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1）
自序
我从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今天已经六十余年了；从1953年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到今天也已经近五十年了。说来惭愧，这么多年中，潮起潮落，风云变幻，在这个作家云集，群英荟萃的文学大本营里，我却没有什么文章见诸报端和书刊。只是在“文革”之后，应赵树理同志家属的要求，为重新出版他的小说《三里湾》，写了一篇实际上是悼念文章的序言。
周扬同志有一次对我说：其实写评论文章并不难，你只要经常关心杂志和报刊上的文章，然后用党的文艺思想、政策方针去评价它，久而久之，熟能生巧，就可以写好评论文章。你写好之后，我帮你看看……
然而这么多年来，我始终没有接受周扬同志的好意，也辜负了他这个很诚恳的希望。
我来到中国作协是非常偶然的，文学并非我之所长。我本以为服从党的需要，干一段时间就离开，没有想到，各种复杂的原因使我在中国作协度过了几十年……现在回头看看，我之所以没有写文章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多少年来，亲眼看到有多少人都是因为写文章出了问题，“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这似乎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另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当行政领导和当作家是两件事，如想兼得，恐怕不但当不好干部，也当不好作家，我就塌塌实实、兢兢业业地为大家服务吧！许多人很信任我，我活得就很充实，也很塌实，这是我最大的欣慰。
最近，许多回忆文章见诸报纸和书刊，尤其是对历次政治运动的回忆，这对澄清历史事实，对许多人的昭雪平反，使后人对那杂乱如麻的历史片断有更全面、更本质的认识，无疑是起了很好的作用。
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看法，那是很容易理解的。沧桑岁月，时光流逝，由于各人的立场不同，回忆也能走样。但是，对同一件事若讲出不同的内容，甚至人和地点说的都欠真实，那就有害无益了。
最近，也有许多老同志和年轻同志来找我问讯、核实一些事情的缘由和历史事实，于是我想提起笔来，把我亲见亲历的事件说一下，给后人留下一些从我的角度所看到的事实，也是留下一段史料，给党和后人一个交代。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我在没有提笔之前就深深地感到，我的回忆可能是粗糙的、零星的、片面的，是一孔之见，就算是“只言片语”吧……
2002年7月
一、参加革命
我1917年生在湖北宜昌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宦地主家庭。我的曾祖父当过广东曲江（今韶关）的知府。叔祖父当过荆江（今宜昌）的道台，记得他还是翰林出身。我的父亲曾当过县财税局局长。辛亥革命之后，家庭败落，小时候记得叔祖父曾忿忿地骂道：孙文是贼……
我的家在当地是个大家庭，家里有私塾，请一些老秀才来教书。我十二岁之前就在家中的私塾读书，读的是《孟子》《论语》《诗经》。课余也看了许多《三侠五义》《乾隆下江南》之类的闲书。
我八九岁的时候，恰逢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接着全国便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我在汉口看见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还有他们举着小旗在街上游行的场面。抵制日货成了我们这样年龄的孩子“切实可行”和“力所能及”的举动。我在家里哭闹着脱下日本人生产的“羽纱”制作的衣服，只有一个心思：谁穿“羽纱”，谁就是卖国贼！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一方面是对日本人的满腔仇恨，另一方面隐隐地感到我们中国很弱，中国不行。那时候，听说过中国共产党，但共产党到底是怎么回事，却一点也不清楚。
1926年发生的打倒军阀的北伐战争开始了。听到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消息，我的心中也很激动，仿佛看到黑暗的旧中国闪出一片黎明的曙光。十岁左右的时候，我随着家人来到江西南昌，继续在家里读私塾。直到1928年才上了正式的小学，还是从一年级读起。
1927年发生了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我当时感到很惊讶，国民党为什么杀了这么多人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当时我们还没有看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只是认为张学良不抵抗，才造成了东北的陷落。
我在南昌上了中学，视野渐渐开阔起来。
我有个叔伯大哥，他是新远大学的学生。他不一定是共产党员，但他肯定和共产党有某些联系。他曾经是革命烈士方志敏的同学。
我从他那里看到许多进步的书籍，像巴金的三部曲、茅盾的三部曲，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克鲁泡特金传》等等。
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邹韬奋和杜仲远主编的《大众生活》和《生活》周刊。
在我读书的中学里有个语文教员，名叫熊渭，是中南大学的毕业生。他在课堂上除了讲唐宋八大家之外，还经常讲些政治上的问题和当时的时局，比如国民党的何应钦和日本华北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于是在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的时候，我也参加了在南昌的学生游行，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的口号……
当时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国家如此受人欺辱，一种强烈的爱国之情在胸中燃烧。
那个时候，我对封建家庭中丑恶东西的反感也日渐强烈起来，这当中，包括对我的父亲。他在社会上的所作所为，对家人的无情无义，都让我感到愤慨。到后来，他为了吃喝玩乐，开始变卖家里的田地，再后来又卖房子……对现实和家庭的不满就像一块炭火时时灼烤着我的心。一种强烈的想冲出樊笼奔向光明的渴望产生了……
面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沦陷，面对华北的危机，我产生了对国民党的不满，也感到国民党军队的无能，因此认识到到国民党军队投军没有什么出路。我当时只有一个简单的心思：到东北去当个义勇军战士！
我那时候已经逐渐了解了共产党，但弄不明白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区别，也闹不清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是不是第三国际。
西安事变发生了，共产党的口号是“枪口对外”，这很对我的心思。我心里想的就和当时流行的口号一模一样——“我愿意为民族为祖国而战！”对日本鬼子，“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再后来，我真正接触了马列主义的书籍，才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直到这个时候，国民党宣传的那种共产党“共产共妻”、“青面獠牙”的形象才在我脑海里彻底消失。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在此以后，我下定决心要参加共产党的部队。
恰恰在那个时候，南昌成立了新四军筹建处。
记得那是12月初的一个早晨，天气很晴朗，我穿着单裤，上身只穿了一件毛衣。大约九点多钟，我走出家门，来到新四军在南昌的筹建处。那个地方离我的家很近，只有五六十米，以前的许多日子里，我曾多次从那个门口路过。而那天，这五六十米的行走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我在筹建处见到了筹建处主任黄道同志，便向他诉说了我想参加新四军到前线去抗日的愿望和决心。黄道同志答应了我的要求。
得到了黄道同志的批准，我兴奋极了，马上跑回家，收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捆了个小包袱背在身上，又来到新四军筹建处。
从那一天离开家，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我再也没有回去过……
由于国民党的宣传和舆论的影响，在当地许多老百姓的想像当中，共产党还是“青面獠牙”、“共产共妻”的“匪徒”形象，因此，离家出走这件事我当时没有和家里的任何人讲，直到一个月后，我才从南丰给家里写了封信，告诉他们我在南丰已经有了“工作”。
在新四军筹建处，有来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龄已经有十几年的老红军，也有来自湘鄂赣游击队的老同志，还有从平津流亡来的学生，其中年龄最小、刚刚参加革命的就是我。
在筹建处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以后，黄道同志把我们当中的三十几个人交给了中共丰城中心县特委书记龚良泉同志。龚良泉同志是参加过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老红军，曾经与曾山同志一起在井冈山地区的江西省苏维埃工作过。
龚良泉带着我们一起来到丰城县。“加入”了地方武装——人民自卫总队。这是一支由国民党县政府领导的武装，相当于一个团的编制，下面管辖十个中队，相当于连的编制。我们的任务就是将这支部队策反过来，等时机成熟，将部队“拉走”，投奔共产党。后来我知道，这就叫做“兵运”工作。
当时的丰城县县长是亲共的，思想比较进步。这个总队里一共有四十多个共产党员，其中有一个中队的干部几乎都是共产党员，策反的条件可以说是很好的。
我在总队的政治办公厅当了两个多月的民运干事。做老百姓的工作，做协调军民关系的工作。
有一天，龚良泉同志对我说：“根据你的申请和表现，我和刘茂海同志决定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心中非常激动！
刘茂海同志是一二九运动以后从平津流亡来的青年学生，他也是与我一起从南昌新四军筹建处来到丰城的。
我记得入党宣誓时，监誓人是当时的支部书记李筱峰同志（解放后，他曾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那时候的党组织不公开，在内部也互相保密，只有同一个党小组的人才互相的知道谁是共产党员。
入党以后，我担任了四中队的政治指导员。
策反人民自卫总队虽然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但时机不够成熟。当时在丰城周围有大量被国民党牢牢控制的军队，因此不敢贸然行事。
后来，谁也没有料到，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国民党的省保安司令部要收编这支部队，县长也被调到地区当专员，部队的主要干部都换成了保安司令部派来的人。这次策反人民自卫总队的计划没有成功。
党组织决定，除留下少部分党员外，大部分党员全都从人民自卫总队中撤退出来。于是我也跟着大部分党员撤离了人民自卫总队。
在丰城县人民自卫总队我虽然只待了短短的半年，但那半年使我受益匪浅，增长了见识，提高了觉悟，与那些与我年长的老革命的接触，对我后来思想的成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在这四十多个党员里年龄是最小的，也是参加革命历史最短的。他们许多人都是二八年、二九年入党参加革命的，党龄都在十几年以上。他们经历了王明极“左”路线时期和清查ＡＢ团的错误斗争，又都是“特科”的，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因此，他们能比较深刻地思考问题，应付突发事变也都比较冷静。
我记得我的入党介绍人这样对我说：你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你们将来在不少情况下是要单干的，很可能要独立作战，要准备应付各种局面。你现在入了党，你一定要记住你入党的年月日、地点、介绍人姓名……我们的档案都保存到中央的档案里了。将来就是和你的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只要你找到党，说出这些情况，就一定能和党组织重新联系上……这些话让我感到既神秘又兴奋。
他们还对我说：要坚信党的正确路线是一定会胜利的；革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除了要打日本，和蒋介石斗争，还要禁得起自己人的误会和冤枉……一个团长被贬成普通士兵的事有的是……毛主席被贬，陆定一挑着大锅跟在伙食班后边行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些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明白我的面前不光是个日本人的问题，也不光是个蒋介石的问题，在自己人内部还可能被怀疑、被误会……但说实话，对这些事情自己毕竟还没有切身体会。当时很幼稚也很单纯，爱国情绪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心，一心就是想去打日本鬼子，“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现在再想起入党时老同志对我讲过的话，心里才算有了真切的感受。后来，当自己也被冤枉，被关起来的时候，我曾经用这些教诲鼓励过自己：干革命就不要怕冤枉，于是思考问题处理问题也就多少有了一些“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冷静成分……
离开丰城以后，我被派到国民党第32军做兵运工作。黄道同志向我交代任务说：你到32军去，那里需要人。你的任务就是让这支部队能坚持抗日。不管调防到哪里，都不做反共的事情……
我通过秘密的关系，来到了32军139师的战地剧团，担任剧团的上尉组长……
当时的军长是商震，这个军是阎锡山部队的一个支派。相对于国民党的嫡系部队来说，他的部队只能算做一支杂牌军。这支队伍在四川，沿江驻守在巫山到万县一带，担任长江的江防任务。
32军当时有两个师，139师和140师。蒋介石认为32军不可靠，于是将这两个师调到巴东和三斗坪一线，也就是三峡一段的后方。那是日本人和共产党都接触不到的地界，蒋介石认为这样就保险了。
139师的师长叫孙定超，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有文化，思想比较进步，对国民党也有些不满。这位师长虽然不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但多少也觉得我们这些人有些来历。
在这支部队里，师长、团长们都公开地看我们的《新华日报》。师里虽然也没有国民党的特别党部，但从上到下的军官都不太把他们当回事儿，把“特党部”的书记长“晒”在一边……
第一次反共高潮开始了。那是1938年的秋天，第一起事件发生在河南的雀（音）山，国民党部队把新四军设在那里通讯处留守的同志，包括家属，全部杀害了。
紧接着就是1939年的平江嘉义事变。在平江地区，湘鄂赣的游击队都编为新四军，跟着新四军开走了。留守在通讯处的七个人，五男二女，都被活埋杀害了。
在这被杀害的七个人里，有四个我都非常熟悉，那是我们在南昌新四军筹建处打地铺睡在一起的同志。像涂正坤等老大哥，都是从湘鄂赣游击队来的老同志。他们比我大十几岁，一个个的音容笑貌至今还留在我的心里……
那非常时期的经历，对我决心将生死置之度外，坚定地在革命道路上奋勇向前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师长孙定超找到我说：你们赶快走吧，特党部对你们很注意；我们也不能再看《新华日报》了，而且马上要解散战地剧团……你们也不要再在我这里待下去了……
现实严酷，组织决定我马上离开。
离开139师，我辗转来到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徐冰同志，他当时是周恩来副主席的秘密。
我把我的关系、身份和代号都告诉了他。他让我去找冯乃超同志。冯乃超当时是中共长江局的文委书记。
有一天，冯乃超通知我说，你的组织关系都证实了，但现在地下党的关系被破坏了，你们的关系都在中央组织部，属于特别支部，直接受陈云和李富春同志领导。我和你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替你发电报。
不久，又发生了晋西事变，阎锡山将决死队二纵队的负责同志全部杀害，晋西的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晋西需要人！徐冰和冯乃超告诉我，中央来了指示，陈云、李富春同志指示说，要你到晋西去。
于是，我找到八路军驻二战区的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同志联系。恰好，那时候国民党政治部演剧二队的地下党员彭厚荣同志从晋西来，我就跟着他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演剧二队。这个演剧队表面上受国民党军队政治部领导，实际上已经基本控制在共产党人的手里了，队里有共产党的特别支部。
我在演剧队担任少校总务组长。
我们特别支部的代号叫“济生堂”。支部书记的代号是“常学思”。
因为延安属于二战区的范围，八路军在名义上也就属于二战区管辖，所以1939年演剧二队曾到延安演出，有些同志便想留在延安。毛主席在延安接见演剧二队的时候曾经说：“你们到蒋管区去工作，比我们派人去更有力。你们这是拿着国民党的钱、穿着国民党的衣服、吃着国民党的饭，为共产党办事情……”
1944年，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时候，我们怀疑蒋介石和阎锡山有向日本投降的企图。我们在窑洞里能看见插着日本膏药旗的吉普车在山坳里跑来跑去。
根据这个情况，我和丁丁同志渡过黄河，来到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办事处所在的山坡上有三层窑洞，第三层是八路军办事处，第二层就是三青团的总部。我们每次与中央联系，都是通过办事处的王世英同志。在这个严峻的时候，我们请示中央，是撤退到解放区，还是坚持？中央指示：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要留下继续坚持！
1944年1月26日，阎锡山突然下令逮捕了演剧二队的十三个人。其中有十个人是中共党员，包括队长王复图、支部书记史鉴。
阎锡山逮捕演剧队的成员时，对外公布的罪名是“汉奸”。这次大规模的逮捕，对演剧队党组织的破坏是致命的，在外面只剩下了田冲、严青和我等七个共产党员。
我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的少校总务组长，秘密身份则是演剧队共产党支部的组织委员。
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志，我们又到二战区去找王世英同志。王世英当时不在。曹秘书派人到秘密联络点黄河书店联系。三天以后中央发来电报：情况很危急，以后不要再联系，要独立战斗；我们会用各种办法了解你们的情况。
从此，我们这些人便暂时失掉了和党中央的联系。
我们通过各种关系和办法，经过将近一年的奔波营救，使阎锡山先后放了十个人，而队长王复图、队员鼓厚荣和赵寻三个同志还被关在监狱里。
转眼到了1945年农历年底。为了继续营救还没有被释放的三个同志，我和吴锡林同志扒上运煤的火车，坐在煤车里，大年三十那天从太原来到北平。我们住在前门外打磨厂的一家旅馆里，准备找关系、想办法，同时也想尽快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大年初一，我们一早起来，没有想到遇到了刚刚从上海来北平的金山和盛家伦。他们也住在这家旅馆，正急匆匆地要出门，看见我们，高兴地说：啊！你们也来了，我们一起去吧！
去哪儿？我们一时摸不着头脑。
原来是北平中华文艺者协会筹备主任马彦祥请客。马彦祥在北平算是有名气的文化人，我们以前也曾见过面。此人的父亲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再考虑到马彦祥本人在官场的活动能力，我们商量了一下，都认为说不定这个关系能给我们营救在狱中的同志带来一线生机。于是我们决定与金山他们一同前往。
茶会设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马彦祥还邀请了其他几位客人，其中有两位就是周扬同志和沙可夫同志，他们刚从张家口来。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扬同志。
周扬给我最初的印象是人很高大，态度和蔼，谈话显得睿智而风趣。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华北联大的副校长，听说美国方面正准备邀请他与欧阳山尊到美国讲学。
而后来，因为没有拿到国民党当局的的护照，他二人都没有去成，这是后话。
那次见面后，我和周扬又在另一位同志的家里见了面，我和他详细说了关于演剧队的事情，于是，周扬又带我见到了徐冰同志。我和徐冰曾经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见过，那时他是周恩来副主席的秘书。这次见面的时候，他是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的负责人之一。
听我说完来意之后，徐冰说：“过几天，军调处的三人小组（指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要到太原去。你马上回太原，想办法到机场去见张治中。”
因为张治中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部长，而我们的演剧队在名义上正是属于他的管辖范围之内。于是，我从徐冰同志那里拿了两套美式军装，年初五就赶回了太原。
我们让胡宗温和田冲两位同志穿上美式军装，带上给张治中部长的信，在得到三人小组确实将要到达的消息后，他二人混进了机场。他们对站岗的警卫说：我们迎接我们部长来了……
他们如愿见到了张治中将军。但当时环境杂乱，时间匆忙，他二人只是口头上介绍了一下情况。也可能是因为同时还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心情格外激动，回来以后，他们才发现给张治中的信居然忘了交上去。
我们急忙商量后决定，趁张治中还没有走，一定还要把信交给他。但那种在机场相遇的好机会可能不会再有了，于是，我们又通过其他关系把信送到交际处，托太原的军调小组组长周鲁峰转交。转交以后，我们心里还是没有底，一天二十四小时地盼望着张治中的回音，心想没准儿还有七七四十九难呢！没有想到，这次却很顺利，三人小组离开太原的第二天，我们仍在关押的三位同志就被释放了。
我们又回到北平，找到周扬，和他谈演剧二队与党中央接关系的问题。这回在座的有王复图、彭厚荣、史鉴和我。张光年同志也在，他曾在演剧二队工作过，三九年离开演剧队去了昆明，在西南联大教书。
周扬说，中央组织部现在还在路上（正在向华北方向转移），估计不会那么快。
这次见面，大家还谈到演剧二队的去向问题。当时大致有两个方案：一是分散、转移；二是不要解散，而是成建制地转移到北平，这样可以成为一支群众运动和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
最后，第二个方案实现了。通过关系，由张治中下令，将演剧二队从二战区调到北平，名义上还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属的演剧队。
演剧二队集体进入北平的时候，我已经去了东北。因为被关押的三位同志获释以后，有一次在张光年同志家和周扬同志见面，他告诫我说：你这样频繁地来往于北平和太原，估计身份已经暴露，再回太原怕有危险。于是，我和周扬一起前往张家口。
张僖，《二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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