,是有着历史和政治原因的。除了作协有许多享誉国内外的名人,除了党和国家对文学创作、对作家的高度重视之外,当时中央在政治外交上的考虑,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十年代初,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和许多国家是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许多联系,靠的都是“民间外交”来完成。
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或是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以至资本主义国家,作家的社会地位都是比较高的,而且形成了一个作家群体,这个群体甚至是超越国界的。作家是各个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阶层。他们虽然人数少,但接触面宽,影响面也比较大。因此,作协的外事工作很受中央重视。中央希望作家不但能写出好作品,同时还能完成开展民间外交、广交朋友的任务。
五十年代,中国作家出国访问之前,中央领导同志都是要谈话的。经常是周总理亲自谈,周总理没有时间,就由外交部长陈毅同志来谈。这些谈话都由廖承志同志安排。因此,那时候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交往,就不光是纯文学艺术的交往,而是带着政治任务的交往。
周总理、陈毅、廖承志那时经常到中国作家协会来指导工作,有许多时候是为作家出访而来的。
周总理当时经常说:因为我们和许多国家没有建交,所以我们要搞民间外交。你们作家出去,就是民间大使!作家要做世界各国经一战线的工作,从文学交往中达到政治上的目的……
陈毅同志也说过:通过民间外交来宣传我们,在国际上广交朋友……
由于中央领导人这样重视中国作协的外事工作,因此,当时的作协和外交部、中联部、中调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关系、来往都非常密切。
有一年,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苏联的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茅盾是团长,团员有周扬、丁玲、萧三、赵树理,年轻些的有杨沫、曲波、梁斌、玛拉沁夫。临行前,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大家时说:我们主要要做亚非拉作家的工作,要广交朋友;交了朋友放在那儿,不知什么时候就能用得上。
我当时陪同作家一起去了紫光阁,听了周总理的话,不禁想起全国第一次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的情景:
那是1954年春天,在正义路团中央礼堂。周总理参加大会之前在休息室问我:今天来开会的都有哪些人?哪些人我可以找他们谈一谈?
我说:有写了《不能走那条路》的李准;有写了《活人塘》的陈登科,他原来是个大字不识的战士;还有少数民族作家玛拉沁夫,他是蒙古族人。
周总理说:好!我就找这个玛拉沁夫谈一谈。
我把玛拉沁夫找到休息室。周总理对他说:少数民族作家要好好学习,不光要写出反映本民族生活的作品,还要参与国际上的活动。
前几天,我看到玛拉沁夫同志的回忆文章,写的是他和周总理两次见面给他留下的非常深刻的印象。
陈老总在作家出国访问之前找作家谈话,我基本都在场。每次陈老总都是先给作家分析出访的那个国家的情况,然后强调万隆会议的精神,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接着就是鼓励作家主动地去开展工作。
还有一年亚非作家云集开罗,会上成立了亚非作家会议联络局,地点设在开罗,后来扩大为亚非拉作家会议。为了更好地团结世界各国的作家朋友,联络局选了几位外国作家代表常驻北京,日本作家西园寺公一就是其中一位,他住在对外友协。
有一次亚非作家联络局常驻会议代表要在开罗开会。杨朔同志和韩北屏同志也去参加会议,我和刘白羽同志陪他们到廖承志家请示汇报工作。记得那是个大热天,廖承志泡在澡盆里,他说:对不起,我太胖了,热得要命,就不起来了。
听我们汇报之后,他说:一定要把苏丹那个某某的工作做好,西园寺公一的工作也要做好,将来都有用,让他们替我们中国讲话。有些地方我们应该出面,有些地方就应该他们出面。他们比我们讲话更有力……
后来,杨朔和韩北屏便常驻那里,主要就是做外国作家的工作。
周总理还在许多场合讲过:国内的创作一定要搞好,由《中国文学》(翻译)介绍出去。国内的创作做好了,我们的作家出国说话才硬气!
那时候,中国文学杂志社行政上归对外联络局管,业务上归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负责。杂志社的编辑方针、季度计划、年度计划等等,都由中国作协党组来讨论通过。
那个时候,不但是我们的作家走出去,而且还邀请许多作家到中国访问。比如,智利的著名作家聂鲁达,1950年就曾来华访问。
我记得五十年代,有位以色列的女作家应邀来中国访问。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以色列人打交道是件很微妙的事情。因此她只是和作家进行会见交谈,而和外界不作过多接触。
事后,廖承志对我们讲:这些人来过中国,他们回去以后,一定能起作用……
当时与我们交往的许多作家还兼新闻记者,比如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他们以作家和记者的双重身份,为中国向世界打开了窗口。
我们的领导同志讲过,非洲作家出来一趟不容易,希望我们在经济上能给以帮助,帮助他们回去之后在国内开展工作。我们也尽最大的力量去做,以作家协会的名义对他们进行了经济援助。这对中国增进与亚非拉国家的友谊以至建交,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当时也有对外友协,但友协也只能以友协的身份去交往,不知作家这些“单干户”更有力。
“文革”之后恢复作协,开展对美国外交工作。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在加州要搞一个中国文学研究会,每年要我们派两个作家去,每期三个月。丁玲、艾青、王蒙等都去过这个研究会。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作家的希望,还不光是开展民间外交,同时也希望中国作家向外国作家学习有用的东西,开阔眼界。
“文革”前,中国作家从年岁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上大约可分为这样几部分:
像郭沫若、茅盾、丁玲、巴金、周扬、夏衍、张天翼、谢冰心、老舍、曹禺、田汉等这样一批作家,他们三十年代在国际上就有知名度。像郑振铎、洪深等人,他们不但有很好的本国文学功底,而且还有很好的外国文学的底子,能把外国文学翻译介绍到中国来,他们的创作影响了一批三十年代左联的青年作家。
较年轻的一批作家像舒群、周立波、萧军、罗烽、白朗、草明、赵树理、马峰、西戎、杨朔、柳青、梁斌、李准、陈登科、杨沫等这些同志,都是一代为中国文化做出贡献的知名作家,他们不太熟悉使用外文,但他们是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
再有一批就是比他们年纪更小一些的作家。他们是从十几岁或更小的年龄时就随军或参加革命,比如:陈其通、李舒为、胡正、徐光耀、孙谦、王汶石、李若斌、李季等等同志。
针对中国作家成长在战争年代,学习中外文化知识机会少的情况,刘少奇同志在作协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不能当土作家,要知识面广,要懂一两门外国语……
谈到中国作家协会的行政级别的正部级,有一次,一个年轻的记者问我:那会儿的中国作协主席、副主席,有行政级别吗?
我告诉他,中国作协的主席是作家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一届主席是茅盾,副主席是周扬、柯仲平、丁玲。后来人多了,又加上老舍、巴金。六十年代后又加上刘白羽。主席和副主席的位置名义上当然是部级,但具体到个人,在这些位置上就没有统一规定的级别了。因为这些人在作协的职位不是专职的,他们在自己的单位都有级别,比如茅盾是文化部长,行政四级,周扬是中宣部副部长,行政六级,丁玲是文艺处长,行政七级等等。因此作为中国作协的主席和副主席,都没有设单列的行政级别,绝不是说,中国作协是正部级单位,主席和副主席就是正副部长级别。包括作协的书记处书记,都要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书记处成员也是由主席团提名,理事会通过。
直接被上级任命的,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党组成员和正副秘书长。
后记
写完这篇回忆,看看不长,但断断续续却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主要原因是身体不好,力不从心。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虽然我不想迎合谁的意思,也不想表白自己。但说实话,我只怕无意中伤害了谁或者谁的子女。为此我已经删去了一些文字,或者隐去了一些人的名字。
在这次写作中,面对一些几十年前的文字资料,我发现有许多文件的末尾只标明了月份和日子,而没有年份。我想,当时的人可能觉得一年是很长的时间吧,谁会不记得这是哪一年呢?更没有想到在今天,那些文件已经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因此而省略了。现在再看到这些当年我曾十分熟悉的东西时,我深深地感到,当年真应该写上年份啊!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年的时间真是很暂短的一瞬。谁也没有想到一年一年更迭的是这样的快,社会会发生这么大的变革。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好比辛辛苦苦地用毛线编织了许许多多的衣服和用品,堆放在历史的仓库里。我只是力所能及地在我记忆里把一些东西抽出一个线头来……
在那些衣服和用品里,有些很宝贵,有些现在看起来很过时、很可笑,甚至很丑陋。但不论是宝贵还是可笑和丑陋,它们都是历史真实的存在。
年代久远,记忆免不了模糊,我的文章中一定会有疏漏和错误的地方,希望读者和当事人谅解和批评。
作者
2002年7月
作者简历
张僖,1917年生于湖北宜昌,十岁时随家迁至江西南昌。
1937年参加新四军。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期间,在白区国民党部队做地下工作。
1946年到东北工作,历任鲁艺一团副团长、东北局文委秘书、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办公室主任,兼电影处处长、计财处处长。
1953年到北京,做中国文协改为中国作协的筹备工作。
历任中国作协副秘书长、秘书长、作协党组成员、作协党总支副书记。中宣部一届机关党委副书记,中直机关一、二届党委委员。
1978年任作协党组副书记、作协书记处书记、秘书长。
1998年离休。
张僖,《二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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