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的真相（上）

　　编辑先生：

　　你好。

　　读了蔡信《毛泽东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一文，我赞同他的观点。蔡文主要是基于当前关于毛1949年以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编造故事盛行，为以正视听而写的。恰巧，近些年来我在看书时也对这个问题产生了点兴趣，随手收集了一些资料。看了蔡文，觉得他的看法很好，惟对资料的利用还不够充分，对问题也似可以做进一步深入分析，便随手写了点东西。为照顾到网络上的阅读习惯，分成简本和全本两种形式。二者的区别仅在于简本没注出处，全本标注了出处，一并发去，请编辑审阅。我不准备评论蔡文，因为关于毛不吃肉的问题，我的稿子里已有较详细的说明。如果编辑觉得拙稿有刊登价值，不妨作为作者投稿，也发出来，作为蔡文的补充吧。

　　又及，关于毛泽东1949年以后日常生活故事的编造，主要来自于一些极不负责任的毛生前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录或纪实文学作者。毛的秘书林克曾说这种现象是把“走下政治神坛的毛泽东”又请上生活的“神坛”，而发其端的，恰恰是写了那本《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的权延赤自己。

　　礼
　　卸甲一书生


　　毛泽东爱吃红烧肉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儿，其实他还喜欢吃扣肉、回锅肉、米粉肉、肘子、猪肠、猪肚等湘系猪肉类菜肴，对牛羊肉则不太喜欢。按照《毛泽东生活档案》的说法：“也许他有些嫌弃牛羊内的膻味。他在诸多肉类中独独对猪肉钟情不悔。他喜欢红烧肉，倘若一段时间未吃还真有些嘴馋，往往主动提出来打打‘牙祭’”（下册第702页，）。

　　1959年到1961年，中国出现大规模粮食饥荒，大批农民因饥饿得了浮肿病死去，城镇主副食供应也出现极大困难。以往党史教科书称这是因为自然灾害及苏联逼债等原因造成的，是“三年自然灾害”。近年来的史学研究表明，这三年里中国并没有发生全国性、大面积的自然灾害，也不存在苏联逼债问题。大规模饿死人主要是因为大跃进对农业造成的破坏，在粮食统购统销过程中向农民征粮过多，反瞒产私分对农民粮食罗掘一空等原因造成的，改称“三年困难时期”。关于这三年，许多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在回忆中说的最多的是他“不吃肉”。举两个例子：1968年被正式任命为毛泽东伙食管理员的吴连登说：“大家都知道，毛主席爱吃红烧肉，但在最困难时期，毛主席的餐桌上没有了红烧肉，鸡、鱼、肉、蛋都没有了，全是素菜。举个例子，毛主席特别爱吃鱼，但在那个时候，他连鱼都不吃了”（《吴连登谈“我给毛主席当管家”》，该文包括做客演播室与在先锋论坛上跟网友交流两个部分，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8年8月5日）。卫士封耀松则说1960年毛泽东在生日那天，正倚枕看文件。“半年多来，封耀松帮他按摩时，他脚背和小腿的肌肤失去了弹性，按下去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浮肿。老人家已经六七个月不肯吃一口肉。青黄不接的季节，他二十多天不吃一粒粮，常常是一盘子马齿苋（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炒菠菜，便能支撑着一天工作”（《领袖为他找对象——毛泽东与封耀松》，载李家骥、杨庆旺编著：《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下册第70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两个说法都是错的，对读者有严重误导之嫌。一是吴连登并非亲历者。1958年他还在江苏盐城地委招待所当服务员，1959年到北京人民大会堂餐厅端盘子，1961年5月被中南海服务科科长挑中，跟在拉行李的平板三轮车后面走进中南海，在公务活动场所为首长们端茶倒水。1964年国庆节时毛泽东请他到家里“帮帮忙”，前几年的工作是“负责杂务，搞卫生、整理库房、打水送饭”，直到1968年被正式任命为管理员，才开始管毛泽东的工资和家庭的各项财政开支（参见刘畅：《“平板三轮带我入中南海”毛泽东的管家吴连登》，《环球人物》2008年7月［下］）。关于1959至1961年毛泽东餐桌上的情况，他只是后来听别人说的，并非亲眼所见。二是“毛泽东得了浮肿病，靠野菜马齿苋和炒菠菜充饥”的说法，迹近“天方夜谈”。连1954年秋天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经常陪他吃饭，并为1960年毛生日餐当事人之一的秘书林克也不赞同。林克为此专门打电话询问了毛泽东当时的保健医生、护士长。大家一致表示：“根本没有这种事，如果我们使毛泽东得浮肿病，那我们就犯了大错误，是严重的失职，中央也不会允许”（《说不尽的毛泽东？读书伴随了毛泽东一生》）。

　　“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不吃肉的真相究竟如何？本文根据现在可以看到的资料做一下考察。


　　一、1959：国家粮食形势与毛泽东饮食习惯

　　毛泽东“不吃肉”，不是生活习惯发生了改变。直到老年，他仍未放弃吃肉的爱好。1968—1976年担任毛家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说，他一次最多吃了一斤二两红烧肉。“不吃肉”是特殊情况下的政治行为，其原因和目的只能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中去探寻。

　　1959年，是中国经济极为困难的一年，特别是粮食形势。

　　在农村，1950年代中国各地因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每年还是会遇到春荒或夏荒。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农民口粮被严格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一些地方的农民在青黄不接之际，因缺粮而逃荒甚至饿病的情况，时有发生。从“革命牺牲哲学”的角度，毛泽东视之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枝节问题，很少因为有农民饿死而轻易惩处下面的干部（参见杨奎松《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1958年，毛泽东主持的“大跃进”使用大批农业劳动力大炼钢铁，耽误了因风调雨顺而取得好收成的粮食收获，粮食损失严重；建立“共产主义”大食堂，敞开肚皮吃饭，粮食浪费极大；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各级干部普遍浮夸虚报粮食产量，政府大大提高了从农民手中征购粮食的数量。到1959年初，饥馑现象已经在广大农村蔓延开来。

　　1959年1月20日，署名为“刘堤圈车站南北”的人写信给“敬爱的毛主席、周恩来、全体中央领导人”，反映河南虞城县、夏邑农民近半年来“每天吃粮由12两（注16两1斤）变为半斤，又变为5两，将所能吃的野菜都吃完了。即在春节那天，在地里挖野菜的遍地是人，借口外流户各村都有。人因吃的不足生病，浮肿，在虞、夏交界处各村都有人死亡”。2月下旬，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富春对来信做了批示，3月初，中央派人赴豫东调查属实，并予以处理（参见余习广《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

　　为什么当时中央领导人没有对这个情况产生警惕，举一反三，展开对全国农村饥馑问题的调查，只把它当成个别地区的偶然事件？主要原因是毛泽东的关注点不在这里。

　　他对大跃进以来的形势和前景抱有极大信心，不认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会出什么问题，进而认为农民根本不缺粮，而是惧怕家中粮食都被公社统一分配。2月28日，他对根据安徽省委工作组在桐城县的调查而发表的文章做出批示，认为大多数或全部农民都对“公社成立以后一切要归公”表示担心，同意工作组的结论：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尤其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可以通过政策宣传，做思想工作来解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80—81页）。不久前，广东省委转发该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促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更坚定这一想法。该报告说，“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不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54页）。广东省委对该报告的批语说，“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和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完成粮食外调和安排好群众生活”（同上，55页）。毛泽东则把“瞒产私分”之举提到“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的高度，并认为这“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要求各地“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同上，52页）。此外，还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各省及中央都认为农民即使缺粮也是一时“春荒”所致，依然没有从国家征购任务过重、大办食堂浪费的角度看问题。

　　在城镇，因大跃进造成的主副食品供应短缺早在前一年底就出现了苗头。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大城市里头，猪肉也没得吃了，粮食也没得吃了，猪肉也不能出口了（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14页）。到了1959年3、4月份，食品供应的困难波及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6月11日，李先念在报告中说，尽管在农副产品的收购和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上做了很多工作，但至今没有得到根本好转。毛泽东对此则抱有坚定信心，批示说：“再有几个月，根本好转就会来了，这是明白无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320页）

　　正因为如此，当年夏天他巡视湖北、湖南时谈话的主题仍然是“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

　　6月22日，毛泽东乘专列到湖北广水车站，王任重上车汇报，谈到虽然去年大丰收，但最近到麻城、新洲参加劳动，见农民面有菜色。毛泽东对王反映的这个情况没有看得太严重，仍循着自己的一贯思路，说：“你们估产估高了，用粮用的太多了，提倡敞开肚皮吃饭，不妥当。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王任重《跟随毛主席到韶山》，载《毛泽东在湖北》第11页）。29日，王在陪毛回韶山后，与毛一起乘专列回到武汉，毛与罗瑞卿、周小舟、王任重谈话时，仍强调要学会把富日子当成穷日子过。至于办食堂问题，不要强求一律，要允许群众自愿参加，有的可以办“农忙食堂”（《毛泽东在湖北》，第16页）。

　　这期间对毛泽东调整自己的膳食结构，尤其是吃不吃肉、吃多少肉影响最大的是其健康问题。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曾针对他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建议限食肉、动物内脏和鸡蛋。1957年6月起做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后来改变了这一规定，决定“饮食不再禁食鸡蛋、动物内脏等（包括肚子、肝子、腰子等）”。“食物中未加特殊限制，目前食用油均为猪油”（《历史的真实》）。直到1959年5月专家为毛会诊后，认为这对健康不利，开始重新执行徐涛在任时的限食规定。等到毛泽东到湖北、湖南两地巡察时，当地为他提供湘菜系列菜品中，肉类、鸡蛋及动物内脏等又多了起来。

　　据记载，6月23日，毛到武汉的第一餐，有炒空心菜，牛奶、酪炸；下午王任重陪毛泽东游泳，与其他7人陪毛泽东在船上就餐，主菜有烧边鱼、炒苋菜、辣子鸡、炒肚腰、炒茄片、焖牛肉、红白汤；小菜有烤辣子、炒苦瓜、酱口条；主食有米饭、包子、馒头（《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21页）。

　　24日，毛泽东听取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工作汇报。汇报中间适逢开饭，毛泽东便留下王任重共进晚餐。从当日菜谱上可见厨师制作的7道菜：“炒鳝片、烧萝卜、炒马齿苋、炒鸡蛋、肉片汤、铁板里几、炒海带”（《毛泽东遗物事典？别具一格的马齿苋菜谱》）；主食有发糕、米饭、稀饭（《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19页）。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遗物事典》把这一餐说成晚餐是错的。这一天王任重早上5点就起来陪毛坐专列去长沙，上述菜谱正是去湖南途中，在专列上吃的早餐，或者叫第一餐（参见《跟随毛主席到韶山》，载《毛泽东在湖北》第11页）。按照毛泽东晚上办公，上午睡觉的习惯，这个所谓“早餐”很可能并不是在早晨吃的。当天午后，专列抵达长沙，王陪毛泽东到湘江游泳，在船上由湖南省委接待吃晚餐。菜谱是：主菜有安东子鸡、炒牛百叶、烧狗肉、烧牛筋、清汤水鱼、炒苦瓜、炒小白菜、炒木耳菜；小菜有炸臭干子、炒小鱼、蒸腊肉、炸鳅鱼；主食有米饭、稀饭（《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19页）。25日午后、罗瑞卿、周小舟、王任重陪毛泽东去故乡韶山。此日菜谱第一顿，主菜为烧边鱼、拌茄子、炒木耳菜、排骨汤；小菜为煎鸡蛋、酱豆腐；主食为米饭、稀饭、发糕，当由湖南省委安排。下午6时多到韶山，住在湖南省委专门为毛泽东盖的房子松山一号。第二餐的菜谱，主菜有辣子鸡、炒腊肉、炖羊肉、烧水鱼、蒸青鱼、烧空心菜、烧豆腐；小菜有煎苦瓜、炒辣椒；主食为米饭、稀饭。此餐为韶山招待所主办（《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20页）。

　　26日毛泽东早上5时就起来祭扫父母的坟，到故居上屋场，又去了韶山学校，10时许回招待所吃第一顿饭，主菜有炒空心菜、炒腊肉、煎荷包蛋；主食有牛奶酪炸。他打破了自己多年来不早起，不吃三顿饭的惯例，吃了三餐饭。第二顿饭何时吃的不详，当在他下午三时去韶山水库游泳之前。其菜谱为：主菜有鸡蛋、花生米、小香肠；主食有蒸饺、米饭、牛奶、稀饭。菜品并不丰盛，可能是想在晚上宴请乡亲们前垫垫饥，因为接下来还要去游泳，很消耗体力的。当日第三餐是招待韶山乡亲。据蒋国平所著《毛泽东与韶山》一书说，毛泽东请客一共圈定了50多个人，宴席很简单，四菜一汤，外加一瓶白酒（149页）。但这个说法并非事实。一是此次宴请共安排8桌，毛泽东圈定的可能主要是乡人亲友，但最后来吃饭的还包括大大小小的各路官员。按8人一桌的惯例，应当为64人左右。二是桌子上绝非仅有“四菜一汤”。当时协助湖南省委、长沙市招待所、宾馆的厨师做菜的毛泽东的厨师程汝明记不起8桌菜的名字，但有菜单保留下来。按菜单的记录，凉菜有香肠、咸蛋、卤味；热菜有杂烩、木耳炒鸡、回锅肉、炒鸡杂、烧鲜鱼、烧丝瓜、炒豆角、排骨等（《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36页），不计凉菜，仅热菜已达8个。从《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书中所附模糊不清的菜单影印件来看，主副食及饮料不下50项。“四菜一汤”显然是无稽之谈。

　　27日是毛泽东韶山之行的最后一日，菜谱上只记了一顿，主菜有红烧鸡块、辣油鸡、粉条肉丝、炒苋菜、烧茄子、鳅鱼汤；小菜有松花火腿、小鱼、炒苦瓜；主食有米饭、馒头、马蹄卷（《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36页）。

　　29日，毛泽东上庐山，住进宋美龄当年的别墅“美庐”。会议的饮食保障很充分，除了毛泽东等领导人个人厨师及江西本地的厨师外，著名的上海锦江饭店也派了厨师去服务。“会议期间，烧了几十年回锅肉的川菜泰斗杨平章，按川菜的规格，用猪腱肉烧回锅肉”（《厨师忆1960年毛泽东赞扬其厨艺：肘子很好吃嘛》）。开会的头些天，毛泽东食欲不佳，做的菜都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后来又胃口大开。有一次在深夜两点提出要吃酪酢。因为他当时已经吃过安眠药了，所以要在半小时之内做好吃完。中餐酪酢是做热后必须晾凉才能炸制而成的，可是当时根本没有冰箱，酪酢做熟后凉不了，也就根本没法炸制。厨师程汝明到厨房后，找到从山上流下来的泉水，用大盆接水冷却。在做酪酢时多放了点鸡蛋、玉米粉，使酪酢尽快凝固。半个小时内顺利做好中餐酪酢（《今天的饭谁做的呀》）。此外，毛泽东还请胡志明和其他人吃饭。会议结束时，江西省委领导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吃饭，上了毛爱吃的兴国米粉肉、萍乡辣椒、九江胖头鱼煮豆腐等，喝了赣南产的冬酒（《毛泽东在庐山》，第215页）。

　　毛泽东下庐山以后，把主要精力放在批判、清除彭德怀反革命集团成员上，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反右倾的浪潮。（未完待续）

　　卸甲一书生， 共识网 2013-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