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5日 星期一

历史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历史叙述中的“思想解放运动”


  我的发言题目是“历史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历史叙述中的‘思想解放运动’”。

  之所以在我的当代史阅读和思考中涌现出这样一个题目,是因为近年来我在对中国大陆“文革”结束后精神伦理状况,及此精神伦理状况与从“文革”到新时期大历史变迁的关系的研究中发现:一方面“文革”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大陆当代的历史叙述、历史理解中被赋予极高的地位,新时期的开始即被叙述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则非常令我惊讶,就是在有关历史叙述、历史理解中,被认为导致了中国大陆新时期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所指涉的并不是实际推动新时期得以出现的——在1977年、1978年历史中发生的思想解放潮流的全部乃至大部,而是被直接过度聚焦叙述、理解为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发生的论争。

  无疑,“文革”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当代中国大陆的历史上非常重要,在相当的意义上,确实可以说没有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中国大陆的“新时期”。但问题在于不能将此开启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仅仅或过度叙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争。这样说,是因为把思想解放运动仅仅或过度叙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争,等于有意无意地把历史—观念意涵丰富的思想解放运动,过分先入为主界定成对真理的真诚追求与面目可憎的教条主义对立并战而胜之的戏剧性事件,这样也就等于有意无意地把历史—观念意涵极为丰富的“新时期”出现过度看作是这一认识论翻转所直接引发的效应,而这所影响的不仅是我们对历史确实知识的掌握,而且会影响我们对从“文革”到新时期这一巨大历史转折很多方面的理解。比如,和这一思想解放理解、叙述密切相关的,便是在历史叙述上对应的,有意无意夸大“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对此前历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1978年5月发表的)的规定。而这样当然会大大误导我们对这一历史重要转折过程的理解。


  而真的要在如何快速结束“文革”,如何快速推出如我们所见的新时期这一理解层次上把握思想解放运动,首先必需面对的就是“四人帮”批判运动。“文革”后中国大陆的全国性思潮首推当时中央主导下的“四人帮”批判运动,在其时党和国家有意识推动下,这一批判运动很快由政治、道德层面推进到思想、理论层面,并且在推进到思想理论层面后,虽然表面上不仅没有挑战反而看起来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正统“文革”理论,实际上却以摆脱和毛泽东“文革”后期思考紧密相关的“文革”后期激进思潮为目标,而力图把全国全党的思想、工作重心转移到华国锋等倡导的“抓纲治国”方略上。正是在这一意义上,1977年上半年的“四人帮”批判,当时便被称为“思想解放”也就毫不奇怪了(“两报一刊”的1977年元旦社论《乘胜前进》)。也正是以1977年上半年发生的这一“思想解放”为背景,华国锋主导的中央得以于1977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顺利结束毛泽东若活着绝对不会终结的“文革”,同时把“抓纲治国”正式确定为接下来统一全党全国思想、指导具体治国实践的方针大计。只是这作为“文革”结束后第一轮思想解放思想、政治结果的“抓纲治国”,在它所致力推动的高速度现代化建设方面,很快就碰到了不少问题,使当时无论在党还是在国家方面都处于主导位置的华国锋等,觉得需要在如何治国方面再度进行广泛探索。1978年2月华国锋在全国五届人大上所作的《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结尾,便核心传达着当时这种鼓励探索的意识: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对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更大胜利,充满了无限的信心。

  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是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从城市到农村,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将发生巨大的变革。在这场伟大斗争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所不熟悉的新情况、新事物,需要我们去认识;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没有遇到过的新矛盾、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都要有一个新的提高和改进。我们必须刻苦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

  显然,这时华国锋所主导的中央已经看到了——他们所致力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他们已有的治国方略形成的种种新要求、新挑战,这种认识使他们觉得要在原有的“抓纲治国”基础上,呼吁在有关现代化建设方面新一轮的“解放思想”。正是以这次中央鼓励的“解放思想”为契机,1978年在科技问题、管理问题、经济体制问题等方面都发生了影响深远的观念理解变革。也正是在中央和国家推动的这一广泛的思想解放热潮中,我们才能理解华国锋于1978年国庆向全党、全国、全社会号召的——“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华国锋《在国庆二十九周年招待会上的祝酒词》)等当时影响很大的这类言论所指为何。

  在这一意义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只是以1977年“思想解放”为前提的1978年思想解放热潮的一个部分。这一部分当然有其特别的一面,就是它不仅超出了华国锋所希望的思想解放范围,而且它实质挑战的是在此前一直被尽量绕过的“两个凡是”。但如此,并不意味着其他未正面挑战“两个凡是”的思想努力就受“两个凡是”束缚。因为如果其他思想努力真受“两个凡是”束缚,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多方面观念的急剧调整就不会发生。而这些思想努力之所以不挑战“两个凡是”,是因为挑战“两个凡是”一定涉及在当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的如何妥帖安排毛的遗产,而又不引发破坏性后果的问题,因此这些观念变化、思想努力聚焦的只是它们认为重要的问题,而非正面挑战它们实际上很清楚在背离的毛的权威。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殊性在于它为正面讨论具有多方面历史效应的毛的遗产问题打开了一个缺口,在于由此导致的人事、历史具体事件的评判等方面的变化。从这点来说,它的贡献很大。但问题是,不能因此就否认,许多有关中国未来面貌、走向的其他方面变化,主要是通过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其他努力实现的,而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所以能在当时的历史中发挥如我们所见的作用,实和它能从整个思想解放运动所引发的诸种观念变化及其与此相应的人事变化等中借力有关。也就是,假如我们对比毛泽东逝世时和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时的相关状况,我们会发现,什么是占历史优势位置的理论?(在毛逝世时,显然其时最具压倒气势的观念是毛泽东的指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是以毛泽东激进指示为背景的对“右倾翻案风”的激进批判,而此时则是内涵可以修正的“抓纲治国”。)什么被当成是检验理论的实践?(毛逝世时,实践的最核心内涵还是如何找出使中国免于“变修”、以保证中国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各方面探索,而到此时实践则主要被感觉为社会经济发展成效。)什么被算作检验?(对“文革”而言,揪出刘少奇、林彪集团证明着“文革”发动的正确,而此时则很大程度上转到了对社会经济成长指标的关注。)和谁有资格参与裁定实践对理论的检验,等等,实际上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而这些在把思想解放运动仅仅或过度叙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争的历史理解、历史叙述中,显然都不会被正面审视、分析。这样,不仅时间跨度更长、内容更为丰富、对历史很多方面变化有着实际重要性的众多思想努力被此种历史叙述、历史理解略去,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得以在当时发挥重要作用的,有关什么是占历史优势位置的理论,什么被界定成有检验理论资格的实践,怎么样又被算作通过检验,和谁有资格参与裁定实践对理论的检验,等等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导致这些变化的复杂的历史—思想—政治过程,包括: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这么发生?使这些变化被接受的社会基础、心理基础和时代氛围是什么?这些变化多方面历史内涵、多方面历史后果是什么?等等,这些为我们历史—现实理解,思想—实践参照而最该追问的、高度有关“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认识、理解的重要问题,便都会在现在与“新时期”这种使用对应的——把历史的变化简化为认识论翻转的历史叙述、历史理解中,被推出我们的历史关注视野。

  正是有感于和思想解放运动有关的这一历史叙述、历史理解现状,我觉得有必要提出“历史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历史叙述中的‘思想解放运动’”问题,藉此推动人们去关注新时期所实际由出的时间跨度更长、内容更为丰富的整个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过程,及其内部多种思想努力所包蕴的多方面的历史—观念意涵,以一方面使在现在的历史叙述、历史理解中被隐去、但对历史实际展开却有着重要影响的众多思想努力浮出海面,使它们有效进入我们的历史叙述、历史理解视野;另一方面也意图使此前被过分关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能被放置在它的实际历史位置上被更准确地叙述与理解。而一旦这两方面都有进展,当然有助于我们对从“文革”到新时期这一巨大历史转折多方面的历史、观念意涵真正深入地理解。

  罗岗:“资产阶级法权”的悖论与中国改革的逻辑(略)

  讨论意见节录:

  王绍光:

  打倒“四人帮”之后有一个词叫“拨乱反正”。1977年到1980年间,很多争论都与1973~1975年的提法相关,尤其是与张春桥1975年发表在《红旗》杂志第4期上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有关。这些讨论有的发生在“真理标准讨论”之前。真理标准讨论发生在1978年,但是在1977年大量的讨论与真理标准没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关于按劳分配的讨论,“文革”中间有一个问题,工资长期没有加,能不能发奖金有争论,计件工资有争论,物质刺激有争论。到1974~1975年,邓小平搞整顿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政策上的调整。1976年初,批邓时,又讨论到这些问题。那么打倒“四人帮”之后,这个问题马上又提出来了。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按劳分配的讨论是最早的。《经济研究》1978年就发了一篇综述《一年来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情况》。而且当时还开了一系列全国关于按劳分配的理论讨论会,这是在务虚会之前,真理标准讨论之前。然后又出现了关于生产力的讨论。生产力的讨论必然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这在毛泽东晚期思想里,在张春桥的理论叙述里占据重要的位置,也是需要“拨乱反正”的。再往后出现关于异化的讨论。关于异化的讨论,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年上大学报考的是北大哲学系,结果被分到法律系。一开始我老与哲学系的同学来往。我1978年入学以后,很快就有一拨人,有哲学系的,还有南斯拉夫留学生开始讨论异化问题。社会上也许还没有公开的讨论,周扬他们的公开讨论是以后的事情。而在民间,1979年正好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里面第一次公开发表,于是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这一系列讨论要么是真理标准讨论的铺垫,要么是其延伸,而讨论涉及的面要比真理标准讨论宽得多。所以我觉得照田这篇文章在这方面再进行一次“拨乱反正”是非常有必要的,恢复了历史的丰富性,而且也把它的上下关联性也联系起来了。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从毛泽东来讲的话,可以追溯到1958年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追溯到他的批注与谈话。1958年出现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我记得那时候还出了一个小集子,叫《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我后来经常翻那本书,就是在“文革”期间,它描写的是理想社会。当时的说法是,共产主义社会跟现在的社会不一样,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资产阶级法权的。

  另外,谈到资产阶级法权,人们往往忽视了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我一直认为《五七指示》是“文化革命”的纲,毛主席要建立的社会就是《五七指示》里说的那种社会,是一个没有等级,所有人做所有事情的一个社会。70年代出现的大量“新生事物”与《五七指示》、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这一套思路都是一脉相承的。然后就是张春桥1975年《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篇文章。1976年中共中央四号文件传达了毛主席对中国的最后思考,《红旗》杂志随即公布了1964年毛主席关于陈正人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这些都是一脉相承。

  但是如果还原到当年那个环境里面,还原到1974~1975年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后来有很多人也写了一些回忆的文章。那个时候,全国各地出了一大批年轻人的团体,在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都记得当时与几个朋友编写了一本油印的《马、恩、列、斯论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我们想论证张春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跟马恩列斯的不一样。当时的困惑在于,张春桥那篇文章的出版让我感觉非常恐惧。看到《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那篇文章,我与我几个朋友讨论:它的现实意义到底是什么?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政策?哪些人会成为挨整对象?谁是下一个目标?

  因此,我觉得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毛主席本身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他要追求一个消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但是每次一旦走得太快,就会出现不良后果。毛主席本人的思想是动态的、辩证的,但处于争论两边的人往往是静态的,各取一个立场。这种理论与理想的矛盾、理论和实践的矛盾、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从1958年到1976年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从来没有解决,毛主席也没有真正找到一个解决的思路。因为当时毛主席是一言九鼎,底下的人往往倾向于把非常抽象的理论讨论变成具体的政策,变成整人的棍子。打倒“四人帮”之后,把这些问题重新变成理论问题的时候,就变成了生产力的讨论,生产关系的讨论,关于“按劳分配”的讨论,非常具体。到了80年代,这些讨论被终结为一个词,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词延续到今天,一旦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词,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就不需要讨论了,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状况。

  卢晖临:这是两篇非常有价值的报告。贺照田的报告关注华国锋在结束“文革”、“拨乱反正”方面所做的努力,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去思考 “四人帮”倒台之后中国所处的情境及面临的选择。今天,我们一讲新时代就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之前的两年则被简单定位在“两个凡是”上。照田的文章告诉我们,华国锋早在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讲话和十一大报告中,已经做出了和“文革”十年划清界限的努力,体现了和前一个时代区别开来的思想解放的精神。我认为这样细致的历史辨析非常有意义,它呈现了历史中的思想解放和历史叙事中的思想解放之间的区别。今天我们之所以把重点和焦点都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和思想解放的方向有关系的。到底怎样看待1976年以前的问题,怎样选择未来的道路,华国锋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是很明显的。华国锋强调“抓纲治国”,或者换一种更传统的表述,“抓革命,促生产”,在“文革”十年动荡的社会背景之下,华的重心显然转换到治国和生产上,但他不会抛弃纲,其中的延续性是非常强的;而在邓小平那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实际上是开启了一个把纲悬置、把革命悬置的可能性,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实际上也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走。

  《开放时代》 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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