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王希哲
6月12日，香港《中報》不服，發表回應文章《如此而已，豈有它哉！——答李正天6月4日大公報特稿》，文中說：“我們奇怪的是，本報4月18日的報道，明明以王希哲的發言為主題，為什麼由李正天出面來‘有感’？”“我們原來就聽到大陸傳出一個消息，即李、王在對待民主運動的意見上發生了分歧。王是堅決反對黨內保守勢力採取各種手段壓制人民民主的；李則主張配合當政者，先求安定，再圖法治。現在李正天公開發表‘有感’也從側面證明了上面傳說並非全屬子虛。”
回應得很好。缺點是，編者根本想不到李正天是在撒大謊。他的“四四發言”根本是子虛烏有。也不知為何沒有想到應該直接聯絡王希哲瞭解一下事情的原委。1980年，應該說，在香港查到王希哲的地址，是不難的。
中共《紅旗》雜誌1980年第5期發表了一篇署名李明三的文章，從官方的角度（或者說官方開明派的角度）總結了官方與“李一哲”關係的這段歷史。我們作為文獻，整段把它摘錄下來：
【有一個省，有幾個青年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極左思潮的影響，都有過錯誤，但也寫了觀點基本正確，在當地乃至全國都有不小影響的大字報。過去由於對他們的處理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使他們受到了傷害。去年春天，一些受牽連的同志貼出大字報，主張“鬧事”。社會上也有人想利用這種時機擴大事態，把水攪渾。面對這種動亂的因素，省委領導同志親自動手處理，明確表示敵我界限一定要分清，不能混淆，搞錯了，堅決糾正，做好平反工作。省委主要領導人多次同這幾個青年同志談話，推心置腹地交心懇談，耐心地教育開導，從而消除了長期存在的對立情緒。省委信任這幾個同志，不怕他們接觸消極面。當社會上有人鼓動這幾個同志出來帶頭鬧事時，有的幹部主張採取“限制”措施，省委不但沒有這樣做，相反卻要他們去對準備鬧事的人多做工作。同時，也提醒他們防止有人鑽空子。這樣做的結果很好，準備鬧事的人安定下來了。省委對這幾個同志的正當要求予以支持，發現問題，及時解決，不是等到矛盾激化了再去“滅火”，而是把工作做在前頭。當這幾個同志要在公園裏公開舉行“理論討論會”時，省委並沒有壓，而是由第一、二把手專門找他們談話，耐心教育他們說：你們青年人思想活躍，要求對國家一些大事進行討論，這是好的，我們可以幫助。同時，也指出他們的有些做法不利於安定團結。經過做工作，這幾個同志做了檢討，承認了錯誤。】
這其實是官方與“李一哲”關係的理想模式。李正天代表了這個模式。
偉大的中國之春運動
正如毛澤東抗美援朝，與美國人打了一仗，才得到了斯大林的信任一樣，1979年1月在美國訪問的鄧小平也決定與蘇聯的盟友打一仗，“教訓一下”越南這個曾被稱為“同志加兄弟”的“東方的古巴”，來贏得卡特的信任，以建立世界性的聲譽。但仗打得並不理想。中國軍隊付出了重大傷亡，暴露了各種問題。這勢必引起黨內外對他的信任危機；上海知青鬧事風潮也終於動搖了他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決心。3月底，他以“四項基本原則”為大棒，開始了向昨天還是他的盟友的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清算。
這個風也吹到了廣州。
對“李一哲”平反素懷不滿的廣州市委抓住時機下發了習仲勛對我4月1日僑光中學發言的批評。許多單位甚至還播放了錄音講話。“王希哲作了煽動性的反動演說”的謠言不脛而走。氣氛又一次緊張起來。
我的諸親戚反映說，平反後，他們才抬起一、二個月的頭，現在不得不又低下去了。
我還是一條路 ---應戰！
我向省、市委提出了抗議。習仲勛回應說，他對王希哲的批評只是個人意見，不是政治結論，正確與否，還須實踐檢驗。習是開明的。
楊尚昆則說：“黨內發文件，王希哲無權干涉。”
那麼好，我發文章，你們也不要干涉。
“李一哲”部分成員在“442”活動據點。前右一為王希哲。
我在劉國凱的《人民之聲》第八期上發表了出獄後的第一篇文章：《為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而努力》。這是我按照我的既定方針，即用民主的思想去解釋和改造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這個辦法，文化大革命中被稱作“打著紅旗反紅旗”。
在文章中我提出，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實行專政之後有二個發展方向，一個是向少數領袖的，即寡頭的專政，甚至個人的獨裁專政發展，斯大林是這樣作的，毛澤東也是這樣作的；一個是逐步擴大民主，使無產階級專政向工人自治、勞動者自治的階級專政（最終消亡專政）的方向發展。鐵托領導著南斯拉夫正在進行著這一試驗。
它是符合列寧所說“把代表勞動人民的政權變成勞動人民的政權”的方向的。這樣，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即無產階級獨裁”的所謂合理性，便被我從理論上剜去了。
在發表這篇文章的同時，我又發了一個與《人民之聲》記者的談話。談話中，我明確宣言，我將堅守“李一哲”《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理想。我第一次公開聲明了，我是所有“李一哲”大字報的主要執筆人。這樣，就使官方抓住李正天來造成影響以壓制民運的辦法，大打折扣。
習仲勛十分生氣，把李正天等叫了去，拿香港轉載的文章給他們看，說：“你們看，你們看，‘李一哲’又出來了！”
香港兩家刊物，許行的《觀察家》和李怡的《七十年代》都轉載了我的文章。形成一稿多投。這是因為香港的大學生們從不同的渠道得到《人民之聲》，又不約而同推薦給了這兩家雜誌。以後，我便盡力設法避免這種使香港文化界朋友們被動的情況出現。
那時，香港各大學的大學生們政治熱情非常高，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感非常強。大陸開放以後，他們在“認識中國，關心社會”（認中關社）的口號下，蜂擁回到廣州，詳細地觀察中國各方面的社情。他們的團體一方面和官方的青年團體聯歡尋求合作，以幫助中國，另一方面，他們也把關注的目光射向民主運動，竭力尋找民運人士，與之建立聯絡，以求得相互的交流和瞭解。總之，在他們看來，他們本身是中國人，他們關心中國，關心國內民運都是很自然的，一個中國人應該作的事情。
但官方把他們視作外人，視作異已，視作似乎企圖插手民運的很可懷疑的境外勢力。
他們在街上購買《人民之聲》認識了劉國凱，又通過劉國凱找到了我家。從此來我家探訪的香港各界人士（仍以大學生為主）牽連蔓延，絡繹不絕。
我遵循周恩來的教誨，廣交朋友，來者不拒。並為他們迅速向內地幅射，提供了幫助。在後來我的《判決書》中，這也是我的罪狀。
常來或來過探訪我的香港朋友記得有：
張永強、王昭文、于品海（今天的多維老闆）、文海亮、馮業興、吳慕姿、劉山青、劉子濂、杜成、駱競才、陳仕強、劉英傑、王耀宗、周魯逸、曾繁光、馬國明、劉少文、吳仲賢、林昭寰、游偉雄等等。在我被捕入獄後，這些朋友及其他未謀面的朋友李怡、許行、李卓人、張文光、陳鼓應、雷競旋等多曾為我主持正義，竭力呼籲。在此我向朋友們致以深切的謝意。應我的要求，這些朋友為我帶來了大批海外的書籍。
過去“宣集文”罵“李一哲”是德熱拉斯的門徒，但在那封閉的社會裏，我們根本沒有讀過德熱拉斯的著作，心向往之。現在，我們讀到了卡德爾，讀到了德熱拉斯，還讀到了葛蘭西的歐洲共產主義，佛洛姆的法蘭克福學派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讀了麥德維傑夫，讀了托派王凡西，知道了香港的保釣運動，台灣的“美麗島”運動，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總之，1979和1980年，我新獲得的知識，使我突破了國內的狹隘眼界，使我如居高屋而建其瓴，批判的鋒芒，越來越飽蘸國際的風雲，它的成果，集中地反映在《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一文中。
因此，中國之春運動中的王希哲，不僅是王希哲本人的，也是香港廣大愛國民主人士的。
（習仲勛1980年離開廣東上調北京。結束了與“李一哲”的關係。任仲夷接任。第二年，1981年4月，鄧小平全面鎮壓民主牆。王希哲與徐文立等再入獄12年）（《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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