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3日 星期六

胡績偉受到自己參與建造的體系的報復



《新史記》陳小雅 專稿



第二次與老鄭到胡績偉的家中已經是11月2日。我們徑自進了客廳。等待中,裏間的抽水馬桶響了一聲,仍是沒有影子的屋子裏,悄沒聲地走出一個人來。老頭兒仍是 紅光滿面,行了握手禮,大家坐下,照例先談開了形勢—

胡老先向我們介紹了自己三年來的工作及今後的計劃:

1989年以來,除繼續與常大林合作,寫第二本《民主論》以外,他主要進行了一些思想理論上的反思,已寫成《借屍還魂的大搏鬥》、《走向絕路的新生》,以及為自己在“八九民運”中的行為辯護的《無聲的辯駁》等專著與文章。下來準備邀請一些朋友,完成自己的《自評傳》。他說,他之所以要寫這個東西,是想從一個真誠信仰者的身份,從他的經歷和理論思想歷程去揭示黨的道路。他說:

“把這一點搞清楚,並貢獻給社會,我就心安理得了。”

之所以叫作《自評傳》,就是不滿意國內過去的一些傳記,如郭沫若,從童年起,就把自己寫成一個“神童”,然後越來越了不起、有出息……

他認為,《自評傳》的結尾,應不是太悲觀的,應該說,中國還是有希望的。至少他個人相信這一點,是“會要出現一個比較完美的社會的”。他說這話時,坐在一旁的老鄭點了點頭。

“也許我已經看不到那一天了,”他面帶微笑,剛剛動過手術的眼睛眯縫著,看著仿佛遙遠但又實在的地方,以略為遺憾又轉為安慰的口吻說:“但你們還能看到的。”

我說我也看不到那一天。沒有說出的潛台詞是:因為那一天根本不存在。學歷史的我知道,任何社會都會有自己的問題。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會出現。

他把目光從虛空中收回,不解地望著我:

“為什麼呢?我最多還有七、八年,你們最少還有20到30年吧!”話語間滿懷著慈父般的善意。

我不忍心和老人再兜圈子,於是問他:

“那您說的未來部分,是作一種科學的論述,還是哲學的論述呢?如果是科學論述,就還有大量的社會調查與分析工作,因為要指出未來的生長點在哪裏,要進行動態監測……”

他沈吟了一會兒,回答說:“我是個搞理論的,不是搞實際的。從小就覺得自己只能吃得動筆杆子這碗飯,以後也認定了這條路,所以,我只能在理論上討論這個問題。真的,你如果讓我去管理一個國家,那我肯定管不好。我不善於做實際工作。但理論是要實際作根據的。……”

善於對問題要點進行歸納的老鄭幽默地說:

“我們的許多同志都有一個特點:善於畫‘天使’。”

胡老家的客廳裏,鋪著深紅色的化纖地毯,六個書櫃,呈“品”字形分擺在房間北端的三面牆邊。電話機遠遠地擺在窗前,一個分機匣裝在牆上。一次來了一個找他大女兒的電話,老頭兒撥過分機閘,沒等分機拿起聽筒就掛上了。威威出來責備他:

“還沒拿起來,你就掛什麼呀?”

“不是撥過去了嗎?”老頭兒的口氣很硬,顯然他對分機安裝的原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撥過去還沒拿,你就掛斷了!”威威顯得更生氣。但她沒有想到,誰應該對沒有受過訓練的老頭兒的行為負責。

“他還會再來的!”老頭兒果斷地說。顯然,類似“失誤”他已犯過多次。不一會兒,果真電話又響了。老頭兒勝利似地對著裏屋喊道:

“你看,不是又來了嗎!”

胡績偉也同所有的父親一樣,有著與新時代的距離和與下一代的隔閡。他們固執地堅持“已知”而對“未知”持有傲慢的態度,不論在什麼情況下,仍然要維護自己作為家長的尊嚴。
他也是一個凡人,我心說。

我們又議論起新近去世的中共意識形態權威胡喬木。

在黨內眾多的高級幹部中,胡績偉與胡喬木的淵源是很深的。1952年,胡績偉由陝西《群眾日報》調京,任《人民日報》副總編時,胡喬木以中央政治局秘書和毛澤東的政治秘書的身份,兼任該報社長,並中宣部副部長,除親自干預編報、經常參與評報外,還親手撰寫社論。1956年《人民日報》大改版,兩胡曾有密切的合作。“文革”後期,鄧小平復出,在許多被打倒的幹部尚未得到“解放”時,是胡喬木推薦胡績偉到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並一同參與《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編輯出版工作。在80年代思想戰線撥亂反正期間,他們又以“亂華”的“五胡”並稱……

但是,眾所周知的是,後來,胡喬木成了聞名遐邇的“左王”,胡績偉卻以“右”傾蜚聲海內外

“我對他的工作精神,業務能力,尤其是文字功夫,還是很佩服的。”看得出,胡老說這話時,儘量使自己能夠站在比較客觀的立場,“可以說,我們的關係一直很不錯。我得病時,他都要寫信來慰問。我的孩子死了,他也寫信來表示哀悼。特別是‘文革’後,他給我寫信,認為我當總編輯時,是《人民日報》辦得最好的時期。”

他們關係的惡化,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特別是胡喬木提出“四項基本原則”以後。這個“惡化”幾乎與日俱增,直到胡喬木生命的終點。

眼前,老頭兒提到自己這位先前的好友之死時,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傷感。甚至可以說,他的表情是輕鬆的。聽說胡喬木臨終談到即將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文件“要好好考慮,要有新時代的特點”。並囑不要再提“兩個基本點”(即“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為此,第三代領導核心頗為不悅,所以,他的遺體告別儀式搞得冷冷清清。

“對他的評價夠高的了,那麼一大篇!”胡老似乎並不滿意。其實,問題不在於“大”,而在於以下這些關鍵詞:“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政治家和社會科學家、我黨思想理論文化宣傳戰線的卓越領導人……”

很難說,此時此刻的胡績偉,沒有想到自己的身後。“忠誠的”反面是“叛逆的”。但他還沒有“叛逆”到不在乎黨的評價。他對那“一大篇”感到了壓抑。


胡績偉為自述準備了很多資料。

那天,天下著小雨。胡老送我們出來,仍是送到陽台上,揮了揮手。威威替爸爸送我們出門。她說她和父親完全不一樣。她與陳雲、喬木的孩子都是朋友。喬木病重時,她去看過他。可她父親聽了很惱火,說:“為什麼不告訴我一聲呢?別人還以為你是我派去刺探情報的呢!”

說到這裏,我們兩個同代人,以不可思議的眼神對望了一眼。她又說,老頭兒一說起政治來就精力旺盛,一遇到生活問題就耳聾眼花,記憶力也不行了。我忍不住的笑聲和著三個字脫口而出:

“政治人!”

我意識到,是政治,賦予了胡老特殊的性質、意義和價值。作為執政黨的一員高級幹部,他同時也是為中共“黨文化”的建設起過重要作用的人;他也曾充當過中共建國以來,那“一步步向左轉直至極左”的鏈條的有力環節。最終,由於這類不受外部制約的革命政黨生存的鐵律——通過不斷的內部鬥爭和清洗以保持自身活力的機制——支配,他受到了自己所參與建造的體系的報復,遭受整肅。由於一次次政治運動的積累,這個被排出“體外”的群體不斷壯大。所以,他代表的不是一個人,而且是一批人,甚至是整整一代人!(《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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