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是力气活——读《国会现场：1911—1928》

广东作家叶曙明，是近代史研究领域多产丰收的一位劳动模范。最近几年，我先后阅读过他的五本新书《重返五四现场》、《中国1927：谁主沉浮》、《大变局：1911》、《启明之星：梁启超传》、《国会现场：1911—1928》。其中最喜欢的是《中国1927：谁主沉浮》，最失望的是《启明之星：梁启超传》。本文讨论的主要是刚刚出版面世的《国会现场：1911—1928》的史料发掘和史料硬伤。

一、叶曙明的框架思维

2000多年的孔教儒学正统文化，塑造训练出来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总体上是一种高度文学化的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存天理，灭人欲”的神圣偶像的“道统”思维；也就是自以为身份特殊并且绝对正确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天理人欲、成王败寇、非此即彼、单边片面、是非分明的点线思维。叶曙明在《国会现场：1911—1928》的序言中，难能可贵地勾勒了一种立体性框架思维：

“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结构，应该像一座可以为国民遮风挡雨的房子：法治是地基；地基上立着柱子，一根是民主，一根是自由；柱子撑起一个大屋顶，就叫‘共和制’。共和是最高价值，而宪法则是确保这座房子的每一个构件，都能放在适当的位置，各司其职，稳稳当当，让住在房子里的人高枕无忧。然而，民国初年因为有太多伟人，各有各的蓝图，各有各的施工队，你一次革命，我再造共和，互相打架，结果盖出来的房子，不仅奇形怪状，而且风一吹就倒。”

这里的问题是，民主共和国的国民，到底要不要由国家统一建造一座被法治、被民主、被自由、被共和的“遮风挡雨的房子”？国民个人自己动手在自己的领地内建造属于自己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小房子，同时要求宪政法律确保其拒绝包括“国王”或“元首”在内的所有公共权力擅自闯入的主体权利，难道不是更加自由、更加民主、更加共和吗？

进一步说，以人为本的民主共和国及其宪政法律，归根到底是由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健全个人缔造建设，并且在一定的时空地域内代代相传的。这个民主共和国的所谓“房子”的所谓“地基”，只能是每一位国民之间边界明确的个人领地以及整个国家明确划界的主权领土，而不是人为制造的什么“法治”。在人类共同体最为文明先进的以人为本的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里，最值得人们加以信仰和遵守的普世性的价值常识，应该包括六个层级的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价值要素，依次为个人层级的自由自治、财产私有；当事双方的意思自治、契约平等；公共生活领域的一人一票、民主授权；政治制度领域的宪政限权、依法监督；国际交往中的博爱大同、自由交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生态平衡。由于叶曙明的立体性框架思维，并没有能够贯通整合这样的六个价值要素之间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内在逻辑，他的价值观念一直处于混乱无序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既写下了“朝廷不让民众拿起选票，民众就拿起枪炮了”；“不是民众程度太低，而是官僚程度太低；不是民众不想要宪政，而是官僚不想要宪政”之类的经典警句；也给出了许多过于情绪化或者说是文学化的莫须有、想当然的道德评判。

二、文学化的道德评判

在《国会现场：1911—1928》一书的封底有马勇的推荐话语：“叶曙明先生……穷尽史料，旁征博引，重现了国会现场场景，弥散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但是，历史研究毕竟是一项高强度的力气活。尽管该书确实“旁征博引”了海量的文献资料；“穷尽史料”是任何个人都做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比对取舍文献资料，就显得尤其重要。

在该书第二章，有引自晚年梁漱溟《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纪实》一文的极具现场感的事后回忆：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南城的骡马市大街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六党合并的成立大会。孙中山到会演讲，“孙讲话将完，左右（张继等）频请续讲，不要他停，以致拖长数小时之久……从早八时开始，至此一整天，没有休息用饭。尤其受罪的是正当盛夏，而列坐台上的多半穿西服，孙、黄二公并穿着大礼服，满面流汗，无时不在以手巾拭来拭去。却是幸得终局，便算成功。”

但是，只要稍微翻阅一下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所引用的第一手历史文献记录，就可以明白梁漱溟的事后回忆，其实是极不可靠的高度文学化的虚构演义。8月25日上午十时半，孙中山在湖广会馆参加的是同盟会的欢迎会。下午二时，在湖广会馆举行的才是由张继为临时主席的国民党成立大会。孙中山于三时左右中途到会发表演说，演说结束后只休息几分钟便离开会场。黄兴当时远在上海，是无论如何不会“穿着大礼服，满面流汗”地与孙中山并肩出场的。

在谈到民主党灵魂人物梁启超与国民党的宪政派灵魂人物、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的公私关系时，叶曙明再一次引证梁漱溟《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纪实》一文的现场回忆：“据梁漱溟的记述，宋教仁曾密访梁启超，表示应像英美那样，实行两党轮流执政。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中，若梁启超当政，他愿在野相辅；如果他当政，则请梁启超善意监督。梁漱溟说：‘这原亦是梁的梦想，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

稍微有一点常识判断的人都会明白，宋教仁“密访”梁启超的对话现场，是无论如何不会容许像梁漱溟这样不太相干的年轻记者亲临旁听的。关于这段文学虚构的真实性，叶曙明解释说：“宋、梁这次见面，虽未见于其他史料，有史家认为孤证不立，但追溯宋、梁二人的思想脉络，完全符合他们的政治理念与性格，不立亦立。”

于是，叶曙明充满情感地写下一段树碑立传的颂圣话语：“这是一个历史为中国骄傲的时刻，甚至在1776年的美国，也没有出现如此激动人心的场景。在两位政治家身上，显现了一种真正高贵的尊严和气度，是那些唯知争权、心地龌龊的政客所无法理解的。”

大煞风景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宋教仁、梁启超与民国初年所谓“唯知争权、心地龌龊的政客”一样，也有着并不“真正高贵”却又更加真实的争权夺利的另一面。

1912年8月13日，在由宋教仁、张耀曾、张南生负责起草的《国民党宣言》中，关于政党政治确实有“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己处于监督之地，相摩相荡，而政治乃日有向上之机”的公开表述。但是，在同一天由宋教仁等人负责起草的《同盟会本部总务部通告海外书》中，却有排斥敌党、唯知争权的另一种内部表态：“自期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

1912年11月1日，梁启超在写给长女梁思顺的家书中，针对敌对党派的孙中山、黄兴，所表现出的更是明显违背事实真相的恶意诽谤和自我标榜：“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孙、黄来时（此来最合时，孙、黄到后，极惹人厌，吾乃一扫其秽气。）每演说皆被人嘲笑，吾则每演说令人感动，其欢迎会之多，亦远非孙、黄所及。”

作为党派领袖，梁启超、宋教仁对于人类共同体早在18世纪就已经初步形成的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六要素——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博爱大同、自然和谐——的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内在逻辑的认识理解，远远没有达到胡适于1918年明确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精神境界。宪政法律在梁启超、宋教仁的心目之中，一直是用来救国强国并且夺取政权的器物工具和政治筹码；而不是像欧美社会诸如华盛顿、林肯、杜威、易卜生、哈耶克之类“健全的个人”那样，把人类共同体包括宪政法律在内的核心价值六要素，当作一种普世性的常识信仰来加以信奉和遵守；并且把宪政法律的第一标的，坚定不移地锁定在保护公民个人以人为本、自由自治的主体权利的层级上。

三、以讹传讹的史料堆积

同样是在该书第二章，叶曙明叙述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国会现场时，引用了时任参议院秘书长张嘉璈的晚年自述：“选举那一天，第一次投票，第二次投票，均不到三分之二的人数，无法通过考验。他就派了许多便衣军警在国会外头，屋顶上也是，意思是强迫大家选他为总统，否则，就不得出门。”

为了印证上述话语的现场感和真实性，叶曙明从上海作家白蕉写作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中，又抄录了这样一段文字：“十月六日，由两院组织选举会，袁遣军人到会，强迫投票，议员咸不得自由；院外有袁氏左右所买嘱号称‘公民团’者数万人，整齐严肃如军伍，包围众议院数十匝，迫即日选出所属望之总统，否则选举人不能出议院一步。选举人不得不俯首听命，忍饿终日，以行选举。”

抄录之余，叶曙明自相矛盾、自欺欺人地评判道：“人数或有夸大之嫌，但以人海之术围堵议会，则是不争的事实。”

为了进一步巩固强化他所谓的“不争的事实”，叶曙明接下来叙述引用了国会议员温雄飞“生动传神”的现场回忆。但是，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无论研究者查阅抄录多少条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的现场回忆，都抵不上认真查阅一条第一手的文献记录。

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老新闻》珍藏本（1912-1920）中，就以《大总统选举之闹剧》为标题，收录有天津《大公报》1913年10月8、9、11日的三篇现场报道。假如“穷尽史料”的叶曙明阅读过上述报道，他就不会在书中写下“参、众两院有759位议员参加了投票，在20多位候选人中，选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之类想当然的臆造话语。

事实上，这一次的总统选举，采取的是没有明确规定候选人的海选方式。在前两次投票中“未能获得必需之四分之三多数票”的袁世凯，所获得的票数远远超过位列第二名的黎元洪。按照《大总统选举法》的规定，袁世凯在与黎元洪进行对决的第三次投票中顺利当选，已经是毫无悬念。在这种情况下，以袁世凯的官场阅历和政治理性，用保卫国会安全、维持现场秩序的名义派遣少量军警及密探守护在会场之外，是完全可能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明目张胆地收买雇用数万人的所谓“公民团”包围国会，无论如何都是不必要的。

就国会议员来说，在一天之内坚持完成大总统选举的预定程序，原本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从第一次投票时的759票的总票数，到第二次投票时的745票的总票数，再到第三次投票时的703票的总票数，足以证明国会议员是可以离开投票现场的。黎元洪在第三次投票中依然能够赢得196票；又足以证明国会议员是拥有给袁世凯投反对票的选择权的，他们在投票过程中显然没有遭到来自军警或“公民团”的胁迫阻挠。当年确实有过的“军警干涉选举之谣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激进派，继“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的另一种对抗行动。借用叶曙明引述的梁启超《上袁大总统书》中的话说：“国民党之党略，一面在南倡叛，一面仍欲盘踞国会捣乱……专务煽动议员四散，使国会不能开。”

然而，随着1927年国民党军队北伐胜利和孙中山被国民党政府奉为神圣偶像，国民党此前所有见不得阳光的非法暴力活动，都被转嫁到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的头上，于是便有了白蕉之流关于“公民团”的莫须有的历史演义，以及张嘉璈、温雄飞、叶曙明们捕风捉影、将错就错、以讹传讹、前赴后继的层层堆积。按照这样的史料堆积方式，一部《国会现场：1911—1928》展现给读者的，总体是一种高度文学化的虚构演义的伪现场。

前面已经谈到过，历史研究是一项高强度的力气活，这种力气活既需要耐力也需要智慧。一名历史研究者，既需要具备最大限度地收集发掘第一手文献史料的职业修养，更需要一种相对明确完整的价值谱系、价值信仰来予以支撑。叶曙明虽然不失为历史研究领域的一名多产丰收的劳动模范，他在这两个硬指标方面却存在着颇为严重的缺失。

*压缩稿刊登于《新京报》，2013年5月18日，标题为《国会现场：高度文学化的虚构演绎伪现场》。叶曙明著《国会现场：1911—1928》，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

张耀杰，共识网·思想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