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我有生之年，要在理论上反对布尔什维克

阅读陈独秀传札记（上）


　　2012年10月至12月，用去三个月业余时间，阅读陈独秀传三种：

　　唐宝林著《陈独秀全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版；(简称“唐著”)

　　任建树著《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简称“任著”）

　　王观泉著《被绑架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台湾业强出版社1996年第1版。 （简称“王著”）

　　2012年春天，我在采访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胡甫臣先生时，他语气沉重地说：我是1939年入党的老党员，我在出版和新闻部门工作了几十年，可是我竟不知道我们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是怎么回事！直到我已经不工作了，我读到这本任建树写的《陈独秀大传》，我才知道原来陈独秀是那么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为我们党做了那么多贡献，经历过那么多苦难，我这个老党员却一无所知，真惭愧呀！

　　此语一出，如清夜闻钟。众人不识陈独秀，可谓割断、隐瞒、编造历史之恶果；因不识而惭愧，乃良知的复活；因惭愧而秉笔直书、正本清源者，陈独秀传三部明鉴。

　　我曾自问：令人痛心的历史篇章已经翻过去了，何必刨根问底，再揭伤疤？即使恢复了陈独秀的历史真面目又有何用？

　　只要问问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良知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文化命脉是怎样延续，又是如何推动文明进步的？答案即明。

　　对三部传记的印象：

　　三部著作从不同视角，以不同的辨识方法，用不同的叙述风格，各守其法，各遵所尚，呈现出作为历史杰出人物的陈独秀。

　　唐著别具祛魅匡正之情怀，将传统史料纬以新意，广泛吸纳新近解密史料和海外研究成果，评判议论挥洒不羁；

　　任著取径正大，守律严谨，叙述平和，锋芒不露，掩卷有顾盼；

　　王著以性情、思想结撰而成，风骨高洁，寄托遥深。语言犹胜，除历史价值外，不失为一部高水准的传记文学作品。

　　阅读体会很多，一时不能尽记。拣摘若干，扼要记之：

　　陈独秀与布尔什维克

　　2006年我采访温州托派老人王国龙时，他向我讲过一件事：1942年的一天，“我和欧伯（彭述之）正在金源钱庄的经理室闲谈，李季来了。他把一张条子递给彭述之，说：老头子（陈独秀）怎么走得这么远？彭述之接字条，看过，没有说话，把字条递给了我。我怀疑条子是伪造的。彭述之说，陈独秀的笔迹他很熟识，假是假不起来”。

　　当王国龙在上世纪90年代把这件事讲给托派元老郑超麟和王凡西时，两人都不相信陈独秀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条子上究竟写了什么？为何其言一出，语惊四座？

　　王国龙老人抑扬顿挫地背诵道：“季子学弟……布尔什维克乃是德国的军国主义和法国的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我有生之年，要在理论上反对布尔什维克”。

　　王国龙问彭述之，“老头子讲的布尔什维克是不是指斯大林主义？”彭述之回答，“他没有写斯大林主义。如果是指斯大林主义，那还差不多。但他写的就是布尔什维克！他人在，我们还可以问他，现在他不在了，没办法对证了”。

　　1942年6月，彭述之、王凡西、郑超麟各写一篇悼念陈独秀的文章，陆续发表在托派的油印刊物《斗争》上，油印蜡版是王国龙亲手刻工。王说，彭述之那一篇就是根据这张字条写的，他批评陈独秀又回到五四时代去了，说陈独秀是“民主的白痴”。

　　我从唐宝林先生编的《陈独秀研究动态》找到了彭述之那篇《悼陈独秀》，果然提到私函，其原文：

　　“布尔什维克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乃是俄国激进小资产阶级亦即法国的布朗基主义，德国此时的纳粹主义，即普鲁士主义与新的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声称“将继续为文说明布尔什维克的横暴、欺诈等罪恶，有机会时即公开发表。（见他去年十一月七日致L君私函）”

　　唐著《陈独秀全传》，P791，也有一段相似的引文。并注明，此信未公开发表，写于1941年12月7日，油印，在《保卫马克思主义》小册子卷一，附录《D.S.来信》页20。我推想很可能，这封信与李季收到的那一封是同一回事。即使不是，所表达的观点也是相同的。

　　我曾为此请教于任建树先生，任先生的回答是：这符合陈独秀的晚年思想。

　　我对“布尔什维克”并不陌生，幼年时通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两部影片，熟记于心。在我的观念世界，布尔什维克是一个象征苏联，象征十月革命，象征伟大的名称，是一个“想当然”、不需要问的名称。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布尔什维克被俄国人丢弃了，我才想起，为什么从来没有问一问什么是布尔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在俄语中意为“多数”。1898年，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1907年此政党分裂为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少数派，即孟什维克。

　　列宁是布尔什维克的创建者。所谓布尔什维克主义，应该指列宁主义。

　　唐著以大量史料证明：陈独秀是将列宁式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的第一人。（P136-142）

　　1920年元旦，《新青年》第一期，首次以赞赏的口吻写到：“进步主义的列宁政府，宣言要帮助中国”。

　　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首篇刊登标志陈独秀彻底转向列宁主义的文章《谈政治》。

　　《新青年》此期始辟专栏《俄罗斯研究》，专门介绍俄国革命。唐著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多数文章译自英文。说明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受到“来自日本和美国的两股列宁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影响”。

　　唐著认为，陈独秀转向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他在行文中经常使用的“国民”、“民众”观念，逐渐被“阶级”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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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否说，陈独秀也是中共领导人中彻底否定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人呢？我不确定，但陈独秀的确是将“引进”和“反对”这两个极端汇于一身了。不难想象，这是一个疾风暴雨式的思想转变。
　　时间：从1920年到1941年，相隔20年！

　　意味深长的是，这个跨越两极的思想转变过程不是在学院和书斋里完成的理论体系。而是实践——和着血雨腥风，以无数“尚未醒过来就倒在血泊中祭了轩辕”（王观泉语）的英烈们包括陈独秀自己的尸体为铺垫；在大革命失败的挫折中，在监狱和穷乡僻壤孤独的思索中，痛定思痛的成果。代价太大了，所需要的勇气也太大了，只有以追求真理为意志，抛弃个人荣辱的人，才能有这样的勇气——这个勇气足以将自己否定掉！

　　陈独秀在哪些方面否定了布尔什维克？

　　陈独秀所否定的不是个人，既不是列宁也不是斯大林，而是布尔什维克政体，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这个政体的特征是：以多数人民主的名义，实行独裁统治；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纲管理社会；而且，独裁不仅是对俄国本土的，还包括以俄国为轴心的东方邻国，或曰共产国际各国，亦即社会主义阵营。

　　陈将布尔什维克列入了独裁制的黑名单：“俄国激进小资产阶级亦即法国的布朗基主义”；“德国此时的纳粹主义，即普鲁士主义”。两个主义在欧洲的历史结论都是负面的，与陈所倡导的民主科学及社会主义理想背道而驰。

　　即便是托洛茨基也没有对布尔什维克做出如此彻底的否定，在托氏的判词中，布尔什维克的错误不是制度上的，而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党”。

　　王著和唐著都引用了陈独秀的一段话，很精辟：

　　“不能一切都归罪于斯大林”，“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这个制度不改变，“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

　　更深刻的含义是，陈独秀藉此否定了20年前自己对中国革命出路的选择。也就是说，1941年的陈独秀已经不再认为布尔什维克之路是中国人的解放之路，民主之路！

　　这一点，在陈离世后的历史过程中被一一言中：当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与中国几千年的皇权专制传统结合后，铸成党独裁；其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共执政后，又酿出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悲剧；而布尔什维克的原产地苏联及附属国东欧，最终纷纷解体。

　　还有一个反向的证明：当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后，社会层面和经济层面大大地进步了。而坚守至今的布尔什维克式政体，依然被“官僚制的毒素”腐蚀着。

　　我不得不佩服，潜藏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中的危险，即便在其最辉煌的时代也没有逃过陈独秀如炬的目光。

　　王著在叙述陈独秀临终前的活动时，描述了一个细节：桌上有一张展开的白纸，写了一个字：“抛”。

　　这个字可能是陈独秀一生所写的最后一个字。不知写这个字时，他想到了什么？“抛”的意思何解？是抛出？还是抛弃？

　　抛出他的新蓝图吗？抛弃“布尔什维克”吗？


　　关于红军问题

　　任著384页有一标题：“所谓‘红军’问题  城市中心论”。

　　1930年7月1陈独秀的一篇文章发表在托派刊物《无产者》上，题为《关于所谓“红军”问题》，指责中共凭借游民无产阶级来推动革命高潮，来影响大城市的工人运动，是叛徒之举。

　　其文一发表，四面楚歌：一面是来自中共的反击，一面是托派内部的攻击，一面是共产国际的批判，一面是国民党政府的利用。即使今天，学者们多以中共1949年的胜利为标准，批评陈独秀对红军的“咒骂”是教条主义、机械唯物论。

　　我曾就此事问过任先生，回答是，“那是陈独秀当时对红军的认识，只说明当时”。什么意思呢？我理解，任著对陈的批评只适用当时；陈并没有看到红军以后的变化，批评者也没有对陈的观点是否适用之后的历史做出评论。

　　王著在289页到291页，对此亦有专论。王认为，陈对中国红军的结论，应放在“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中”分析，在这样的视野下，陈“除了有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外，是正确的”。王写到：陈“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中国土地上用恩格斯理论撑腰是不行的”。

　　在唐著517页列出托派给陈定的六大错误，其中就有“对农民问题可耻的态度‘红军就是土匪’，没有胜利前途”。

　　2012年末，我收到上海托派老人周履锵先生寄来的一本书：《陈独秀晚年著作选》，（林致良、吴孟明、周履锵编，香港天地出版公司2012年11月出版）。此书收录了陈独秀《关于所谓“红军”问题》全文。周先生特说明，此文虽收录于任建树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著作选编》，但有删节。为何要删改原作？我想这不是任先生的意思，而是政治干预学术、统领学术的结果，在大陆出版界已是见怪不怪了，何况陈独秀？

　　我阅读了没有被删的《关于所谓“红军”问题》。

　　文章起始段引用了恩格斯对游民的精辟论述：

　　“游民无产阶级——由各阶级脱离出来之破落分子的渣滓堆——乃是所有同盟中之最劣者”

　　这段话使我不由地想起10多年前读过的李慎之先生的文章《发现另一个中国》。此文是为王学泰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的序言。读后曾令我大开眼界，也使我大吃一惊：“原来中国还有一个历来被文人学士忽视的游民社会，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但与官方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对立，而且还支配着半个中国，半部历史，还时时冒出头来一统天下。”（李慎之语）

　　于是我将陈独秀的原文，李慎之文，王学泰文和三位著者的评论一并重温，体会如下：

　　其一，陈独秀把红军与游民相提并论，又将游民定性为工人运动的叛徒，是不是机械套用了恩格斯的遗训？有待斟酌。

　　“据学泰的考证，中国近代最早注意游民问题的是杜亚泉先生一九一九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的原因》。我由此联想到，1919年前后陈独秀亦在探讨国民性问题，并主张从改造国民性入手改造国家和社会，他当时的认识与杜亚泉基本一致。这是否可以说明，陈独秀1930年对游民意识的见解，其思想底色是1919年打下来的。从陈文可读到，他对中国游民文化传统的论述，颇有系统，绝非空泛的立言。

　　其二，陈对游民的看法，示意出他个人的文化取向，这种取向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式有一个特征：从高向低。低等文化对高等文化的崇尚和效仿是天然的。在陈独秀的文化取向中，游民无产阶级代表着背叛、反复无常的劣质文化，是他所鄙视的。让游民无产阶级领导先进的产业工人，农村领导城市等于“屈服于农民的原始情绪。”等于将“同盟中最劣质的力量”推到领导地位。等于把“教育无产阶级的责任”推到低于无产阶级的游民肩上，“给工人群众和党员群众以很坏的教育”。 他认为，“真正的红军乃是革命产生的”。想用游民无产者代替红军来产生革命，无异于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规模骚动的把戏。革命的前途会因此而暗淡。陈独秀愤怒道：“这简直是罪恶！”

　　有一点需要区分，陈独秀的文化取向与他解放劳苦大众的政治取向不是一回事。他对劳苦大众的政治立场并不包括对其文化的认同。这个问题还需要更深入的探讨和论证。

　　其三，恩格斯的论断是不是只适用与欧洲，不适应亚细生产方式的中国？扩展到人类学的研究视野，恩格斯恰恰看到了人类社会的普世本性。即当人进入游民这个社会阶层后，其人性表现大体相同；当游民阶层以造反的把戏夺取政权时，其社会后果亦大体相同，没有明显的东方西方之分。

　　其四，红军的成分经过数年战争已得到改造，游民已被今天的职业军人所取代，成分上的改变是否证明，陈独秀骂错了？

　　历史的演进、巧合并不是以同一种形态发生的。当视野从阶级构成转移到文化形态时会发现，红军阶级成分的变化与其文化上的变化并非同步。相反，当“一个先进的政党，竟以与土匪结合自豪向列宁主义者的反对派夸耀”时，优越感透露出文化取向的信息；至1949年，当胜利主义大行其道，游民文化就自然地成为无产阶级大众文化的一部分，登堂入室，指点江山，以至上升为主流文化。

　　当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李慎之文中有这样一段：朱元璋“这个皇觉寺的游方和尚，从小就在‘江湖上’混、深知游民的破坏力，当他一当上皇帝，就立刻把镇压游民作为第一要务，下命令说：‘若有不务耕种，专务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他还整理天下田契图籍，‘把农民钉死在土地上’，对于知识分子更是大加镇压”。毛泽东在1949年后曾效朱元璋之法。不同的是，他比朱元璋多了一招，在镇压的同时，从文化上，将游民意识加以肯定、提携，发扬光大。

　　游民文化是否通过社会“遗传”机制被保存下来，又通过1949年后对党、领袖、军队的神话宣传教育，成为中共革命传统的一部分，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课题。我曾向朋友陈坡谈了这个想法，他对党史颇有造诣，他认为：从红军到文化遗传再到遗传结果需要转换许多次才可到达结论，不容易说清楚。如果把红军的游民文化特征对后世的影响限制在一个范围，比如执政者的政治行为，会更贴切。我深以为然。

　　检讨一下，我的想法只是一种直觉，来源于我所亲历的一系列历史事实：比如毛泽东以陈胜吴广自居，以“刘项原来不读书”自恋；又比如延安整风，及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倡导的大众文化就夹杂了太多游民文化要素；还有1949年后部队干部南下将游民意识广播于市；“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游民意识的大爆发”。从古到今的中国历史不断重复着同一个结果：“游民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也许竟不在圣人贤人以下”。（李慎之语）陈独秀生前的忧心，在身后都应验为事实，难怪他吼叫起来：“安得不‘真要气死’”。

　　写到这里，百感交集。一方面是遗憾，陈独秀思想的洞见最终没有成为实践的指南，历史的恶果还是结出来，挡在通往文明的路上；另一方面是崇敬，对思想的崇敬。从陈独秀到李慎之到王学泰整整三代人，不相识的三代人，不同历史环境下的三代人，他们的思考在100年漫长的时间隧道相遇、碰撞，最终衔接。这使我对人类理性增加了一些信心。

　　关于陈文在客观上对革命的副作用，我同意唐著的分析，此时陈个人正处在从政治家向思想家和学者转型的时期，也就是说，陈在其政治影响力仍然发生作用的情况下，采用了学者的方式。故造成对革命阵营的负面影响，还增加了中共给他戴一顶取消派帽子的口实。实际上，是他的思想被政治摆布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更倾向使用“不合时宜”这个词，而不是“教条主义”。

　　由此想到一个题外话：在中共党史中，高频率地使用如下判词：教条主义，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等等，包括陈独秀关于红军一文，也多次指责对方是机会主义。这些判词没有明确的错罪界限，却成为评判人物、事件的尺度和帽子，动不动就戴在某人的头上，打入有形或无形的牢笼。

　　我不明白，如此多的“主义”都是怎么来的？何时引进？从哪里引进？翻译是否准确？何时作为判词使用？它们确切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有多少人被戴过这类帽子？又产生出多少冤假错案？这是一道需要清理的课题。


　　我提出此问，目的不是要把陈独秀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他的缺失抹去，而是希望历史叙述在使用类似定论时更加慎重，党史中的定义或叫联共党史中的评价标准在历史人物的研究中如何使用？需要斟酌。

　　恩格斯和陈独秀的预言来自于天才的直感，来自于个体生命中穿透历史的能力。他们的预言无法决定历史的走向，却显示了人类思想的伟大。（未完待续）

　　段跃，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