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9日 星期五

地主乡绅成了“恶霸”的代名词,他们该被消灭吗?


  导语


  《半夜鸡叫》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印象里,地主乡绅的形象基本可以和“恶霸”划上等号。但仔细一想,地主半夜把长工感到地里去做什么?摸黑锄苗还是锄草?地主们尖酸刻薄的形象似乎很难站住脚。推开历史的大门,真相往往令人吃惊,刘文彩等真实存在的乡绅们不仅文化素质较高,而且与农民的关系往往非常融洽。他们曾是社会经济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一特殊阶层究竟是如何消失的?又是谁给他们的形象画上了不光彩的丑脸? 、


  乡绅为何成了“恶霸”的代名词?

  四大地主中,唯一的真实人物是四川的刘文彩。据《刘文彩真相》披露,从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70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庄园陈列馆向主管部门送呈的《关于“水牢”的报告》称: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

  《收租院》的创作指示:真人真事不必要

  1958年冬天,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一队青年工人掘开一个巨大的豪华坟茔,在鞭炮声和欢呼声中,墓主人尸体被拖出来丢弃在河滩。这个人就是曾经显赫一 时的大地主、大富商刘文彩,去世已9年,在“反右”之后阶级斗争急剧升温的形势下,他“破土重生”,被树立为反面典型。其故居公馆被改建为地主庄园陈列 馆,为了加强宣传和教育效果,当地政府决心彻底“解放思想”,打破“条条框框”,地委宣传部批示:“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


  凭空捏造出来的黄世仁

  据《中华读书报》发表的“白毛女的故事”一文介绍,《白毛女》的题材来源于晋察冀民间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大意是讲在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间的一切祸福。抗战时,有些“根据地”的“斗争大会”常常开不起来,其原因就是村民们晚上都去给“仙姑”进贡,使得斗争会场冷冷清清。

  不久,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看到了这个剧本,决定由“鲁艺”创作并演出一部大型舞台剧,就以“白毛仙姑”为题材。主题当然已经不是民间传说中的行侠仗义,而是反映阶级剥削给劳动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就这样,带着对地主阶级的满腔仇恨,一股《白毛女》旋风迅速席卷了延安,席卷了陕北,席卷了解放区,最终席卷了全国。

  “南霸天”死后4年,红色娘子军才组建

  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县当地一个叫张鸿猷的地主。张鸿猷的亲孙子张国梅说,《红色娘子军》很多内容是虚构的。在他爷爷死后4年,红色娘子军才组建。当时,拍电影的人说他家房子气派,又是大地主,选在这里拍电影真实。于是,就在他们家拍了几个镜头,又让老百姓到几里外的南门岭当演员,说是从南霸天家里的地道走到南门岭的。

  张鸿猷堂兄张鸿德的孙子张国强是目前唯一健在见过张鸿猷的人。他说教师世家出身的张鸿猷是个善人,他没有欺压百姓,家里也没家丁、枪支、碉堡,只有几个请来 帮他四姨太带小孩的小姑娘。这些说法也与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的《寻找英雄》一书相通。红色娘子军的第一任指导员王时香老人也曾回忆说:“我 们连长庞琼花,就是电影里的吴琼花。她是贫农出身,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环,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

  《半夜鸡叫》子虚乌有

  再说周扒皮。都记得《半夜鸡叫》中的这个恶霸地主。他为了催促长工们早起去干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鸡笼子里学雄鸡打鸣,引起雄鸡纷纷啼叫。鸡一叫,长工们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周扒皮凶狠贪婪地残酷剥削雇工的故事让年少的读者们无不义愤填膺,在新中国诞生后的几代人的脑海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不过,周扒皮的原型系今大连瓦房店市阎店乡一个姓邹的地主。据当地的老人说,他虽然有小地主刻薄、吝啬的通病,但没有听说过半夜鸡叫的事情。

  “课文里还描写姓周的地主打开鸡笼子,划火柴去照……这些愚蠢行动惊动了鸡,它也不会开口打鸣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这些细节是虚假的、捏造的:学鸡叫不必趴到鸡笼子旁边,也不用打开鸡笼子去看,熟门熟路要划什么火柴?就事论事,即使你把长工们早早驱赶到地里,自己不跟着起早去监督,长工们躺在地头怠工,你有什么办法?


  最后的乡绅:传统乡村价值观的保有者

  和那些没有信仰的主义信奉者比起来,家里供有佛堂的刘文彩,仍保留有传统乡绅的价值观,主导着乡村政治、经济、治安、文化与道德的型塑。但在民国风卷残云的清算之下,传统乡间伦理与秩序的改变,早已发生。乡绅的气质,也随着革命的号角而起舞,有敬畏,但同时又多僭妄,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混杂着敬天畏地传统,奇迹般地融合于一人之身。


  大部分地主乡绅的文化素质较高

  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除了少数地主家奴仰仗财势,鱼肉乡里,95%以上的地主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经过十年寒窗进入(官场)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

  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


  乡绅的出现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

  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光凭空口叫叫喊喊,是没人信服你的,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有声望的富绅带头捐了巨资,人人跟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才能办好地方事业。那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乡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业心强的地主,带头捐资。

  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所谓“地主恶霸”的真面目

  20世纪40年代开始,巧取豪夺近十年的刘文彩开始济困扶危,创建文彩中学是他晚年最重要的公益活动。他这样做,一是因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想要重 塑自身形象;二是因为刘家早年贫穷,刘文彩幼年失学,在精神上怀有强烈自卑,从小羡慕能读书、有学问的人,成年发迹之后一有机会就结交文化名流,极尽礼 数。办学可以说是刘文彩终身的“情结”。

  从1941年秋到1944年12月,年近花甲的刘文彩几乎每天都在学校工地察看,风雨无阻。建校所用工程材料、师资、仪器,一概追求一流。全校占地 2000亩,相当于半个北大。至今,更名为安仁中学的文彩中学校园环境在四川省仍然首屈一指。刘文彩给教师开的工资是普通中学教师的两倍,首期学生学费全免,以后各期学生,每期学费只有六斗米。

  周扒皮的原型是今辽宁大连瓦房店的地主周春富。据当地的老人说,他虽然有小地主刻薄、吝啬的通病,但没有听说过半夜鸡叫的事情。在当地,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周春富凭借自己多年的勤俭,为周家 积攒了一大份家业,这份家业包括40天(约合2413亩)土地,还有“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

  在当地,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周春富凭借自己多年的勤俭,为周家 积攒了一大份家业,这份家业包括40天(约合2413亩)土地,还有“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


  土地改革带来了乡绅文化的崩溃

  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有一定土地和资产的乡绅,要么惨遭镇压。即使没有遭到镇压,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失去了对乡村文化的影响力。这对中国乡村文化的损害,是巨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文化上的重大事件。

  发动农民“斗地主”并非一件易事

  工作队确定斗争对象后,需要引导贫农们起来斗争。但是工作队员们很快就发现,一些贫农表现并不积极。因为有的地方村庄的土地占有情况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高度不均,且大家同住一个村里,几乎都是沾亲带故的,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而且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地主都与雇农势同水火,甚至有的地方双方关系还较为“和谐”。起初不少人并不愿意首先撕破脸带头向地主发难。相反,在工作队动员他们起来斗地主时,不少贫雇农反而还产生一种不耐烦的抵触情绪。

  对此,为了顺利实现土改目标,工作队员颇费心思。他们采取多种形式来做贫雇农的工作。例如在陕南山区进行土改发动群众后,工作队员还排演了著名话剧《白毛女》,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观众们除了看的过程中对演员们的演技喊“好”外,都没有太大的效果,他们反而认为:“黄世仁为远处的地主,他们当地的地主是好人”。

  其实农民之所以不愿起来斗争地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怕变天”。因为国共两党此时已经兵戎相见,究竟鹿死谁手还很难说。若农民们起来斗争了地主,将来若国民党秋后算起账来,他们肯定要倒霉。例如在河北十里店村,当工作队动员贫农们团结起来斗争地主时,农民们心存疑虑,说:“只要你们不走,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但只要你们一离开,我们就又没有主心骨了。”有的人还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俺知道你们这些工作队哪天走”,“你走了,俺抗不了”,即担心地主将来反攻倒算。所以,打消农民的顾虑,才能让他们大胆地“斗地主”。


  地主被打倒之际,也是农民“翻身”之时

  算账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巩固成果,消除农民心中可能存在的负罪感。因为斗争汉奸、恶霸,对于他们而言容易理解,但是要让他们心安理得地接受本属于地主的财产,却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正如前面所说,在不少地方地主与雇农的关系并非有如冰炭同炉,相反,有的地主还与雇农之间关系颇为融洽。因此,通过给农民算账,在干部的精心引导下,让他们弄清楚地主对他们这些年来的剥削总量。

  斗地主后,他们家中的物品几乎被没收殆尽,物质生活更是陷入困境,而且在乡邻眼中的地位陡降,不仅不再被人尊敬,反而成了人人都可以唾骂嘲笑的对象。例如在陕西西乡,土改后,原来农民敬重的“张先生”“李老爷”等人物,现已变成农民口中的“张地主”“李恶霸”。而在陕西凤县,土改还没彻底结束,群众就普遍对地主另眼相待了,纷纷表示“过去地主来坐在咱们屋里,还得好茶水招待,现在咱不理他了”。

  有的地主在土改中亲眼见了民兵们对罪孽深重、顽固不化恶霸地主的捆绑吊打,心生畏惧,一见民兵就吓得打颤。这种变化不能不令地主们感叹:“世道真是变了。”


  随同乡绅消失的还有什么

  如果仅仅是财富的不公平转移,倒也罢了。问题在于:新旧地主两重天,导致了中国乡村文化的破产,这才是要命的。几千年来,中国总有一些野心家打着奉天为民旗号,争夺天下,导致战乱,民不聊生。但是,中国几千年能够顺利延续,其中,乡绅文化是个重要原因。无论怎么战乱,以乡绅为主体的那部分当时的精英,他们始终勉力维持着各自所在地区的生态。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文化,基本以乡村文化为主题;乡村文化基本以乡绅文化为先进文化的代表。

  中国乡村作为氏族血缘社会,其是伦理秩序,而非规则秩序,道德重于法律,屈死不告状,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自古官不下县,村无政权无制度无司法,而是氏族式自治,就事论事,约定俗成,族长也是推选。乡绅是官政和乡村的桥板,其代表乡村连接政府;作为自治社会,他们类似长老,在乡村有领导作用,但限于宗族和伦理范围之内,而非政权;因为没有权力的强制,因此也就不能说是统治;乡绅更重要的意义是代表儒家伦理秩序和文化,使之落到乡村,这也就是他们的教化功能。

  当乡绅文化被彻底批倒批臭以后,中国的文化就彻底被官府垄断了,中国的政治生态与文化生态终于堕落到了一个表面最强大、实际最脆弱的境地。新地主既然是与权力勾结所致,那么,缺乏文化底蕴的他们,仅仅是一群暴发户,他们对乡村生态非但没有任何有益的建设,反倒是无尽的破坏与摧残。


  乡绅文化的终结加剧了官民对立

  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箢箕……”——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

  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他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土改”后不久,农村又开始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饿死3500多万农民。

  官民关系丧失了起码的缓冲

  中国这个国度,自秦汉大一统,建立官僚型帝国以来,朝廷用来平衡官民关系的法宝有三:一是强调官员的自律;二是朝廷对于官员的监管,因此特别设置了别的国家所没有的监察系统,官小权大,替皇帝盯紧了官员;三是逐渐形成了半官半民的乡绅阶层,通过这个阶层的制约,抗衡官权的无限扩张。

  社会基本的矛盾,依然是官民矛盾,官员还是整个社会运行的主宰者。一个地方,得一优秀官员,则兴;赶上一糟糕的官员,则败。什么事情,负责官员一言九鼎,民众没有声音。但是,另一方面,跟传统社会不一样,社会上的精英,跟民众基本脱节,不仅乡村不存在过去那种跟民众关系密切的乡绅,连城市里的精英也跟民众关系淡漠。相反,他们中的多数,倒是跟官员关系更加紧密,有事没事,都自觉地站在官的一边,甚至不惜睁着眼睛说瞎话,以专家身份,帮官员圆谎。这样的结果,是使官民关系丧失了起码的缓冲,对立迅速加剧。


  结语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了两百多万地主。那么,人们要问:每一位被杀的地主,都是坏 人吗?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吗?对于“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国内外早有看法,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合著的《中国乡村,社会 主义国家》中说:“土改中的残酷行为破坏了农村的团结,在这种恐慌的背景下,报复心极强的人在地方政治中当上了领导。传统文化中的丑陋部分强化了教条主义 不合理政策中的残酷性。”

  郭雪莹/编辑整理,雅虎文化 2013-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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