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3）
三、筹建中国作家协会
1952年冬到1953年初，正值行政大区改组之时，东北人民政府又改组成东北行政委员会。下面的各个部，比如工业、教育、卫生、文化，也都要改成厅局的建制。同时，东北的一部分干部还要分配到北京各个部门去工作。
东北局的组织部长张秀山同志找我谈话，希望我担任黑龙江省文教厅长。我表示我不想再做文化方面的工作。
于是我又找到李富春同志，因为我在敌占区做地下党工作的时候，他一直是我的领导。李富春同志听了我的意见，希望我到北京去，在国家计委工作。当时我很高兴，心里也塌实下来。
就在我准备出发去北京的前夕，从北京参加全国文联全委会和第一届全国文学工作者理事会的舒群和罗烽回来了。他们告诉我“文联”将要和“文协”分家，文联的各协会将划归文化部，而“文学工作者协会”将改成“中国作家协会”；他们在会上推荐我参加“文协”改成“作协”的筹备工作，而且说都已经决定了，包括胡乔木（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和丁玲（时任中宣部文艺处长）都同意。
1953年3月24日全国文协第六次常委会上有份文件，名称叫做《关于改组全国文协和加强领导文学创作的工作方案》，文件里写到：
“去年八月全国文协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整理组织改进工作的方案》以后，工作开始有了若干改进，但是全国文协还没有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领导全国文协创作的统一的战斗的团体。目前有许多具有创作能力和经验的作家或者担任了行政工作，不能专门从事创作；或者分散在各个文艺单位，不能经常获得强有力的领导。这种情况严重地妨碍了创作力量的发展。
“常务委员会决定在最近征求全国委员会各委员的意见，召开代表大会，讨论改组全国文协机构。”
就在那次会议上，中央文化部同意将其所属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业务划归文协领导，成立了“创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是邵荃麟；成立了“刊物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冯雪峰；成立了“译文编委会”，主编是茅盾；成立了“机关工作委员会”，主任是邵荃麟。那时候文协的秘书长是严文井同志……
听到让我到全国文协工作的消息，我感到非常突然，最开始的心理是不想去。但舒群和罗烽使劲动员我说：“你可以先谈谈嘛……”
我看见人家这样信任我，就给严文井打了个电话。电话中严文井的声音又急切又热情，他希望我尽快来北京。
严文井是湖北武汉人，他曾在北京图书馆当馆员，同时也写些文章，以后认识了沈从文、萧乾。后来有人把他们这几个人称为“小京派”。七七事变以后，1938年，严文井辗转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到文协来当秘书长之前，他是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丁玲是处长，林默涵也是副处长）。
我和严文井在东北就认识，那时他是《东北日报》的副总编。
严文井在电话里说：“你快点来，我在前门火车站接你！”
我的心动了，决定先到北京去看看。
我来到北京以后，才知道文协改作协筹备小组的领导成员一共才三个人，除了严文井，还有邵荃麟同志。邵荃麟除了文协的职务，还兼着中宣部的副秘书长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的副秘书长（秘书长是胡乔木同志）。
严文井告诉我，你来这里是舒群和罗烽推荐的。丁玲、周扬、冯雪峰都同意。他鼓励、动员我说：“我们一起好好干！”
另外几位领导也使劲鼓励我。在他们的盛情邀请和鼓励下，我同意了到文协来做筹备中国作协的工作。
我在北京待了几天，经过严文井找了周扬同志，找了田汉同志，又找了马少波同志，安排了我全家人的户口和我爱人在戏曲研究院的工作。
1953年4月，我正式来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筹建工作。
文协的办公地点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它原来是北洋军阀时期北宁铁路局局长的私宅；日本占领时期，这里是日本宪兵队的司令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里又成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励治社”所在地。因为当年的铁路局长就是在这座房子里的楼梯上自杀的，所以这所房子被人称为北京的“四大凶宅”之一。
房子当年的格局是三进院落。走进大门，迎面是假山，两侧都有厢房。当年做公馆的时候，这里可能是下人住的地方。走过假山中间的月亮门就是一个大四合院，七间北房，东西各有四间厢房。最后一个种满花草的院子，有一座琉璃瓦屋顶的二层楼房。整个院落都有回廊相连，院子里还种着许多树木。
作协筹备线到来之前，文联（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也在这里办公。现在，他们搬进了文化部。属于文协的人全都留下来。
那时候有人认为，既然已经成立了各个“家”的协会，文联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有些事情可以归文化部。但毛主席说：文联哪怕是空架子，也要保留下来。文联就这样留下来。那时候，一切都学苏联，惟独保留文联这件事很有中国特色，苏联是没有文联的。
当时我们三个人的职务分别是：邵荃麟是党组书记；严文井是秘书长；我是副秘书长，党组成员兼党组秘书。
筹备工作到了8月份，严文井被调到《人民文学》当副主编，有人提议让阵白尘同志来当秘书长（陈白尘当时在文化部剧本创作研究室当主任）。在一次作协党组讨论调陈白尘来作协的问题时，冯雪峰说：严文井要去编刊物，张僖当秘书长不就可以了吗？何必还要再调陈白尘同志呢？后来，因为上级认为还是由一位作家来当秘书长比较好，结果还是由陈白尘同志来当秘书长，但不是党组成员。我还是副秘书长，是党组成员。陈白尘同志在这个岗位上做到1956年，一直到郭小川同志接任为止。
1953年9月，在召开中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同时，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正式改为“中国作家协会”，并召开了第一次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大会选出的主席是茅盾，副主席有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冯雪峰、邵荃麟，并组成主席团。至此，中国作家协会就算正式成立了。以后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的届数总比全国文联代表大会晚一届，就是这个原因。中国作协被中央定为正部级单位。
中国作协党组是分管文学创作这一战线（系统）的，因此党组成员也来自许多单位，比如文研所的何其芳、总政的刘白羽、人民日报社的袁水拍等等。但因为党组的大部分成员都在作协（当时作协所属刊物的主编也都是党组成员，比如韦君宜等同志），所以中国作协党组的办公地点也在作协。
中国作家协会党的组织是党总支，书记是严文井。我是党总支副书记，这个副书记我一直兼到“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时，中国作协机关院里有四十多个人（不包括机关院以外的刊物和文学讲习所），有个资料室比较庞大，差不多有二十个人，都是大学毕业生。这个资料室所担负的任务和现在也不大一样。那时，作家提出写作选题交给资料室，资料室的同志就要到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去找相关的材料，然后交给作家。我记得有一次周总理来电话，说要会见一位英国作家，需要资料……资料室的同志就连夜去查找。除了资料室，还有一个创作委员会，由沙汀当主任，大约七八个人。作协还下设一个办公室，有五六个人。行政处的人也很少，一个会计，一个出纳。负责日常生活的总务处（包括炊事员）只有三个人。人事部只有一个人，名叫常明生。这个人原来是邵荃麟同志的秘书。
作家协会主席团根据工作的需要，从1953年到1954年底，陆续成立了以下机构：创作委员会、外国文学委员会、普及工作部、古典文学部、文学基金全委会、文学讲习所。还编辑出版了以下刊物：《文艺报》《人民文学》《新观察》《文艺学习》《文学遗产》《译文》《中国文学》（英文版）。
当时具体指导文学创作活动的机构是创作委员会，由周扬任主任，邵荃麟和沙汀任副主任。在创作委员会下，又成立了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电影、儿童文学、通俗文学等创作组和文学批评组。
当时，创作委员会的“权力”是很大的，工作也很繁重。它不但要有计划地组织驻会作家深入生活，还要经常与这些深入到生活第一线的作家联系，并帮助解决他们在深入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还要经常组织作家讨论作品和当前文学创作上出现的问题。
为了让作家要互了解各自生活和创作的情况，创作委员会出版了一个不公开发行的内部刊物《作家通讯》。
外国文学委员会的主任是萧三，副主任是戈宝权。当时的中国和许多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因此，这个机构除了在文学上与国外的作家进行交往和联络之外，还做着许多国家在外交上不便于和一些国家联络的工作，即所谓“民间外交”。通过作家与作家之间的交往，达到中国与世界交流的目的。
普及工作部的部长是老舍，副部长是韦君宜。他们创办了《文艺学习》刊物。这个部经常组织作家、大学文学教授等给青年作家作报告，或者召开业余作者的座谈会。参加这些活动的有工人、农民、学生、战士、机关干部、学校的教员。
中国作家协会专门培养青年作家的机构是文学讲习所，其前身是1950年冬天成立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到了1953年秋天，研究所划归中国作协领导，改组后被叫做文学讲习所。开始的时候由吴伯箫当主任，后来又改为由丁玲担任主任。讲习所当时的任务不但是培养创作干部，同时也培养理论批评干部。招收的学员大部分是发表了一些作品的文学青年。讲习所的学制是两年，除了规定的课程之外，学员还要在学习期间进行定期的创作实习。讲习所聘请了诸如丁玲、张天翼、田间、赵树理、刘白羽等作家，分别担任学员创作的辅导工作。学习期间，学员们也有一定的时间到各地参观，到工厂、农村体验生活。
古典文学部是1953年11月成立的，部长是郑振铎，副部长是何其芳、聂绀弩和陈翔鹤。
说到文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这是作家协会对作家在物质上进行帮助的机构。我记得这个机构里的委员有郑振铎、许广平、陈白尘等人。
作家协会的驻会作家在进行创作期间，包括游历、旅行、体验生活、搜集材料以至写作、修改作品等等期间以内，如果在生活上遇到困难，都有权利向管委会要求无息贷款或津贴。这种帮助一种可以持续到三年甚至三年以上，直到作家完成他的作品为止。而对于非专业作家，比如机关干部或者其他职业的，作协可以出面为他请创作假，在创作期间，他也可以像专业作家一样从基金会得到经济上的帮助。会员以外的青年作家，只要有一定的创作成绩，并有两个作协理事推荐，同样可以享受和驻会作家一样的待遇。
1954年，驻会作家有：周立波、张天翼、艾青、刘白羽、胡风、谢冰心、白朗、罗烽、艾芜、陈学昭、赵树理、马烽、严辰（厂民）、雷加、康濯、秦兆阳、孔厥、袁静、白薇、黄碧野、逮斐、菡子、西戎、古立高、金近、李纳、杨朔、沙汀、舒群，共二十九个人。
这些人当中，胡风、谢冰心、艾芜、孔厥、白薇和黄碧野不是党员，其他人都是中共党员。
当时驻会作家的待遇是这样定级的：比如张天翼、周立波、冰心等人被定为文艺一级，政治行政待遇上套靠行政八级，但在工资收入上其实比行政七级还要高。丁玲当时的级别就是行政七级。行政八级的工资到二百元，而文艺一级作家的工资大约在二百多元以上。当时被定为文艺二级的有舒群、罗烽、白朗、陈企霞、草明等人。被定为文艺三级的有康濯、马烽、西戎等人。当时的文艺三级，就相当于正局级干部的待遇。
那时候，全面学习苏联，处处效法苏联，稿费也学习苏联，采取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方式，而且定的标准很高。像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曲波的《林海雪原》都赶上了。那时候书的品种少，每本书的印量也大，往往一本书就可以拿到五六万或者七八万元的稿酬。后来，拿稿酬的作家就不再从作协领取工资，丁玲同志就是第一个带头响应的作家。当时北京一个小四合院，房价也就是几千元，至多上万元，所以许多作家都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驻会作家开会学习的时候来，没有事情的时候就不来了。作家们出差或者深入生活的一切费用，都由作家协会报销。
那时候，作协的经费来源有两部分：行政经费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拨发，作家的工资和活动经费则由财政部拨发。说到底，到时候作协和作家基本上是由国家全给包下来了。
作协党组织是党总支领导下的各个党支部。在我记忆中，《人民文学》《新观察》《文艺报》《文艺学习》、资料室都各是一个支部；文学讲习所有两个支部，一个学员支部，一个工作人员支部；《译文》和古典文学部是一个支部；创作委员会和外国文学委员会是一个支部等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个特殊的支部。为了搞好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党外作家，这个支部叫民盟支部，其实是联系民盟以及其他党外人士的支部，总支里我分管负责，这个支部的书记是陈白尘同志。这个支部的党员就负责联系党外人士的工作，实际上主要是团结一批翻译家和大学教授，他们有什么情况和意见要逐级向上反映，一直反映到中直机关党委。
1953年前后，中国作协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学习政治文件，进行学术研讨。那时提倡的创作方针就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反人性论等等。
1954年，机关的政治学习主要学习《毛选》第一卷、《联共党史》《哲学史》。还要全面学习苏联的文学作品。
中国作协资料室1954年11月编写了很厚的两本油印资料：一本是《关于苏联文学论文目录索引》。这个索引包括了1949年9月到1954年9月全国报刊所发表的对苏联文学评论的论文。其中比如《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1952年6月18日俄共（布）中央的决议）》《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论托尔斯泰》等三百六十篇文章。其中只有二十三篇文章是中国人写的。
另一本是《苏联作家研究介绍——作品评论目录索引》。这个索引介绍了如安东诺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一百零一位苏联作家的近一百五十本著作以及大量的评价文章。要说明的是，这些书都已经在中国翻译出版。
不能不承认，苏联的思想和文学创作对当时中国的思想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使我们的行为不由自主地跟着“苏联老大哥”的脚印走。正如那时的一句口号所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那段时间，每个星期有三个半天学习。而学术讨论会也是经常的，每个星期起码有两次。记得常来参加会议的有何其芳、袁水拍、王阑西、陈荒煤等同志。那些会议大部分是林默涵同志来主持。当时中宣部也没有几个人，他们也经常参加在作协机关举行的这些讨论会和活动。
作家协会还有一项为作家提供聚会地点和服务的工作。因此，每个星期六晚饭以后，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就到布总布胡同２２号院来。没有什么预先规定的题目，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组织和引导，只是随便进行文学艺术交谈，讨论一下最近的新闻时事，而大多数时间则是游乐活动，演唱、文艺表演、打麻将、下棋、聊天等等。
当时的作家中，丁玲、茅盾、老舍、郭沫若、罗烽、白朗、舒群、李季、阮章竞、谢冰心、赵树理、张天翼、周立波；艺术家中，梅兰芳、程砚秋、洪深、田汉、侯宝林、李波、王昆；北大的教授游国恩、何其芳、吴组缃，北师大的教授钟敬文、吕叔湘；翻译家冯至、曹靖华、纳迅等等，都是这里的常客。大家都很愿意来，还经常无拘无束地开玩笑。
许多知名人士经常即兴“上台”表演。像田汉上台唱过他自己写的京剧《打渔杀家》，洪深唱过《审头刺汤》。文联副主席柯仲平和韩起祥说过相声，赵树理唱过山西的上党梆子。侯宝林先生著名的相声段子《醉酒》，就是在那里产生的。
谈起《红楼梦》的时候，大家不禁争论起来，有的说林黛玉进北京是从德胜门进来的，所以住的应是北城……有的说，林黛玉住的地方根本不是北城，再说也不一定住哪城就非得从哪边的城门进来。谈起《水浒》中武松和李逵打虎的时候，吴组缃还即兴表演，他说还有比武松和李逵更厉害的，那就是祖孙俩打虎，爷爷让七八岁的孩子把老虎引来，自己举着斧头蹲在地上等着，只要老虎一扑上来，那斧子能把老虎从嘴一直豁到屁股，又快又准……
那时候，一是条件困难，二是为了工作方便，东总布胡同22号既是作协机关办公的地方，也是一些作家和领导同志的宿舍。后院的一座小楼共有五间住房，艾青住二层的一间（他当时的夫人韦莹带着孩子住在东院的一间平房里），陈企霞住一间（他的夫人带着孩子住在贡院胡同），我住楼下一间（我的家属住在象鼻子中坑胡同），邵荃麟住两间。
在另一栋小楼里，张天翼住一间（那时他还没有结婚），沙汀住两间，严文井住一间。而周立波全家住在后院的四间平房里。在东总布胡同22号，还住着作家白薇，因为年龄比较大，我们都称呼她老白薇。她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因为经常去外地深入生活，所以很少住在这里。
当然，大部分作家都住在外边，比如马烽、西戎、田间住在鼓楼，罗烽、白朗、舒群、刘白羽、康濯、陈白尘都住在东总布胡同46号。那是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以后一段比较宽松的时期。
以后，发生了一系列事情，诸如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丁陈反党小集团、反右等等运动，作协就好像骑在了老虎的背上——再也下不来了。
张僖，《二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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