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1日 星期六

摒弃“二杆子”理论,揭示苏共亡党两大谜底


  苏联亡党解体已经过去二十三年了,可是关于苏联亡党解体是非成败的争论和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这个题材,在中国的社科领域几乎成了显学。究其原因,无外乎有三:一是中国文化历来有以史为鉴的传统,特别善于从历史巨变中寻找王朝更替的经验;二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有着天然的联系,过去我们经常讲“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随着苏联解体后,很多重要机密文件解密,我们渐渐明白了:早期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国际的一部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主要的背后推手是苏联共产党。如今,母体不复存在了,那么子体如何生存?自然成为关注的话题;三是当下的中国,面临着很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很多问题与苏联解体前的状况惊人地相似,譬如官员的腐败、社会风气的堕落、利益集团对权力的垄断、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异化等等。

  如何真正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可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行政技术方面的措施删减、民生问题的微小改善,来掩饰体制性、结构性的深层次矛盾,屏蔽当下中国迫切需要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对于清醒者来说,除了借鉴西方的先进理念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这些因素的存在,决定了对苏联亡党解体这个历史问题的研究,需要厘清是非,汲取教训,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寻找崭新的方向。

  李永忠提出过“有条件赦免贪官论”的主张,曾经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致力于政治制度和反腐败学说研究,著述颇丰,他和董瑛最近出版了《苏共亡党之谜》一书,从权力结构和制度设计方面,解读了苏共亡党的原因。

  在很多学者专家看来,苏共一个有着七十多年历史的老店,轰然坍塌,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有“权力垄断说”“体制弊端说”“改革失败说”“蜕化变质说”“精英叛变说”“党群脱离说”“腐败亡党说”“和平演变说”“斯大林模式说”“民族矛盾说”“军备竞赛说”“舆论失控说”等等将近二三十种。

  在社科领域,越是一门显学,研究的人就越多,研究成果就不一而同。况且,中国现在的学术环境不好,急功近利者很多,垃圾成果遍地都是。但对于苏共亡党这一特殊、严肃的命题来说,如果任由劣质成果在研究领域占据主导位置,一旦运用到实践领域,那么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不仅起不到警示借鉴作用,反而会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在对待苏联问题上,就有几种理论非常值得警惕。

  一种是“舆论失控论”。有人错误地认为:苏共起家和亡党都与舆论有关。早期的苏联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建立红色苏维埃,打败德国法西斯,就是因为很好地抓住了舆论工具,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主导了苏联人的意志。而晚期之所以失败,就是放松、失去了舆论控制,被敌对分子钻了空子,失去了思想阵地。他们认为,中国也存在这种危险的状况,要避免苏联的败亡,首先要加强舆论控制,加强对思想战线工作的领导,时时刻刻提防和平演变。受这种思想的引导,国内的思想舆论阵地,除了领导的画面和声音,就是娱乐,民众的呼声成了点缀。

  另一种说法是“军队失控论”。党指挥枪,是列宁军事思想的精髓,斯大林时代把这项理论发挥到了极致。到了苏联后期,接连出现“病人治国”的状态,管理松懈,思想混乱,军队失控。特别是改革派领袖叶利钦与当政者戈尔巴乔夫发生严重对立的时刻,军队明显保持中立,这样一来,克里姆林宫成了不设防的阵地,反对派轻而易举夺取了政权。这种说法,目前在中国很有市场,他们主张中国共产党改革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只要枪杆子握在自己人的手里,江山就会永不变色。

  “舆论控制说”显然不能解释中国历史。国民党时代实施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一些主张言论自由的进步人士被迫流亡海外,有的人还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如此严格的新闻制度下,为什么国民党政权还垮台了?道理很简单:顺民者昌,逆民者亡。一个执政党存在与否的标志,是顺民心还是逆民心的问题,而不是表面的舆论控制的问题。

  “军队控制论”也不足以解释中国历史。北洋时代好几届都是军政府。每一任总统上台,靠的是跟随自己多年打天下的子弟兵,各省督抚都是自己人。可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不是军队倒戈易帜就是士兵哗变,军政府败到了自己的子弟兵手里。什么原因?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军队不是拿枪的木偶,士兵也是由人组成的,只要是人,他就懂得是非成败、民心所在。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主张加强舆论控制和军队控制的人,并不是少数,林彪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他曾提出过著名的“二杆子”理论,只要控制好笔杆子和枪杆子,就可以平安坐天下。可结果怎么样?

  此外,腐败亡党、权力垄断等等理论,也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一座辉煌的共产主义大厦为什么顷刻土崩瓦解。李永忠先生在《苏共亡党之谜》一书中给出的答案是:“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是苏联模式的两大核心标志,也是导致苏共亡党的两大“谜底”。

  “议行监合一”的行政体制,不需过多解释,大家都明白,是决策、执行和监督三项权力的重叠,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在权力运行上“既当运动员,也当裁判员”。中国从隋唐建立文官制度之时,就一再倡导: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离分设。世界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也是“三权分立”。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却运用了落后的“议行监合一”制度呢?究其原因,就是在落后的地方短期内实现剧烈变革,没有强制性的执行力和控制力是办不到的。也就是学者们常说的“威权体制”成就经济繁荣。因为经济繁荣了,人们错误地认为“三权合一”是个好制度,殊不知这个制度的坏处,远远大于它的好处。

  李永忠先生如此计算:“专制制度,它的好处遇上明主以后,可以发挥到百分之九十;可是一旦遇上昏主,它的坏处就可以发挥到百分之百,制度的优劣性完全决定于人本身,而不是制度本身,与百姓切身利益更是毫不相干。民主制度的最大好处,无论明主还是昏主,它的好处可以发挥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它的坏处丝毫不会高于百分之三十。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从制度上做文章总比选择昏明君主要可靠的多。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遇上后期斯大林,苏联制度就是封建暴政的翻版。要想避免历史的悲剧,关键在制度上做文章,而不是在人选上做文章。

  “等级授职制”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上级通过公权私授这种形式,把被授人变成自己的驯服奴隶。古往今来,权臣都是通过人身依附来控制局面,形成帮派,左右权力的。《苏共亡党之谜》中揭露道:自斯大林开始等级授职制,苏共培养和固化了“克格勃集团”“军工集团”“第聂伯罗帮”“太子党”“秘书党”“官二代”等各种利益集团和官僚腐败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最终垄断了国家权力、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与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渐行渐远,最终被人民所抛弃。

  李永忠也为当下中国开出了“党内民主制”的药方:

  借鉴小平同志在经济改革方面搞四大经济特区的办法,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要选定一些成熟的地方设立政改特区。在选举方式上,摒弃过去老套的等级授职制,特别是要砍掉操纵选举的幕后组织黑手,实施自由公平的党内民主选举;在制度建设方面,推行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精神文化领域,让自由民主的旗帜高高飘扬;在社会建设方面,创造公平民主的社会氛围等等。如果试点特区改革成功之后,推广或者克隆到其他地方,这样就可以以点带面,以下促上,全方位推动停滞的政改,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带来的震荡,确保持政权稳定,最终顺应人民群众对民主政治的真心诉求。

  王进,《炎黄春秋》杂志 2013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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