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作家协会定为正部级单位，高于其它协会？

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12）


十二、关于中国作协的级别

中国作家协会一直是正部级单位。而其他各协会，比如剧协、影协、美协等等却都是正局级单位。

当年中央在批准成立中国作协的文件中就明确规定，中国作协是与共青团、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文联同级别的“民间团体”。

“文革”结束后，恢复中国作家协会的时候，中央仍将中国作协的行政级别定为正部级。

中国作协之所以享受这样高规格的“待遇”，是有着历史和政治原因的。除了作协有许多享誉国内外的名人，除了党和国家对文学创作、对作家的高度重视之外，当时中央在政治外交上的考虑，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十年代初，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和许多国家是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许多联系，靠的都是“民间外交”来完成。

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或是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以至资本主义国家，作家的社会地位都是比较高的，而且形成了一个作家群体，这个群体甚至是超越国界的。作家是各个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阶层。他们虽然人数少，但接触面宽，影响面也比较大。因此，作协的外事工作很受中央重视。中央希望作家不但能写出好作品，同时还能完成开展民间外交、广交朋友的任务。

五十年代，中国作家出国访问之前，中央领导同志都是要谈话的。经常是周总理亲自谈，周总理没有时间，就由外交部长陈毅同志来谈。这些谈话都由廖承志同志安排。因此，那时候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交往，就不光是纯文学艺术的交往，而是带着政治任务的交往。

周总理、陈毅、廖承志那时经常到中国作家协会来指导工作，有许多时候是为作家出访而来的。

周总理当时经常说：因为我们和许多国家没有建交，所以我们要搞民间外交。你们作家出去，就是民间大使！作家要做世界各国经一战线的工作，从文学交往中达到政治上的目的……

陈毅同志也说过：通过民间外交来宣传我们，在国际上广交朋友……

由于中央领导人这样重视中国作协的外事工作，因此，当时的作协和外交部、中联部、中调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关系、来往都非常密切。

有一年，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苏联的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茅盾是团长，团员有周扬、丁玲、萧三、赵树理，年轻些的有杨沫、曲波、梁斌、玛拉沁夫。临行前，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大家时说：我们主要要做亚非拉作家的工作，要广交朋友；交了朋友放在那儿，不知什么时候就能用得上。

我当时陪同作家一起去了紫光阁，听了周总理的话，不禁想起全国第一次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的情景：

那是1954年春天，在正义路团中央礼堂。周总理参加大会之前在休息室问我：今天来开会的都有哪些人？哪些人我可以找他们谈一谈？

我说：有写了《不能走那条路》的李准；有写了《活人塘》的陈登科，他原来是个大字不识的战士；还有少数民族作家玛拉沁夫，他是蒙古族人。

周总理说：好！我就找这个玛拉沁夫谈一谈。

我把玛拉沁夫找到休息室。周总理对他说：少数民族作家要好好学习，不光要写出反映本民族生活的作品，还要参与国际上的活动。

前几天，我看到玛拉沁夫同志的回忆文章，写的是他和周总理两次见面给他留下的非常深刻的印象。

陈老总在作家出国访问之前找作家谈话，我基本都在场。每次陈老总都是先给作家分析出访的那个国家的情况，然后强调万隆会议的精神，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接着就是鼓励作家主动地去开展工作。

还有一年亚非作家云集开罗，会上成立了亚非作家会议联络局，地点设在开罗，后来扩大为亚非拉作家会议。为了更好地团结世界各国的作家朋友，联络局选了几位外国作家代表常驻北京，日本作家西园寺公一就是其中一位，他住在对外友协。

有一次亚非作家联络局常驻会议代表要在开罗开会。杨朔同志和韩北屏同志也去参加会议，我和刘白羽同志陪他们到廖承志家请示汇报工作。记得那是个大热天，廖承志泡在澡盆里，他说：对不起，我太胖了，热得要命，就不起来了。

听我们汇报之后，他说：一定要把苏丹那个某某的工作做好，西园寺公一的工作也要做好，将来都有用，让他们替我们中国讲话。有些地方我们应该出面，有些地方就应该他们出面。他们比我们讲话更有力……

后来，杨朔和韩北屏便常驻那里，主要就是做外国作家的工作。

周总理还在许多场合讲过：国内的创作一定要搞好，由《中国文学》（翻译）介绍出去。国内的创作做好了，我们的作家出国说话才硬气！

那时候，中国文学杂志社行政上归对外联络局管，业务上归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负责。杂志社的编辑方针、季度计划、年度计划等等，都由中国作协党组来讨论通过。

那个时候，不但是我们的作家走出去，而且还邀请许多作家到中国访问。比如，智利的著名作家聂鲁达，1950年就曾来华访问。

我记得五十年代，有位以色列的女作家应邀来中国访问。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以色列人打交道是件很微妙的事情。因此她只是和作家进行会见交谈，而和外界不作过多接触。

事后，廖承志对我们讲：这些人来过中国，他们回去以后，一定能起作用……

当时与我们交往的许多作家还兼新闻记者，比如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他们以作家和记者的双重身份，为中国向世界打开了窗口。

我们的领导同志讲过，非洲作家出来一趟不容易，希望我们在经济上能给以帮助，帮助他们回去之后在国内开展工作。我们也尽最大的力量去做，以作家协会的名义对他们进行了经济援助。这对中国增进与亚非拉国家的友谊以至建交，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当时也有对外友协，但友协也只能以友协的身份去交往，不知作家这些“单干户”更有力。

“文革”之后恢复作协，开展对美国外交工作。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在加州要搞一个中国文学研究会，每年要我们派两个作家去，每期三个月。丁玲、艾青、王蒙等都去过这个研究会。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作家的希望，还不光是开展民间外交，同时也希望中国作家向外国作家学习有用的东西，开阔眼界。

“文革”前，中国作家从年岁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上大约可分为这样几部分：

像郭沫若、茅盾、丁玲、巴金、周扬、夏衍、张天翼、谢冰心、老舍、曹禺、田汉等这样一批作家，他们三十年代在国际上就有知名度。像郑振铎、洪深等人，他们不但有很好的本国文学功底，而且还有很好的外国文学的底子，能把外国文学翻译介绍到中国来，他们的创作影响了一批三十年代左联的青年作家。

较年轻的一批作家像舒群、周立波、萧军、罗烽、白朗、草明、赵树理、马峰、西戎、杨朔、柳青、梁斌、李准、陈登科、杨沫等这些同志，都是一代为中国文化做出贡献的知名作家，他们不太熟悉使用外文，但他们是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

再有一批就是比他们年纪更小一些的作家。他们是从十几岁或更小的年龄时就随军或参加革命，比如：陈其通、李舒为、胡正、徐光耀、孙谦、王汶石、李若斌、李季等等同志。

针对中国作家成长在战争年代，学习中外文化知识机会少的情况，刘少奇同志在作协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不能当土作家，要知识面广，要懂一两门外国语……

谈到中国作家协会的行政级别的正部级，有一次，一个年轻的记者问我：那会儿的中国作协主席、副主席，有行政级别吗？

我告诉他，中国作协的主席是作家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一届主席是茅盾，副主席是周扬、柯仲平、丁玲。后来人多了，又加上老舍、巴金。六十年代后又加上刘白羽。主席和副主席的位置名义上当然是部级，但具体到个人，在这些位置上就没有统一规定的级别了。因为这些人在作协的职位不是专职的，他们在自己的单位都有级别，比如茅盾是文化部长，行政四级，周扬是中宣部副部长，行政六级，丁玲是文艺处长，行政七级等等。因此作为中国作协的主席和副主席，都没有设单列的行政级别，绝不是说，中国作协是正部级单位，主席和副主席就是正副部长级别。包括作协的书记处书记，都要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书记处成员也是由主席团提名，理事会通过。

直接被上级任命的，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党组成员和正副秘书长。

后记

写完这篇回忆，看看不长，但断断续续却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主要原因是身体不好，力不从心。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虽然我不想迎合谁的意思，也不想表白自己。但说实话，我只怕无意中伤害了谁或者谁的子女。为此我已经删去了一些文字，或者隐去了一些人的名字。

在这次写作中，面对一些几十年前的文字资料，我发现有许多文件的末尾只标明了月份和日子，而没有年份。我想，当时的人可能觉得一年是很长的时间吧，谁会不记得这是哪一年呢？更没有想到在今天，那些文件已经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因此而省略了。现在再看到这些当年我曾十分熟悉的东西时，我深深地感到，当年真应该写上年份啊！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年的时间真是很暂短的一瞬。谁也没有想到一年一年更迭的是这样的快，社会会发生这么大的变革。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好比辛辛苦苦地用毛线编织了许许多多的衣服和用品，堆放在历史的仓库里。我只是力所能及地在我记忆里把一些东西抽出一个线头来……

在那些衣服和用品里，有些很宝贵，有些现在看起来很过时、很可笑，甚至很丑陋。但不论是宝贵还是可笑和丑陋，它们都是历史真实的存在。

年代久远，记忆免不了模糊，我的文章中一定会有疏漏和错误的地方，希望读者和当事人谅解和批评。

作者

2002年7月

作者简历

张僖，1917年生于湖北宜昌，十岁时随家迁至江西南昌。

1937年参加新四军。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期间，在白区国民党部队做地下工作。

1946年到东北工作，历任鲁艺一团副团长、东北局文委秘书、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办公室主任，兼电影处处长、计财处处长。

1953年到北京，做中国文协改为中国作协的筹备工作。

历任中国作协副秘书长、秘书长、作协党组成员、作协党总支副书记。中宣部一届机关党委副书记，中直机关一、二届党委委员。

1978年任作协党组副书记、作协书记处书记、秘书长。

1998年离休。

张僖，《二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