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张莘夫：在苏军占领的抚顺被18刀刺死

　　1.

　　十九世纪下半叶，华北遭遇干旱和饥荒，逃荒的人使得东北的人口开始膨胀。我的家庭也在这次经济急速发展中脱颖而出。我的曾祖父张雅南，买了一个榨油厂和一个面粉厂，运用这投资赚来的钱成为六台最大的地主。1890年左右，张雅南监督建造了一座有五个堂屋八个厢房的大宅院。祖先的牌位和画像占领了堂屋，而活人则在厢房里吃饭、劳作、睡觉。中国家庭就是这样生活的——死人把活人挤到一边，而恪守孝道则嵌入到每一个房子的建造工程之中。这个宅院被命名为“新发源”，意思是“新的发源地”。宅院四周有高墙，毛瑟枪从每个角落的高处伸出，还有武装民兵保护它不受强盗侵犯。一个家族有多富裕要看这个家吃的是什么，而在新发源，即使是雇来的帮手也能吃上豆沙包。

　　1898年我的祖父张春恩出生，几乎村子里的每个人都姓张。从幼年起，他在家里的私塾上学，长篇大论地背诵上溯到孔子时期的四书五经。这些文字他懂不懂并不重要：教育是要塑造一个孩子循规蹈矩的言行举止，早早地灌输他温良恭俭的美德。学习的终极目的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朝廷命官——这个制度基本上持续不变已长达一千年。

　　但那个世界在我祖父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已经开始土崩瓦解。十九世纪和西方的接触让中国碰得遍体鳞伤；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在两次鸦片战争失利之后，清朝君主被迫签订了一连串“不平等条约”，开埠通商，给予西方列强和日本经济和法律的特权。国内改革派人士大肆谴责传统教育造成了中国的屈辱衰落。他们的努力终于在1905年正式废除了科举制度，各地开始设立传授现代知识的新学堂。1911年，我祖父刚刚十二岁，清朝覆亡，共和政体取而代之。

　　我的祖父还是个孩子时，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家了——和现在一样，所有通往成功的道路都是指向村外的。他的哥哥张奉恩以后有一天会主持家业。但是作为正房的第二个儿子，我的祖父占了个优势：他可以离开。1913年春天，他入读吉林中学。这是本省第一个教授新学的学校，它略过传统的四书五经而主张教授数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三年之后，祖父离家去上北京大学，全国现代学校系统的翘楚。

　　当时北京大学的多数学生来自沿海一带富裕的商贾家庭；我的祖父是个局外人，有些像个科罗拉多州采矿小镇拿奖学金的孩子出现在哈佛大学。和我祖父同时期在北大，有位在图书馆工作的，名叫毛泽东。

　　如果传统的价值体系完好无损，我祖父很可能取得大学最高学位，顺利地在政府找到工作。但是新学已经把他带往意想不到的方向：祖父获得一个省级奖学金，送他去美国留学，于是他念完大二就退学了。他娶了一位叫李秀兰的年轻女士，是家里给定的亲——婚后第三天，他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

　　我的祖母当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学院读书，这也是全国最早收女学生的院校之一。她的本科是体育和音乐。她参加学生示威游行，抽烟，还改了个新名字：李芗蘅，　她喜欢这两个更罕见的字。毕业之后她在省会吉林市一所高中教书。


　　2.

　　我的祖父1920年到达美国。那是个私酿金酒，爱抚晚会和黑帮教父的时代，但是他简直没注意过这些时髦事。日记的字里行间都是关于他探索值得学习的课程和中国的政治局势。这两个主题相互关联：通过在美国掌握正确的技能，他才了解能帮助祖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必备的知识。他心不在焉地学了点儿文学和经济学，最终锁定了采矿工程：发展工业必能拯救中国。

　　几千个中国学生在二十世纪的头二十年去到美国，这也是最早的出国留学大潮。他们视西学为帮助中国最有效的办法，因此倾向于学习实用的学科，比如经济学，自然科学，尤其是工程学科——从1905~1924年间大约三分之一的中国留学生选择了工程学。我的祖父在密歇根矿业学院求学，那里靠近加拿大边境的一个古老的铜矿地区。他于1925年毕业，全班四十四个学生中排名三十三。显然对他，新学很不容易应付。

　　我也是偶然发现祖父的日记。我父亲说家里这些年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内战、去台湾、来美国，他们把一切家当都弃之不顾了。我开始调查家史一年多以后，我和父亲通电话，问他有没有属于他父亲的东西。意料之外的是，他说他身边有两本日记，一本是我祖父在美国写的，另一本是全家战时住在重庆时写的。两本日记大概有一千多页。“没什么意思，”我父亲说。“他就写了一些像是‘今天日本军队逐渐逼近城市’这样的东西。”“其实，”我说，“那很有意思。”

　　透过他日记的字里行间，我逐渐了解我从来没见过的祖父。他是一个上下求索的年轻人，梦想能从事各行各业。他像农民工一样干一行，换一行，很快心生厌倦又很焦虑他学得不够。他孤独寂寞漂泊无定。自强是日记里不变的主题。完成学业后，我的祖父在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工厂和矿山做了两年实习训练。他在芝加哥上夜校学习电机。一篇篇日记里零星夹杂着他想要记下的陌生单词：古德曼标准短壁机、水泥沙子炉渣比、金字塔泵平炉搅拌机高炉波纹底架门。

　　在美国的那些日子，我的祖父改了他的中文名字。新选择的汉字，莘夫，出自一个古老的成语，莘莘征夫，翻译过来就是“许多勤勉出征的男子”——我的祖父立志成为这样的人：一大群人，致力于尽忠服务，而自我则消隐在名字里。

　　祖父在1927年夏天回到中国。他回家的第一天，他的父亲在村里办了一场接风庆典，庆祝他最宠爱的儿子千里迢迢从美国给家里带回荣耀。第二天，一家之主拿出一根叫做“家法”的木棍——传统的家庭用家法来惩戒小孩和佣人——打了他一顿。在美国，他的儿子从文学专业转到学矿业工程，而竟不先征得家长的认可。姑且不论这位父亲远在一万公里以外，加上对美国大学体制毫无所知。在中国家庭里，父亲的话就是法律。这一顿好打，我祖父好几天都不能坐下来。

　　他的父亲想要他留在家里帮忙管理家业，但是这个年轻人拒而不从：　他厌恨张家大院生活的纠葛，很高兴能逃脱。他在中国遥远的东北哈尔滨的穆棱煤矿得到矿长的职位。

　　1931年，日本军队长驱直入东北的南端。六个月内，日本军队占领了整个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日本人来了之后，我的祖父到了关内。

　　1937年战争爆发的时候，我的祖父在河南一个煤矿当矿长，他帮忙把设备从河南运到八百公里外的四川内陆。作为国家资源委员会——负责战时建设国家工业基础的政府机关——的一名官员，他被派遣到偏远矿区，监督战略性物资的生产。他通常会先去到一个地方，等到情况安定时再给我祖母写信。五个孩子，一个个都出生在边远的矿业城镇。老大蔼蕾出生在哈尔滨煤矿，那时我的祖父从美国回来后在那里工作；我的伯伯立豫和我父亲在河南中部的煤矿地区出世。四川煤矿，小姑姑蔼蓥出生；湖南汞矿，叔叔立程。我祖父的理想主义在这些与世隔绝的地方留下足迹。大多数留学归来的学生生活在大城市，但是祖父认为他的工作在国家相对落后的地方更有意义。

　　个人关系被切断了——在战争的混乱局势中，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一家人会到一个新的地方，刚送孩子入学，接着几个星期之后又离开。伯伯立豫跟我说，他小学六年搬了七个地方。和农村老家联系非常困难：写给东北的家书必须绕远路避过封锁线。更令人惊奇的是，人们这样还能再次找到彼此。战争快结束的一天，一个叫赵鸿志的很帅的大学生走进重庆矿业局员工餐厅，认出了我的祖父。他家和我们十多年前在河南煤矿就有了交情。赵鸿志受邀到家里吃晚饭，并开始追求我的大姑姑，　他们从小就认识。

　　战争期间也有家人重聚。我祖父的哥哥留在家里照顾家业，他的儿子张立教，　到北京上学，当时我的家人也住在北京。传统中国家庭里，亲兄弟和嫡堂亲是一样的亲。我的祖父祖母给立教住的地方，给他付学费；我伯伯和我父亲从孩提时候就学着向“立教哥”看齐。以后为躲避日军进犯一家人搬到重庆的时候，立教也和他们同行。

　　对我的祖父来说，战争时期令人沮丧。战争不光夺取生命造成毁坏，工作难以为继，事业中断，交通阻隔。偶尔他也会怀疑这样工作是否值得。


　　3.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时候，我的家人住在重庆。政府的首要工作是收复当时东北已开发的工业基础建设；我的祖父和他朋友及同事孙越崎，　被指派去监督接收东北矿业回归中国的事宜。其中主要的资产，煤矿，在抚顺，一个边远县城。它不仅是中国最大，也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露天煤矿。

　　这是一项危险的任务。战争结束了，但是另一个战争刚刚开始。国共之间的冲突——战时还能勉强节制——现在已呈公开化，而华北地区成了主要的战场。共产党占了上风：抗日战争尾声时，苏联军队进入东北，有他们的协助，共产党游击队很快进驻东北，控制了领地和日军撤退时留下的军用物资。地处中国的另一边，国民党的军队在战时总部的重庆无法迅速地回到东北。

　　本来是孙越崎被任命主持抚顺煤矿的接收，但是他说在别的地方有事，推荐我的祖父代行职责。这个任务对我祖父来说，一定像是命中注定。终于有一个任务能让他一酬今生尚未实现的壮志：留洋学生，矿业专家，东北游子，爱国志士。祖父接受了这项任务，但是他没有告诉祖母他要去哪里。他在出重庆的路上，到他女儿，我姑姑蔼蕾寄宿的高中暂留片刻，和她道别。蔼蕾那时十五岁，并没有太在意这事；她长这么大，父亲一直是离家到别的地方工作。

　　1946年1月7日，祖父到达沈阳，东北最大的城市——十五年来第一次回到家乡。一位名叫董文琦的老朋友，时任沈阳市长，警告祖父要当心。“你从重庆来，”董文琦说，“你不知道这里是什么情况。”还有一个苏联那边的联络人也提醒我祖父要小心。那个苏联人告诉他应该等抚顺的安全状况改善稳定些再去，我祖父在沈阳逗留了一个星期。

　　接着就有了谣言，人们议论着说他害怕：他一路来到沈阳，却什么也不敢做。1月14日早晨，东北经济委员会的上司打电话来询问这项被搁置的任务。我的祖父听到有人暗示他怯懦胆小，大为光火，当天便和六个矿业工程师及当地几个铁路上的警卫出发去抚顺矿区。到了矿地，他们实际上成为“囚犯”，由相关的人看管。两天里他们一事无成。1月16日上午，我的祖父和他的团队仍然被人监视着，上了回沈阳的火车。当夜九点左右，有武装士兵在抚顺西边一个荒废的站台登上这列火车。他们命令我祖父和他的同事们下车，把他们押到附近的山坳里。在那黑暗的冬夜，在东北的荒野里，士兵们用刺刀将他们刺死。

　　我的祖父临死的时候说了几句话，据当时的报纸报道说。“我是中央政府派来的，”他说，“为国捐躯，我死而无憾。”

　　在重庆，没有任何消息。一天，我的祖母去庙里为杳无音讯的丈夫算命。寺庙香客会投掷两根木签，它们掉下来搭成一个特定的组合，然后抽一根印着数字的竹签。那个数字对应一个命数，用一首通常语焉不详的诗来表达。命数分好坏，从最好的“上上”签到最坏的“下下”签。

　　那一天，我的祖母算出来的命是“下下签”。那首诗的意思太明显，以至于我的父亲，那时才十岁，一直记得很清楚，直到六十年后还能一字一句背给我听：“昔日行船失了舵，今朝依旧海中寻。若然寻得原物在，也费工夫也费心。”

　　在沈阳，谣言传遍了，说我的祖父和他的六个同事已遇害。祖父的朋友沈阳市长董文琦，接到那个地区苏联军队指挥官的电话。董文琦去了一趟总部，　四十年后在他的回忆录里，他回想起那一幕：“我看到院子中间停着一辆卡车，里面装着一具棺材，用黑布裹罩。我跳上卡车，打开棺材；毫无疑问，这是莘夫。他还穿着我和他在北平（北京）一起做的那套深蓝色中山装。他的身体被刺了十八刀。”

　　祖父的遗体被洗净，也拍了照片：照片中可看出许多刺刀伤口和手臂被捆绑过的勒痕。他的棺材被送到沈阳的关帝庙，停了三个月，供民众瞻仰。董文琦写道，“他身受十八刀时穿的血迹斑斑的衣服挂在庙里给人们观看”，“为了加强指出对敌人的悲愤仇恨”。他的尸体的照片被广泛传播，也有宣传的用意。当祖父被刺杀的消息在1946年2月爆开后，大批中国学生在各大城市游行示威，要求苏联军队撤出东北。在重庆，有将近两万学生抗议这次暗杀，抗议在东北的苏联势力。远在半个地球之外的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邱吉尔在那年3月5日发表了他著名的铁幕演说，还引用苏联这次在东北的恶行证明其居心叵测。

　　这件谋杀的谜团从未解开。国民党坚称是共产党杀了我祖父和他的团队，是为了儆示国民党政府不要涉足东北。而共产党，反过来说是国民党为激起民意反对共产党所以导演了这幕暗杀。苏联谴责当地的流氓集团干出暗杀的勾当。没有人肯承认谋杀了一群手无寸铁的平民——这种懦弱的作法似乎也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政治手腕。目的不必明说，但用意照样清楚——过去的战事结束，新的战争开始了，祖父的死只是后来许多次杀害的开端而已。

　　我祖父的儿女们仍记得他们听到噩耗的情景。一个冬日下午，他们的母亲被一个朋友叫出去。她回来，走进她的卧室，开始放声大哭，孩子们都听到了。然后她从房间里出来，把孩子们聚到她身边，告诉他们，父亲被杀了。“不要担心，”他们的母亲说，“有我在。”她也告诉孩子们他们再也不会看到她哭。

　　祖父去世之后，我的祖母开始参加公众活动——从某些方面来说，宽阔的舞台非常适合她坚强的性格。她当选国民大会代表，很多时间都待在南京。她还一度经营销售煤来补贴家用。她说话算话：孩子们再也没有看到她哭过。但是她的头发变得灰白，开始抽烟，抽得很凶。一夜之间，在孩子们眼里，她变老了。庙里的签语在这一点上说得真准：“若然寻得原物在，也费工夫也费心。”

　　祖母说孙越崎，我祖父那个没有去抚顺的朋友，他于1949年投奔共产党，后来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许多年后，我的父亲告诉我，他又得到了孙越崎的消息：“我来美国在IBM工作后，孙越崎给我寄了一张圣诞卡。他说我下一次来北京他想跟我见个面。我没见他。我拒绝和他见面。”


　　5.

　　葬礼延迟了一年多才举行。1946年内战正式爆发，六台村深陷战火之中；内战第一年，这个地区三次易主。最后国民政府决定将我祖父下葬到沈阳的一个公园，那里是清朝第一代皇帝的陵寝。那次只准三个儿子出席葬礼，这件事我的小姑姑蔼蓥六十年后回想起来还耿耿于怀。北上参加父亲追悼会，是我父亲，立豫伯伯，和才三岁的立程叔叔第一次“出关”。孩子们的堂哥张立教，　那时已是北京大学的一名讲师，也陪着我的祖母一同前往。

　　葬礼进行时沿途有军队护卫。超过一万人沿路站在街旁，紧紧地往前挤，表达他们的敬意，向沉重的紫檀棺材行注目礼。我父亲当时才十岁，还记得他看到人群时的震撼。在满清皇家园林北陵，我的祖父下葬在“神道”旁，神道两边列有皇帝往生御用的朝臣石雕和动物石雕。一小块大理石刻有“张莘夫先生之墓”几个字，这是唯一的墓志铭。陵墓旁边立有一块高大的墓碑，传统上应该刻有此人的生平故事，表彰他的才华德行。

　　当时，国民政府起草了一份碑铭文，但我的家人拒绝用这个官方评价。立教，和当时很多年轻知识分子一样，是个共产主义支持者，他不同意国民政府关于他叔叔的死的说辞。祖母也反对如此撰写的历史，不过她的出发点完全务实：她认为共产党可能会打赢内战。她觉得，最好什么都不说。

　　1947年底，葬礼之后，全家人搬到北京。第二年，便去了台湾。而祖父坟墓旁的墓碑将会一直空白，达半世纪之久。这些年中，在沈阳知道这段历史的人离开，或去世。附近居民渐渐称这个墓碑为“无名碑”。

　　1946年夏天共产革命横扫六台。1947年秋天，第二波土地改革开始，“挖出地窖”运动要把那些富有家庭藏起来的财产刨根见底。党的积极分子教村民开民众大会，要告发地主；被挑出来的对象受到咒骂、羞辱、殴打。1948年冬天，第三波土地改革达到高潮。

　　在六台，激进分子攻击我们的家业新发源。他们拆毁房子的木屋檐，烧掉藏书阁的书籍；他们翻出我祖父从学生时代开始收集的矿石标本，扔进河里。宅院堂屋的东厢房被改为办公室，西厢房变成了仓库和磨米的地方。许多贫穷的家庭搬进西厢房和后堂屋，这是我的家人曾经虔诚供奉他们祖先的地方。

　　1948年秋天，国民大会还在开会。我祖母在南京，疯了似的想法子把孩子们抢送出北京。开往上海的船票已经售罄，城里的机场已经关闭。祖母去拜访空军周至柔将军，这是她手里的最后一张牌了。“我的丈夫为国捐躯了，”她说，“我必须把孩子们带出去。”孩子们坐上一架DC-3军用运输机离开北京飞往南京。飞机从一条临时改装作跑道的马路上起飞。那是1948年10月离开北京的最后一批飞机之一。

　　我的祖父死后国民政府设立了一个捐赠基金资助家人生活。我祖母拿这些钱买了金条和国民政府国债。债券变得一文不值，但是金条维持了家里好几年的生计，我们上路的时候把金条藏在腰带里。我的父亲一直记得，因为他们是烈士子女，国民政府支付他们的大学学费，还包括买校服的钱。

　　我祖母催促着她的孩子们离开。她觉得台湾太小了，美国是唯一可继续求学深造的地方。但是坐船过太平洋，去了以后想回来，旅费太贵了。每次她跟孩子道别，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说再见。

　　远隔重洋，她的孩子们不负母望，继续深造。女孩们比较能自由选择科系；　蔼蕾主修教育，蔼蓥学英语。这一家孩子都健谈，我父亲是其中最能说善辩的一个，他一向对政治和法律有兴趣。但是长辈们指望男孩子念科学和工程，就像他们的父亲，也像所有最优秀的留学生一样。立豫高中毕业的时候，他的母亲问他，“你想学什么？我希望你能追随你父亲的遗志。”立豫答应说他会的。他母亲给了他一本叫做《野外地质学》的书，这本书有三十年了，他的父亲在美国读书时用过。立豫和他母亲仅有的一次谈论他未来的对话便结束了。

　　我的祖母知道她孩子们的优点和缺点，她也跟孩子们这么说。蔼蕾很聪明但是她缺乏她想修医学所需要的坚韧。立豫很倔强，研究学术应该不错。我的父亲很聪明，但是太爱说话。蔼蓥很勤奋但是软弱爱哭。立程不太喜欢读书，但是做生意应该不错。这些预测后来都证明她说对了。蔼蕾放弃了医学，作了特殊儿童心理教育老师；立豫成为一位地质学教授，马里兰大学的系主任。我父亲念电机工程，又转修物理；他在IBM主持固态物理科研，后来在香港科技大学担任院长和副校长。蔼蓥小时候被兄弟戏弄，老是哭一鼻子，长大坚强起来，成了生化制药业的专家，后来出任生化技术公司的总裁。我叔叔立程在台湾成为一位成功而富有的企业家。就这样，祖母决定了她所有孩子的命运。


　　6.

　　留在中国大陆的家人，日子很不好过。1950年，我父亲的堂哥张立教和一位名叫朱淑兰的护士结婚，他们搬到哈尔滨，立教在那里的一所农业大学当教授。他们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讲话，鼓励知识分子批评共产党的表现。立教当时是大学院长办公室主任，他公开建议党应该重视知识分子的技能和知识。他说，不能用一个人的教育水平，去衡量他对革命的忠诚。

　　这是一个很温和的说法——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可是毒药。国家领导们看到这些对共产党，甚至对毛泽东本人的激烈批评，大感意外，开始对他们曾经鼓励发言的人大力制裁。超过50万人被贴上“右派”的标签，被革职或送到乡下体力劳改。立教丢了他系主任的职位，被减了薪。而他的出身更加剧了他直言的罪过：他的父亲和祖父在东北曾经是地主，而他叔叔一家去了台湾。这种家史使得立教在党的眼里永远背上黑名。

　　1968年，红卫兵来到我祖父在沈阳的坟墓。他们挖出棺木，丢弃遗骨；他们打碎坟墓和墓桩子。他们猛敲墓碑的底座，直到它裂开，不过他们没有碰墓碑本身。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因为它的表面一片空白。

　　我的父亲张立纲第一次回中国大陆是1975年。他是美国科学院选出的固态物理代表团的一员——这也是最早一批访问中国的美国高层科学家代表团，那时两国之间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科学被认为是一个中间地带，政府没有必要参与——是科学把我父亲带到美国，也是科学把他带回来。我的父亲那年三十九岁。他离开中国大陆时十二岁，而现在目睹的是一个新的国家了。在全国运动会上，当广播喊出“吉林省”的时候，他激动极了。他听到欢呼声，好像就在那一瞬间，他在台湾受的教育烟消云散。“我觉得归根结底这才是中国，”他告诉我，“那么多年他们说台湾是‘中国’，但这才是真正的中国。”

　　父亲要求和他的堂兄张立教见个面。他跟代表团的接待人员说他堂兄四十年代后期在北京大学教过书，但不知以后怎么样了。传回的话说立教被送到遥远的西北，不能见他。我父亲后来才知道他们说谎——立教和他妻子当时住在哈尔滨——但是如果让他们和一个外国访客见面，政治上太危险了。

　　我父亲第二次回中国大陆是1979年。美国和中国已建立了外交关系。邓小平稳掌政权，让文化大革命上百万的受害者恢复正常生活，启动一系列即将改变国家面貌的经济改革。我的父亲又一次要求和立教见面，而这次立教和他的妻子被带到沈阳来见我的父亲。当我父亲的火车驶入车站，他能看见立教在站台上等他，他看到立教在哭。

　　立教急着想知道三十年里发生的一切。父亲告诉他台湾的生活有多么艰难，母亲如何一手拉扯大五个孩子，父亲死后，很多朋友们渐行渐远。立教说的是中国大陆的生活比从前好多了。他没有告诉我父亲“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被打成阶级敌人去游街，然后被送到苏联边境的稻田上劳作。他也没提到他的两个儿子在农村下放了十年之后刚刚回到城里，两个儿子都没有念到初三。他也没有说他的父母是如何死去的。

　　当时，立教的妻子问我父亲，“你知道中国都发生了什么吗？”“知道，”父亲回答，“比你们知道的还要多。”

　　1987年秋天，我父亲的堂哥张立教坐下来给东北两个省的政协写了一封信，标题是《关于张莘夫墓碑急需刻字的情况》。立教希望能给四十一年以前死去的叔叔墓碑刻上铭文。

　　“张莘夫是我叔父。我诚恳希望他墓碑刻字的问题能够尽快解决，此将有助于我们海外统战工作。”这封手写信件的初稿长达十二页，立教的孩子们给了我一份。他们没能给我讲我们家的故事，但在这几张草稿纸上，立教把一切都列明出来——我祖父在美国生活的记录，对中国采矿业的贡献，他被刺杀和埋葬的历史，立教的个人历史记录。

　　1979年，三十年之后，立教第一次回到了这块墓地。坟墓已没有了，我祖父的遗骨也已散落无踪。但那块无名碑留了下来——正如我祖母所预见的，空白无字保护了它未受伤害。立教在信中请求政府批准，修缮坟墓，重新竖立一块刻有铭文的碑。因为这个墓位于一座公园中的显著位置，这件事是他一个人所无力完成的。“张莘夫的次子和长子都深深地爱着我们的祖国，曾多次回国，投身祖国建设……据说最近党中央提出要加强海外统战工作，广交朋友，争取支持。”

　　官方机构并没有立刻回复。两个月之后，立教又写了一封信，请求当局支持他的要求，并且说得很清楚，他将承担碑刻的全部费用。第二年11月，得到批准以后，我祖父的坟墓原址终于立起了一块新的墓碑。立教又写了最后一封信，题目是“我和海内外亲人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因为这块无字碑终于变成了有字碑，我们的后人将有个地方可以拜祭先人。为此，他们甚感幸运。”


　　7.

　　2005年的最后一天，我去沈阳的一个公园拜望祖父的墓。冰冷的早晨，空气中混杂着煤炭燃烧的气味，太阳升起来，冷冷的有些苍白，像只柠檬。公园里人不少，多数是退休的人。老头们有一搭没一搭地慢跑，老太太们练太极。我在一个步行桥上停下来，看着脚下的湖。有人把积雪扫空，腾出一块大大的椭圆形场地。人们像专业运动员那样躬身滑冰。一个已过中年的女人身上裹了一层又一层，脸上还蒙着医用口罩——在沈阳酷寒的冬日，这是种常见的配饰。我在看着的时候，她试图单足着地，一条腿往后伸开，向前滑行。她差一点摔倒，又站稳了，四下看看有没有人注意。

　　我继续走，终于到了下马石，有两块石柱，用满清镌文标明，这里是通往清朝皇陵的神道。偏左边，我看到一片被松树围绕的小空地，祖父的墓就在那里。

　　墓碑大约有六米高，是灰色混凝土造的，上面刻着红色的汉字：“张莘夫先生纪念碑 中国矿业工程师 祖籍吉林省九台县六台村 1898-1946年”。

　　我慢慢地读着铭文，一字一字地读，这让我感到安慰。墓志铭一共只有四行，包含了最基本的事实，但全都是真的，没有一句歪曲造假，政治并不曾侵入到这篇文字的写作之中。如果你只能用35个汉字来描述一个人，那么这算是写出来他一生的重点——生卒年份、工作、祖籍和他的姓名。

　　（本文根据采访整理而成）

　　张彤禾，经济观察报  2013-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