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批胡乔木：到底你是主席，还是我是主席？

　　核心提示：有一次毛泽东对这种争论很不满，他生气地对胡说：“到底你是主席，还是我是主席？”

   张复，原题为：《胡乔木叔叔：党内一支笔》

　　小学的时候，我就听父亲常常对我们几个孩子说：“乔木的文章写得又快又好。”我对“乔木叔叔”很仰慕，也很好奇。轰轰烈烈的“文革”时期，我上中学，懂点事了，听说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胡乔木的一些传闻，乔木叔叔在我的心目中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乔木叔叔

　　我第一次见胡乔木是在1975年春天，那时虽然“文革”还没有结束，却已开始治理整顿，政治环境宽松一些，我陪父亲去他家里看望他。胡家是在南长街临近长安街的一个院子里，那是一个破旧的四合院。敲门许久，才有一个人来给我们开门。进了里屋，我屏住呼吸，瞪大眼睛看着走进会客室的乔木叔叔，他头发灰白，面容严肃，中等身材，瘦弱的身躯，穿一身退色的浅灰制服，脚穿旧布鞋，讲话谦和，彬彬有礼，不像个叱咤风云的“大官”；而随他一起出来的夫人谷羽更使我诧异，她穿着旧棉袄，头上戴着一顶旧军帽，灰白的头发从帽檐下向外翘着，虽然有点不修边幅，却像个饱经风霜的女八路，这与我想象的珠光宝气的官太太大相径庭。

　　看着父亲和胡乔木、谷羽夫妇谈话，我觉得眼前有点异样的感觉，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胡乔木吗？我记得毛泽东说过，共产党人是一手拿枪杆子一手拿笔杆子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眼前这个穿旧布鞋的瘦弱老人就是我党拿笔杆子的代表性人物吗？

　　我第二次见胡乔木是在过了几个月的1975年夏秋之交，父亲要我去胡家给他送资料。他通过我父亲向中央编译局图书馆借阅了几本有关苏联东欧国家政治、经济改革方面的小册子。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胡乔木当时在国务院政研室任负责人，为邓小平起草一些重要文件，虽说是在“文革”极度封闭时期，胡乔木却仍关注中国之外的苏联和东欧的改革。

　　到了胡乔木住所的会客室，出现在我面前的仍是穿一身退色的浅灰制服的乔木叔叔。他随手翻了一下我送来的资料，问了几句我的情况，然后用他那只布满皱纹的手迅速写好一个收条装在信封里交给我。随后，他执意送我到客厅门口，握手话别后竟欠身向我致意。一个大人物对一个二十几岁的小青年如此厚礼，这真让我有点惊奇。就在我发怔时，他转身匆匆离去。那次见面虽然不到十分钟，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改革开放初期，中华大地处处萌发出勃勃生机，有几年春节，乔木叔叔的孩子请我去他家里做客。每次去，我都会看见客厅里有三四十个年轻人，将客厅挤得满满的，他们众星捧月般围坐在胡乔木两边，整个客厅洋溢着欢快热闹甚至喧嚣的气氛，而长时间坐在众多青年之中的头发灰白的胡乔木，一扫往昔的忧容，微笑着淡定地注视着眼前的这批年轻人，任凭他们恣意地在自己面前或歌唱，或嬉笑，或激辩，这与我想象的天天正襟危坐在书斋里的乔木叔叔大为不同，那时我能感受到胡乔木有一颗年轻而火热的心。

　　我的父亲张仲实和胡乔木的交往是有渊源的。20世纪30年代，他们同在上海参加进步文化活动，但来往不多，40年代他们在延安见面接触的机会多起来，新中国成立前后，他们同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此外也在中共中央翻译委员会开会议事，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


　　党内一支笔

　　胡乔木被人们尊称为“党内一支笔”。自1941年初他任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秘书以来，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为中央起草、编辑和撰写各种重要文件及评论。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的某些重要著作也倾注了胡乔木的不少心血。如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这些都是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之后经胡乔木整理加工完成。

　　中央某些主要领导同志的一些文章、讲话，在他们出题目、出提纲或有某些基本材料后，有不少也是由胡乔木具体起草或整理加工的。胡乔木是大手笔，然而除了他为中央起草重要文件、撰写评论等鸿篇巨制外，也有以中央名义发布的电报、通知等许多“小品”。

　　胡乔木把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和主要的精力奉献给为中央起草、整理文件和撰写评论的工作。一些老同志说过，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为党中央起草各类文件及撰写各种评论，为中央领导人起草、修改、充实许多文章和讲话稿作出重要贡献的，没有第二个人可与乔木同志相比。他也是党内唯一一个相隔三四十年两次主笔“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样重要历史性文件的撰稿人。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胡乔木早以如椽大笔驰名于世，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人们却不多见他的署名文章，他的形象在外界看来也较模糊。这一方面是由于他长期从事高度机密的文字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从不露才扬己，总是默默无闻地为中央工作。1951年发表的有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也是他写好后送中央审阅并拟以中央名义发表，后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才成为他第一次署名的重要文章。

　　人们常用“著作等身”来形容人的博学多才和著作之丰，胡乔木没有“著作等身”，但可以这样说，他为中央及某些领导人起草发表的文件、文章和讲话比他自己署名发表的文章多几十倍。如果他作为局外人，做一个清高的学者，凭他的学识和勤奋完全可以写出多种大部头著作。

　　毛泽东要求他的秘书不仅要具备高水平的理论素养，以及广博的多学科知识，还要求其具有极强极快的写作能力。

　　胡乔木总是能高质量地按时完成任务。在他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做秘书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历史巨变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他经常要在短短几天内为中央起草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多份文件。常常是毛泽东晚上出题目，不论是文件、社论、电报还是通知，第二天清早他就交卷。

　　1945年，他陪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那紧张忙碌的两个月里，除了起草重要文件等工作外，他还结合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或讲话，几乎每天都为《新华日报》写一篇时评或社论。

　　前面提到的有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源自刘少奇1951年6月中旬提出的“应写一篇纪念建党三十周年的重要文章”的建议。中央要求胡乔木起草，胡乔木仅用一个星期就及时写出了这篇文章，毛泽东、刘少奇阅后没有做大的修改。《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用语简洁、准确，内容丰富，气势恢弘，概括了党三十年来的光辉历史。这一长篇重要文章经毛泽东审定及时发表。

　　20世纪60年代初，胡乔木曾作为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成员访苏，在紧张、尖锐、复杂的论战、谈判期间，他总是能够按小平同志的指示，及时写好各种文件，受到小平同志的赞赏。

　　胡乔木不仅写作速度快，他的文章质量之高也是有口皆碑。所谓文章质量高不仅是指文章的理论水平，也包括文字水平。他起草的中央文件简洁、准确、严谨；他写的政论文章旗帜鲜明，鞭辟入里；他写的散文小品隽永凝练，绚丽多彩。

　　另一方面，胡乔木本人的写作态度也十分严肃，他对文章的要求可以说是苛刻。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篇文章直到发排的前一分钟他还在修改，修改过的稿子已经送到报社，有时还要打电话告诉编辑如何修改，包括标点符号的修改。稿子初排后小样送审，有时又能修改得面目全非。可以说写文章是胡乔木的第二生命，他对写文章精益求精，力求尽善尽美。其他人起草的文件或写的文章送胡乔木修改后，就会别有天地，更上一层楼。

　　周恩来曾说过：经我手的文件或文章，我一定要让乔木同志过目才放心。

　　几十年间，胡乔木辛勤耕耘，不断追求，他的文字、理论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1年初做毛泽东秘书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966年初，他为党和国家起草了大量极为重要的文件，撰写了许多重要的社论、评论，但这一阶段他很少公开署名发表文章。

　　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自1978年开始，他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除了继续为中央起草、撰写一些重要文件外，还署名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他在这一时期的文字、理论工作的一个鲜明特点是：这些文章都是为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而写的，他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科学体系，要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以往，人们普遍认为胡乔木是位政论家、党史学家、哲学家，是革命战争年代的环境铸就了他，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夏秋，他的《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四化建设步伐》一文在《人民日报》用三个整版一次发表，这篇两万多字的经济学论文使人振聋发聩。因为这是胡乔木以经济学家的新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因为胡乔木对怎样破除长官意志按经济规律办事提出了一系列很重要、很专业的经济学概念和措施，而这些概念和措施很多是长期被视为禁区，人们噤若寒蝉的。国内外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篇文章吹响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号角。朱镕基当年在中国社科院工作，他认真研读了这篇文章并随胡乔木下去做了调研，他成为国务院总理后感慨地说：“你跟他说话，就使你感到，你所知道的东西他都知道，而他知道的东西，你看不到边……”

　　胡乔木的夫人谷羽说，胡乔木退休后，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博览群书，也更为深入地思考社会主义的实践。1990年4月，已是晚年的胡乔木发表了《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一文。

　　知识界普遍认为，胡乔木这篇不足一千字的文章，着眼时代、世界和中国发展的现实，突破了以往“传统”社会主义的思维概念，是他晚年的巅峰之作。作为一个在毛泽东身边工作长达二十多年的秘书，作为一个亲身经历了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三个历史阶段年近八十岁的理论家，胡乔木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无疑是深刻中肯的，是有真知灼见的。

　　除了给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起草重要文件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他署名发表许多重要理论文章外，胡乔木在文化领域还做了许多有深远意义的事情。他在出任第一任新闻出版署署长及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期间，领导了影响深远的文字改革运动——整理和简化汉字，统一专家认识，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1977年5月，他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首任院长，在工作规划中他提出了一百个大的科研课题，增加了三十多个研究所。1978年秋，国务院任命胡乔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他还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第一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他也是第一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在党史研究方面，他主张实事求是，说“我们是为将来而研究过去”。


　　精通多种学科的“通才”

　　1912年，胡乔木诞生在江苏盐城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父亲胡启东学识渊博，曾当选1913年成立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的众议院议员，在议会中属于“新派”。后来，由于胡启东参加孙中山抗袁斗争及拒绝“曹锟贿选”而隐居家乡，续修《盐城县志》，还出版了自己的诗集。

　　父亲胡启东对胡乔木影响很大。胡乔木从小酷爱读书，喜好写诗。十二岁时到扬州上中学，扬州中学藏书丰富，他在这里读到了大量进步书刊和文艺作品，也在这里读到了共产党人办的《中国青年》、《向导》等杂志，读到了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文章，逐渐成为一个爱国左翼青年。胡乔木在上中学时即显露出文艺天赋，1930年4月《扬州中学校刊》发表了他写的《近代文艺观测》一文，文中对西方“近代”文艺的各种派别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分析，涉及外国作家、诗人、艺术家四十多人，如莫泊桑、雨果、高尔基、屠格涅夫、莎士比亚、黑格尔等，很难想象这篇精彩的文学评论出自一个高中生之手。

　　1930年，胡乔木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年底加入共青团，由于他喜欢文科，不久转入历史系，上清华仅一年，因胡乔木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清华大学校长翁文灏亲自劝退。1931年8月，他调任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长。1932年胡乔木回到家乡盐城，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胡乔木在家乡主编了《海霞》、《文艺青年》两个综合性文艺刊物，还把父亲的藏书《二十四史》读得很熟。1933年秋，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帮他开了转学证明，胡乔木转入浙江大学外语系读英文专业，插班学习。还是由于他从事进步学生运动，一年半后又被校方开除。1935年1月，胡乔木来到上海，先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同盟书记、中共江苏临时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长。在上海期间，胡乔木发表了十多篇文章，有文艺评论、诗歌、杂文等，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他评论萧军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的文章。

　　胡乔木在动荡的青年时代紧随时代潮流，是进步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和左翼文化活动家，发表过多篇文学评论和政论文章，也学过“速记”，有良好的写作基础，这些都是他以后能又快又好地写出政论文章，以及能把毛泽东的有关讲话出色地迅速整理加工完成的因素之一。

　　1937年初夏，陕北黄土高原一片翠绿，生机盎然。二十五岁的胡乔木奉上级指令来到延安。在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长期间，他的讲演热情洋溢，文章独具风采。几位老同志发现了这个有才气的青年，便郑重向毛泽东推荐。毛泽东在此前已看过并欣赏他写的文章，决定留他在身边工作，时间是1941年2月。

　　从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一些书信中可以看出，后者是如何在前者的指导下辛勤工作，前者又是如何对后者的工作严格要求，并给以信任和关怀。如1949年6月24日毛泽东致胡乔木的那封信里最后写道：“你起草后，我给你帮忙修改，你可节省若干精力。”

　　1950年6月4日，毛泽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致刘少奇的一封信中写道：1947年冬季叫乔木写了一个文件，题为《中国各社会阶级及其待遇的规定》，其前面两章是我写的，说明了这个问题，可以参看。从这两封信可以看出，不少中央文件是在毛泽东指导下，毛和胡两人共同完成的。

　　1967年“文化大革命”高峰期间，毛泽东曾两次驱车看望胡乔木，其中一次带着汪东兴已到了胡乔木家门口，虽因故未见到他，但在当时无疑给身处危境中的胡乔木起了很大的保护作用，使他日后得以相对平静地度过那些岁月。

　　“文革”末期的1975年，邓小平开始大力整顿，他启用胡乔木为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

　　我曾多次去过胡乔木家，使我震撼、吃惊，也使我羡慕的就是他的书房，确切地说是他的藏书室，这间藏书室是他的精神食粮库，是他的思想武器库。

　　先说“震撼”。藏书室是他家房中最大的一间，三米多高银灰色的大书架一字排开，一排十七个，整整齐齐八大排，十分壮观，加上他的办公室里的四个特大书架，共有一百四十个书架。他的藏书有四万多册。

　　再说“吃惊”。我在书架上翻阅他的许多藏书，书籍洁净，书里也几乎看不见勾圈画线，甚至看不到书中有折页、折角。我了解到，这一方面说明他有惊人的记忆力，能迅速而准确地从大量阅读过的书中找到他需要查找的资料，另一方面也说明像胡乔木这样的老一辈革命家，是从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里走出来的人，十分珍惜书，十分珍惜纸张，舍不得在书上勾圈画线、折角。

　　书籍在胡乔木的一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进城后，他最爱去的地方是旧书店。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星期天全家上街，他一个人转道去旧书店翻书、买书，等到全家人逛了一圈回来，他还是恋恋不舍地站在旧书店里翻书。他拥有的几万册藏书，除了一部分是出版社赠送的以外，大部分都是他用几十年来的工资购买的，由于工资多年来主要用作买书，以致有时孩子生病，还要借钱赊账为孩子治病。进城后住所几次搬迁，他首先考虑的就是新住所有无存放藏书的合适房间。

　　胡乔木读书范围十分广泛。从他藏书室里一百多个书架上贴着的各种分类小标签，就可看出他读书学习的广度、深度和兴趣。曾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说过：国内有成就的专家不少，能精通多种学科的“通才”却很少，胡乔木就是少数有通才卓识的一位。

　　正因为胡乔木知识渊博，不断追求，富有创造性，因此，他不可避免地依据实践做出自己的独立思考，这种独立思考——说真话，争论——甚至常常发生在他和毛泽东之间。圈内的老同志都知道胡的这种固执，这种书生气。对此，胡乔木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我起草的文件较多，在中央领导人中，毛主席修改的最多，我和他的争论也最多。”有一次毛泽东对这种争论很不满，他生气地对胡说：“到底你是主席，还是我是主席？”


　　“终生用笔为人民服务”

　　熟悉胡乔木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人。他认为凡是有利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事情都应全力以赴地去做。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简朴、重才、惜才和富有感情的人。他的工作状况、日常生活，包括个人嗜好、交往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他的这些特点。胡乔木辛勤一生，忙碌一生，其中很长一段时间毫无生活规律可言。毛泽东日理万机，特别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工作、饮食、睡眠长期无规律可言。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的工作量和生活规律也就可想而知了。1948年，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夕，由于工作格外繁重，胡乔木推荐田家英给毛泽东做秘书，但这也没有减轻他的工作负担。他的孩子们回忆说，小时候几乎见不到父亲，只要看到他，就是他在埋头写作。孩子们早起上学，常常看见他办公室里透出灯光，那又是父亲在通宵达旦地工作，还未休息。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个时期里，胡乔木不仅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为中央起草许多文件和报告，而且他还兼任“新闻首脑”，主管新闻宣传文字工作以外的事宜，这使他的工作更加繁忙。

　　由于多年辛劳，胡乔木的身体早已垮了下来。还在延安时期，夏天骄阳似火，别人汗流浃背，胡乔木却因病要穿着棉袄暖身。毛泽东曾特意送他一件虎皮大衣以便夜间工作时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因严重的胃溃疡做了胃大部切除手术。常年伏案写作，使他的右眼患中心性视网膜炎，两目视物的焦距也不一致。多年握笔使他右手食指、中指明显弯曲，右肩突出。1961年夏，他遵照毛泽东指示去南方出差调研及写完《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后，极度疲劳虚弱，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告假休息一段。休养了一个时期，身体才得以慢慢恢复。

　　为了使他的身体好一点，家人多次提出吃饭时单给他做一点可口有营养的小菜，但他执意不肯，认为一家人应当平等，并且饭后他总要亲自洗碗，要别人洗碗他于心不安。后来亲属以老年人与青年人的饮食应有区别为由，他才同意单独吃点“小菜”。他对吃、穿、用从不讲究，对事业却念念不忘。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他家的生活并不宽裕，他却把中外文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的稿费三万多元作为党费一次性上交。

　　他和许多文人学者一样，对字画、古董一类艺术品十分喜爱，但他从来不接受礼品，别人也不敢给他送礼品。1981年，他去日本访问，国内许多著名大画家的一批字画供他作礼品用。访日归来后，他把没有发送完的字画又一一退还给书画名家。

　　他没有什么业余嗜好，不会打麻将，不会打桥牌，不会吸烟喝酒。就是在休息时间他也总是在思考。熟悉他的人说，乔木忧国忧民，几十年来很少见他开怀大笑。1984年夏，我在北戴河的小船上给他拍了几张休闲照，在照片中可以看出，他不顾他人的休闲玩乐，头上戴了个遮阳的草帽，独自一人在凝神思考。

　　他空闲时喜欢欣赏戏剧、电影、绘画、音乐等，并且往往取宽容的态度。例如影片《芙蓉镇》，有关人士不同意该片上马，他却力保此片，结果该片公演后竟获大奖。

　　他休息的一大方式是可以同时看五六本内容完全不同的书，如哲学、外国小说、政治、剧本、自然科学类的书，同时交叉着看，以此调换脑子。他不好闲谈，但谈起书或最新的科研成果时，他却精神焕发，滔滔不绝。

　　由于工作关系，胡乔木认识的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很多，但他本人似乎不大好交际，一方面是由于他工作繁忙，时间紧迫，另一方面是他性格较为内向，作风严谨。相对来说，胡乔木交往多一些的人物，除了有关党内人士外，大都是著名的学者、文化人。

　　他从1962年开始与朱光潜交往，他曾感慨去朱的住所拜访，那拥挤杂乱，毫无“美学”、“诗意”的住宅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86年初，朱光潜逝世，胡乔木给朱的亲属发来唁函：“今吾、朱陈、世嘉、世乐同志：获悉朱老遽尔病逝，深为哀悼……建碑之事，听说北大领导已表支持，如仍有需要帮助的地方乞告。”

　　他在任中国社科院院长期间，把世人淡忘的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调到社科院，特批为二级研究员，听说沈只住两间小平房时，他又特意前去看望，并要把自己家的几间房给沈住。在有关部门制止后，他一直关注、出力，直到解决了沈从文的住房困难为止。

　　他的清华同学季羡林说：“有人送给他一些上好的大米什么的，他都要送给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记送我一筐。”1986年冬天，为了了解大学校园内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胡乔木用车把季羡林一家接到他的住所，两人促膝而谈，开宗明义，他先声明“今天我们是老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六十年来的老朋友”，谈话后两家人围在一张桌上吃饭，季羡林感慨胡家的饭菜竟是如此简单。

　　胡乔木不是躲在书斋里的学者，但他也有文人那种某些不被常人理解的书生气。例如，他担任毛泽东秘书达二十五年之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接触毛主席最多的一人，但二十多年来他竟没有和毛泽东有过一张“正式”的单独合影的留念相片。熟悉胡乔木的人说他在毛主席那里向来是公事公办，从来没想过与毛泽东共事要为自己留下点什么。这种书生气说来难以置信，然而这却是事实。1989年11月，胡乔木七十七岁，在十一届五中全会闭幕的那一天，当小平同志和他握手问候时，他说我给毛主席做了二十多年的秘书，没有和他一起单独照过相，至今还深感遗憾，今天我一定要和小平同志照张相。邓小平听罢欣然与他一起合影留念。

　　胡乔木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在中共中央工作达五十年之久，杨尚昆说“他是一个终生用笔为人民服务的人”。学贯中西贯通古今的钱钟书对胡乔木的评价是：“立德立言，推君兼不朽；酬知酬愿，愧我一无成。”

　　那么胡乔木是怎样看待他自己的呢？1989年11月25日，也就是他七十七岁那年，胡乔木给邓力群个人的一封信中说道：“我常想，这一辈子实在没有做什么工作，今后也做不了什么……”

　　《名人传记(上半月)》 2012年第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