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高士潔
今天我和我哥哥高斌，來到父親——國軍17軍軍長兼84師師長高桂滋中將戰鬥過的地方，參加紀念平型關大捷75週年紀念活動，感到十分榮幸。
75年前，當日寇鐵蹄踐踏祖國大好河山的時候，當全國人民同仇敵愾、紛紛投入抵抗日寇侵略行列的時候，我們的軍人父親沒有退縮，他寫好遺囑，請纓抗戰，率84師數千弟兄跨黃河，出雁關，在南口赤城、晉北大同與敵激戰。在他的隊伍裏，有辭別高堂的兒子，有新婚不久的丈夫，有離開幼子的父親……他們在這場保家衛國的戰爭中，勇敢地站在正義一邊，以鮮血和生命捍衛了中國的尊嚴。
高斌、高士潔兄妹與山西繁峙縣人大前主任、現平型關大捷紀念館歷史顧問高鳳山（右）合影。（高斌提供）
抗戰是全民族的抗戰
75年過去了，那條曾被鮮血染紅的河水依舊流淌，但已沒有血腥；那座曾經堆遍屍骨的高地依然巍峨，卻再也看不到英雄們身影。英雄們走了，走進了歷史，任世人評說；英雄們作古，把未來留給後人，任你怎樣塗抹。誰敢說這樣的犧牲沒有意義？誰願意回到中華民族受辱的日子？忘記就意味著背叛----這句名言時刻震響我們的腦海，我們不能忘，也不敢忘。
對於中國，歷史，特別是抗日戰爭史，激勵我們的子孫永遠自強不息，能讓我們後代銘記一寸山河一寸血。歷史學家們，我們尊敬你們，希望你們能為大眾揭示更多的抗日戰爭史真相。你們的鐵肩擔負著道義，你們任重而道遠。
作為平型關戰役參戰將領子女，我們本希望看到對英雄的緬懷，對正義的褒揚，但是卻遭遇預想不到的尷尬。我們的父親，被一個當時並不在場的見證人陳長捷指責為“在1937年9月24日夜下令放棄團城口”。為推翻這個沒有任何歷史依據的指責，我起訴紀實小說《血色雄關》損害我父親名譽，卻被《中國老年報》等媒體指責為“豈能為親者諱而篡改歷史”。而西安市中級法院卻在認定了“在1937年9月22日至25日平型關戰役的戰鬥中，高桂滋率部對入侵日寇進行了抵抗，傷亡兩千餘人後潰退”的事實後，仍然判我敗訴……
為什麼要打官司？我們這樣做，不只為維護我們父親的名譽權。它首先是對抗戰史實的尊重，對在平型關戰役中犧牲的所有中國軍人的紀念和哀悼。
2009年8月，一位84歲高齡的老人曾府生找到我，原來他是1937年9月23日犧牲在1886.4高地爭奪戰的獨8旅郎團一營營長曾紹信的兒子。他在我的博客裏看到二戰區《平型關八次爭奪戰經過》，才知道自己父親犧牲的事跡和準確地點。
在平型關戰役中，只有4291名將士的84師，傷亡、失蹤2600餘名。其中包括9月23日受重傷的502團團長艾捷三、受重傷的營長楊學武和陣亡營長李榮光，9月25日受重傷的營長邵春起；包括9月25日10時搶堵突破口時犧牲代理團長杜文卿；包括在第二次收復1886.4高地戰鬥中犧牲的39名奮勇隊員——50名奮勇隊員僅有11名生還啊！難道這些人就不是英雄？率領奮勇隊的501團呂曉韜團長，在南口、平型關、晉東南反九次圍剿戰中屢建戰功的呂曉韜團長，1938年在安澤犧牲時，18集團軍總司令朱德曾發出唁電。如今，呂曉韜團長竟默默地躺在他的家鄉——河北省河間縣，當地政府竟然不知道有這樣一位抗日英雄！
1998年我訪問父親的一位部下齊天然先生，時年92歲，是甘肅省參事室離休幹部。當我把陳長捷在回憶錄裏說的話告訴他時，他勃然大怒，怒斥陳長捷：“他放屁！”
曾經有兩位我非常敬重的抗戰史專家，馬仲廉先生和羅煥章先生，當我的問題使他們語塞時，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對我說過：自己是研究八路軍、新四軍軍史的，對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史料接觸不多。可是，抗戰時，國、共是並肩戰鬥過的戰友，現在研究這段抗戰歷史，怎麼就把正面戰場和游擊戰場分得那麽清楚？再說，即使是游擊戰，也並不是共產黨一家打游擊呀？
這一切都因為，這麼多年來，我們沒有站在民族的角度，站在大中華的角度來探究和詮釋抗日戰爭。
2005年，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曾景忠先生在《大歷史觀下的抗戰史》一文中指出：“對抗日戰爭史的研究，存在一個從什麼視角來分析研究、考量的問題，即：是從對某一個政黨力量發展的利害出發，還是從全民族的利害出發來研究之區別”。我相信，廣大群眾希望看到一部真實的、客觀的抗日戰爭史；一部能存於史冊永不褪色，永遠激勵中華民族奮進的抗日戰爭史。
平型關大捷紀念館定會改名
以下提幾個具體問題：
一、我們今天參觀平型關大捷紀念館很有意義，因為八路軍115師大捷，是一場成功的以弱勝強的伏擊戰。但只紀念這一“大捷”，隻字不提其它軍隊的堅守和犧牲，甚至以“平型關大捷”取代規模大得多的“平型關戰役”，能讓處在信息時代裏的青年一代信服嗎？平型關戰役歷時10天，115師的平型關大捷只是其中幾個小時；中國軍隊在平型關傷亡成千上萬將士，115師只佔其中800餘名；平型關戰役阻滯了至少5～7千名日軍的進攻，平型關大捷面對幾何？我相信，未來某日，這個平型關大捷紀念館一定會更名為“平型關戰役紀念館”，八路軍的平型關大捷會是其中主要的內容，但不是唯一的內容。
二、就說紀念平型關大捷，也不能只說115師。如果沒有9月22日至9月25日84師和獨8旅在東跑池、團城口的拼死防守，日寇早就直驅大營，115師的這個伏擊戰還能打嗎？再者，從平型關戰役一開始，林彪就派聯絡參謀與84師和獨八旅聯絡。如果沒有84師的數日堅守，林彪怎麼能放心大膽地設伏出擊？從1937年9月26日起，中共宣傳口徑一直也說：“高桂滋將軍率領的一部份部隊阻斷了日軍的主要進軍路線，八路軍的兩個旅悄悄地包抄到日軍的後部，然後給阪垣的隊伍以出其不意的打擊。”84師和115師是在同一時間、不同側面、共同戰鬥的兩支部隊，講平型關大捷，沒有理由不提84師的犧牲。
三、平型關大捷是八路軍參戰後的第一戰，又是發揮作用最大、顯示其作戰風格最好的一戰，應該說是抗日戰爭中最好的“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案例，但是在新華網的“抗日戰爭十大戰役”資料中，隻字未提在平型關大捷中的國共合作問題。而把“國共合作典型”的桂冠給了忻口戰役——難道，八路軍在忻口戰役中發揮的作用能比平型關戰役更大？
最後，讓我們一起對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所有將士致敬、致哀，願他們在九泉之下安息。
（本文是2012年9月25日，作者參加在山西繁峙舉行的平型關大捷學術研討會的發言稿）（《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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