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伊斯兰教！”
宗教界的“破四旧”，不是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的。中共一九四九年控制政权以后，到处拆庙庵、赶僧尼。譬如，浙江建德县“一九四九年有寺五十五座，庵五十一座……建国初期，寺庵大部份被拆除或改作他用，僧尼相继还俗。”(86)辽宁台安县，“各寺庙在解放后均被征用或分给群众用，现庙宇已无存。”(87)
五十年代有部电影《古刹钟声》，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国民党特务隐藏在一座古刹里伺机搞破坏。四川丹棱县委书记看了电影，连想到该县有个千年古刹竹林寺（五代时诗僧可朋在此住过，又称可朋祠），怀疑它会成为特务潜伏的据点，下令拆除，并强迫寺僧全体还俗。那个千年古寺由是平毁无遗。
到文革前夕，全国的宗教场所已残存无几。
一九六六年八月，红色风暴从天而降。台安县回民作礼拜的清真寺完全被毁，阿訇被批斗，家产被抄没。(88)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全区范围内大拆清真寺。譬如海原县，仅三四天时间内就拆除清真寺六十七座、庙宇十七座。(89)
可幸的是，宁夏最大的清真寺一九三六年曾被中共红军征用，红卫兵看到门前写着“陕甘宁省豫旺县回民自治政府旧址”的牌子，知道那是党的“革命圣地”，因而未在该寺搞破坏。
历来汉、回就有民族纠纷，但从未弄到汉人强迫回民吃猪肉的程度。如今共产党不信邪，硬指回族不吃猪肉是 “四旧”。中共青海省委强行规定回民每户每年上交两头猪，命令回民农家和清真寺养猪，连清真寺的阿訇也有交购指标、不得例外。清真寺成了养猪场，回民农家盖起了猪圈。穆斯林们忍气吞声，有的不得不买来猪上交。
九月十二日，外交部长陈毅见到一张《行动起来，消灭伊斯兰教！》的传单，觉得非同小可，立即交给了周恩来。周发现“破四旧”出了格，召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开会，要查出是哪个地方发的传单，可是传单已经传遍全国。(90)他不得不再三对红卫兵表明立场说：“北京大字报贴了很多，有的我们是不同意的，例如《为彻底消灭伊斯兰教而斗争》的大字报……”(91) 灭回运动这才告一段落。
周恩来鼓励灭喇嘛教
早在一九五八年青海部份藏民以“为民族、保宗教”作口号发动叛乱后，中共即乱捕乱杀，“把当地寺院基本摧毁扫光”，两万多藏民冤死狱中(92)，几占当时全国藏族人口的百分之一。结果导致一九五九年更大规模的叛乱。叛乱平定后，中共完全无视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在各藏区大肆拆寺院、斗喇嘛、毁菩萨、烧经书。
到了一九六六年“破四旧”，西藏的喇嘛教文物便遭到了灭顶之灾。仅以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为例，八月间，“摧毁了建筑艺术水平较高的文昌庙、南海殿、贡巴寺等四十五座寺庙。烧毁宗教用品及经卷六十八万部（件）……”(93)
八月下旬，班禅喇嘛西藏日喀则的家和青海的旧居被抄光。「文革后，西藏自治区拟折价五十万元赔偿他在日喀则的家被抄的损失，他未接受。」中央民族学院借用外语学院的操场召开万人大会斗争班禅。会中曾强迫他吃屎，因为据说有人曾用班禅的粪便做成药丸，给人治病。
出于国际关系的需要，周恩来煞住了那场灭回运动。可是西藏事务属中国“内政”，中共自可以关起门来革命。周恩来对西藏学生说：“达赖叛国……班禅其实和达赖一样，但有区别，（当时）要反达赖就得利用班禅。现在农奴的逐步解放，不能不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他就不干了，写出了万言书，反党。”(94)“最近你们对他进行了三次斗争，很好。”“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制度彻底打碎，解放喇嘛。……现在，西藏正在破四旧，打庙宇，破喇嘛制度，这都很好。”(95)
虽然他说“庙宇是否可以不打烂，作为学校、仓库利用起来。佛像，群众要毁可以毁一些，但也要考虑保留几所大庙，否则，老年人会对我们不满意。”(96)实际上西藏众多庙宇都是在打烂毁坏后才作为学校、仓库利用的。只不过红卫兵为图省事，对大部份佛像仅斩首了事，胸部以下部份皆留下未砸。
西藏觉拉寺有个藏王松赞干布（公元617-650）死后由文成公主亲自主持塑造的他们二人的塑像，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时，曾参观该寺并嘱咐寺内喇嘛好好守护。但现在松赞干布成了“大农奴主”，文成公主是唐朝皇帝的女儿，都是牛鬼蛇神。于是那对已有一千二百年历史的塑像就被砸了。
全国佛寺大清扫
一百年前信了“天主”的洪秀全，见到孔子牌位就砸。四十年前的民国将军冯玉详归皈基督后，把开封的千年古迹相国寺和城内城外的庙庵、道观全都拆除，连中华民族的老祖宗大禹的铜像也毁了去造铜元。如今信仰了马列洋教的青年，对佛教的仇视与教徒之排斥异端毫无二致。
相传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是坐落在古都洛阳城东的白马寺，建于整整一千九百年前。有白马驮梵文佛经。现存白马寺为明代重修，迄今也有近五百年的历史。“破四旧”时它自然也是洗劫对象。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一通，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柬埔寨流亡君主诺罗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97)
山西代县有个天台寺，建于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间，塑像、壁画甚为珍贵。虽然地处远离县城的山沟，“破四旧”者不畏艰险，前去将塑像、壁画一扫而空。(98)
山西绛县华山脚下，始建于唐、元代重修的太阴寺的壁画，“其绘画艺术之高超可与永乐宫壁画相媲美，可惜毁于十年内乱。”(99)
湖北新洲县始建于唐代初年的报恩寺，规模宏大，占地百亩，毁于“破四旧”。湖南宁乡县密印寺，有唐宣宗御题寺额“密印禅寺”。一九三四年重修时以“鎏金佛像砖一万二千一百八十二块嵌诸四壁。”“破四旧”时“遭到严重破坏”。文革后，日本佛教史迹参观团欲前往访问，湖南省政府赶紧斥资维修，方为中国挽回了一点颜面。(100)
陕西省镇巴县建于宋代的篙坪寺，经历代屡次修建，保存至今，毁于一九六六年。惟寺内的大钟重达六吨，红卫兵欲破不成，得以幸存，是迄今中国现有的最大的古钟之一。
唐朝名僧鉴真东渡日本前，曾往浙江湖州一寺院讲经，并嘱咐该寺主持铸一尊铁观音。宋天圣三年，铁观音铸成。九百多年来，因天灾、兵祸，有一半的时间立在风雨之中。可是它不蚀、不锈、不裂，完好如新。近代化验，含有钛、锰、铬等元素，堪称不锈钢。这是中国古代科技文明一大实证，其制作远在西方不锈钢诞生之前。红卫兵欲打倒这尊铁观音，用铁锤敲、石块砸、大火烧、钢锯锯，都不成功，小将们祗好作罢。事后，几位工人将它藏进煤堆，度过这场浩劫。不幸八年后“批孔”，一个六六年时的小学生发现铁观音的双手是另铸成后装上去的。那个愚昧的青年将双手搞下，送到废品收购站，换了几块钱。那铁观音就从此成了无臂残废。
位于陕西乾县的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陵园前六十一尊双手合十的石像的头颅均被敲坏。
四川乐山背靠乌尤山面对青衣江的大佛，高近七十米，无人砸得了。大佛背后乌尤寺的五百罗汉却是泥塑的。红卫兵一一砸去，堪称雕塑精品的五百罗汉全变成了无头佛。
新津县在成都去的红卫兵的帮助下，“将川西名胜”纯阳观“的所有塑像捣毁。全县……绝大多数庙宇的塑像、壁画被捣毁。”(101)什邡县始建于唐代的龙居寺，山口至寺前的山道，本来古柏参天，一九五一年中共为修铁路征集枕木时，已将道旁古柏悉数砍去。如今“破四旧”，目标只在寺内。“寺内神像全被捣毁，门前大狮子被掀入溪涧中，所藏经书全部收缴，殿内器具无存，寺宅为之一空。”(102)
宋朝末年，蒙古侵略军打到四川，宋人在今合川县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会合处构筑钓鱼城，作为全川防御中心。十万军民同仇敌忾，抗击侵略军，坚守了三十余年。公元一二五八年，蒙古大汗蒙哥（元宪宗）中矢死于钓鱼城下。钓鱼城遂成一历史名城。七百年来，积有不少文物。千佛岩上有两千七百多尊三寸高的佛像，“红八月” 中全部被毁。(103)山东济南市南郊玉函山佛峪有九十五尊隋代石窟佛像，除佛身尚完好外，面部全都在文革中破坏。(104)
九月，山西大学的学生到山西五台县佛教胜地五台山去扫荡四旧，除了砸庙宇外，将大多数和尚、尼姑斗争了一通。学生走后，当地党组织下令，将二百八十九名僧、尼、喇嘛逐出山门，强制遣送回了原籍。(105)老尼姑白银珍（蒙族）已九十六岁，被赶出五台山后，无处落脚，不得不回到内蒙古草原，与几个亲人相依为命。她大难不死，过了二十年，竟成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号老寿星。
五台山曾有一位和尚刺指咬舌，以毛笔蘸血，化了四年时间写下了一部七十五万字的《华严经》。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曾借到东京展览过半年，并按期原物归还。而今开到五台山的红卫兵将它劫走，这部人间难得的血写的经书就从此消失，再也无人知其下落。
八月十三日，安徽休宁县的齐云山的众多庙宇被本县学生捣毁神像两千余尊。
九月初，由屯溪县开来数百红卫兵，将剩下的神像捣毁殆尽。(106)佛教圣地皖南九华山，僧、尼全被勒令还俗，成为当地公社佛教大队的社员。香火既绝，谋生不易，政府补助还俗僧、尼每人每月五元生活费。一些僧、尼则配对成了家。
陕西周至县境内，有两千五百年前老子（哲学家李耳）讲经授学并留下传世之作《道德经》的楼观台。这道教圣地是中国最古老的道教宫观。两千年来，道家一直尊老子为“太上老君”。以他当年讲经的“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太祖李渊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宗圣宫”。如今楼观台等古迹被破坏，道士们则全都被迫离开。按教规，道士出家后永不得刮胡子、剃头。现在则被迫剃头、脱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有的还成了当地农家的上门女婿。
福建省南平市郊佛教寺院明翠阁，始建于南宋。四十年代，自空和尚到东南亚各国，一边募缘，一边博览各国寺庙建筑，归来后将该阁修得独具一格。时隔仅二十年，这座名阁就被毁殆尽了。「八十年代按原设计重修。」福建德化县的千年古刹灵鹫岩寺，十六世纪重修后成福建的佛教中心，“破四旧”中被毁。「一九八八年海外华人佛教徒捐巨款修复该寺」(107)
哈尔滨市最大的佛寺极乐寺，全部铜制、木制、泥塑佛像，还有汉白玉石狮子和古文物铁鼎，通通被毁。极乐寺塔本是哈尔滨一景，被“红卫兵捣毁塔身罗汉浮雕八尊，塔内壁画二十四幅，佛像七尊。”该市尼古拉大教堂，是世界上仅有的两座同样的俄国东正教大教堂之一，教堂建筑连同经卷、器皿，全部毁之一旦。(108)
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姆宫、华严庵、凝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109)
周恩来保护了一批文物
杭州灵隐寺是中国一大国宝。当中学红卫兵要去革命前，浙江大学学生急电周恩来要求保护。周紧急指示杭州驻军与浙江大学的红卫兵合作，围住灵隐寺，使之安然渡过“破四旧”狂潮。不过，周恩来派往浙江奉化蒋介石老家的部队晚了一步。队伍开到时，从宁波去的中学生已经用炸药完成了他们的革命。蒋母墓地被炸平不说，早年蒋介石常去游玩的古刹也被平毁，庙里的和尚则都被勒令还俗去种田，成了人民公社社员。
被称为中华民族“文化长城”的“四库全书”，其中一库即杭州文澜阁。抗战期间，为免落入日本人之手，库书曾先后抢运至浙南、贵阳、重庆，胜利后才运回杭州。六六年以前，每年翻晒并重点整修。“破四旧”风一起，杭州大学教授宋云彬、王驾吾等与校长陈建功联名电请周恩来总理下令保护。周即刻命令封闭文澜阁，全部库书躲过一劫。可惜的是，十年后开封时，库内霉气扑鼻，许多藏书结成了饼块。全杭州的装裱工人加以抢救，协力工作了一年多，方得恢复旧观。(110)
周恩来还派兵保护了敦煌莫高窟。但就全国而言，能保护下来的文物相当有限。大多数政府官员怕被攻击为 “反对文化革命”，不敢出面制止“破四旧”中的疯狂行径。少数有心保护文物的官员也权威不灵。湖南衡山县县长得知红卫兵要上南岳衡山去“破四旧”时，抢先赶到，跪在山下，苦苦哀求青年们不要破坏那些千年的文物古迹。但没人听他的。衡山大小一百多座寺庙里的各种珍贵的雕塑品，除了刘备、关羽、张飞三尊恰在部队施工范围内，被苫布遮盖而幸免外，全部被砸毁。
那位县长因而活活气死。(111)
保护文物的无名英雄
红卫兵“破四旧”时，普通中国人不敢公开反对，稀世文物能否保存下来，端视当事人聪明与否。安徽安庆市迎江寺有一部明代一个皇帝赐给的全部经文用金水写成的经书，五百年来为寺内的传世之宝。在那“毛主席著作字字闪金光”的时代，如被抄出，绝无可能幸免。因当家和尚及早布置密藏，金书安然度过劫波。
山西平遥县城，保存有中国最完好的古城墙，城内成片的保留有明清风貌与格局的古民居，也属中国绝无仅有。红卫兵破坏前，全城居民发动起来，用黄泥将古城与老屋上的木雕、彩画、装饰全部封涂，使红卫兵无旧可破，古迹遂完整保留。
三十年后，平遥县城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江西铜鼓县，有一铜鼓石，“屹立数丈，形如铜鼓……宛如剑劈”，石壁上刻有古人题词多幅，该县亦以此命名。红卫兵开到前，有心人将晋代保存至今的石刻仔细用水泥涂盖，文革后铲去水泥，刻字完好如初。(112)
在孔子故乡曲阜，乡亲们把孔府、孔庙里档案、文书，以及元、明、清代的服装、出土文物、稀世碑碣等等抢救出来，藏匿在各处。孔府前的那对大石狮子四面围上木板，外面贴上“毛主席语录”。红卫兵们不敢承担撕毁毛语录的罪责，大石狮子因此未被砸坏。
上海玉佛寺的两尊巨大的玉佛，一坐一卧，都是无价国宝。为免遭砸毁，和尚及工作人员将玉佛用红纸封住，再将毛泽东的像片贴满佛身。这样，玉佛就因为革命小将不敢碰毛像而得幸存。该寺所藏的唐代以降的经书也预先转移至仓库而被保存。
甘肃治郡已两千多年的汉代重镇武威，即古凉州所在，为重要文物出土之地。
城内博物馆存有精美的道教壁画。当局在得知革命小将可能动手时立即行动，用巨型木板将壁画覆盖，再贴上 “毛主席语录”，珍贵文物遂得保存。
湖北黄梅县有个闻名于世的五祖寺。该县其他寺庙、道观全被砸烂之际，县历史博物馆和文物保管会为保护五祖寺，用盖有“黄梅县文物保管会”印章的封条将各殿封住：“正法眼藏”匾用写有“破除迷信”的纸盖住；梁柱上的“阿弥陀佛”覆盖上“革命到底”。墙上的花窗、雕砖均糊上白纸，写上革命标语。在附近农村生产大队的协助下，庙里的住持法师将寺院几十箱重要文物用拖拉机运走，无法搬运的玻璃柜中的弘忍禅师（即五祖）的真身佛像则用毛泽东画覆盖，两旁的玻璃则配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紧跟毛主席永远革命”。寺门紧闭，和尚们打扮成红卫兵模样，又在墙头打出工厂和学校红卫兵的旗帜，吓退了前去“破四旧”的红卫兵，方将这已有一千三百年历史的佛教禅宗的发源地完好地保护下来。(113)
陕西扶风县已有一千七百余年历史的法门寺，寺内宝塔内珍藏着印度佛祖释伽牟尼的手指骨（佛舍利）。唐僖宗登基后，将佛骨连同上千件各种稀世珍宝深埋塔下地宫石室。明万历年间修塔时曾开启地宫，善男信女恭览而未指染。一九三九年，笃信佛教的国民党退休将军朱子桥集资修缮法门寺宝塔时曾发现地宫的石门。他怕宝藏出土后将落到已占领华北的日本侵略军手中，便对人谎称内里青蛇盘绕，不可闯入。他将甬道封土复原，此后地宫宝藏果然无恙。六六年九月，红卫兵开到法门寺“破四旧”，将地上文物捣烂之后犹嫌不足，又动手挖掘“美蒋特务”的 “电台”。当挖到接近地宫夯土层时，该寺住持梁新法师引火自焚以示抗议，红卫兵们方才罢休。一九八七年重修法门寺，在考古学家指导下发掘地宫，埋没一千一百年的宝藏全部出土，完成中国近代收获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114)
当朝权贵无意间保存了部份文物
说来可笑的是，由于当朝权贵从抄家风中捞了一票，许多珍贵文物竟得以保存。
中共领导人康生是抄家物资的搜罗者。他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当“红八月”的抄家高潮尚未波及邓拓、前副总理龙云、名画家齐白石等上层人士家中时，他就先下手了。他将一个心腹召去，指示他带领人把上述名人的家“抄一遍”。当十几卡车抄出的文物送到文物管理委员会之后，他就成了那里的常客。开始是白拿，后来象征性地付点钱，比如汉朝蔡邕书写的石经的宋代拓本，他付十元，宋代诗人黄庭坚的真迹付五元。另一幅宋画，他看了爱不释手，于是掏出一毛钱，说“这幅画我买了”，就拿走了。
陈伯达也是个趁火打劫的高手。作家阿英（钱杏村）藏书甚丰，五十年代曾捐了八十多本明、清两代的书给文化部文物管理局。他的书房，副总理陈毅、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去看过，陈伯达、康生也去看过、借过书。抄家风一起，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就宣布陈、康二位的“指示”：“封存阿英的书房，任何人不准动。”这样，阿英的藏书未被毁掉。但到了六八年，阿英全家被扫地出门，“紧接着，陈伯达以”审查“为名，亲笔手谕，抢掠了阿英的全部图书收藏。”(115)
当朝权贵从抄家中捞了一票。一天正要下班时，文管会整理文物者奉命将所有东西摊开陈列后，被关进一间屋子，直到半夜才解禁。他们闻声辨人，得知是江青、林彪、康生等人在挑东西。
一九七○年秋，江青还约了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十八开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仅付了七元钱。(116)
文革后中央美术学院画家叶浅予获平反，文化部决定将当初抄家物资归还给他。但不少珍贵字画、墨、砚、石章早被当时的“中央首长”拿走，文管会只给他开了一张清单，说明“去向”：陈伯达（九件）、林彪（十一件）、康生夫妇（八件）、江青（三件）、汪东兴（一件）、李作鹏（一件）。(117)
一九九○年，康生搜刮的文物被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私有，他得到一册《大唐三藏圣教序》后，竟盖上了自己的印章。从三千年前的青铜器到两千多年前西汉大将韩信的图章，从《红楼梦》最早的刻本到到人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的印章，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118)
其实，只要还留存在人间，总还有完璧归赵的一天。康生搜罗国宝，祗是在他那个大得“足可以办一所大学”的公馆（康生语）里把玩，毕竟没毁掉它们。曾被他掠入私囊的宝物现在又都回到了国家博物馆。而被一九六六年“红八月”的烈火吞噬的珍贵文物，则永远消失，再也不会回到人世间了！
注释：
(1)慕湘《阿英的晚年》，见《钟山》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77页。
(2)《学习资料（1962～1967）》（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149、151页。
(3)于辉编《红卫兵秘录》第294页。
(4)《钟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81页。
(5)《当代中国的北京》一九八九年版第一卷第168页。
(6)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二册第9-79页。
(7)一九八六年版《川沙县志》第38页。
(8)一九八九年版《嵊县志》第29页。
(9)一九八六年版《威海市志》第20页。
(10)一九八九年版《江宁县志》第38页。
(11)一九八四年版《青村志》第11页。
(12)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13)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文汇》月刊。
(14)《人物》杂志一九九五年第五期第133页。
(15)丁力编《风起雨落几鸿儒》第309页。
(16)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第41页。
(17)《嘹望》周刊一九八七年第十四期第42页。
(18)《嘹望》周刊一九八六年第二十五期第39页。
(19)《海上文坛》一九九二年二月号第91页，《世纪丹青朱屺瞻》。
(20)一九八九年版《勉县志》第454页。
(21)一九八二年版蒲山县《鹤山镇志》第93页。
(22)《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7页。
(23)一九八九年版《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志》第265页。
(24)《钟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80页。
(25)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一年二月号第44页。
(26)引自本文作者保存的该文影印件。
(27)一九九四年版《宣汉县志》第968页。
(28)一九八九年版《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志》第265页。
(29)一九九○年版《当代中国的宁夏》第154页。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周恩来在北京红卫兵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教育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负责同志讲话选集》第42页。
(30)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陈毅在全军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会上的形势报告，同(6)，第二册第10-15页。
(31)《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六卷第186页。
(32)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33)《人物》杂志一九九四年第四期第71页。
(34)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事件亲历记》第19页。
(35)一九九○年版《安阳县志》第89页。
(36)《新华文摘》一九八六年九月号，艾湘涛《通天人物》。
(37)一九九五年版《宁乡县志》第129页。
(38)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半工半读学校部份革命师生时的讲话，同(6)，第10-44页。
(39)一九九五年版《宁乡县志》第129页。
(40)一九九三年版《安远县志》第587页。
(41)《当代》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17页。
(42)萧延中编《晚年毛泽东》（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第229页。
(43)《嘹望》周刊一九八五年第三十五期第45页。
(44)《嘹望》周刊一九八五年第27期。
(45)一九八九年版《崇义县志》第511页。
(46)一九九二年版《霍邱县志》第676页。
(47)一九九五年版《莱阳县志》第597页。
(48)《含山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5）第20页。
(49)一九九五年版《台州地区志》第877页。
(50)一九九五年版《莱阳县志》第597页。
(51)一九八九年版《崇义县志》第513页。
(52)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53)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54)《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二期第60页。
(55)《人民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166页。
(56)一九九二年版《宝山县志》第920页。
(57)一九九一年版《延津县志》第577页。
(58)一九九二年版《肥城县志》第30页。
(59)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大连铁道学院代表时的讲话，同(6)，第四册第12-85页。
(60)一九八五年版《通城县志》。
(61)《人物》杂志一九九四年第五期第118页。
(62)《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一期第41页。
(63)《文史资料选辑》第92辑第38页。
(64)新华社一九九二年一月五日电。
(65)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贾芝发言第5页。
(66)同上，第6页。
(67)同(65)，万里云发言第3页。
(68)一九八六年版《修武县志》第730-731页。
(69)《新华文摘》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70)香港《百姓》杂志第六十六期陆铿的文章。
(71)《三月风》（北京：中国残疾人杂志社）一九九五年第十一期第23页。
(72)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
(73)张重天《共和国第一冤案》（华艺出版社，1989）第52、230页。
(74)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一年八月号第62页。
(75)《人物》杂志一九九○年第二期。
(76)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第205页。
(77)《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一期第57页。
(78)《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15页。
(79)《人物》杂志一九九四年第五期第33页。
(80)叶永烈《名人沉浮录》（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第39页。
(81)南光编《毛泽东和他的四大秘书》（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第207页。
(82)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康生在乌鲁木齐市对新疆革命少数派的讲话，同(6)，第三册第11-108 页。
(83)《钟山》一九八八年第二期，戴晴、洛恪《女政治犯》。
(84)《打倒洪沛霖！打倒洪家店！》（南京：江苏省公安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1967）第8页。
(85)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叶剑英接见首都十三个艺术院校师生时的讲话，同(6)，第二册第9-91页。
(86)一九八六年版《建德县志》第502页。
(87)一九八一年版《台安县志》第389页。
(88)同上，第133页。
(89)一九九○年版《当代中国的宁夏》第154页。
(90)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陈毅在外文出版局全体职工大会上讲话，同(6)，第二册第9-56页。
(91)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同学时的讲话，同上，第9-61页。
(9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960页。
(93)一九九五年版《贵德县志》第27页。
(94)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对全国红卫兵代表的讲话，同(6)，第二册第10-5页。
(95)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的西藏学生时的讲话，同(6)，第二册第10-82页。
(96)同上。
(97)美洲《民主中国》一九九三年七月月号第22页。
(98)一九八八年版《代县志》第378页。
(99)一九八六年版《运城地区简志》第512页。
(100)一九九五年版《宁乡县志》第486页。
(101)一九八九年版《新津县志》第735页。
(102)一九八八年版《什邡县志》第21-31页。
(103)美洲《世界日报》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104)一九九○年版《历城县志》第394页。
(105)一九八八年版《五台县志》第711页。
(106)一九九○年版《休宁县志》第31页。
(107)一九九○年十一月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108)《黑龙江四十年》第375-376页。
(109)一九九○年版《崂山县志》第735页。
(110)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美洲《世界日报》。
(111)《开放》月刊（香港：冲天有限公司）一九九二年一月号第67页。
(112)一九八九年版《铜鼓县志》第578页。
(113)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六至四月三十日美洲《世界日报》。
(114)一九八七年八月七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115)《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六卷第140页。
(116)《百年潮》（北京：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一九九九年第二期第67页。
(117)叶浅予《十年荒唐梦》。
(118)同(115)，第四卷，林青山《文物大盗窃宝记》。
丁抒，《二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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