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谈话——李慎之先生逝世十周年祭

　　2000年春节过后，我母亲与李慎之伯伯通了一次电话。晚上，她很郑重地对我说，你到李伯伯家探望一下他吧，他现在处境不好，身体也不太好，代我去问候他。次日下午，我遵母命便去看望李慎之伯伯。

　　那时，他家还住在建国门外永安南里的一幢楼里，记得是友谊商店对过。我很容易就找到了，可在门前按铃后许久未有人开门。因事先已经联系过，我便耐心等待。果然，过来好一会儿，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开门了。他高高大大的身材，动作有些迟缓。让我进屋后，就摸索着要为我倒茶水。我知道李伯伯患有轻度中风，就连忙自己倒水，又搀扶他坐到客厅的沙发上。

　　他坐下仔细端详着我，说我长相不像父亲，又说他未曾与我见过面。其实，我与他是见过两面的，一次是在美国所，还有一次在我家。我没有挑明，只是笑一笑。李慎之伯伯是先父施咸荣极为尊敬的老领导，在我心目里也是仰之弥高的大人物，所以我开始谈话时显得有些拘谨木讷，他也仿佛有倦怠之感。聊半小时后，又谈到时事政治，我直截了当说了一些看法，他极有兴趣，额头向前，两眼闪闪发亮，忽然从沙发站立起来，大声地说：

　　“你讲得很好！我很喜欢听，我很喜欢听！”接着，他手一划，又急促地说：“这样吧，你以后过两个月就到我这儿来一趟，陪我聊聊天！”

　　我有些错愕，踌躇地未回答。

　　他瞥我一眼，声音有些低沉地说：“你知道吗？我这个人是喜欢谈谈讲讲的……这段日子里，上我门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很寂寞。哦，你能不能来陪陪我？”

　　我心头忽然涌上一股酸楚的滋味，又上前搀扶老人重新坐下，满口答应今后每隔两月就来一次，说：“我也愿意多向李伯伯请教。” 他立刻很认真地叮嘱我，来之前先给他打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时间最好在晚上九点钟以前。

　　从此以后，我每隔两月，总要给他打一个电话，然后约定去他家。期间，我还与妻子安排了他在同仁医院做了白内障的眼科手术。那一日，恰在眼科诊室遇见著名词作家乔羽先生。他俩过去相识，乔羽先生惊喜地上前握手，连说：“慎之先生，你好！我看你的身体还很好啊！”李慎之伯伯幽默地拢一拢满头黑发，笑着说：“哈，你不知道，我这是蒙不白之冤哇！”

　　如今，我重新翻阅日记，可惜与李慎之伯伯的历次谈话记录很简略。但我记忆中，这些谈话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他与我谈中国文化问题，谈胡适，谈瞿秋白，谈陈独秀，还谈中国旧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压抑作用；也谈了不少具体的人与事，其中的许多细节颇具史料价值。差不离我们每次谈话都在下午，直待雾霭渐渐降临，我才恋恋不舍告别。我曾经对朋友说过，与李慎之伯伯谈话真是一次莫大的精神享受，也极其深刻地影响了我以后的思想历程。

　　每隔两月一次的谈话，从那时起未间断过。惟有一回，我打电话过去，他告诉我说美国的孙子回来啦，他打算多陪陪孙子，先暂停一次吧。我至今仍然记得，他在电话里的那种欢快欣喜的语调，流露出一股深厚的脉脉亲情。

　　2003年3月4日晚上，我又给李慎之伯伯打一个电话，他接电话的声音有些疲惫，说有些感冒了，身体不太舒服。稍犹豫片刻，他又说，“你还是过来吧！我这几天也很闷，来聊一聊吧。”他又叮嘱我来前再打一次电话，因为他有可能到医院看病。

　　次日中午，我依约给他打一个电话。李伯伯说，他的身体好一些了，要我下午早一点儿过去。我心里也很惦念他。吃过午饭，我就直接从单位去他家。

　　他当时已经搬到了潘家园的新宅。我去过了几回。按响门铃，还是李伯伯亲自开门。他又疲惫地去捧杯子沏茶，我便主动把杯子拿过来自己动手了。他笑一笑说，“凡是来客人，我总习惯亲自沏茶的。这是礼节。”我说，我是常来的，就不用讲这个礼节了。我又问他身体情况如何，要不要我陪他去医院珍视？

　　他微微摇头，说是有一点儿感冒。可是很讨厌，断断续续地，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他仰靠在沙发上，立刻转移话题，冲我提问：“哦，我先要问你，你对这次的伊拉克战争是什么看法？现在，知识分子们之间争论得很厉害，你是哪一边的观点？”

　　这就是李伯伯的风格。他每一次谈话，绝不纠缠于家长里短的闲话，除了纵谈天下大事，要不就是具有文化内涵的话题。而且，每一回还要提出几个问题来考问我。那时，我也是敞开心扉直言无隐，想到什么说什么。他并不会觉得你是在妄言。反而，你倘若在他面前装腔作势，讲一些模棱两可的话，他一定会很不高兴。

　　那时候，美、英等多国军队进攻伊拉克，此次战争即使在西方阵营也引起了截然不同的立场分歧。比如，法国、德国等一部分欧盟国家就明确反对此次战争行动。而且，在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间，也分裂为两派的不同观点。一派是赞成美、英等国进攻伊拉克的，认为结束萨达姆独裁政权正是世界人民所期盼的。一位青年作家还到美国使馆表示支持。另一派则认同法、德等国家的立场，认为此次战争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属于非法的战争行为。

　　我说，我当然同意法、德等国家的立场。毕竟是有国际公法的原则在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依恃武力而开展单边行动呀！我又笑一笑说，“有些朋友以为这是民主与专制的一次对决，我倒觉得这看法过于天真了。其实，这次伊拉克战争更多的是美、英等国家利益的体现。”

　　李伯伯一笑，“你也说是为了石油？”

　　我说，嗨，中东动乱不宁的实质原因就是石油。倘若人们以为美国人的海外干涉行为全都是恪守民主准则的，那肯定是太过于幼稚。其实，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美国政府在亚洲和南美所扶持的大都是军人独裁政权。有些民选政府倒是被美国人策动的军事政变推翻，比如印尼和智利。

　　“唔，你说得没错。可苏加诺政府和阿连德政府都是左派政权呀。那时是严峻的冷战形势，只有军人政权才能抵挡住苏联势力。”李伯伯点一点头，旋即又问：“有几个老朋友（他说了几个人名字），他们有一种担忧，这次伊拉克战争会不会是一个引发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会不会越来越霸权主义，会不会进一步走向侵略战争，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我觉得不太可能。”

　　“为什么？”

　　“美国政府在国内有民众选票的制约！打仗到底是要花钱的，要死人的。有了越南战争的教训，美国老百姓是不干的。”

　　“对呀——我也是这个看法！”李慎之伯伯身体往后一仰，两手一摊，对我的考问总算结束了。他又具体分析说，美国国内舆论向来是孤立主义情绪严重，从来就不喜欢穷兵黩武的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罗斯福面对德意日法西斯的战争威胁束手无策，只有日本人袭击珍珠港后才正式投入战争，也就是因为他不敢悖逆国内舆论。他还具体地举了一些例证。

　　我却突然想起另一事。听美国所的一些年轻朋友对我讲，1979年邓小平赴美访问，李慎之伯伯也被特别指名随团前往。据说，邓小平与美国总统卡特秘密会谈，其中谈及中国将进行中越边境战争的计划，就是由李慎之伯伯担任的翻译。此时，李伯伯已经对我毫不见外，可说是无话不谈，我便趁机问起此事。

　　“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李伯伯使劲摇一摇手，断然否认道：“邓小平访美的代表团里，我只是随员。中央指定的翻译是冀朝铸，怎么可能又用我做翻译？”他又说，“不过，那次中美会谈的所有过程，我都知道。每一次正式会谈，中美双方总要交换会谈记录。一份中文记录，一份英文记录。所以，每次会谈结束，冀朝铸总要与我核对英文笔记。”

　　“我听爸爸说，邓小平专门向卡特介绍您，说这是我们以后的美国研究所的所长！”

　　“那又是错的！哈哈。”李伯伯仰面一笑，“那时候，我还在新华社，根本谈不上组建美国所的事儿呐！”接着，他转过脸很郑重地说，“我没有跟邓小平讲过话。我跟周总理谈过话，也跟胡耀邦谈过话，也跟赵紫阳谈过话，可跟邓小平没有讲过一句话……”

　　我显得有些惊诧，因为我不只听一人说过，李慎之伯伯是中央高层的美国问题顾问。甚至，还有人言之凿凿对我讲，邓小平一年总要有几次找他咨询中美关系问题，怎么会两人从未讲过话呢！我把这些疑问坦率说出来。

　　“那是把我的作用夸大啦。是道听途说！”李慎之伯伯微微扬起前额，似乎想起一件有趣的事情，“嘿，有一次，挺有意思的……”他好像讲是在赴美访问的机舱里，“我一个人正在休息室坐着，突然，邓小平走了进来。他看了看我，没有说话，就径直坐到我旁边的沙发上。他又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他一眼。他不对我讲话，我也不好主动地先开口呀。他还是沉默着，又看我一眼，就掏出了香烟抽。我看他抽了几口烟，我也拿出我的香烟抽。他连着猛抽了几口，又看了我一眼，忽然把烟在烟灰缸拧灭，站起来就走了！”

　　我傻乎乎问他，“那您呐？”

　　“我把我的一支烟抽完，就也走了呗。”

　　我俩相视一眼，都忍不住笑了。李伯伯讲得绘声绘色，似乎活生生的场景就在眼前。我也完全相信这是真实的。因我家曾经与李井泉之女有过交往，她是邓楠的好友，就对我们说过邓小平生性沉默寡言，有时在家里也难得讲两句话。

　　李慎之伯伯又谈起他所熟识的那些大人物。他对胡乔木，仍然是怀有某种温情，或说是感激之情。他说这个人并不完全是极左的，也是有两面性的。当时，任命王蒙任文化部长，也有胡乔木的举荐之力。他又说，四年前他与汪道涵的关系也很好，一年总要见一两次面，他还介绍了研究美国问题的几位青年专家给汪道涵，这些年他俩已经不见面了。他还讲起了胡绳，说这是一位忠厚诚挚的老人。有时，他俩因为不同的看法而争论，但胡绳老人很尊重他的思想，总是说：“你讲的，也许有道理。”这位蔼然老者的形象，与知识界很多人所相传的思想僵化形象大不相同。李慎之伯伯特别地慨叹，中国人的思维观念就是喜欢站队。站到了正确一方，这人从头到尾就是个好人；站到了错误一方，那人从汗毛孔里冒出来的都是恶。所以，中国传统观念就是给每一个人安一个京剧脸谱，从来不去剖析每人微妙又复杂的灵魂！

　　说着，李慎之伯伯用手指朝我点一点，“你要注意这一点！现在的中国文学作品，就是最差这个呢！没有几部作品写出人的灵魂！”

　　聊了好一会儿，屋内的暮色浓厚了。我见李伯伯脸上也有了倦怠之色，便起身告辞。他也没有挽留我，只说是要把写胡绳的那篇文章给我看。我瞅他拖着沉重脚步走进房间，有些不放心，便搀扶着他进去。我在一旁见他用发颤的双手，翻检着一篇篇文章，心里油然升起一股感动。这位老人已近岁暮晚年，却是仍然在思想道路上孜孜求索，这样的哲人风范怎么能不让我们后辈人感动呢！他除了找出自己的几篇文章，还将杜光老人的一篇长文也给我。

　　我执着地不让他再走到门口送别，而是将他搀扶着坐到客厅的沙发上。他依从了，又微微一笑，朝我挥了一下手。

　　我轻轻关上房门去乘电梯。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我与李慎之伯伯的最后一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一个月后，李伊白大姐打电话告诉我，李慎之伯伯病势沉重，已经染上肺炎，正住在协和医院里。我听到这个消息心中有了不祥的感觉，抑制不住自己情感而几乎失态，结果，反而由李伊白大姐来安慰我：“你不要太激动！”我很想立刻去医院看望李伯伯，但那时正在“非典”肆虐的日子里，医院已经不允许随意去探视了。

　　又过几日，4月22日晚上，妻子告诉我，说李伊白大姐来了电话，李慎之伯伯已于上午不幸病逝。我心中恻然，一个人抑郁地在书房里坐了很久。

　　如今李慎之伯伯已经逝世十周年了。

　　这十年又经历了多少的事情！我写祭文时，想写的话很多，提起笔却又无话可说。我又想起向秀的《思旧赋》的那两句诗：“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悠悠往事已经流逝，似乎岁月留给我们的，仅仅是踌躇和徘徊而已。那么，“遂援翰而写心”时，写什么呢？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又重新翻阅厚厚两大本《李慎之文集》，还有那两册《怀念李慎之》，仿佛在字里行间又看到了李伯伯的面容笑貌，听到他的朗朗话语，甚至好像看见他又笑嘻嘻地竖起中指，考问我一个什么问题。可我现在还能在他面前侃侃而谈么？

　　是的，我很惭愧，也很寂寞。

　　施亮，共识网 201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