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田间1955年三番五次闹自杀惊动公安部

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5）


五、肃反和“胡风反革命集团”

1954年7月，也就是党的四中全会以后，胡风向中央呈交了一份二十多万字的报告：《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后来大家通常所说的“三十万言书”（后来公开发表的名称是《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

据说，他的这份报告是交给习仲勋同志的。习仲勋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秘书长，而且是上一任的中宣部部长。

中央在接到胡风的报告之后，指示要将报告交给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在文艺界公开讨论。

胡风其实应该知道，在此之前，中央领导一直对他的文艺思想持批评态度。1952年12月，当时的全国文协就召开过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

1953年1月底，林默涵同志在北京文化部礼堂向作家和文艺团体领导介绍过对胡风批评的原因。

1953年1月30日，《文艺报》第2期就发表了林默涵同志的文章《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1953年2月5日，《文艺报》第3期又发表了何其芳同志的文章《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这两篇文章都有“来头”，都是在直接批判胡风的文艺观点。

1953年的3月底，重庆市委宣传部专门邀请西南和重庆的文艺工作者五十多人举行座谈会，讨论胡风的文艺思想对一部分青年所起的毒害作用。座谈会上，四川省委宣传部长任白戈同志，明确提出了“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于是，1953年4月3日《四川日报》也发表了作家萧萸的文章，不但对胡风和路翎的创作提出了批评，也对自己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检讨。4月12日的《四川日报》又发表了何幽的文章《胡风的文艺理论对我的不良影响》。

《四川日报》发表这些文章的时候专门加了编者按说，四川有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和知识青年，过去受胡风及其小集团的文艺思想的不良影响是比较深的，希望他们能通过此次全国文艺界对胡风及其小集团的文艺思想的批判，进行一次认真的学习，清除自己所受的不良影响。

而对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的讨论，则一直进行了五个月。

1955年1月2日，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代表作协党组，起草了给中宣部并转呈中央的报告。从这个报告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从此转入了一个严重的阶段，同时也可以看出这种批判的缘由和当时的环境。

附邵荃麟报告全文——

中央宣传部并转中央：

（一）

胡风的错误文艺思想是十多年来文艺界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这种思想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文艺思想，但是却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因此在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众中间甚至在部分的党员中，产生迷惑作用。胡风以他这种思想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小集团，长期地宣传着他的错误的文艺思想，对抗着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对抗着过去解放区和国统区党领导的文艺运动和目前党领导的全国的文艺运动。这个小集团一直保持了十年以上的历史，其中有党员，有不少思想落后的分子，甚至政治上堕落的分子，在文艺界成为一种顽强的宗派，一九四四年，胡风在重庆创办《希望》杂志。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他不但没有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认识自己的错误，反而更有系统地来宣传自己的那一套所谓“主观精神论”的错误理论和进行所谓反客观主义的斗争。胡风所谓“客观主义”的倾向，实际上是把当时国统区一部分进步作家创作上所存在的某些缺点加以夸张和曲解，甚至把这些缺点看做是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同样的一种敌对力量。他在论文集《逆流的日子》序文中说：“文艺在自己的阵营里也经验着一种逆流的袭击（按：即指客观主义等倾向），这袭击正是和那大的逆流（指国民党反动统治所造成的政治逆流）紧紧地互相呼应。”当时重庆的文艺界党内外同志曾经向他进行过口头批评，并在座谈会上讨论过他们的理论问题。党内负责同志如乔木同志等也和他谈过话，但未能改变他的看法。一九四六年，《希望》继续在上海出版。北京、成都等成他的小集团又出版了若干同样性质的刊物（《呼吸》、《泥土》等）。一九四八年，在香港的一部分同志（胡绳、乔冠华、邵荃麟、林默涵等），经过党内讨论并取得郭老、茅盾等赞成，在刊物上向他进行了公开批评。为了答复这些批评，胡风发表了一篇《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此项论争暂时停止。此后几年中，胡风继续印行了宣传他这种理论的各种著作，在群众中散布这种错误理论的影响。当时我们曾和他作过多次的谈话。一九五二年底，由周扬同志主持的一个文艺界的座谈会，邀请胡风、路翎等参加，向他进行批评，胡风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一九五三年初，由林默涵、何其芳二同志在《人民日报》、《文艺报》发表了批评他的文章，指出他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几年中，乔木同志曾经口头和写信批评过他，并建议他深入生活进行改造。周总理也找他谈过话，批评了他。胡风当时对于这些批评始终没有接受，实际上是采取了更坚决的反抗态度。一九五四年四中全会以后，他向中央政治局写了一本二十多万字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不但反驳林默涵、何其芳二同志的批评，坚持他自己的理论，不但猛烈抨击党的文艺领导，认为这种领导比“拉普”更加反动，并且提出他自己对文艺领导的一套建议，如取消一切作协的刊物，取消电影剧本和剧本的审查办法，主张各办各的同人杂志等等。这个建议的实质，是要取消党对于文艺运动统一领导的原则，使文艺运动变成为四分五裂的宗派活动。胡风的文艺思想及其实践的理论，到此已经达到极其露骨反对党的领导的地步。中央宣传部将此项报告交给作家协会主席团，在文艺界进行公开讨论，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过去几次的批评之所以没有收得很好的效果，主要一点，是没有在群众中展开广泛的自由的讨论和批判。最近胡风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发表以后，引起作家和读者群众很大的不满，可见群众对胡风的错误思想是看得清楚的。因此紧接着对《文艺报》的批评，以及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展开以后，应该立即展开对胡风思想的彻底批判，以肃清这种错误思想的文艺界长期存在的影响，并通过这种批判进一步阐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同时改进作协对于文艺思想的领导工作。

（二）

党组认为，对胡风思想的批评，应该看做是文学界工人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场严重斗争，是毛主席文艺方向和反对毛主席文艺方向的一场严重斗争。在这场思想斗争中，应当毫不容情地揭发出胡风的理论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理论，他的文艺路线是反对毛主席文艺方向的路线，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的小集团活动；同时必须坚决反对向这种错误思想的投降主义态度。但是对于胡风以及胡风派的人，只要他们政治上不是反革命，仍然应该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应当通过批判，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党组认为，对于胡风思想的批判，应该通过文联与作协主席团的领导，采取广泛而深入的、具有原则性和说服力的公开自由讨论的方式；应该动员各地文艺界以及哲学界的人来参加这个斗争，不要仅限于少数搞文艺理想批评的同志；并且应由郭沫若、茅盾等来参与领导这个斗争。经过一定时期的讨论以后，应该对这个论争做出结论。

胡风这种错误的文学思想在部分群众中所以还有一定的影响，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在文艺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不少缺点，胡风就利用这些缺点，加以夸张和曲解，对党的领导进行恶意的抨击。对于这种恶意的抨击，必须继续予以有力的驳斥。但另一方面在批判胡风思想的斗争中，我们也应该正视我们自己的缺点，采取自我批评的态度。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批判更具有说服力量，并且经过这次批判，更加强文艺界的团结。

（三）

根据以上认识，并征求了郭沫若、茅盾的意见，党组对于胡风的思想的批判工作，决定如下计划：

（1）由作协主席团做出决定，将胡风给中央的报告中关于理论问题和文艺领导方式问题两部分印成小册子，在一月中发给全国文联、作协及其他各协的委员或理事、各地报纸及文艺刊物主编人、各省市文联及各文艺机关的负责人（估计约一千本左右），说明由中央宣传部决定将此项文件交由文艺界进行讨论。此外并由作协将过去胡风以及胡风派的主要理论文章和批评胡风等的文章编成参考资料三册，印发文艺界人士。

（2）二月中旬将胡风关于理论问题和文学领导方式问题两部分意见印成附册，随一九五五年第三期《文艺报》发行（因胡风的文章有十余万字，《文艺报》无法刊载），公诸社会，并由作协主席团加以说明，希望读者对此项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最近胡风致函总理，要求将他给中央的报告改写为文章发表并拟有所修改，因此《文艺报》拟发表其改过的文章）。

（3）周扬同志等一月中旬自苏联回国后，即召集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传达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报告，号召全国文艺界学习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报告，结合此项学习，来研究和讨论中国文艺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我们并准备乘召开此次会议之便，邀请各地作协分会负责同志来京，讨论如何使这个讨论在各地顺利展开批判胡风思想的问题。

（4）在《文艺报》发表胡风文章以前，拟请《人民日报》及其他报刊继续发表一些读者批评胡风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发言的来信或文章，以及其他批评胡风的文章。胡风的文章公开发表后，拟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以及各地其他报刊继续发表批判胡风思想的文章（包括对胡风的理论和创作，胡风对文艺运动的意见，以及胡风派的理论和创作的批评），也可以发表相反意见的文章。

（5）报刊上讨论已经展开以后，各地作家协会和各文艺团体可以组织各种讨论会来讨论此项问题。原定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拟延至四五月间，俟对胡风思想讨论有一定结果时，再行召开。理事会除检查作协领导和讨论改进工作的报告外，并对胡风文艺理论和他关于文艺领导意见做出结论。

（6）为了进行对胡风思想批判，必须做好研究工作。作协党组已经开始约请了一些同志，进行研究，并要求他们都要负责写出文章。这些同志包括周扬、胡绳、艾思奇、乔冠华、邵荃麟、林默涵、何其芳、冯雪峰、刘白羽、田家英、许立群、袁水拍、聂绀弩、蔡仪、林淡秋、陈涌、王燎荧、康濯、侯金镜、秦兆阳等。党外方面，郭老、茅盾均已同意进行研究并写文章。俟胡风的报告印发后再广泛地组织各方面人士进行研究和写文章。

以上计划是否妥当，请指示。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

邵荃麟

一月二日

抄送中宣部：陆定一、张际春、凯丰、陈伯达、乔木、周扬、胡绳、邓拓、韦明、钱俊瑞党组同志

为什么从当年7月胡风上交报告以后时隔五个月，中国作协党组才给中央写这个报告？据我个人理解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全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进行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和对胡适反动思想的批评。《红楼梦研究》是当时的热点。第二中国作协党组在没有得到上级指示时，还没有下定决心。还有1954年9月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的时候。

1955年1月，批评胡风发言的文章接连刊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文艺报》上，仅1月份，这三家报纸共刊登这类文章十九篇。

根据1955年3月7日统计，至此，批判胡风的文章（包括何其芳与林默涵的文章），一共发表了五十七篇。

当时，在给作协所属刊物的来信来稿中，除了支持批判胡风的文章之外，也接到相当一部分来信来稿，反对批判胡风。

1955年1月13日，胡风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我的自我批判》。

不久，毛主席就有了批示：“对胡风这样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人民、反党的思想，绝不能让他在‘小资产阶级观点’掩盖下逃脱，而予以彻底的批判。”

1955年2月5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决定举行第十三次扩大会议，准备对胡风的唯心主义文艺思想进行批判。

这就是大家经常谈到的青年宫会议。那是在北京东单十字路口东北角后来叫做青年艺术剧院的地方。

在召开大会的前一天晚上，作协党组和文联党组在东总布胡同46号召开会议。由郭沫若同志主持部署明天对胡风的批判。这个预备会没有胡风参加，胡风对此也一无所知。

我当时的身份是作协党组成员、作协副秘书长，也是党组秘书。那次预备会议担任记录的是束沛德同志和陈淼同志。束沛德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是择优选拔到中国作协来的。一开始周扬同志想让他担任自己的秘书，后来严文井说，希望他到创作委员会当秘书。于是束沛德同志就在党组担任记录的工作，很受信任。

那天散会以后，连夜发送第二天开会的通知，我记得通知是凌进晨１点钟发出的。通知上没有会议内容，只是说要在青年宫召开文联和作协主席团的联席会。胡风也只是接到明天开会的通知而已。

第二天，大会正式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文联在京的全委、作协在京的理事，以及其他各文艺协会的负责人等等大约二百多人，胡风也坐在主席台上。会议由郭沫若主持，茅盾和周扬作为助手帮助主持。郭沫若的身份是文联主席，也是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茅盾是文化部部长，也是中国作协主席。当然，许多主要工作是周扬同志来抓的，至于那些具体的工作，则由林默涵、刘白羽、邵荃麟同志来负责。那个会议的名称是“中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

我知道，郭沫若和茅盾在重庆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也是有看法和不同意见的。

会下，舒芜找到冯雪峰说，胡风在开会之前已经知道了今天会议的内容，并且做了准备。因为舒芜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而冯雪峰是社长兼总编，所以舒芜首先向他汇报了这件事。

肯定是有人把前一天晚上会议的情况告诉了胡风。于是我们对参加会议的人员逐一进行了分析，最后分析到束沛德同志的身上。

我负责找束沛德同志谈话，他承认是他透露给了同在一个宿舍住的阎望，但决不是故意的，而且也绝没有料到阎望又告诉了胡风，使他有所准备。束沛德说他回到宿舍，阎望问他开什么会，他就告诉阎望要批判胡风的三十万言书。

在研究对束沛德“泄密”问题如何处理的时候，我说，束刚出大学门，没有社会经验，又和阎望同住一个宿舍；阎望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而束是个年轻的学生。

无论是什么理由，束沛德不能再担任记录了。我们让他写检查，后来他又被下放到河北的涿鹿地区劳动锻炼。我跟涿鹿的县委书记王纯说，束沛德很能干，希望能让他做些文字工作。后来束沛德就给涿鹿当地做一些编小报的工作，这是后话。

1955年4月，全国文化界正在大规模地展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同时，中央又在全国各个领域展开了旨在肃清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军、警、宪、特务反革命分子的全国性的“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简称“肃反”。

1955年4月21日，国务院第九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加强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的决议》。

那个时候，新中国一方面面临着百废待兴的繁重任务，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国外敌对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颠覆共产党政权的各种阴谋，因此，在那个《决议》的前前后后，逮捕宣判了一系列国内外的反革命分子。比如，1954年9月，上海市军管会军法处举行公审美国间谍雷德蒙及七名叛国罪犯的大会，分别判处雷德蒙等八名叛国犯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再比如，1955年6月，逮捕了在全国解放前夕杀害国民党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和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车耀先等同志的特务分子杨进兴，并判处死刑等等。

肃反运动开始后，公安部成立了领导肃反的五人小组，组长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小组的成员是另外几位副部长。在中国作协内部也成立了一个领导肃反运动的五人小组，组长是刘白羽，组员是严文井、阮章竞（总支书记）、康濯和我。

到了后来，中央也成立了领导肃反的小组，取代了公安部的五人小组，组长是陆定一，副组长是罗瑞卿，还加上了一个副组长康生。这个小组就在公安部办公。

当肃反运动在全国铺开以后，全国部级以上的单位都相应地成立了五个小组。

中国作协的五人小组是这样分工的：

刘白羽同志总抓。严文井负责所有从作协“出去”的“文字”——文井、文井，他这口井里都是文化！他在文字上抠得很细，遣词造句，字斟句酌，无论是对政策的把握还是用词的分寸，他都很有经验。那时候，严文井许多事不愿出头，有时还给人一种胆小的感觉。阮章竞负责主持作协内部的各种批判会（当然，大型的批判会还要由周扬和刘白羽同志来主持）。康濯负责《文艺报》、讲习所和作家支部。我负责抓日常工作。这些工作和我在行政上担任副秘书长的工作也就结合起来了。

那时候，党组的活动基本停止了。当时的党总支就是五人小组的办事机构，因为各个刊物的主编都是党组成员。在肃反运动中，各个支部就成了主编的办事机构。

五人小组成立以后，主要的任务就是肃清反革命分子，同时也要审查作协机关和所属单位全部干部的历史。

延安时期曾经有过审干运动，上级领导说那次是局部的，而这一次却是全国性的干部档案核对。大家都知道，政治运动离不了开会。作家协会也是每天开会，而且没有上班下班的概念，经常是晚上开会。运动开始，先由干部根据自己写的自传说出自己的“来龙去脉”。从学生时代说起，不但要说出那段时间做了什么、担任什么职务，还要说出证明人。审查办公室要根据每个人的自传到全国调查取证，一个人一个人地过关。

在全国大规模地展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活动中，大约是４月份，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的文章，并且主动上交了胡风在四十年代与他的大量私人通信。

在一次中国作协党的会议上，刘白羽同志对我们说：“舒芜把胡风给他的信都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上面的交代，要集中一些同志到公安部去研究整理。我本人也要去，家里的工作由严文井负责。阮章竞是总支书记，负责具体工作。”

那时候，邵荃麟同志在养病，党组已经停止工作（肃反由五人小组负责），其实中国作协的工作基本上就是由党总支负责。

我当时听说舒芜交了胡风给他的信件，心中有些想法。而且按照程序，这些信件本应该是在作协，或者在中宣部、文化部整理研究，现在却说要拿到公安部六局（文化保卫局）整理研究。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问题严重了，是不是已经从思想问题变成了肃反问题？

刘白羽等同志开始到公安部六局办公。听说去公安部整理信件的还有《人民日报》的袁水拍、北京大学研究所的何其芳、中宣部的郭小川（郭那时候还没有调到作协来），还有林默涵、张光年等同志。

留在作家协会的几个负责同志就开始组织机关的同志（主要是三十几位驻会作家）学习。还是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会议基本上都是在党内进行。那段时间经常召开党总支大会，而且是晚上召开。

许多人听说舒芜交了信，也不知道信里都说了些什么，有一部分同志就紧张了。这主要是在胡风主办的刊物《泥土》《七月》《呼吸》上发表过作品的同志。比如田间、严辰、陆菲、艾青等同志。

从那段时间开始，机关的肃反运动就和对胡风的揭发批判联系起来了。

由于当时舆论和社会环境造成了无形的但是巨大的压力，许多同志纷纷交代自己和胡风的来往。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给杂志投稿的关系，还有许多现在看起来绝对是生活琐事。比如诗人田间（原文学讲习所秘书长）说，他到胡风家洗过澡，觉得胡风很平易，亲自擦澡盆；胡风曾请他们在马凯餐厅吃饭等等。

5月中旬的一次会上（会是由当时的总支书记阮章竞同志主持的，我当时是总支副书记），有人提到田间在胡风的《七月》上发表了很多诗，胡风的泥土社还出版了田间的书，要田间交代与胡风的关系。当时田间很紧张。

第二天天刚亮，田间就去刘白羽家中找到刘白羽。事后，刘白羽曾对我和阮章竞说起：“那天，田间很紧张，天一亮他就来敲我家的门，田间神经有点错乱……”但刘白羽没有告诉我们谈话的内容。

1955年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１点多钟，田间来到严文井家说，他有支手枪要交。严文井急忙把我叫到他家，当着田间的面对我说：“田间有支手枪要交给总支。”

我说：“你拿来好了，交给高铮同志（当时的党总支秘书）。”

田间说：“我的家里有一支手枪，我有些害怕。”

严文井说：“你拿来交给总支给你保管。”

田间说：“我不敢拿来，怕路上出事。”

我说：“这好办，你怕路上出事，我向司机班要个车，你坐车回家去拿。”

田间还是不同意，“我不能拿枪，有人监视我。我上车的时候在门口出事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严文井提出让我同田间回家一趟。

我从司机班要了车，记得开车的司机是曹玉露。我们一起来到田间家里。

田间的家紧挨着后海，是一个小四合院，房子是他自己买的，有五间北房，屋里都有门相互连通。他领我走进那两间已经打的通铺有地毯的北房里，让我坐在藤椅上，给我泡了一杯茶，就走进里间他睡觉的屋子。我听见他在屋里翻东西，大约有五六分钟，他又走进再靠里面的房子里去了。过了有二十分钟的样子，他突然从那个房间通向院子的门跑到院子里，大声喊：“我不能活了！”

听见他的喊声，我急忙跑出门，只见田间右手持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我上去夺枪，他死活不肯松手。我用右臂肘顶了一下他的下巴，他的手才松开。我把枪夺下来之后，他转身就往院外跑。我记得当时在院子里还有一个老太太，好像是他的母亲或者岳母。

我拿过枪一看，发现子弹是顶在枪膛上的。我心中一惊，刚才没有注意田间的手指是不是扣在扳机上，太危险了！我急忙把子弹退出来，然后追了出去。

从田间的家门出去就是后海的湖面，我没有想到就在这一两分钟的时间里，田间就跳进了后海。幸亏水不深，只没到他的腰，又是在岸边。等我赶到湖边的时候，田间已被过路的人救了上来。

我将浑身湿透的田间带回他的家。那位老太太急忙拿来衣服给他换上。这时候派出所的民警也来了。我等田间换好衣服，就给他们讲习所打电话。

田间和我还有民警一起坐车来到严文井的家。我们让民警走了，然后问他为什么要跳湖。田间说：没有找到枪证，怕挨整……

就在这时候，公安部六局局长陈中来电话，要我去汇报田间自杀的情况。

我把田间交给了严文井，交代了一下，就径直去了公安部六局。

在走廊，我看见办公室里坐着刘白羽、袁水拍、林默涵等人。他们奇怪地问我怎么来了。

我简单说了一下情况。

我又找到陈中同志。陈中问我：他和胡风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说：他是根据地长大的，不是在白区参加的地下党；他就是把作品投到胡风办的刊物上去过，也就是作者和刊物的关系。当时根据地许多人都在那里发表过作品。

陈中又问：那他为什么跳后海？

我说：他的神经可能受了刺激，一时激动，不是反革命行为。

陈中说：那我们就不管了，你们作协自己处理吧……

我又赶到严文井家。严文井说：我真是紧张地要命。刚才，他又跑到马路上，要钻汽车！

我和严文井一起对田间说：你这样闹可不应该，葛琴明天就回来了！

葛琴是田间的妻子，也是作家，那时候正在张家口外出。田间情绪稍微稳定了一下，问：葛琴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你放心吧！我们已经打了长途电话，她明天一早就回来！

等他情绪平静下来，我们就让他回家了，还让文学讲习所派人到家里陪着他。两天以后，葛琴回了家，文讲所的人才回去。

大约十天以后，田间和葛琴一起到作协总支办公室来，交给我一个枪证，上面所注明的手枪号码、子弹数目与田间那支手枪号码、子弹数目相符。我当时就把手枪证交给了总支秘书高铮同志。

1955年5月13日到6月10日，《人民日报》连续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并发表了毛主席写的按语。

在这些材料发表的一个星期之前，中国作协党组内部先传达了。

《材料》公布以后，党总支再开会的时候，调子比以前高了。因为“胡风小集团”已经更名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已确确实实地把思想批判变成了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

中国作协的驻会作家绝大部分是从解放区来的，与胡风来往不多，因此和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没有多大关系。和胡风有过“来往”的，大多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比如舒芜、牛汉、杜高等人。

和胡风“来往”密切的，在作协机关中只有一个阎望，他属于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公布以后，公安部就来到作协机关，在办公室将阎望带走了。他被定为胡风分子。

多少年以后，阎望在胡风案件平反之后又被送回中国作协。作协接受了他，恢复了工资待遇，但没有给他安排工作。

当时，驻会作家中邹荻帆、贺敬之、艾青、田间、严辰等都在胡风主办的杂志上发表过作品。

作协党总支在给这些同志定性的时候，严文井、阮章竞和我最后商定：胡风发表解放区同志的作品，是他想拉拢壮大他的队伍，这是他本人的问题，而与投稿者无关；只要这些作品没有问题，他们之间就只是投稿的关系，所以不应该看成问题；田间“跳海”也不算问题。因此，在反胡风的运动中，中国作协的驻会作家基本没有卷进去。

1955年7月中旬，周扬同志来作协召开过一次党组扩大会。

我在会上汇报了“田间假自杀”的问题。周扬说田间是诗人，容易神经紧张，跳后海是神经错乱。周扬还说：田间和胡风的关系只是一般的投稿的关系。

大约过了三个月以后，刘白羽召集了一个规模不大的会，在会上对田间批评了一下。最后，党支部给了田间一个警告处分。

这里顺便说一句，有个说法提到，5月30日艾青写信约田间一起到公安部找胡风的爱人梅志核对材料。这个说法可能是不属实的。

当时作协五人小组中负责田间问题的是严文井和阮章竞，在这段时间内能找田间谈话的只有他们二人。至于5月30日的谈话，是阮章竞要我通知艾青，让艾青再通知田间，约他们两个人一起谈话。后来阮章竞和他们谈了，主要谈的是关于胡风的问题。我在五人小组里分工联络公安部，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公安部根本没有找艾青和田间与梅志核对过材料，我们也不知道梅志关在什么地方。

胡风的案件虽然搞得轰轰烈烈，但在法律程序上却还没有审判。

1963年的五六月间，公安部六局的局长夏印（陈中已调走）找到我，说胡风的问题要结案、要公审，中央提出要组成法庭对胡风公审，然后尽快结案。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庭庭长邢逸梅做主审，公安部六局局长夏印做公诉人，而中国作家协会要出一个陪审人。

我当时的身份是作协副秘书长、总支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同时是中直党委委员，也是组织委员，因此夏印直接找我商量。

我向刘白羽同志汇报了这件事。

刘白羽说：作协就是你去。

于是，我每隔一天就到公安部礼堂三楼的一间办公室去，和邢逸梅、夏印一起看材料，整理材料。

在整理材料的过程中我们渐渐感到，光凭这些信件反映出的问题，比如“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图腾——不能碰”、“来了两个黄马褂……”等等言论不好定罪。

谈到用杂志拉拢组织反革命集团，似乎也说不过去，因为那毕竟只是投稿问题。

只剩下胡风的历史问题了。解放前，他曾经在国民党的江西省党部干过，参与了省党部的宣传，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工具。

可是，审判胡风又绝不能仅仅靠这些历史问题。

我们处于非常为难的境地。

这件事断断续续搞了有半年之久。后来，邢逸梅忙了，有时就不来了。我也开始忙了。终于有一天，夏印说他们也很忙，先放一放吧！

那个时候，正是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中宣部和上海市委的关系日渐紧张起来。我想，上级可能有更重要的问题要解决，暂时顾不上胡风的问题了。

直到1965年我在山东曲阜农村搞“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才听说胡风被公审了，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然后送回四川老家。我不知道这次公审是通过什么样的程序，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搞的。

那个时候，全国上上下下都在“备战备荒”，大量人员撤到后方三线，想必是中央想尽快了结此案吧。

张僖，《二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