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著名作家，同时也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普利莫·莱维，在他自杀前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反复提到一个集体梦魇似的场景。他和那些囚犯生活在奥斯维辛时总是梦到，他们回到了家，向所爱的人讲述自己的苦难，但是没人相信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就在那一刻，他才深刻意识到集中营所发生的滔天罪行是多么让人难以置信。他强调说，“这些罪行不仅发生在集中营里，也发生在犹太人隔离区，发生在东部战线后方，在警察局中，在精神病院里”。当然，也发生在苏联的古拉格，以高尚的劳动改造和建设国家的名义。
美国学者安妮·阿普尔鲍姆撰写的《古拉格：一部历史》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不同，后者与莱维的著作一样，属于幸存者回忆录，他们是活着的人为那些死去的人留下的记忆。我们必须注意到，作为幸存者，一段残酷黑暗历史的见证者，他们所能讲述的只是一部分历史。他们不是真正的见证人，那些永远死去的，沉默的，失语的，才是彻底的见证人。死去的才是规则，活着的是例外。索尔仁尼琴曾经写到：“所有在长期徒刑中生存下来的人，以及你以为他们是幸存者而恭喜他们的人，几乎确定无疑是‘普里杜尔基’，或者在他们服刑的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因为集中营就是为了灭绝，这不应该被我们忘记。”在集中营世界的独特语言中，“普里杜尔基”是指那些无论以何种方式赢得特权地位的囚犯们，我们在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中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大人物”。
某种意义上，《古拉格》继承了索尔仁尼琴那些未完成的写作。1973年，他那部关于苏联劳改营和集中营的口述史《古拉格群岛》出版时，他自认为只是“受委托处理晚近的一些故事和书信的代理人”，并没有资格去书写关于古拉格的历史。他的口吻中充满了遗憾：“我不敢放肆去撰写古拉格群岛的历史：我没有机会阅读文献，但什么时候谁又会有机会呢？……那些不愿回忆的人已有（还将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所有文献消灭干净。”索尔仁尼琴的遗憾和抱怨是对的，在书刚出版的那个年代，没有多少人愿意对这个问题发言，他们宁愿把他当成一个疯子的疯言疯语。无论是斯大林时期，还是后斯大林时代，对苏联存在集中营和劳改营的问题一直讳莫如深。那些曾经对此深信不疑的反对者，深入到了苏联，所能探究到的也不过是被粉饰过的真相，就如同曾经的高尔基、罗曼·罗兰等大作家看到的一样，是一幅欣欣向荣的生活景象。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萨特与加缪决裂时说的那段话，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所能揭示出的一个真理：不是无法证明古拉格的存在，而是没人或者不愿意相信它们的存在。因为还有比劳改营更重要的事情等这他们，萨特对加缪说：“像你一样，我也觉得这些劳改营令人不能容忍，但是我认为，天天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对它们加以利用的行为同样令人不能容忍。”
无论如何，阿普尔鲍姆完成了一本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书，这应当归于我们的时代对过往历史的日益的开放精神，但是话说回来，这样的一本书引发我们思考更多的地方，不仅仅是那些被遮掩的、黑暗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历史，还有我们如何面对和反思过去。是继续遮蔽与忘却，还是勇敢地暴露出来，就如同我们的文革，我们的那些饥馑年代的历史。如果一个国家连正视过去的勇气都没有，我们怎么敢奢望他们还能创造什么未来。
古拉格的历史，按照她的说法，这是一部苏联集中营的历史：起源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发展成苏联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斯大林死亡之后被解散。在书的前言中，阿普尔鲍姆这样解释《古拉格》的一段话值得我们细录在此：“虽然这是一本苏联集中营的书，但它不会将其当做一种孤立的现象来对待。古拉格在特定的时期和地区的发展与演变，与其他事件相辅而行——而且特别是在三种历史背景当中。严格来说，古拉格应当归入苏联史，应当归入国际和俄罗斯监禁流放史，同时应当归入二十世纪中期欧洲大陆——其时其地还在德国出现了纳粹集中营——特殊的知识分子境遇史。”
正是因为纳粹集中营和奥斯维辛的存在，让古拉格成为了一段长久遮蔽的阴暗。阿多诺那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成为了一种对纳粹残暴最高形式的“宣扬”。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没人愿意把古拉格与奥斯维辛相提并论。当作为奥斯维辛的幸存者的写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古拉格逐渐坠入遗忘的深渊。令人感到吊诡的是，就仿佛人类的情感只能承受一种特殊的灾难，我们宁愿相信这种灾难只有在残暴的纳粹和极权主义的体制中才会存在。所以当我们得知，一直被寄托于新希望存在的苏联中同样存在这样的大屠杀与集中营，大多数人选择了逃避，他们再也无法承受这种巨大的人类黑洞。某种意义上，奥斯维辛从反面证明了古拉格不应该存在。我们会谈论奥斯维辛，以人性之恶的方式反省它的存在；但是我们无法谈论古拉格，我们曾在这个国家上寄托了太多了希望，结果证明了这种奢望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的愚蠢。萨特的话某种程度上是对的，我们需要的乌托邦被证明了不过是另一个集中营，这种事实会摧毁大多数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所以，我们宁愿当古拉格不存在。1953年，流亡到巴黎的波兰诗人米沃什写下了《被禁锢的头脑》，披露了苏联对波兰的残暴统治，同样没人相信，同样被人当做是疯子。古拉格是人性的耻辱，所以我们羞于承认自身的耻辱，这就是原因所在。
《古拉格》一书中能够谈论的部分实在太多，阿普尔鲍姆通过七百多页的文字几乎还原了那段充满恐怖、残暴、绝望、冷漠、虚伪、屈辱的历史细节。但是还有更多的真相随着那些逝去的人被淹没了。读这本书的过程绝不轻松，我们该追问的东西太多，但是能追问的又太少。我们无所适从，为自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感到羞辱。人对人所能做的，永远不会过去，历史指向了过去，更指涉我们的未来。就如同汉娜·阿伦特和齐格蒙特·鲍曼等人对纳粹和奥斯维辛的分析一样，对于古拉格，我们会同样怀疑，这样一个宏大的计划是否从属于某种阴谋和更大的计划之内？换句说，在苏联各种地区建立如此庞大的劳改营系统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偶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在苏联这个一向以各种计划著称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庞大的劳改营的诞生是偶然和平庸无奇的。劳改营的创建只是为了容纳那些接连不断以各种荒诞名义逮捕的犯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根本不知道这样做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只有到了集体农庄阶段，为了发展经济，为了证明这个新生的革命国家具有非同一般的实力，他们才想起有大量的免费劳动力可以利用。所谓劳改营，无非就是合理利用那些维持基本生存条件的劳动力创造更大的价值。这里面更为讽刺的部分在于，马克思著作中对资本主义榨取剩余价值，剥削工人的批判，偏偏在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执政思想的苏联得到了最为残酷的验证。
在《古拉格》中有太多细节值得我们陈述，比如其中重要的一点，在成千上万名被称为政治犯的劳改营囚犯中，绝大多数并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秘密传教的神父，更不是政党派别的要人。他们是在大规模逮捕行动中被抓进来的平民百姓，“不一定具有任何明确的政治观点”。大部分人很可能是因为饥饿、盗窃、投机倒把等罪名被关进了劳改营，直至死去。想想，你可能因为偷一条面包被捕，也会因为从办公室拿了一支铅笔被捕，也会因为倒卖了三瓶葡萄酒，“投机倒把”被捕，你可能因为任何理由被捕，甚至没有理由。在苏联历史上有着大规模逮捕犯人的经历，这种“大规模”的程度不用叙述，许多人都能直接感受到，因为“他们身边的人全都陆续被捕了”。这种生活的荒诞性在于，到那个时刻，你会觉得被逮捕才是你真正的生活，否则你无法生活在一种充满不确定的恐惧中。
这种古拉格统治的荒诞源于统治的荒诞。用思想家伯林对苏联的观察和总结解释，这是一种“人为辩证法”的统治术，源自伟大领袖斯大林的原创，他迫使苏联政府采取一种左右摇摆的路线，给全体人民制造了一种持续紧张的局面。这样一种完全取决于领袖自身心态的统治术，能否成功操作取决于是否能够调动各种有用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来完全地控制公共舆论，对全体人民实施极其严格的管束。当然，最讽刺的地方在于，苏联的这种“人为辩证法”统治术可以看作对马克思理论作出的重大贡献。
《古拉格：一部历史》，【美】安妮·阿普尔鲍姆著，戴大洪译，新星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定价：78.00元
思郁，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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